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空前的思想大解放

辛亥革命后，面对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旧文化，中国的先进分子们又开始了新的深刻思考：如何冲破古老中国的思想樊篱，追赶世界先进潮流，走向现代化。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

一、“德先生”与“赛先生”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热切期盼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广大民众带来预期的成功。国家积贫积弱的残酷现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们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他们不禁在问：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华民族一次次地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作出了如此多的流血与牺牲，为什么换得的却不是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而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荒唐画面？这个问题困扰着他们，也使他们原来的种种幻想渐渐破灭了。多年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十分有代表性地谈到了这一情景。他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家国破碎的痛苦经历，深深地触发了那个时代中国的一代精英们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普遍担忧。既然“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既然旧的道路已为现实证明走不通了，那么他们就继续在黑暗中求索出一条正确的民族复兴之路。在这种无声力量的推动和呼唤之下，一场更加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而作为这场大风暴的预兆和前奏，一场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却先期来到了古老的中国大地上。

1915年9月，早年曾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斗争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不同于以往，这份杂志不仅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大力宣扬民主与科学，还冒天下大不韪地公开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并且提出了否定儒家学说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该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并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进攻。他号召国人应该建设一个青年中国，并提出这个中国应当具有六个特点，即：自主而非奴隶的、进步而非保守的、进取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以此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开始在中国发端。

一年后，该杂志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正式改名为《新青年》，后又迁往北京。此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汇聚在它的周围，并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发起了猛烈冲击，《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他们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尤其是对帝制对共和反扑的反思，掀起了一场“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从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开始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他们还大力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并且积极宣传西方的进步文化。以后，陈独秀、李大钊等又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陈独秀等一大批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政治革命可以解决的，并认为以往中国的先觉者们所进行的救国斗争之所以屡屡失败，根源在于国民对于国家危亡“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这是“亡国灭种之病根”。他们由此认定，要想在中国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们提出：要想“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以此，他们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并号召国人“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到思想的解放，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就这样，思想革命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德先生”的对立面是专制，“赛先生”的对立面则是愚昧和迷信。“德先生”与“赛先生”所反对的，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糟粕。因此，“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提出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不仅成为此后十余年间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更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一面崭新旗帜和重要的精神遗产。

二、五四风暴的袭来

从1914年到1918年，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全人类面对的一场空前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派出20万华工参战的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中国人理所当然地为这一胜利而欢欣鼓舞。除了庆幸世界和平之外，中国人还冀望能通过战胜国的身份改变自己以往在国际舞台上备受欺凌的屈辱局面。与此相呼应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公理战胜强权”一时之间也成为世界范围尤其是西方列强的一个流行口号。这个流行口号，无疑深深地吸引着正苦苦求索民族振兴之路的中国人。

从1919年1月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此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战后世界蓝图的“十四项原则”。“十四项原则”的核心要点是：要想世界永久和平，必须有一个新秩序；不应该用老一套的外交方式来解决战争问题；应该废除秘密外交；应该通过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来创立新秩序；等等。这些十分漂亮的言辞，使世界范围的众多国家均对此次和会能切实实现“公理战胜强权”产生了热切的希望。

也正是在这种热切的希望中，为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中国派出了由外交总长陆徵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及王正廷等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和会。由于国内对此次和会抱有很大希望，因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揭幕之际即提出了七项“希望条件”：（1）废弃势力范围；（2）撤退外国军队、巡警；（3）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4）撤销领事裁判权；（5）归还租借地；（6）归还租界；（7）关税自主权。在这其中，关于“归还租借地”的要求最受国内关注。此外，中国政府还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权利的陈述书。

然而，事与愿违，有20多个国家、1000多名代表参加的，希望通过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的此次和会，却成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五个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划分世界格局的会议。按照会议规定，会议一切重大问题都由美、英、法、意四国首脑和外交部长以及日本两个特别代表组成的“十人会议”闭门议定，决定后再没有商量的余地。3月中旬，中国代表团将反映中国迫切要求的7份备忘录送交给“十人会议”。但是，中国的这些正当要求，却都遭到了无理拒绝。关于“归还租借地”一事，巴黎和会议长、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复中国代表团函称：“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高会议，充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在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又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权益应该直接归还中国。但日本代表却蛮横无理地提出，在大战期间由德国强占的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特殊权益，应该无条件让与日本。

