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抗战爆发前的南京国民政府

一、日本入侵与中国抗战

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的所谓铁道“守备队”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随后嫁祸于中国军队，以此作为炮轰沈阳北大营的借口，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随即占领东北三省。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趁势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对东北人民实施长达十余年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妥协政策以避免冲突扩大，反而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致使日军接连在华北、上海等地制造事端，挑起战事，并于1937年7月7日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随之全面爆发。

追根溯源，日本所发动的侵华战争，当为其传统的扩张思维和国际秩序观念在施政上的野蛮实验。日本的扩张思维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始自丰臣秀吉，传于佐藤信渊、山县有朋、福泽谕吉等重要的后继者。日本的扩张思维，早于其本国统一之际开始膨胀，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告败达到顶峰。扩张思维不仅为军界奉行，也为学界推崇，不仅为统治者所秉持，也为社会民众所接受，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思维。19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迈向军国主义，表现为对外贪婪地伺机扩张，对内则大肆扩充现役和常备军队，规定内阁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须由现役军人担任，同时竭力发展军工企业，对国民尤其是学生普遍进行军事训练，灌输军国主义思想。1878年，日本设立基本上由将校级军官组成的参谋本部，直接隶属于天皇，对天皇负直接责任，且独立处理军务，地位与内阁平行，不受内阁和议会干涉。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成立，随即召开“东方会议”，最终确立了侵略中国东北进而吞并全中国的政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日本，同样不能免于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早在1920—1921年日本国内就发生了经济危机，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集聚起来的财富消耗殆尽。此后灾难性事件连年不断，如1923年关东大地震，1927年金融危机爆发……天灾人祸严重影响日本国内的发展，以至于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当时日本工业生产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远低于欧美列强；农业总产量一直低于1919年的水平，大米产量几乎刚刚与明治时期持平，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对外贸易更是连年入超，导致黄金储备锐减，整个社会民生凋敝，财政困顿，经济萎靡。为应对金融危机，日本在1930年1月宣布恢复金本位制，解除黄金出口禁令（即所谓“金解禁”），实行通货紧缩政策。但是，当此之时起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于1930年春波及日本，导致大量黄金外流，日元升值，削弱了日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外贸的缩减又直接波及国内的工农业生产，由此更加深了经济危机。1930年日本秋季稻谷丰收，米价却暴跌一半以上，“谷贱伤农”，出现空前的“丰收饥馑”，农村一片凄凉。同时，由于国际上中国和印度市场的缩减，日本的棉纺织品输出量也深受影响，大批工厂倒闭，失业工人激增。在百业凋残的情况下，日本国内矛盾不断激化，各地工厂、农村纷纷起而抗议，加之所统治的朝鲜、中国台湾等地反日民族起义骤起，日本陷入空前窘境。

为摆脱困境，早在金融危机之初，田中义一内阁就开始预谋向中国寻求出路，计划在中国东北这一对日本生存“有重大利害关系”之地，推行其“满蒙积极政策”，以求“为东方打开新局面，造就我国（日本）新大陆” 。同时，日本少壮派军人和民间右翼团体也极力宣传和美化在“满洲”建立其“王道乐土”的迷梦，认为“满蒙的资源很是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必须对控制满蒙资源，改变日本国内产业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准备”，诱使更多的日本人把眼光转向对华侵略。就在“九一八”事变前数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竟然算过一笔细账，“日本为了从美国进口……合计要付出三四亿日元。这笔款项正可以用开发满蒙来抵销。就是说，从鞍山供给铁，从抚顺供给煤，从鞍山又可以供给炼铁的副产品硫铵，从吉林方面的大森林取得木材，从满蒙可以绰绰有余地供给三亿日元”，东北丰饶的耕地、大豆和杂粮、畜产等等，将对解决日本的粮食、饲料、马匹供给等起到重大作用。 可见以侵略行为缓解国内危机，转移国内矛盾并非出自少数极端者，而是日本国内的主导思想。占领东北，对日本生存和发展意义攸关，由此“九一八”事变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在此背景下遭受铁蹄践踏的东北不仅饱受侵略，亦经受经济危机打击，工商业衰落，农村破产，市场购买力下降，民生凋敝，因而反抗日本侵占的武装斗争从未停息，抵制日货运动遍及各地，由此也给日本占领军以沉重打击。同时，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加深，国际经济领域出现空前的贸易战与货币战，日本外贸除1935年外，几乎年年入超，导致财政更加困难；基础农业同样没有挣脱危机，农村连年遭灾，继1930年“丰收饥馑”之后，1931年和1932年连续两年严重歉收，1933年又一次遭遇“丰收饥馑”，1934年再遭天灾而致歉收。此外，由于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实行排他性的经济政策，加深了与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在贸易战中，西方各国除对日货的输入加以限制之外，还从原料的输出上对其加以垄断和限制，致使依赖原料进口的日本备受打击。再加上东北连年战火不断，经济萎靡不振，市场容量有限，原料也不能满足日本战争经济日益发展的需要。总之，侵占东北之初，日本并没有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军国主义者又把眼光移向关内，试图以“日、满经济区”为基础，蚕食扩大而为“日、满、华经济区”，其侵略整个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并迅即采取行动以求美梦成真。于是，在军事上日军超越东北范围，抵达长城，进占关内。1933年2月占领热河，5月，攻陷长城各口，进逼察哈尔和平津地区。5月31日，迫签《塘沽协定》，将冀东强行划为“非武装区”。1935年6月，通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迫使中国军队撤出河北和察哈尔，强定两省为“非武装区”。11月，在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的武力护持下，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也宣布“自治”。12月，河北、察哈尔两省也成立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随即日本将侵略扩张的矛头直指华北，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甚至狂妄宣称：“在与日满华三国的各种利害直接有关的华北方面，特别大大感到必要” ；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南次郎也肆无忌惮地表示：“此时，深感日本为了东亚百年大计，应排除一切障碍，特别有急于完成华北工作而向前迈进的必要。” 1935年5月，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完成了《帝国国防方针》的第三次修改。同年6月，《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经裕仁天皇批准颁布。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在完成《帝国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的修改后，展开新的政治攻势，促使议会通过适应扩大对外侵略的基本国策。1936年至1937年春，日本政府连续三次制定《处理华北纲要》，两次作出《对中国实施的策略》，意欲加速其侵华步伐，把策划华北5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完全“自治”作为日本外交战略目标的重点，以完成其将华北和中国本土分离的既定目标，并指派驻华北的“中国驻屯军”负责“予以指导”。同时鉴于中国人民反日运动的高涨，也强调策略手段，避免“操之过急”，对华北、华南及其他边远地区拟依先后缓急分别采取不同措施，或“促使分治”，或进行“经济开发”，或先作“资源调查”，逐步完成其目标计划。

