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中国词学史上，有清一代一向被认为是词学复兴的时代，而清代中叶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当时的词坛上，审美趣味发生了明显的流变，而对这一点学术界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做系统的专题研究。笔者认为，这一审美风尚的转向对于研究清代词学史，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乾嘉词坛的易帜
朱彝尊、汪森“览观宋、元词集一百七十家，传记、小说、地志共三百余家，历岁八稔”
，按醇雅标准选取唐至元词650家、2250多首，于康熙十七年（1678）辑成《词综》三十卷之鸿篇，其影响远远超出浙西而遍及全国。次年仁和龚翔麟于金陵刊刻《浙西六家词》，录朱彝尊《江湖载酒集》、李良年《秋锦山房词》、沈皞日《柘西精舍词》、李符《耒边词》、沈岸登《黑蝶斋词》、龚翔麟《红藕庄词》计十一卷。并将朱彝尊新近发现的、失传数百年的张炎《山中白云》词集八卷（陶南村抄本）附刻于书后，以明宗法渊源，并作为天下词家填词的范式，浙西词派由此而得名。
浙西词派尊奉姜夔、张炎为词坛正宗，标榜词要“醇雅”、“清空”，贬低豪放词派的“硬语”、“新腔”，“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
。以此来洗除明代词坛纤靡淫哇之颓风、俚俗粗陋之流弊，收到了一定的客观效果，追随者众多。清代康、雍、乾三朝，浙西词派风靡一时。上述观点、论调都跟朱彝尊氏自身由明入清、从抗清到仕清这一特定生平经历、境遇的前后变化密切相关。
继朱彝尊之后，钱塘人厉鹗崛起于词坛，成为清中叶浙西词派的中坚。他尊周邦彦、姜白石，擅南宋诸家之胜，修正并发展了朱彝尊的词学主张，使得浙派之势益盛。他与查为仁合作的《绝妙好词笺》成为继朱、汪《词综》之后鼓吹南宋词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厉鹗词笔调细腻、字句工巧、审音叶律，尚“清”崇“雅”，格调幽隽清绮，婉约淡冷，适度表达作者远俗澄澈的清正志性。长年流寓、科举两挫的经历，孤僻嗜书的秉性，悠游山水的趣好，使得厉鹗词的意境清旷有余而深沉阔大不足。
浙西词派创作上注重格律技巧，词句工丽、典故生僻，学富五车的朱彝尊、厉鹗都暴露出炫博导致的表意晦涩问题。包括朱、厉在内的浙派词人取材范围相对狭窄，朱氏的宴嬉逸乐、厉氏的山水清嘉，开掘不深，寄兴不高，意境疏浅。沿袭宋人的咏物风气却缺乏宋元鼎革之际词人特定的寄托内涵，只在音律与辞藻的雕琢方面用力而忽略内容题材的拓展。在那些缺乏如朱、厉之深厚学问功底、徒事模仿步趋的追随者们手里，必然造成内容和风格的单调、重复、枯寂、琐碎，至乾隆年间浙西词派产生了淫词、鄙词、游词的“三蔽”恶果。当然，统治当局文字狱的高压威慑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浙西词派后期词人吴锡麒、郭麐等尝试变通浙西词派传统理论，以“尚意”来补救后期末流词人凸显的委顿态势，但终究无力挽回日渐衰颓的强弩末势。朱氏的词论主张在浙西词派发端时有一定的现实积极意义，其号召力在整个清代词坛影响甚大。但是重蹈格律词派的老路，注定不可能取得巨大突破性成就，不会有光明的前途，不可避免地随着清王朝政权的巩固繁荣、而衰落。
乾隆末期，封建社会的衰象显露，底层知识分子的治世责任感开始觉醒，词坛自身也亟须理论上的更新。常州经学家张惠言以《风》、《骚》之旨相号召，以比兴、寄托提高词的地位，以抒发幽约怨诽来充实作品内容，成为常州词派的实际发轫渊源。嘉庆二年（1797），张氏编辑的《词选》问世，并亲撰《词选序》强调重视词作内容，“意内而言外”，“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反琐屑饾饤之习，攻无病呻吟之作。综观清词的发展轨迹，常州词派吸收了浙西词派尊词体、重寄托等理论及创作经验，并多有超越前人朱彝尊之处。
在张惠言的学术生涯中，著作14部投入最多、成就最大的是对《礼》、《易》经学的研究。他秉持“治经术当不杂名利”、“勿求为天下名士”
