“普遍”的障眼法

法国大革命赋予妇女的权利是有限制的，而且不是一点半点的限制！别的不提，选举权就没让出来：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选票和火枪互为表里；公民权的勋章，一面是投票选举，另一面是加入国民自卫军。妇女们没有获得选举权，因为军队还彻彻底底是男人的天下。

每一场革命都会以某种方式催生一个公共场域，这个场域会因为频繁的起义和暴动而骚动不安。然而当风波过去，生机勃勃的状态会持续下去，因为在这个公共场域内，已经发起的讨论仍会继续，对话语权和发声空间的争夺也不会停止。身处这个场域的民众数量惊人，覆盖社会的每一个层级。于是，在讨论不断发酵的同时，一种结构也在悄然确立——换言之，国家和制度一起诞生了。妇女参与了导致法国大革命的那些起义，也得以在场于随之出现的公共场域，投入大量的心血（只要她们有权利有机会），可最后的权力结构却与她们保持着冷漠的距离。权力运作的场所将她们排除在外，从地方到国家的每一级革命议会都大门紧闭：女性不仅无权入场，而且连选择哪些男人可以在会上代表她们的权利都没有。

诚然，在少数几个革命家看来，对女性的驱逐不过是暂时的。一旦妇女的教育得到发展，限制自然会消失。西耶斯 神父持的就是这种观点。当然，不是没有破例过：1793年有关公共财产分配的议会表决和1793年6月24日《雅各宾宪法》的全民公决，都曾准许妇女参与投票，只不过要等到男性投完才能投。

其他的男性革命者则可以分成两种：一拨人相信女性天生“低人一等”，因而不适合参与投票，更不适合成为候选人；另一拨则坚信，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为了大家和小家的幸福，妇女们还是不要抛头露面为妙。在他们看来，女人就不该拥有选举权。

1793年妇女深度参与埃贝尔派 之后，对女性的排挤变本加厉。为了粉碎忿激派 对更加激进的社会政策的呼吁，当时由山岳派 主导的国民公会向女性埃贝尔派党人开火，1793年10月剥夺了一项本已承认给女性的权利——结社权。一夕之间，法国女人，不管是不是埃贝尔派的，都不能自由结社了。督政府 时期，起因同样是政治斗争（这回打击的对象是山岳派），在共和三年的芽月和牧月，即1795年4月和5月的几场（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动乱之后，女性又失去了旁听国民议会的权利，在街上超过五人的集会也不再被准许。那段时间，报纸上的厌女言论泛滥成灾。想要从政的女人被描绘成歇斯底里的嗜血悍妇、被女性特有的愤怒所吞噬的残暴女妖，是糟糕的母亲、不合格的妻子、道德败坏的坏女人。

面对这步步紧逼，妇女们当然做过抗争。今天看来，她们似乎最应该集中争取选举权，多做些1791年奥兰普·德古热《女权宣言》之类的努力。然而，仔细看看当年的请愿书和小册子，我们会发现，法国大革命中妇女的头号抗议对象居然是针对女性携带武器的禁令，申请持枪（以守护法国大革命）的请愿比要求选举权的要多得多。要理解这种现象，我们需要明白，武装卫国远不只是爱国举动，更是对公民权的深刻诉求，对与男人平起平坐的深刻诉求。那时，与投票选举相比，携带和使用武器是一种更加强烈的公民身份体认，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战火越发凸显了自卫的必要性之后。

可女性越是抗议，父权制下的男性特权就将壁垒砌得越高，斟酌词句，炮制反对女权主义的论调。这一可悲的“遗产”，几个世纪之后仍在流传。

法国大革命的确意义非凡：第一次，有人对性别关系提出疑问；第一次，有人公开讨论妇女的地位。尽管这一切都随着女性被架空而结束，但我们不应忘记，这些问题一度被提上议程。光是这一点，已经相当不可思议了！大革命见证了妇女先辈们非凡的勇略，也是她们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