1936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部制定《国防国策大纲》，这是一个涉及军事、外交、财政等各方面的国防政策纲领。8月，在有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上，通过了所谓《国策基准》。《国策基准》首次把北进和南进两个方面的策划并列为国策，明确制定了向大陆和海洋同时扩张的全面侵略计划，由此日本的战争准备全面升级。1936年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制定1937年度日军侵华作战计划，为了加以贯彻，日本陆军参谋部又发出《昭和十二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要领》，具体规定日本陆军在华北方面的作战细节。然而，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日本的“日、满、华经济合作”的新构想予以最沉重的打击。于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内外政策遭受挫折，“危机相迫而来”之际，就更加急于诉诸武力。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其1937年元旦的日记中，对日本的对华政策给出分析和预测，认为日本在中国的一些谋划大多已归于失败，中国人抵抗日本的决心如此突然，“以致日本全国似皆有晴天霹雳之感”，对华政策肯定会有变化，“现在日本既已明白，用军事压力讹诈是不灵了，那也许就会试用别的侵略方法以控制华北”，“按什么程序，用什么方法，将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但扩张主义的贪欲是根本的……日本将会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以巩固对华北和蒙古的控制”。

在此一时段的侵华过程中，日本政权的法西斯化加剧了侵华的军事行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国内经过“三月事件”“十月事件”两次未遂的政变，推出少壮派军人的偶像荒木贞夫为陆相，增强了军部在政治上的地位。1932年通过一系列的暗杀（“血盟团事件”）、政变（“五一五事件”），以暴力手段强行改变政治上层的力量配置，打击政党力量，树立军部在政治上的优势。“五一五”事件以后，日本内阁首相人选不再经过政党竞选，而是由元老征得军部同意提出人选，再经天皇任命。这标志着议会政治在日本已徒具形式，政党已失去作用，而军部的影响则进一步增强。此后，随着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加剧，内外矛盾更加突出，其政治集团内部斗争也趋于激化，军部两派斗争的结果终于在1936年引爆“二二六”事件，产生了由统制派军人控制的广田弘毅内阁，其实质是统制派军人掌权，由此也开始了“改造日本”的行动，即“由天皇行使大权，取消政党政治，赋予军人改造国家权力”。到1936年春，日本国内建立了天皇制下的军阀专政，实质上完成了法西斯化的过程，也为进一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准备了政治前提。

随着战争政策的推行，日本加紧扩军备战。1936年广田内阁制定了庞大的扩军备战计划。同年11月，日本陆海军在《帝国国防方针》中，要求进一步扩充兵力。根据这一总方针，陆军制定了充实军备6年计划，力求在6年内，使战时总兵力达到陆军41个师团，空军142个中队；海军计划在5年内新造包括7万吨级巨型战舰“大和号”和“武藏号”在内的66艘舰艇。要实现如此庞大的扩军备战计划，就必须占据丰富的资源区，为此日本军阀强烈要求占有中国的丰富资源。