4月22日，美、英、法三国首脑约见中国代表团，由威尔逊向中国代表团公布了“十人会议”对于上述问题所决定的方案。方案提出：“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给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4月29日至30日，美、英、法三国在议定巴黎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时，又完全接受日本的提议。这样，这一明显对中国不公平的“既成事实”又被明文确定了下来。

面对这一结局，中国代表团竭力争辩，强烈要求由德国直接向中国归还夺去的权益，并对和会的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但是，弱国无外交。中国的争辩毫无结果，会议依然把“十人会议”的方案列入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同时拒绝取消“二十一条”。这就意味着，通过此次和会，日本已经成功获得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殊权益。

外交失败的沉痛消息，很快便传回国内。中国人不仅没有看到巴黎和会上“公理战胜强权”的奇迹，且再一次领受了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秘密外交”宰割弱势国家的屈辱。这个消息一经传回国内，便迅速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此后，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如狂飙一般席卷中国大地。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1000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代表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举行集会，通报巴黎和会的情况。会场上群情激愤。一个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其余与会者也群情汹涌，个个声泪俱下。大会当场通过决议：（1）联合各界一致力争；（2）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3）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4）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不顾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及警察的阻拦，齐集天安门，并大声疾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爱国口号。就这样，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学生们强烈要求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京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为此，他们前往日本驻华使馆抗议。由于中途被警察阻拦两个小时仍无法通过，激愤之下，学生们转奔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学生们冲入曹宅，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放火焚烧了曹宅。这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火烧赵家楼”之后，北洋军阀政府出动了大批军警对学生进行弹压，学生被捕者达32人。北洋军阀政府的这些举动，更加激化了这场来势凶猛的“大风暴”的爆发。第二天，北京各大中专学校学生宣布实行罢课，并通电各方请求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而且学生们开始在斗争中迅速联合起来。他们不仅广泛组织各种讲演团，踊跃走上街头向群众讲演，并发动了一系列抵制日货、提倡购买国货的行动，还推选出代表赶赴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呼吁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开始得到越来越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社会影响也更加扩大。

6月5日，为声援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上海市的工人们由日货棉纱厂工人带头，开始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这意味着，中国工人开始以新的独立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上海产业工人的带动下，上海市出现了大规模的工厂罢工和商店罢市，其规模和声势甚至超过了北京。上海的工人运动迅速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了罢市。斗争如燎原之火持续蔓延，很快便扩展到了全国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就这样，五四爱国运动开始逐渐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一步步地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的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它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是一场以救亡和爱国为动因、以思想解放为前提、以民主和科学为灵魂、以唤醒和结合民众为途径的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它像从天降落的狂飙一样，既给人们带来从未有过的思想大解放，又使千百万人热血沸腾、殚精竭虑地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奔走呼号。它的爆发，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爆发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它迅速激起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浓厚兴趣和热烈向往。此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迅速而广泛地传播。

在这一过程中，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李大钊发挥了主要作用。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他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正确地区分了法国大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本质不同，并且十分大胆地指出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同年11月，他又接连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还强调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并且满怀信心地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且做了大量工作。1919年，李大钊分两次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除李大钊外，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也开始逐渐否定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1920年9月，他发表了《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要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这表明，陈独秀也已经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积极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北京和上海两个宣传中心。在北京，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北京大学的一批青年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成员大多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在上海，五四运动后来到这里的陈独秀也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他的领导下，上海也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和上海这两个中心，一北一南，开始分别向各地迅速辐射，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潮的背景下，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无数风云变幻之后的董必武，开始认真地阅读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和思考中国的问题，也开始谈论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在此前后，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开始如饥似渴地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并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时，身在法国、正“猛译猛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蔡和森也致信毛泽东，表明了自己对信仰的最终选择。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

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在思想上殊途同归的选择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深入研究、深思熟虑后共同作出的历史性抉择，这是一个完全基于对国家、对民族责任的选择。他们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希望以此来拯救中国，以此来实现民族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