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救国先行者的早期探索

面对西方列强的铁蹄，坚毅而顽强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他们一次次提出不同的救国方案，并用自己的鲜血加以践行，为漫长的复兴之路树立起一座座丰碑。这些努力虽然最终都一一失败了，但他们反抗侵略、奋发图强的风骨与勇于探索、不惧失败的复兴精神都将浩然长存。

一、“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鸦片战争失败后，大清朝弊病丛生，积重难返。官场腐败触目惊心，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涌入的鸦片、外国商品和赔款使中国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恶化。各地抗租抗粮风潮不断，尤以广西为最。当时，广西全省形势“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终至一发而不可收了。

1851年年初，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地点是广西金田。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从西南边陲到东南沿海，太平军席卷6省，从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一直打到江苏。这次起义有着坚强的组织、严明的纪律，很快便显示出强大的生机。

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初发动者和最高领导者洪秀全，本来梦想着有一天能通过科举考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却屡试屡败。1843年又一次落榜后，他愤然发誓：“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谁也没有料到，他日后果真成为挖起清朝第一锨墓土的人。

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改称天京，并将其定为首都。没过多久，太平天国制定了体现其社会经济政策基本构想的系统、翔实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

这是农民阶级勾勒出的新制度蓝图，是对近代国家出路的可贵探索。这幅蓝图以宗教语言提出了否认一切私有财产权、废除一切私有制的总原则，“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根据这个思想，形成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全部土地平均分配给天下人耕种的土地制度总方针。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土地分配制度，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表达了2000年来中国农民反对封建剥削、要求土地平分的迫切心愿，但是它所设计的平分土地的办法以及“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生活组织制度，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空想，不可能实现。事实也是如此，《天朝田亩制度》公布之后，未能付诸实施。

太平天国定鼎南京后，又拿下镇江、扬州，大清帝国的东南一隅换了新主人。新政权还先后进行了西征、北伐，并攻破了清政府围攻南京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对于清政府来说，太平天国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不仅赖以维持生命的江南漕运瘫痪，连天津都险陷敌手。

此时在位的是咸丰皇帝。面对八旗和绿营正规军的溃败，他想到了一种拯救危机的方法。1853年年初，他下令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正是咸丰皇帝的这道谕旨成就了曾国藩此后数十年的功业。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世代农家，长咸丰皇帝20岁，长洪秀全3岁。他6岁上学，读“四书五经”。与洪秀全科场失意相反，曾国藩23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入翰林院。36岁那年，又被破格提拔为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连升四级。

开始时，团练这种民兵式的半军事组织没什么效用，但曾国藩使湖南的团练气象全新。他完全依照自己的设计，不受干扰地编练出一支迥异于清朝各类武装力量的新军——湘军。

这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清朝先前镇压太平天国时，还从未派出过如此军容整齐的部队。曾国藩以他坚毅的性格，逐一克服来自清朝内部的种种困难，其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即将倾颓的大清帝国。湘军的崛起，使得太平军很快发现：一个难以对付的新的敌人出现了。

前方将士在浴血苦战的时候，洪秀全正在金碧辉煌的天王府中安享着太平富贵。天王尚且如此，不少官员更是大兴土木，争相攀比。连太平天国的对手都感叹：“千村万落尽焦土，宫中尚挂珠灯红。”昔日团结如一人的领导群体，开始了权势和地位的争夺。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在这场事变中被先后诛杀，数万名精英将士死于非命。事变发生后不久，翼王石达开率大批精锐部队出走，最终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

经历了天京事变的太平天国，开始从极盛的巅峰滑落，后虽在陈玉成、李秀成等年轻将领的努力下，在不少战役中取得胜利，却也不能挽回败亡的结局。

而湘军经过战争的磨练进一步壮大。除了湘军以外，外国侵略势力也在渐渐向清政府靠拢。太平天国绝不承认不平等条约的态度和禁止贩卖鸦片的政策让外国列强意识到，要保持获得条约中的特权，就必须保证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外国侵略者开始和清政府合作，几方力量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1861年9月5日，湘军用地道火药炸毁安庆西北门，攻入城内。安庆陷落，太平天国西线战场开始崩溃。

从1862年开始，外国侵略者组织洋枪队在上海、苏州等地协助清军向太平军进攻，太平天国的东部战线几乎全被瓦解。

1864年3月，清军攻陷杭州，围困天京。6月1日，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天王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太平军城垣被湘军炸塌，湘军涌入城内。李秀成被俘。曾国藩事后向清政府报告：“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