海军是积极推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急先锋。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海军利用其制海权和制空权，击败中国海军，为日本陆军的登陆作战提供了前提和保证。当日本陆军深入中国腹地之后，日本海军对中国沿海地区实施全面封锁，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了极大困难。日俄战争后，日本海军已成为东方一霸。1934年日本退出“国联”后大力发展国防，扩充海军力量。1935年1月15日，日本宣布退出军备限制会议，海军力量自此进入到无国际限制的扩张时代，陆海军力量得到迅猛发展，从而为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准备了充分条件。到“七七”事变前，日本两次通过海军军备扩充计划：1934年新造舰39艘，其中2艘为航空母舰；1937年新造舰70艘，其中2艘为航空母舰。华盛顿会议后，日本新造舰共313艘，尚在服役期的舰艇207艘，总吨位达110余万吨，拥有舰载和陆基飞机1000余架，建立起7支远洋作战部队。日本海军实力当时不仅在亚洲最强，即使与欧美大国相比，也属一流强国。早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除积极扩充军备外，还在中国沿海、沿江以租借方式广布舰艇，占领中国重要港湾，构筑封锁网，精心准备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前，日本海军共有第一、第二、第三等3个舰队。其中，第一、第二舰队组成联合舰队，主要用于防范美国，也用于对中国沿海地区作战。第三舰队主要用于对华作战，其战略重点为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总之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海军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东部、南部沿海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 1936年8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制定《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提出日本陆海军协同作战，进攻中国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从广田内阁到近卫内阁，1937年6月上旬，日本已建立起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战时体制”，在“七七”事变后，则完成了从“准战时体制”向战时体制的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机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意欲扩大侵略中国，以对德国宣战的名义侵入山东，以实现其扩张野心，受到英美等国列强的遏制。不过，当“九一八”事变昭示日本侵略野心之时，英美等国的绥靖政策则在事实上成了日本侵略扩张野心的助推器。国际社会奉行绥靖主义政策，使日本全面侵华无所顾忌。英美等西方国家对日本的侵略姑息纵容，有其自身考虑。日本的地理位置，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英美等西方列强一方面要利用日本牵制苏联；另一方面又要对其不断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加以扼制，以防侵害到列强利益。从历史上看，日本最初侵略中国台湾就是以美国为后盾的，侵略朝鲜则是依靠了英国的后援。自日本开埠以来，英国一贯把日本当作其在远东地区对抗沙俄的前哨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于1931年9月21日向“国联”提出申诉，请求“国联”制止日本对东北的侵略。在英法等国的操纵下，“国联”通过一项决议，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不加区分，要求中日双方停止一切冲突，撤退各自的军队，把东北划为“非武装地区”，由国际共管。而且，当“国联”在巴黎开会讨论日军侵华问题时，英国外交大臣甚至要求中国尊重日本在东北所享有的、条约所规定的权利。12月10日，“国联”派遣一个所谓中立调查团就地调查中日关系，中日双方都保证避免军事行动。然而日本却于1932年1月进攻辽西，1月3日攻占锦州。面对这种形势，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总统胡佛建议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却被胡佛拒绝，于是史汀生草拟了一个“美国关于满洲事变的照会”，于1月7日分送中日两国政府。照会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只是采取“不承认主义”的态度，即便其中对日本表达了不痛不痒的所谓政治上的谴责，还是引起美国国务院的关注，以致迅即于次日发表补充声明，宣称美国无意争夺日本在东北的权利，只要此项协议不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美国不拟干涉中国和日本将来可能达成的解决事件的协议，以此强调美国的立场。西方大国的表态，无疑促使日本更加肆无忌惮地展开对中国的侵略，结果在2月5日，日军竟然占领了哈尔滨。在绥靖政策的纵容下，日军在此前后短短的100多天里，完成了对中国东北三省的武装侵占。

1932年1月21日，“国联”组成以英国“国联”代表李顿为首的调查团调查所谓的中日冲突。日本为了迫使蒋介石政府承认其侵占东北的事实，转移国际社会对中国东北的视线，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日本进攻上海，直接触犯了英美在华利益，英美对日本的这次军事行动表示出强硬态度，对日本发出严重警告和抗议，并先后向上海派出海军舰队及陆战队，同时决定通过“国联”理事会向日本施加更大压力。2月16日，英国联合了除中日两国之外的“国联”理事向日本发出照会，谴责日本违反“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2月29日，“国联”理事会决定接受中国代表的要求，将中日纠纷提交“国联”全体大会讨论，并宣布将于3月3日召开全体大会临时会议。对于“国联”所奉行的对日政策，英国《观察家报》则一语道破天机：“我们原谅日本……的行动，但是……任意进攻所有国际利益都汇合在那里的上海，则是另一个问题。”