的孜孜治学精神，终于达到“孤经绝学”的崇高境地而名列《清史稿·儒林传》。曾国藩盛赞张惠言“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谓大雅者欤”
。张惠言以治经的“微言大义”手法，主观地来挖掘温庭筠、韦庄和欧阳修的一些艳词中所谓“比兴寄托”深意。张惠言与其同调者彼此鼓吹，声势大盛，蔚然成风。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更加契合当时内忧外患、社会形势急剧变化的历史要求，其影响直至清末。阳羡派后继者史承谦，独立不倚的郑燮、蒋士铨，无锡的顾、杨词人群都在活动，但是词坛仍然主要为浙派左右。清中叶词坛审美风尚由“醇雅”“清空”向比兴寄托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浙、常两派之间的旗帜易主。
常州词派崛起颇为引人注目。平心而论，张惠言一介穷儒，大半生衣食不给，何以有开宗立派的号召力？其《词选》不过是坐馆课徒的百十六首普及性读本，何以竟能够力挫《词综》鸿篇巨制，且不胫而流行于大江南北？其《词选序》立论虽高，但偏执固陋之处十分明显，何以能弁冕词坛，“意内言外”之说何以被后人尊为“词教”？这一切，绝非张惠言一人之力所能致，也不可以单纯地归于偶然，而是有赖于特定时代的文化土壤和社会思潮大气候，这正是本文要着力研究的目标。
厉鹗词学研究成果
严迪昌《清词史》
第三编第一章《“浙词”巨匠厉鹗和中期“浙派”词人群》第一节《厉鹗》，首先肯定厉鹗词作的“幽隽”风格是一种冷色调的秀美，从“意”、“情”、“层次”等形式美的角度分析了“幽隽”的含义。严氏指出，最能体现厉鹗词“幽隽”之美的是其吟咏山光水色的作品，分析了厉鹗词早年、中期、晚年的不同风格及其原因。其次综合分析厉氏《论词绝句十二首》表现的厉鹗追求“清”、“婉”、“淡”、“幽”的审美主张，指出其归结点在于“雅”。分析了厉鹗此种审美主张的原因，指出在乾隆前期厉鹗词不受高层文士欣赏。严氏此论是从词学史上某一个词体家的角度来定位、观照厉鹗词作词风，仅以数千字的篇幅在其词作研究的层面上作了概略的表述，对厉鹗词学审美思想形成诸因素的研究显然缺乏应有的深度与广度。
20世纪至今研究厉鹗的单篇文章不多，其中研究词的6篇、研究诗词的3篇。较有代表性的高建中《略论樊榭词》
认为：一、“盛世”中形成的自觉框范意识，与其感时怀古词的平钝之间存在着联系；二、孤贫遭际与淡泊之志集于一身，使樊榭词的情绪之流虽有幽独但少落差；三、“清”是樊榭词植根于精神追求、行为标式的审美意识。其“清”近幽、主淡、尚远，樊榭的幽人雅集、湖山清赏之作，最能体现“清”的独诣；四、怡情悦性的赏玩意识内化为樊榭题图、咏物词的雅趣标的；五、将情致引入虚处，于虚处锻炼空灵，是樊榭词境清幽的法门，受惠于白石、清真、草窗三家；六、樊榭词能“清”能“幽”不能厚，病在意不深浓，真气不充。
该文对樊榭的评价较为全面，在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也有独特的见解。笔者认为孤贫遭际养成的一贯清淡心性，客观上以其雅集、山水的辞章形式自然外化为淡远、空灵、“清幽”的风格，词中寄寓的情感纯真天然少有矫饰（而非高文所谓“樊榭词植根于精神追求、行为标式”、“于虚处锻炼空灵”的刻意而为），是所有考查评价樊榭词的出发点。“病在意不深浓”之苛责有待商榷，试想对一个性情孤僻、溺于坟典、窘于生计、偏嗜林泉的封建社会底层的平民寒士，后人在作文学评论时是否有必要一致地都衡以“温柔敦厚”的文艺准绳？“真气不充”的批评更是没有根据，应当说，厉鹗在其词作乃至诗作中一向都称得上比较真实地袒露了心底世界。
方盛良《樊榭词新论》
指出，樊榭词是厉鹗人生经历和词学思想的结晶，在浙西词派和清代词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其咏物词是厉鹗人生经历、心理性格的意象化，题画词则是清代学人词的一个独特表现，其描写女性的词作回避香艳骨软的创作传统，是厉鹗推尊词体的一种策略。声谐律美的特点，体现厉鹗在创作形式上的追求，也见出厉鹗站在词史的高度洞悉词学兴衰的眼光。其清冷幽深的风格又体现出厉鹗竭力创新、开辟新境的气度和实绩。樊榭词和现实的分离直接导致了浙派的沉寂，但亦可视为厉鹗维系其词之性命和表达自我生命体验的一种方式。
