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艰难唯一死
——易代之际的生存伦理及历史相似情境的诠释

一、“死无遗憾惜公迟”

历史在任何时候都是一面镜子：在撰写的历史中投入自己的心境，在阅读的历史中窥见自己的身影。有人聆听时，拿历史炫耀自己的学识；无人可倾诉，以历史寄托自己的沉思。清初士人因在现实中出处维艰，彷徨无着，更格外留意过去的和邻近的历史，对历史上的相似情境倍加关注并付以深刻的反思。

历史上文人的境遇和命运，自然是文人最关注的问题。但自从人们发现“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元好问《论诗绝句》其六），意识到诗歌作者和本文的相关性存在很大疑问，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更增强了“知人论世”的意识。清初的诗歌批评也显示出这种倾向，诗论家因自身处境的进退维艰，格外关注前代文人在政权转移之际的行藏。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专门有“文辞欺人”一条，论古代作家言行不一的情形，而斥谢灵运、王维为古来以文辞欺人之最。全文很长，为说明问题还是截录一段：

灵运身为元勋之后，袭封国公。宋氏革命，不能与徐广、陶潜为林泉之侣；既为宋臣，又与庐陵王义真款密。至元嘉之际，累迁侍中。自以名流应参时政，文帝惟以文义接之，以致觖望。又上书劝伐河北，至屡婴罪劾，兴兵拒捕，乃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及其临刑，又作诗曰：“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若谓欲效忠于晋者，何先后之矛盾乎？史臣书之以逆，不为苛矣。王维为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池，维作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下狱，或以诗闻于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缙，请削官以赎兄罪。肃宗乃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襄王僭号，逼李拯为翰林学士，拯既污伪署，心不自安。时朱玫秉政，百揆无序，拯尝退朝，驻马国门，为诗曰：“紫宸朝罢缀鸳鸾，丹凤楼前立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杀朱玫，襄王出奔，拯为乱兵所杀。二人之诗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护王维，如杜甫谓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

这里痛斥谢灵运、王维为古来以文辞欺人之最，可谓是古今最严厉的判词。向来“口夷齐而心盗跖”，“口山水而心轩冕”的文人很多 ，鼎革之际首鼠两端的例子也不少，为什么独挑谢、王二人呢？看到末尾论及今人的表现，我们就知道，王维乃是作为“投身异姓”的先例，用来比照时流的，“至摈斥不容”云云自指钱谦益无疑，而“名污伪籍”以下恐怕就指包括吴梅村在内的全部贰臣辈诗人了。改朝换代的世事翻覆，带来前所未有的心灵激荡，文学中既有最强烈的情感表现，也充斥着心口不一的虚假言辞。所谓“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矣” 。至于那些贰臣诗中的虚假忏悔，甚至托古人以自解，对最坚定的遗民顾炎武来说更是绝对难以忍受的。所以他论诗的基本宗旨就是对士大夫群体普遍的文行悖离给予猛烈的抨击，以捍卫文学的真诚性。

不过，持顾炎武这样的激烈态度的批评家终究是少数，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具备他那样峻洁的操守，于是对历史人物的出处行藏，更多地还是抱以同情之理解，设身处地去体谅其苦衷。李绂论及王维失节问题，惋惜他未能引决，是为学佛所误。因为欧阳修说过，老氏贪生，释氏畏死 。实际上问题没那么简单，人既有性格软弱的一面，事也有不得已的情形，能否引决显然与诸多因素相关。同为当时被捕的官员中，还有古文家李华。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载：

时继太夫人在邺。初，潼关败，书闻，或劝公走蜀诣行在所。公曰：“奈方寸何？不若间行问安否，然后辇母安舆而逃。”谋未果，为盗所获。二京既复，坐谪杭州司功参军。太夫人弃敬养，公自伤悼：以事君故践位，乱而不能安亲；既受污，非其疾而贻亲之忧；及随牒愿终养，而遭天不吊，由是衔罔极之痛者三。故虽除丧，抱终身之戚焉。谓志已亏，息陈力之愿焉。因屏居江南，省躬遗名，誓心自绝。无何，诏复授左补阙，又加尚书司封员外郎。玺书连征，公卿已下，倾首延伫，至止之日，将以司言处公。公曰：“焉有隳节夺志者，可以荷君之宠乎？”遂移疾请吿，故相国梁公岘之领选江南也，表为从事，加检校吏部郎中。明年遇风痹，徙家于楚州。疾痼贫甚，课子弟力农圃，赡衣食。雅好修无生法，以冥寂历思虑，视爵禄形骸，与遗土同。