日本利用国际社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上海之机，于1932年3月1日宣布成立“满洲国”。为了保住在满蒙的既得利益，3月14日，日本停止军事行动，5月5日，中日双方经过多次谈判，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但日本的侵略步伐并未就此停止，1932年10月2日，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由“国联”正式发表，承认东北属于中国领土，否认“满洲国”是“独立运动”的产物，不认可“满洲国”的现状，但是也不主张将东北恢复到事变前的形势，而是提出了一个荒谬意见，即对东北实行“高度自治”，聘请外国顾问，国际共管，实际欲将中国东北变为列强诸国共同宰割的地区。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和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该报告书，并声明对“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报告书尽管偏袒日本，但日本拒不接受“国联”决议，于3月27日发表声明，声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自卫”，还称中国应对事变“负全部责任”，并宣布退出“国联”，以示用武力独占中国的决心。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进而向华北扩张。1933年5月31日，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但日本并不满足在中国的既得利益，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国际信息和情报部主任天羽英二发表“非正式”的《天羽声明》，公开把中国视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对此，美国继续采取姑息政策。《天羽声明》发表后，约翰逊总统竟声称“无论目前还是将来，我们更感兴趣的，不是中国的独立，而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行动自由”。1935年8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关系三原则，即蒋介石所说接受它“就是灭亡”的“广田三原则”。对此，美国国务卿赫尔也只是声明美国正密切注视着该地区内发生的事情，而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1936年8月，当日本召开五相会议谋划独占中国和东亚时，美国国务卿却指示其远东司制定相应方案，以尽量减少与日本的摩擦。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英美仍然继续采取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英国一方面承认日本在华北拥有驻兵、演习的权利，要求中日双方进行停火谈判，以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希望与日本达成协议，重建1922年以前的关系。1937年10月13日，在英国内阁会议上，首相张伯伦明确表示反对制裁日本。10月23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给外交大臣艾登的报告中也称，英国应对中日交战双方维持友好关系，以便在和平谈判和事后发挥作用。美国国务卿赫尔在7月12日公开宣布，在中日冲突中，美国政府对日本应采取“友好的、公正无私的态度”。7月16日赫尔还发表了《关于国际政策基本原则》的声明，强调“本着互相帮助和调解的精神执行既定的条约程序”。8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致电赫尔，更明白地表示了美国的立场，亦即在“中立”“不干涉”的幌子下纵容日本的对外侵略。

1937年7月16日，中国政府向日本以外的《九国公约》缔约国送交备忘录，提请注意日本在华北的侵略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和“国联”盟约。9月12日，中国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根据“国联”盟约采取必要行动。而英国把持的“国联”在10月份才通过决议，虽然指出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巴黎公约》，但并未明确宣布日本的侵略行径，尽管同时也要求各国给予中国道义支持，但没有任何实际的措施，更未对日本进行制裁。相反，美国的贷款和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自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之后，美日之间的贸易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美国对日贸易额从1932年的6400万美元上升到1937年的63000万美元，5年间增长近10倍。 对此，时任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后来也曾承认，“日本的侵略得到我国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 。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与会者19国，日本拒绝参加。会上，中国代表要求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停止提供给日本贷款和军用物资，并给予中国军事援助，却遭到拒绝。比利时外交大臣宣称，这次会议不是审讯日本的“国际法庭”，而是要不偏不倚地做“调停”工作。美国代表表示本国不会考虑制裁日本的问题。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国内舆论为由，反对任何制裁日本的建议。英国表示决不带头对日本采取行动，首相张伯伦甚至表示：“到这个会议上去谈论经济制裁、经济压力和武力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是在这里缔造和平，而不是扩大冲突。” 会议发表的宣言只是重申《九国公约》的原则，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由于日本一直拒绝参加，会议进行到11月24日，只好宣布无限期休会。

显而易见，利益驱使英美等国在国际社会对日本施以绥靖政策，以求各自平衡。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德国的崛起和1936年11月《日德反共协定》的签订，使苏联被德国牵制；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使英法等国列强被牵制而无暇顾及远东。英、美等国虽然同日本存在尖锐矛盾，但美英更为关注的是德、意引起的欧洲紧张局势和本国问题，害怕日本配合德、意在东方对其实行攻击，同时也敌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害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会危及其殖民利益，因而不但不制止日本的侵略扩张，反而对其实行绥靖政策，甚至阴谋以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为筹码来缓和同日本之间的矛盾，并意欲把日本军国主义祸水引向苏联。当然，中国国力不足和国民政府的软弱无力也给日本侵华提供了可乘之机。国民党虽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各派军阀争斗从未停息，政治力量一盘散沙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日本因此对中国更为轻视，并不过多忧虑来自中国的抵抗，从“九一八”事变到伪满洲国成立，再到“华北自治”，大有蚕食鲸吞之势。