笔者认为，方氏此文持论新则新矣，但可资探讨的空间余地较大：厉鹗词作回避香艳骨软，是否足证其推尊词体？厉鹗作为浙西词派的中坚身份是不假，但是樊榭词罕及艳情，恐怕更多的是厉鹗自身性情的原因，似不必一味地生硬拔高到推尊词体的高度上去，这样的评论难以令人信服。“声谐律美的特点”一般被认为是浙西词派严守格律的一种消极表现，至少是不被后世文学评论者支持看好的，何以就“见出厉鹗站在词史的高度洞悉词学兴衰的眼光”？其清冷幽深的风格很大程度上是由樊榭的性格特点决定的，如何“体现出厉鹗竭力创新、开辟新境的气度和实绩”？难道厉鹗就是以避实就虚、遁入空灵为自己的创新目标吗？“樊榭词和现实的分离直接导致了浙派的沉寂”一说也颇有值得商榷之处，樊榭词的清空的确对后期词人有负面影响，但是追随者自身的文化积淀与才识疏浅、文字狱罗织严密、浙西词派点缀粉饰盛世升平与民生日蹙现状之间的落差等，都是重要的因素，似不必把浙西词派归于衰颓的罪责都算在厉鹗的头上，这样的结论脱离了社会历史的具体实际而有失公允。
周潇《厉鹗词论之创见及浙派词学旨归》
，概括了清代浙派词以“雅正”为词学旨归，内涵包括倡醇雅、贬伉直、标骚雅。周潇《“莹然而清，窅然而邃”——论厉鹗词的审美特征》
认为，厉鹗以其孤淡幽冷的审美趣味与深窅清隽的意境，将“清空”艺术发展到了极致。厉鹗之作能“清”、“幽”而不能“厚”，致后学流于枯瘠冷僻，浙西词派从此衰落。周潇《厉鹗与朱彝尊“清空”词风之差异及文化探源》
认为，厉鹗在审美趣味上偏好“孤淡”，清幽冷峭；朱彝尊则趋向“傅采”，深情绵缈。这是由二人在性情节操、生平经历、爱情生活、文化底蕴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从浙派“雅正”、“清空”的论词标准看，樊榭词才是其真正代表。
周潇诸文多四平八稳之见，鲜有创新之说。朱彝尊和厉鹗极力倡导的“醇雅”理念在具体内涵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朱氏由野入朝的生活轨迹，使其作品主旨一改往日的悲苦哀怨，自觉地应和或者追随官方意志和指向，体现的是有裨于世俗政教意义上的“醇雅”；厉氏在野的适性自由、淡泊名利，其作品尽抒徜徉自然山水的惬意，体现的是远离世俗政权、观照自我心性的纯文学意义上的“醇雅”。浙西词派开创者朱彝尊氏提倡的“醇雅”显然是随着他以“四大布衣”之一考取博学鸿词后，跻身日讲官、廷试读卷官、江南乡试主考、入直南书房，赐禁中骑马、赐居禁垣等一系列荣宠而不断深化的。盛世之下的才士厉鹗一生穷困潦倒、衣食堪忧，只好浸淫古籍、悠游林泉、流连禅院以寄意，没有心思也没有必要去自觉主动地背负起家国天下、修齐治平的栋梁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同隐士的厉鹗近乎单纯地框范于抒写自我性灵意蕴的小天地里，不可能担当起“文以载道”的责任，周潇所言“樊榭词才是其真正代表”也就难以成立了。
张兵、王小恒《厉鹗与浙西词派词学理论的建构》
认为，厉鹗是浙西词派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词学理论家。在他手中，浙西词派的词学理论体系更趋严密，词派建设意识更为自觉，创作内容更加丰富，词艺也更为精湛。他论词既推尊词体，宗法周邦彦、姜夔、张炎，倡导醇雅、清空词风；又强调寄托，注重词作的现实意义。厉鹗的词学理论不仅是对浙西词派前期代表朱彝尊、汪森等人词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而且对浙西词派后期代表吴锡麒、郭麐等人的词学理论有所启发，在浙西词派词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此文认为厉鹗“注重词作的现实意义”，显然不符合事实。厉鹗有他独特的词学贡献，但是“承前启后”也是有限度的。在浙西词派的发展史上，厉鹗作品日渐脱离现实生活内容，客观上对追随者造成一定的误导。后期的吴锡麒、郭麐等人，都竭力试图挽回或者弥补浙西词派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这其中就有厉鹗的部分责任，又何谈“对浙西词派后期代表吴锡麒、郭麐等人的词学理论有所启发”？作者认为厉鹗“在浙西词派词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此“过渡”的定位也许欠妥，作为朱彝尊之后的浙西词派的中坚，厉鹗的影响之大或许不在吴锡麒、郭麐之下，“过渡”之说恐怕有失准确。
