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五四运动后，中国一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们，勇敢地承担起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大历史使命。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许多先进分子开始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聚集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继续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正确道路。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议事日程。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陈独秀和李大钊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五四运动的主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以及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与此相呼应，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动团体与政党》的文章，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也就是在此前后，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在李大钊的护送下，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至上海。在途中，陈独秀与李大钊交换了在中国建党的意见。

到达上海之后，为了适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形势需要，陈独秀开始将关注的主要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了工农大众，将对先进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而言，这是一个重大转折。这意味着，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以俄为师”，并通过切实的行动，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筹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他们先是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去把他们组织起来。“到工人中去”，便是他们的响亮口号。

1920年4月，陈独秀参加了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在这次著名的演说中，他不仅热情地向工人们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道理，号召他们团结起来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他还指出，中国的劳动运动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之后，陈独秀还发表了《真的工人团体》等多篇文章，对工人运动进行了十分广泛的宣传和鼓动。此外，他还约请北京大学进步学生和各地的革命青年，深入到厂矿企业进行调查，深入了解工人的实际状况，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先后写出了一批关于工人状况和工厂企业的调查报告，为建党积极准备。

在此基础上，这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新青年》《星期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刊物，都刊发了《劳动节纪念号》。《劳动节纪念号》的编辑发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全国各地的工人状况，较为深入地介绍全国的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情况。此后，陈独秀又通过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继续广泛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他们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

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筹备建党的时候，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18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在北京和上海，通过同李大钊、陈独秀深入会谈，维经斯基等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

此后，在他们的帮助下，陈独秀以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的步伐。他多次召集研究会成员开会，商讨建党各种具体问题。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开会最终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他们还起草了党纲草案，党纲草案共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意见后最终决定叫共产党。此后，在陈独秀主持下，又经过酝酿和准备，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和联络中心，在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和筹划下成立的。李大钊与陈独秀通信相商，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进程，并同时在北方和南方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后来人们所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形象地说明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所起到的倡导、推动和组织领导作用。

早在1920年1月，在李大钊的号召和组织下，北京一些先进分子为了了解工人群众疾苦，唤起工人的觉悟，积聚工人阶级的力量，曾深入到工人居住区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和思想状况。同年3月，李大钊又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它的成员大多是五四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李大钊创办这个研究会的目的，是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让青年学生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研究会成员发起并组织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作。他们深入农村、工厂，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嗣后，在工人、学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同时，李大钊等人还积极联络北京、天津等地的先进分子，努力促成进步团体的联合。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北京的早期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党小组成员最初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北京党组织的成员，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南陈”和“北李”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二、党的八个早期组织

上海和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建党活动的开展。此后，党的早期组织在各地相继建立。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领导下成立的。五四运动后，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张国恩与陈潭秋等人在武汉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他们以此为基础，除了深入工厂，接近工人群众，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还通过举办工人夜校、举办识字班等方式，吸引工人群众参加，以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1920年夏，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参与组织创建的李汉俊即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后来又亲自赶到武汉，与董必武等商议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与此同时，曾在广东从事社会主义宣传工作的刘伯垂也由广州回到武汉，途经上海时，受陈独秀委派到武汉来组建党组织。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年的8月，在武昌董必武的寓所，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武汉党的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并推选包惠僧任书记。

长沙党的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等人的筹划下创立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深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就认识了陈独秀。1920年夏，在酝酿筹备建党期间，他又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和陈独秀有了更为直接的接触和联系。而且，这两个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情况和共产主义分子的活动情况，也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1920年7月，他回到长沙后，即从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先后成立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与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及新民学会的其他中坚分子积极讨论建党问题。在他们的通信中，蔡和森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共产党。对蔡和森的这一主张，毛泽东十分赞同。他在回信中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经过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1920年冬，长沙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相较于其他地方，建党过程更为曲折。1920年7月，在北京参加过五四运动并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回到广州。遵照陈独秀的意见，他们于同年8月开始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在工人中开展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影响很大，一些认同社会主义的青年纷纷要求加入青年团。尽管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曾一度合作宣传过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毕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而在改造社会的实际工作中往往难以达成共识，思想分歧也越来越大。

促使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由矛盾冲突走向彻底决裂的，还是陈独秀。同年12月，陈独秀到广州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到达广州之后，陈独秀即约见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商谈在广州建党事宜。就在陈独秀到达广州的三个月前，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也来到广州，准备建立共产党组织。他们到广州后即与区声白等取得联系，并于同年年底开始正式组织建党活动。参加这个组织的共有9人，除两个俄国人外，其余7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分歧，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拒绝参加这个组织。而且，当陈独秀把自己起草的党纲拿到上述组织进行讨论时，党纲中有些条文遭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激烈反对。

在此局面下，陈独秀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他通过演讲或撰文的方式，一方面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猛烈批判无政府主义，最终使社会主义者从思想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这样，在陈独秀的领导和主持下，1921年春，广州“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广州党的早期组织先后由陈独秀、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

济南党的早期组织，是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于1921年春建立起来的。早在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便在济南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个组织曾被反动政府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予以取缔。此后，它又半公开地活动了一段时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会员们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分歧。他们中的一些先进分子，成为济南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成员。

这样，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6个城市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与此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起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党的一大前各地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这些早期组织的相继建立，使共产党组织在全国形成了北起北京、南至广州、上海居中的发展态势，从而为党的一大的召开，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三、从望志路106号到嘉兴南湖

经过一系列努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第2卷第2号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说：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共产主义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同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张太雷在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中这样记载此次会议：此次会议制定的“临时性的纲领”，确定了共产主义组织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共产主义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业公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军队和工会的态度。这次代表会议，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一次预备会议，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党的一大成功召开做了重要准备。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此次会议的召开，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会场陈设简朴，但气氛庄重。出席者共1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列席了会议。

党的一大召开期间，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大教授外，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能出席此次会议。

在党的一大上，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情况，说明了会议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会议应当具体讨论和解决的诸如制定党纲和实际工作计划等各种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会议上致辞，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还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7月24日，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并交流了经验。7月25日至26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7月27日至29日，大会继续进行，连续3天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7月30日晚，正当举行第六次会议时，一个法租界的侦探突然闯进了会场。他环视了一周后说：“我找错了地方。”之后，便匆匆离开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了党的一大会场，结果一无所获。

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在这种突发情况下，当晚，代表们便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她是浙江桐乡人）的提议下，会议代表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按照这一决定，代表们开始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7月31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陈公博和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参加南湖会议。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党的一大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暗的中国大地上点燃了。这意味着，在古老落后的中国，自此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为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既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也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