随着民族危机逐步加深，中国国内抗日要求日益强烈，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要，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此为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中华民族出现空前团结一致的新局面。国民政府在此背景驱动下，不断积聚经济实力，同时也在加紧军事备战。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中国驻屯军”蓄谋在卢沟桥发动军事挑衅，引发“七七”事变，开启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随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谈话，宣称“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表明出对日军挑衅的严正立场。 7月28日、30日，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指出“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12月9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对日宣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自1931年至1945年，历经14年残酷而悲壮的漫长的战争岁月，中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抗战，取得了震撼人心的战果，虽付出沉重代价，却用中华民族之魂与中国人民的钢铁意志和血肉之躯，捍卫了自由和正义，赢得了和平和发展，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亲历全程并作为国民政府财经顾问的美国人杨格（Arthur N.Young），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给出数据，书中论及中日战争时说道：“中国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与日本陆军和空军的一部分重要兵力，以及部分海军作战，牵制了世界战场的敌方力量。在中国孤军奋战的1937—1941年，日本实际在华兵力从50万人左右扩充到75万人，驻东三省的则从20万人左右增至70万人。在这一阶段的大多数时间里，在华实际兵力有一半处于战备状态。当太平洋战争于1941年12月爆发时，中国正在与日军22个师外加20个旅交战，相比起来，日本在其发动的南海、马来亚和缅甸战役中仅调用了10个师3个旅。在1942—1943年的多数时候，日本对在华行动采取一种稍显消极的态度，其在华实际兵力基本保持不变。” 根据日本复员厅1950年的调查，战争结束时，日本陆军实际在华数量为104.97万人。而日本当时的海外驻军总数为234.35万人（不包括向苏军投降的人数）。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平均牵制了日本近一半的海外驻军。在中国独自抗战期间，该数字明显超出了50%的比例；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它接近2/3；到战争结束时，撇开在东三省的不算，尚有一半左右的日本海外驻军实际留在中国境内。 由于兵力牵制，1937—1941年，中国令日本丧失了发动其他冒险的可能性。此后，中国又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牵制住了日本可用于对美英作战的大量兵力。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的持续抵抗又为美国提供了一处可用来牵制日本的空中力量，以及在中国打击其地面部队及运输的基地，从而起到了损耗日本战力的作用。美国也得以在日军后方的华东建立气象站，借此搜集的情报对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和空军来说都无比珍贵。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汇率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据美国学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著作《黄金武士——二战日本掠夺亚洲巨额黄金黑幕》中提及，战争期间，裕仁天皇委派其叔父朝香宫鸡彦和弟弟秩父宫雍仁、三笠宫崇仁和表兄竹田宫恒德负责“金百合计划”，具体由日本宪兵队、大公司、黑社会负责执行，日本皇室从南京掠夺走的黄金至少6000吨。总之，以此巨大牺牲，中国通过全面抗战，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为最终耗尽日本财力并配合同盟国作战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通过运送包括锡、钨、锑、汞、桐油、猪鬃和丝绸在内的价值两亿多美元的战略物资，配合了盟军作战” 。据杨格统计，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可能消耗了日本近35%的战争费用，在日本340亿美元的总额中，中国占120亿。 中国自身的抗战代价极高，抗战爆发前的中国仅仅是一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国家，国民收入总体水平很低，能够用于军事开支的部分更是捉襟见肘。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财力条件下，中国不仅坚持了持久抗战，而且取得了最终胜利，正如杨格所说：“任何时候，货币金额作为中国战争投入的衡量标准都很误导人。中国人民以很多令经济统计学家无法评估的方式负担了极其沉重的战争开支。”

二、面向现代化转型的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后，中国正处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的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国民政府自建立开始至抗战全面爆发，在应对各种复杂多变的内外矛盾和情势中，一方面以欧美日等国家为文明范本，寻求现代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努力改革旧制，发展经济，变革社会，增强国力，有较好的积累。通过两方面的努力，国民政府为持久抵抗日本的入侵和占领，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美国著名的比较现代化研究学者布莱克（C.E.Black）曾系统阐述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三次革命性变革：第一次大约发生在100万年前，人类经过亿万年进化而出现；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指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第三次发生在近几个世纪，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就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言，人类历史的第一、二次革命性转变规模较小，范围较窄，人类文明的发展相对隔绝与孤立，世界市场还未形成；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大为不同，伴随着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加强，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工业文明亦率先在欧洲崛起，致使整个世界格局发生深远变化。同以往人类社会的其他文明形态相比，工业文明以其扩张力与创造性，使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同时工业文明的崛起也伴随着对外殖民扩张与武力侵略，因而使广大亚非拉地区逐渐沦为西方的殖民地。