李秀成在被杀前悲愤地写道：“天王失国丧邦，实其自惹而亡！”领导集团在太平天国运动还没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就骄奢攀比，内讧不断，蜕变成又一个腐败的封建王朝，这就注定了太平天国覆灭的悲剧。

然而，这场运动毕竟“带有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的性质和民主主义的性质”。奋起救亡的反抗精神和空想的《天朝田亩制度》，为后人回望这场悲壮历史留下了一缕余音。

秦淮流水淙淙，台城柳色依旧。农民起义拯救中国的道路失败，而贵族地主“自强”“求富”的努力已经开始。

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林则徐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是虎门销烟的领导者，更因为他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早在鸦片战争前，因为防备英国侵略的需要，林则徐就已经主动着手去认识和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不少引起国人注目的书籍被编译出来，如《滑达尔各国律例》《四洲志》等。

继林则徐之后，魏源、徐继畬都著书介绍世界，希望唤醒国人、挽救危局。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徐继畬则著述《瀛环志略》，在专制主义的封建中国点燃了幽微的民主烛光。

然而，许多顽固的封建士大夫仍然无法接受书中对“夷狄”的赞美，魏源等人的观点不仅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甚至遭到了抵制。再加上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被革职查办，魏源为了全心著书毅然辞职，没有重权的他们不可能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

19世纪60年代初，清王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与英法媾和，同时利用外国侵略势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更清楚地看到了洋枪洋炮的力量。在奕䜣、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的努力下，一场以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以挽救统治危机、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开展起来。

1865年，东亚最大的兵工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在李鸿章的筹办下成立，创办不久，就仿制出了大量的英、德枪炮弹药，1891年更是为中国首次炼出钢铁。

1866年，远东第一大船厂——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的一手操办下成立。福州船政局同时设有船政学堂，不仅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而且还培养了大量海军军事人才。

1867年，崇厚在天津建立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的天津机器局。1880年，该机器局建造了中国第一艘潜水艇。

此外，比较有名的还有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从1860年到1890年的30年间，洋务派在中国创立了20多个军工局、厂。这些近代军用工业在“自强”“御辱”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法、甲午等战争中的舰炮弹药，大多来源于洋务运动中兴办的军用企业。

由于这些军事工业都是国家投资，生产不计成本，导致耗费日益增大。军事工业中遇到了资金短缺、工业原料不足的问题。洋务派开始创办以“求富”为目的的近代民用工业。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共创办了民用企业20余个，重点集中在矿业、纺织、交通等领域，包括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分洋商之利”的效果。

“自强以练兵为要”，在工业近代化的同时，洋务派也在着手建立新式军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军队纷纷改用西式武器，并由外国军人担任教练。淮军和湘军也大面积配备了洋枪。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还关注到了“海防”问题，开始筹建海军，在接下来的30年间，分别建成了福建、南洋、北洋水师。军舰总数达到90多艘。

洋务运动同时带动了教育的近代化，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重要人才。洋务派先后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培养翻译、电报、铁路、矿务、西医、军官等多种类型的人才。清政府还多次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遍及美、英、法、德等国，这些留学生为中国近代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毫无疑问，洋务运动的成就是显著的。正是这场运动，使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几步。

应该说，奕䜣、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官员在洋务问题上已经采取了很多在当时看来具有创建性的举措，可最终还是失败了。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让我们来看看封建统治者们为中国设计的改革之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主要指三纲五常这样的儒家道统，是中国文化的“本”和“体”，它是不能改变的。“西学”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包括民主政治体制。然而，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腐朽落后的封建君主专制，没有先进政治制度的保障，所谓的“外国利器”只是徒有其表。

维新派思想家严复等人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中体西用”就是“牛蹄马用”，是不能够真正实现的。英国学者蒂姆·莱特也认为：“仅仅要采取西方的实用技术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些技术都根植于特殊的思想观念、社会和经济结构，而这些都是中国没有的，也是真正做到‘西学为用’所必需要具备的。”

洋务派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不可能去否定封建制度本身，他们坚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但他们又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和中国的落后，希望用近代工业技术来维护以封建伦理纲常为本的统治。他们没有看到的是，新的生产力不可能同旧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相容，资本主义的工业和技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得到发展。这种内在的矛盾性是造成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历史的机遇总是稍纵即逝。在对封建制度的维护中，洋务派没能阻止社会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究竟在何方？