这是因高堂之累忍辱偷生的例子，事后他和王维一样，都深怀失节之耻，谢人事，远离庙堂，低调地度过余生。由于他不如王维名气大，被羁过程及授伪职也没什么详细记载，在历史上不太引人注意，后世论及降臣也很少提到他。而宋末降元的方回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虽然他才名远不能和李华相比，但投降经过及心理活动班班可考，终于成为后人议论出处问题的一个话题。

台湾学者萧启庆曾根据政治态度的不同，将宋元之际的遗民分为激进、温和、边缘三类，其边缘一类以周密和方回为例，论其特征说：“‘边缘型’之遗民，乃指其人政治态度模棱两可，虽然忠于宋室，却不排斥元朝统治，亦不避讳与北人为友。而且政治行为前后不一，或是先归隐山林，而后出仕元朝；或是先归顺元朝，却又罢官归田，并不失遗民节操。” 我不太理解萧先生出于什么理由将周、方二人划为“遗民”，更不太理解他为什么将先隐后仕或先仕后隐的人物算作遗民，这恐怕不符合传统观念吧？按自古以来的看法，方回的经历只能让人将他归入贰臣之列。

关于方回降元前后经过，周密《癸辛杂识》有这样一段记载：“先是，回为庶官时，尝赋《梅花百咏》以谀贾相，遂得朝除。及贾之贬，方时为安吉倅，虑祸及己，遂反锋上十可斩之疏，以掩其迹。时贾已死矣，识者薄其为人。有士人尝和其韵，有云：‘百诗已被梅花笑，十斩空余谏草存。’所谓十可斩者，盖指贾之幸诈贪淫褊骄吝专谬忍十事也。以此遂得知严州。未几北军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及北军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必践初言死矣。遍寻访之不获，乃迎降于三十里外，大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郡人无不唾之。遂得总管之命，遍括富室金银数十万两，皆入私橐。有老吏见其无耻不才，极恶之。及来杭，复见其跪起于北妓之前，口称小人，食猥妓残杯余炙，遂疏为方回十一可斩之说，极可笑。” 这段记载在明代虽受到都穆《南濠诗话》的质疑，但终因未举出有力的论据而为《四库提要》所不取，相沿遂成定论。据方回《先君事状》说，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辛卯，南宋朝廷递交降表并诏谕州郡归附，郎中王世英、萧郁代表朝廷带兵五千到严州传达诏谕，这与《元史》的记载是一致的。而括富室金银皆入私囊的记载，看来也是周密要证明其降元出于“人品卑污”的丑诋 。或许是士林的物议使方回感到难以忍受的羞辱，他在至元十九年（1282）撰写的《先君事状》篇末特别“泣血再书”，交代降元始末及用心。据他自述，降元的理由有三点：首先是国亡主迁，奉诏而降；其次是为免屠城之灾，保全一方生灵；第三即所谓“屈伸出处，《易》有时义”。第一个理由如上所述，确是事实；第二个理由，他举出历史依据：“陈寿书谓，霍弋、罗宪各保全一方，举以内附，此虽非人臣之正义，然国亡主迁，土地人民无所归，为小郡者力不能全国矣，全其郡民可也。” 在当时的形势下，抵抗肯定是徒劳的，就像他在《兀林答问》里记载的元将查喇温劝降邳州的话：“金国土宇河南河北，皆我朝有矣。汝邳州不过一掌之大，汝不知天命，不顺人心，不好投拜，破城之日，无男女龆龀不留，徒死何益？” 如果选择抵抗，玉石俱焚，自己却能博得忠烈之名；而选择投降，城池人民可全，但自己将以失节永远在历史上留下骂名。最终他选择了投降，也就是说甘愿以个人的千秋骂名换取严州官兵士民的性命。为了让世人理解自己的苦心，他在《南唐》一诗中借南唐降宋来说明这种历史情境的两难抉择：“失身亡国非无痛，保士全民尚可矜。” 这并非不是实情。唐代张巡、许远死守睢阳最终使江淮得以保全，遏止了安史叛军南下的势头；而在国亡主迁，大势已去的此刻，以严州一城生灵拼死抵抗，除了博得个人的忠烈之名，套唐代曹松《己亥岁》的名句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外，更无任何意义。所以，在方回降元的理由中我是很赞赏这一点的。第三个理由，根据儒家的处世原则，乱世择主向来是天经地义的。更何况他衷心认为“天以大元世祖皇帝圣神文武，一统天下，时则有若巴延丞相，如阿衡之于成汤，太公之于武王，可谓声应气求，云龙风虎之会哉！”“然则以世祖皇帝之圣，佐以巴延丞相之贤，天固与之。宋以老后幼主，佐以权臣贾似道之奸，其罪之尤大者，叛盟爽约，留信使于淮郡，援逆雏于山东，天实亡之。福善祸淫皆天也” 。而且他还引用孔子所谓“殷有三仁”之说，肯定微子离君去国，箕子佯狂欺君，比干死节谏君，都不失为正当的选择。其说不可谓不辩，可是这些理由都绕不过夷夏大防的问题。比如第三点，直到清末林传甲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日记中还提到：“刘昶、萧宝夤受异姓之王封，刘歆、李振、赵孟頫受异姓之禄养，莫不以微子之去为说，是诬古人矣。”