许纪霖、陈达凯两位学者将布莱克的第三次大转变解读为现代化，并进一步指出“现代化”是一个持续动态演进中的历史概念，认为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最早从西欧开启，随后扩张到世界其他地区。作为人类历史变迁的潮流，现代化趋势不可阻挡。自20世纪开始，世界各国相继卷入现代化的浪潮之中。“欧洲是世界上首先变成现代的部分地区，世界的其余部分则正在进行一个持续的现代化过程” 。从现代化的时间推演历史来看，现代化又被人们称为欧化、西方化或工业化，显然这是“西方中心论”思想的表现。从文明发展来看，中外学者都曾对现代化的含义进行过阐释，西方或许是现代化的发源地，但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事实上，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剧烈的社会变革，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多层次的演进过程，其内涵亦极其丰富。总体而言，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现代化不仅仅促使人类社会伴随着工业革命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更是在这场社会变革的推动下，推进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经济领域的剧烈变动，进而影响到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价值嬗变、知识科技繁荣等。“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 可见，对一个国家来说，现代化是一个动态演进的长时段的、全方位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其中某个节点上的立体展现。

美国社会学家M.J.列维按现代化的前景，将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现代化分为三大类型，即“先行者”“早期的后来者”及“其他的后来者”。“先行者”以英、美、法等国为典型个案，这一类国家的现代化起步早，动力主要源自社会内部的新因素，故无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全凭自身摸索前进。“早期的后来者”主要是指除英法之外的众多欧洲国家以及苏联。在现代化过程中，它们与早期先行者国家交流频繁。“其他的后来者”国家与“先行者”早期并无接触，直至现代化开启加速发展阶段，这些国家与先行者的联系才密切起来。 中国学者罗荣渠以“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方式之不同”，将不同现代化道路总结为两大类型，“内源型现代化”和“外源或外诱型现代化”，认为内源型现代化国家主要是由于内部社会自身的创新，其外来因素占次要地位；外源型现代化则主要是由于受到外部挑战而诱发社会内部的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变迁，其内部因素居于次要地位。

中国的现代化比对上述两种类型而言，当属于外源、外诱型。从时间上推演，早在明朝时期，随着海上通道的开拓和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西方文明伴随着宗教的渗透和科技的传入开始叩响中国古老文明的大门，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应为早期文明使者。在此后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中，早期现代化推进两百余年，直至19世纪上半叶，清朝政府处在国际风云变幻之际，迎来史上最为震撼的冲击，就是源自内部传统文明的危机。特别是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的极端方式撕裂中国引为自傲的文明形态时，西方式的文明示范展示出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吸引着国人不断学习探索。其结果，中国没有在内部矛盾冲突后走向历史上反复多次的王朝更替的道路，而是对西方文明的暴烈冲击予以开放式的回应，在备受屈辱的野蛮践踏后，将历史引向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汇入散发血腥的全球化大潮中，在厚重的传统文明的裂变中展示了鲜明的现代化态度和行动。可以说，自19世纪以来，在遭受到侵略和霸权威胁的过程中，中国也深受其文明的示范性启发和带动，自觉或不自觉地步入现代化历程，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一般而言，现代化的模式是异常复杂且多元化的，就中国而言，并非简单地对西方的冲击予以回应，因为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中国不仅面临外部的挑战，很大程度上还有源于自身内部的威胁，如威胁中央政权的地方割据问题等，“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 ，故而中国的现代化带有其特殊的历史表现和时代烙印。

考察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发现，虽然其与西方舶来示范效应及历史传统惯性驱动密切相关，但并不产生传统即抗拒、现代即发展的线性对应反应。现代化是多面的，它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丰厚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灾难，危与机并存，进与退同步。在现代化的演进过程中，伴随着传统旧秩序的瓦解，新的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与其产生冲突，故现代化是“同时具有创新和破坏作用的过程，它既提供了新的机会，也可能使人类付出混乱和痛苦的极大代价” 。中国作为后来的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有很多便利条件，可以直接借鉴先行发达国家的经验、技术等，但也有很多不利因素，如列维提到的差距和规模问题、资金短缺问题、高速追赶问题、协调和控制问题等等，中国亦普遍存在。 此外，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国内社会动荡，政治衰败，经济落后，又有来自外部的威胁，故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者以及稳定的内外环境，旧传统一直在顽强抵抗新的现代化因素，致使中国现代化的运行背景极其复杂、严酷。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自身的历史传统，常常成为现代化转型的显性影响，如何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思想文化精华，在现代化过程中加以积极利用，同时理智剔除糟粕，无疑对成功推行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认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主导的现代化转型发展，其过程也充满中国式的回应和制约，并影响其发展走向和结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中国甚至以废除帝制、建立民国的革命方式，走过了晚清即已开始的30多年的革新图强的现代化实践历程。洋务运动开启中国史上第一次输入式改革，从千年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虽然改革者倡议，“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来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之呼声， 然而，此时的中国依然积贫积弱，国内形势依然一片混乱，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军阀割据，内战连年，经济颓败，产业不兴，国库空虚，国家积贫积弱。北洋政府深陷债务的恶性循环中，羸弱无能，财政流于形式，没有完整的财政管理体系，关税盐税等主要税收来源把持于外国人手中，货币体系复杂，流通混乱。中国在国际上成为列强欺凌的主要对象。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凭借军事实力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党治国家模式，开始了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试图通过孙中山倡导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阶段实现其声称的政治奋斗目标，在中国建成三民主义。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始，当务之急便是稳定政权，重构权力中心，形成新的国家秩序。国民党虽推翻北洋军阀的强人权威政治统治，却沿袭其政治理念，过于迷信权力。以致“民国初年，从革命一开始发生，就注重权力，无法建立一个新的民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 。