三、“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甲午战败，创巨痛深；洋务运动，难救中华。人们在悲痛中思索，在思索中觉醒。他们从危局中看到了清朝的积弱和国力的衰微，从而认识到要救亡必先改革旧制。康有为和他的维新派就是在这样的时局中登上了清末的政治舞台。

1891年至1894年，康有为在广东、广西讲学，培养了一批维新运动骨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梁启超。在弟子们的协助下，康有为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利用孔教的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康有为的理论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震荡，被称为“火山大喷火”。一些开明士大夫逐渐相信维新变法会有益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开始暗中支持康有为，其中包括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

1895年，强学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成立的一个具有近代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康有为在湖南、广东、江苏、北京、上海等多地演讲，推动变法进程。

1897年，德国率先发难，要求租借胶州湾；俄国不甘落后，派兵占领了旅顺、大连；法国趁火打劫，强占广州湾；英国则抢占山东威海，还强行租借九龙新界……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引起了各个阶层的高度关注。康有为第五次给光绪皇帝上书，警示改革势在必行。在帝师翁同龢的推荐下，光绪皇帝命令大臣在总理衙门接见了康有为。

面对大臣们的各种质疑，康有为侃侃而谈，将变法理论阐释得淋漓尽致。从零星记录的史料中，我们可以还原当时的一部分对话：

慈禧亲信荣禄：“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兵部尚书廖守恒：“如何变法？”

康有为：“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

康有为：“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已有的政治制度，提出了各方面仿效西方制度进行变法的要求。他们倡导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认为日本维新，效仿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模仿。这就冲破了“中体西用”的樊篱，为维新派用先进政治体制改革封建制度，开展变法运动扫除了思想障碍。

事实上，光绪皇帝早已痛感国事艰难，在慈禧的默认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向中外宣布了清政府维新变法的决心。6月16日，光绪亲自召见了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赋以专折奏事的特权。

维新派设计的变法蓝图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大大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先进文化科学的传播。它给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参政议政的机会，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官僚制度，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然而，这些诏令中，并没有提到维新派梦寐以求的“君主立宪”，也就是说，维新变法并没有触动清朝的统治基础。

维新派推行不彻底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顾忌守旧势力。维新变法运动最主要的权力依靠是光绪皇帝，但真正掌权的，是经验丰富、政治手段强硬的慈禧太后。而康有为等人，只能算作理想主义者或者思想家。他们没有实际斗争经验，急于求成，缺乏策略，只是天真地相信，在皇帝的支持下一切困难都会克服。这几乎注定了变法的悲剧性。

1898年9月13日，光绪皇帝提出开懋勤殿、设顾问官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另设一个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决策机构。再加上大量变革传统程序的其他措施，慈禧终于忍无可忍。经过周密谋划，1898年9月21日，守旧势力发动政变，慈禧以“训政”的名义，重新“垂帘听政”，光绪皇帝则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搜捕维新人士的命令也被签发。

康有为在事变的前一天已经从大沽乘船赴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公使馆的帮助下逃往日本。本来谭嗣同也可以出逃，但他拒绝了日本使馆的保护，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安静地等待着清政府搜捕士兵的到来，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一起，在菜市口慨然赴死。刽子手举刀的时候，监狱的墙壁上还留着谭嗣同最后的笔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不再埋首于经学考古，重新拾起了关注现实、救国为民的风骨。

从《明定国是诏》到“垂帘听政”，新政仅仅进行了103天就戛然而止。空有报国之志而无推行方法的维新运动，如昙花一现，很快归于失败。

维新变法的失败证明，企图依靠清政府自身进行从上而下进步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前途命运在于彻底推翻清王朝。这样的事业无法通过和平的变革实现。

就义前，谭嗣同在绝命书中字字铿锵地写下：“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他的确用自己的鲜血唤醒了国人。接下来，一个叫孙中山的人将带领一群有识之士，实现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四、“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

1894年年初，在广州的康有为接到友人转达的信息，一位姓孙的医生想与他结交。康有为并未上心，表示：“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这位孙姓医生认为康有为“妄自尊大”，“卒不往见”。

同年6月，这位医生来到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他自称是一个游历海外的人，“尤留心于富国强兵之道”。结果却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屡屡碰壁并没有挫伤这位医生救国的积极性，反而坚定了他推翻清政府的信念。这年秋天，他辗转来到美国檀香山，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开始了武装救国的历程。他就是中国封建帝制的终结者——孙中山。