王小恒的硕士学位论文《厉鹗的文学思想与诗词创作》
中涉及词的部分，第三章第二节概括厉鹗的词学思想为“溯词源、论词史、尊词体”、“宗法周姜、崇尚雅正”、“强调寄托”，第五章从题材内涵和艺术成就两个方面论述厉鹗词作。该文对厉鹗词作的分析较多，在涉及厉鹗词学思想方面泛泛而谈，简略而乏深度。
张惠言词学研究成果
陈水云《张惠言的词学与易学》
认为，张惠言释词为“意内言外”来自汉代易学家孟喜对易之卦爻辞的解释，对唐宋词的解读注重探究其中的微言大义，则是虞氏“发挥旁通”、“贯穿比附”说易方法的直接运用。他概括词的特征为“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也是明显地受《易·爻辞》对《周易》文本特征描述的启发。
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说词过于偏重作者原意的搜寻，局限于文学作品中形象与寓意之间的对应关系。张惠言对作品主旨的探索首先出于“尊体”的动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和依据。文学，包括词在内，在被作者用来表达主观情志时，不免要借助意象和修辞手法，抽象含蓄和虚实相生向来是文学作品常见的表现方法，而且涉及了文学作品解读过程中的“二次创作”问题，只是张氏可能在某些作品方面的理解感悟有失分寸。
徐枫《〈茗柯词〉及其对常州词论的实践意义》
认为，张惠言的《茗柯词》具有一定的溯源开境之作用，其拓开的“新境”主要有二：一是以“热肠郁思”之笔写春咏春，意高格高，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翻出词家之旧窠，创出春词之新境；二是借托情寄意之物，开别有会心之新意象。但就总体而言，张氏创作所开新境影响不大，常州词派的创作理论之影响远远大于创作实践。
徐枫盛推张惠言“写春咏春，意高格高，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实际上人为拔高之嫌昭然。细品《茗柯词》况味，多是借留春不住、春无觅处来抒发寒士不遇的幽怨与苦恼，只不过相对明显地体现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儒家诗教之旨，绝非徐枫所言“积极进取”。
迟宝东《试论张惠言的词学思想》
认为，张惠言的词学思想主要包括立意为本之内蕴要求、近于比兴之表现方法、低徊要眇之审美追求、指发幽隐之鉴赏原则等四部分。张惠言虽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之有系统的理论表述，其个别理论主张甚至还出现了谬误之处，但其词学思想较前代更为全面地触及词之文学特征的各个方面。
朱惠国《张惠言词学思想新探》
认为：首先常州词派的词学思想几乎都从张惠言的词学理论中得以生发，他提供了一种可以让人进一步发挥的理论元素，构建了一个粗糙却又大体清晰的理论框架。他对近世词学的开拓之功无人可以比肩。其次，张氏的理论又明显受经学的影响，表现出学者治词的拘囿和局限。如果从纯词学的标准看，他的某些理论并不利于词学的独立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词审美功能的充分发育，这恐怕也是常州词派在创作上无大建树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张惠言的词学理论不够完善和成熟，但他毕竟吹响了词学审美标准转向的号角，草创之功别人难与争锋。而且我们不能苛求某人既是理论大师，又是一流作手。纵观中国文学史，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种新的理论主张往往是在批判、推翻前人主张，从而以貌似更加先进、完善、成熟的姿态前行的同时，就注定潜在地从另一方面限制、束缚了文学的手脚或者头脑的自由。“破”、“立”之间的理论之争和实际更替，永远无休止地纠缠下去，挣不脱“否定之否定”的宿命轮回。况且，理论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实践，理论和实践往往不能够单方面理想地被设计、安装，从而成为作家谐调自如的左膀右臂。或者说，单有理论并不能确保一定可以指导训练出业绩出色的作家，反之亦然。身为经学家的张惠言以余暇治词，周济也是侧重于理论探索，如果人们在创作论上过分强调化实为虚，在批评论上过重见仁见智，辄易陷入蹈空、隐晦。“常州词派在创作上无大建树”归咎于张惠言词学理论似失公允，李煜、晏几道的词作不俗，其创作的指导理论又是什么呢？