1928年随着第二次北伐完成，新疆通电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旋即东北三省改旗易帜，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同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进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以党统政”“以党训民”，实现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蒋介石也逐步成为国民党和国民党政权的权力核心。

1928年12月，北洋军阀结束了在中国的统治，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目标。当然这里所谓统一，只局限于形式而已，南京国民政府的实际统治范围事实上只有沿海、沿江数省，因为军阀出身的军事将领还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控制着不少军队，并不完全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中国仍然具有明显的地域分散性，当然中央通过军费补给、政治倾向宣传或利益诉求等手段对其施加影响，也使政令在偏远地区的分量日益提升，但距离完全的国家权威仍然很遥远。 除了投入大量军事武装力量“围剿”红军，分化打击国民党地方军事实力派，还要应对日本的严重威胁。如何捭阖三重危机？国民政府面对有限资源，倾向于对内实行武力统一，“消灭反侧”；对外“寻求与日本较长时间的妥协”。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文告，正式将“安内攘外”作为基本国策，声称在“外患日急，国势阽危”之际，“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以有组织之努力”，“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 试图通过“安内攘外”之举确立并巩固国民党的权威，营造出有利于建设和发展的环境。此外，国民党中央政权对地方军事实力派的分化和打击也有了新的进展。1931年后，地方军事实力派大规模反蒋军事活动大体停止，1933—1934年，用武力来“安内”的对象主要剩下中国共产党。南京政府利用“追剿”红军之机，把势力深入西南、西北地区。1935年1月蒋介石派遣贺国光率中央军参谋团入川，自3月至10月，蒋介石本人坐镇四川，设行营于重庆，负责督导西南军政事务，推行“统一化”的督察专员等行政财政改革，增强了西南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中央行政军事力量进入西南三省，可谓袁世凯之后的首次。此举加强了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控制，也使西南各省“更深地卷入到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去” 。

国民政府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使得日本蚕食中国主权的贪欲日益膨胀，纵容日本势力迅速向关内进逼。如前文所述，1933年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强占，并隐忍其对华北的侵入。1935年6月，国民党中央军从河北撤出，促使华北危机空前加剧。1932年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本军队短期开战，表现出令国人振奋的坚决抵抗的决心和力量，使日本军队不得不撤退。这次胜利意义非凡，可谓在经历了150年的外侮后，中国人第一次卓有成效地抵抗了用现代武器装备的外国军队。

伴随日本入侵带来的战争威胁日益加深，国民党也在着手准备应战。特别是在国内民众抗日呼声压力下，国民党1932年2月即曾拟定全面对日防卫计划，1933年后加紧修建国防工事，建立军事工厂，筹建海、空军，由德国军事顾问帮助，着手建设中国现代军队的基础工作，1932年年中，聘请美国顾问帮助建立一支现代空军。但是，正如杨格指出的，作为一个军事家和现实主义者，蒋介石清楚以当时的条件，中国不可能赢得与日本的战争。为了避免过早与日本决战，蒋介石压制了一些影响因素，对日本的扩张侵略，事实上也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加以及时遏制，反而颁布“敦睦邦交令”，严厉镇压民众抗日行动。东北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是中国倚重的财源要地。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导致东北沦丧，这给中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作为一个中央政权，国民政府对待日本进逼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不仅严重损害其政治权威，也造成大部分国民从心理上对其产生严重疏离，可以说信心危机伴随着国民政府始终，从成立到终结，信心危机或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国民政府方方面面的政策和制度实施的成效。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不断，外部有日本侵略威胁，导致“国家政治中枢机构长期处于虚弱的地位，缺乏调节国内社会关系的基本效能”；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对社会的抽取超过了社会可资抽取资源的限度”，使社会财富无节制向国家集中，导致民众的不满，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对社会的供给能力又颇为欠缺，“无法提供社会发展所需的国家安全、产权保护等基本的公共物品”；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价值体系，信仰危机严峻，故“只享有权力而不尽义务的政府面临着各种利益集团要求参与政治、改组政府的压力。然而在既得利益集团的主导下，南京国民政府无力通过制度创新，以超越其原有功能，容纳新兴利益集团而完成变革。其低下的调适能力使南京国民政府丧失了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失去了合法性基础” 。总之，在20世纪整个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所面临的复杂政治危机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尽管如此，至1937年中国内部局势基本平稳，蒋介石亦取得了党内最高领导人地位，个人威望极高，美国大使纳尔逊·T.詹森在其报告中曾指出，中国国内的主流观点是“国家存续离不开蒋介石的领导”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1937年这10年间经济建设方面亦可圈可点，但日本的入侵和占领，中断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势头。不过，到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历经10年的现代化积累，为持久抗战打下了基础。