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战败。目睹了国家走向衰亡的孙中山“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他怀着“上医医国”的信念，一边学习医术治病救人，一边探索中国革命发展之路。由此，便有了拜见康有为、上书李鸿章的两幕。

经过孙中山的不懈努力，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民族民主革命纲领，核心内容是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发刊词中，孙中山把他全部的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他满怀信心地写道，只要实行这三大主义，就可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使国家臻于独立富强之境。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是一个与以往不同并被众多人接受的新理想和目标，燃起人们新的希望。

同盟会成立后，分散的革命力量有了统一的指导，革命的进程大大加快。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虽然各次起义都因为武装力量薄弱、缺乏群众基础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的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极大的打击，并鼓舞了更多人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1911年夏，全国各地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四川、湖北、湖南等省爆发了“保路运动”，反对清政府把铁路权利卖给外国列强。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是四川省。1911年9月，四川保路同志军发动起义，围攻成都。清政府慌忙“救火”，将部分湖北新军调入四川，镇压“保路运动”。

新军被调入川，大大减弱了武汉的防御力量。仅剩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团体进而倾向革命的士兵又占了三分之一以上。这就给革命党人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革命的风潮已经酝酿成熟，就等这一声惊雷！

10月10日，驻扎在武昌城内的新军工程八营发生了一起士兵哗变事件。排长陶启胜发现士兵金兆龙臂缠白巾，手持步枪，似有枕戈待旦之势，心生警觉，怀疑金兆龙意图谋反，便上前缴枪，两人揪斗起来。金兆龙大呼：“同志动手！”士兵程定国赶来相助，一枪打伤陶启胜，这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枪响之后，该营革命党人总代表熊秉坤当机立断，高声宣布起义。革命士兵迅速行动起来，占领了军械库，缴获了大量武器。武昌城外的革命党人也纷纷加入到起义队伍中。经过一夜的浴血奋战，到10月11日上午，占领武昌全城，起义成功。到12日，汉阳、汉口也被拿下，武汉三镇全部光复。

武昌起义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辛亥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各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起了革命的烈火。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和上海及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清朝地方当局已无斗志，几乎是不战而屈。

1912年1月1日，这注定是要被载入中国史册的一天。这一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民一律平等”。刚从海外匆匆赶回的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莅位典礼上，各省代表及文武官员齐聚一堂。听着众人的欢呼声和嘹亮的军乐声，孙中山感慨地说：“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短短的22个字，饱含了多少艰难与辛酸，凝聚了多少牺牲与鲜血。这一路太不容易，在场的革命人士无不动容。

尽管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尽管清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但毕竟还存在着。如何使清帝退位，实现国家统一，是南京临时政府绕不过的问题。

从1911年12月起，南北双方开始议和。北方和谈代表、掌握清政府全部的军政大权的袁世凯，不仅是个富有政治经验和权谋的野心家，而且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而南方的革命党人正面临着“有党无枪”、财政匮乏等重重困难，处境日益孤立。最终，孙中山被迫妥协退让，南北双方达成协议：袁世凯赞成共和，逼迫清帝退位，作为回报，革命党人让出大总统职位。

1912年2月12日，6岁的溥仪在养心殿举行了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礼。随后下发诏书，宣布退位，实行共和。清王朝在中国260多年的统治画上了句号。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成果，就这样落到了北洋军阀的手中。取得全国最高统治权以后，袁世凯立刻暴露出专制独裁的本性，在他的手里，共和国名存实亡。

在此之后，中国又进入到另一个充满暴力和混乱的军阀统治时期，在遭遇外来列强侵略的同时，也在经历着连绵不断的国内战争。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仍以其巨大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这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腐朽统治长期积郁的愤怒的大爆发，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道路上的里程碑。它不仅推翻了清政府，扫除了民族进步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国家。

更为可贵的是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的思想解放。辛亥革命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此后，无论是谁，“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一旦从思想上摆脱了数千年来的“封建君权”，还有什么样的沉重传统可以束缚得住不断前进的大潮呢？

中华复兴之路道阻且长，推翻封建帝制只能算作一个开始。谁能上下求索出前行的方向？

一位叫陈独秀的知识分子提出，有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就是在波澜壮阔的20世纪前半叶享誉中国的“德先生”（“Democracy”，即“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即“科学”）。正是在对它们的不懈追寻中，中国人开始在黑暗的乱局中闯出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