董俊珏的硕士学位论文《张惠言研究》
，通过生平及时世背景、经学思想与成就、古文创作与古文观、词作与词论四部分，说明张惠言的古文与词论是其经学思想在文学领域内的投射，阐述其深沉的忧患意识和积极的用世热情。赵静的硕士学位论文《张惠言研究》
，介绍了张惠言的生平经历、家族传统及常州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主要从崇比兴、立意格、尊词体，援“诗教”、引文赋、区正变两个方面考察张惠言的词论，探讨他的创作实践，赏析其经典篇目。
两篇硕士论文中引述前人观点较多，鲜有个人的新见，董文仅在第四章谈及张惠言的词论和词作，尤其词论部分十分简略。赵文只是作粗略框架，缺乏深入的分析。
综观众家研究厉鹗、张惠言二人的论文，多针对具体作者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理论源于实践，词人自身的家庭环境、身世经历、性情禀赋、交游范围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对作家的文学思想包括审美思想、理论主张和作品风格特征产生相当的影响。厉鹗在江湖潇洒与谋求仕禄之间的摇摆徘徊，张惠言淹蹇蹭蹬的挣扎进取与以礼修政、经世致用以期力挽衰颓的儒士责任意识，都值得被纳入考察论析的注意范围。笔者认为，清代中叶词坛的审美趣味发生了明显的流变，即由浙西词派向常州词派的理论变迁与转向。这一审美风尚的转变，影响到清中叶直至清末的词学创作与词学理论探索。而对这一扭转过程的背后许多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学术界迄今为止尚未有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成果。
清初浙西词派朱彝尊主张词抒“难言”之声而局限于“寄情”以词，乾嘉之交常州词派张惠言一味强调寄托而忽视词自身的文学体性。清中期词学审美风尚由浙西词派的“清空”、“醇雅”向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转变。本文将通过对词学自身特点的考察，从其历史沿革、发展规律、源流关系、困境与突破、继承与开拓等角度，解析清中叶词学的脉络框架；再通过对外部环境的考察，分析乾嘉之际的社会形势、政治导向、文人心态、学术思潮、文学批评走向等诸方面，特别是乾嘉学派经学研究的风潮与治学方法对词学的重要影响。
论由史出、史论结合，既要充分占有词论史料，还要充分尊重历史事实。既要对朱彝尊、厉鹗、张惠言重点词学家的词学思想作“点”的深入探索，又要关注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整体走向及其过程，把个人、流派放在有清一代词学史的背景上来评价。把对文学理论的研究跟对具体文学现象的认识统一起来，既注重词学理论的探讨，又注重词体作品的阐发，从二者表现出的文学思想包括美学思想的结合和渗透上进行研究。文学思想的发展与流变不是孤立进行的，必然受到外部环境诸因素的影响或者制约。因此，将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进行深层次、多角度的观照与考察，可以更清晰地重现文学思潮或文学流派的原生态风貌。
本文将运用以上诸方法，结合清中叶词学这一文学思潮转变背后深层次的社会诸元动因，试图揭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思潮与世俗政权、社会大势的趋从与暗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