现代化转型中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北洋政府来说，有着明确的政治信仰和治国主张。国民党信奉国家主义，在经济上主张发展国营经济，节制民间资本，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国民政府推行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历来主张由国家节制资本，他在1902年《民报》中宣布“中国自三代以来，已有井田之义，我国革命之后成立民主政府，当可借镜古义而实行土地国有” 。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他尤其强调“民国政府拟将国内所有铁路、航业、运河及其他重要事业，一律改为国有” 。蒋介石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后，对外宣示经济主权，对内强调中央政府的干预职能，将计划经济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依据，构建出一整套统制经济体系，表现出一个集权型政权的基本特征。1928年7月，美国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同意中国关税自立。随后英、法、日等国相继宣布承认中国的海关自主权。1931年，国民政府废除了流弊深重的厘金制度，促进商品流通和贸易往来。这两大举措，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国经济建设方案》，明确“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 。通过《国民政府训政时期施政宣言》，明确表示：“若夫产业之有独占性质，而为国家之基本工业，则不得委诸个人，而当由国家经营之。此类事业，乃政府今后努力建设之主要目标，并将确定步骤，以求实行。以国民急切之需要而言之，必须首谋开发社会经济所赖以为发动之基本工业。” 同时在配套的《建设大纲草案》中予以细化，“凡关系全国之交通事业，如铁路、国道、电报、电话、无线电等；有独占性质之公用事业，如水力电、商港、市街、市公用事业；关系国家前途之基本工业及矿业，如钢铁业、基本化学工业、大煤矿、铁矿、煤油矿、铜矿等，悉由国家建设经营之” 。可见所列领域，均为能源、资源型的上游产业，关乎国计民生之要义。国民政府随后将这一原则落实到各项具体建设计划中，作为实施指导，如“基本工业建设计划”（1928年）、“实业建设程序案”（1931年）、“国家建设初期方案”、“实业四年建设计划”（1933年）、“重工业五年计划”（1935年）、“中国经济建设方案”（1937年）、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1928年至1937年，是中国历史上国营工业快速发展的高峰期，许多大型的冶金、燃料、化工、电气及军工企业在这段时间创建，由此，经济史上所谓“黄金十年”亦可称为国有经济的“黄金十年”。

国民党在以党治国为特征的现代化转型中，使国家主义成为主流选择，一方面来自中国“大一统”思想文化传统的影响。自宋代以后中国经济逐渐形成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超稳定结构的经济形态，阻碍了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不过，当面临外敌侵略处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强国御侮，维持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原则，应该是中国取得主权独立并使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共识。国民政府发展国营经济、节制民间资本的国家经济策略应是植根于历史素有的土壤中，并在内外条件具备时瓜熟蒂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汲取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欧洲和北美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先后推行国家控制重要产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其中，德国、苏联两个超级军事和经济强国相继崛起。美国也在1929年沉陷于著名的“大萧条时代”，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年，罗斯福担任总统后实行新政，同样以国家管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战略，带有强烈的国家干预主义倾向。发生在德国、苏联以及美国的这些景象，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变革。

在战火燃起、外敌入侵之际，国民政府确立制度化的国家主义，使得国家可以掌握并控制重要资源，有计划地安排国家重大产业计划，对抗战大局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因此也容易造成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发展的弊端，并导致经济上的诸多问题。不过就国民党统治的历史而言，或可以说政治权力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统率性规则”， 抑或可以凭借现代化转型中传统性因素与现代性因素交互影响，来窥视国民政府的转型特色。

战争需要金钱。杨格20世纪60年代回忆在中国工作的这段历史时说：“20世纪30年代的总体环境对资本积累并不是很有利。与军事上的资金需求相呼应的是稳定国内秩序，以及在1931年之后着手准备与日本之间的正面对抗。”“因为资金短缺即意味着内部混乱、外部灾难。” 1928年年中，从北洋政府手中接管了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立即着手扩大固定收入来源：重获关税自主权使得海关收入大幅提高；对盐、烟草、棉纱和其他商品课税的国内税收制度则促进了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国民政府还逐步取消了“厘金”这一施行多年的对国内商品流通征税的制度。然而当日本侵略将战火燃向中华大地之时，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被迫中断。在抗击侵略的过程中，如何汇聚国家财富？国民政府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金融现代化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