方回自己心里又岂能不清楚？如果不是投降异族，这些理由都是很坚硬的，但就因为屈身投事的是异族，传统的夷夏之防的观念经常让他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自撰《虚谷桐江续集序》，竟标举“读《春秋》而知天子诸侯大夫陪臣内夏外夷之名分” ，他自然不会不知道宋元也有内夏外夷之分，儒家出处原则并不适用于夷夏之间。因此，他虽然为自己的降元百计辩解，冀望得到“后世之公论”的谅囿，但“失身”之感仍像蛇一般缠绕着他。尤其是想到死节的友人，每有“默数前死者，愧兹今独生”的惭疚 ，总也摆脱不了“失身羁妇过昭君冢，偾军老将上李陵台”的负罪感 。直到休官后所作《二月十七日偕宾旸市饮二首》还说：“误著儒冠玷甲科，休官重到旧沙河。未妨缓步微行好，犹恐傍观窃议多。” 《自释休官之意》也说：“七载休官学老农，间关垂死脱兵锋。折腰早觉身难屈，饶舌悬知世不容。” 这种心中有愧、忧讥畏哂的心态有时也流露在文学批评中。大德三年（1299）作《刘元德诗评》论及其咏陶诗：“我爱陶元亮，忠肝义胆存。不忘一饭报，况受累朝恩。解印彭泽县，归田栗里村。贫非无粟在，宋粟不堪飧。”方回说：“此等诗当忘言。且陶元亮六十三以死，刺史王宏之酒亦不拒也，刘裕后何曾不吃饭来？用夷齐周粟事，恐徒多纷纭。” 表面上是规劝朋友勿盲目拔高陶潜，骨子里不乏为自己解嘲的意味：陶公也是人嘛，何况我辈呢！晚年的方回，心境异常凄凉，舆论的压力，内心矛盾的不可调和，加上对元朝幻想的破灭，使他陷于身体和心灵都没有归宿的绝望状态中：“他乡仍故国，何处可求安？” 他本来做了一个有价值的选择，保全了一城老幼的性命，可终究因为浸渍于传统的伦理观念尤其是夷夏之防的意识太深，遂陷入失节的耻辱和道德的自责而无法自拔，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文化的悲剧。罗超说，“方回降元并不是单独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是支配他的文化观念出了问题。在中国士大夫文人的传统意识中，这种‘委屈出处’的处世原则，往往蜕变为‘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投降哲学，我们从方回降元到《桃花扇》中的侯方域降清，以至近代周作人降日，都可以看出这种懦弱而麻木的文人心态。联想法国作家都德所写的《最后一课》，不是让人觉得中国传统文人身上缺少一点英雄气概吗？” 这样看问题我觉得稍微有点简单化。投降哲学恰恰是西洋文化的产物，别忘了，法国在二战中正是投降德国的。如果我们承认生命有天赋的价值，保存生命就能成为投降的理由。中国正因为没有这种投降哲学，加上夷夏之辨的文化优越感，就造成社会严酷的舆论环境和个人内心不可调和的剧烈冲突。

其实，为人谁不爱生而恶死呢？陈子龙诗云“男儿捐生苦不早”（《岁晏仿子美同谷七歌》其二），不过是急欲为国捐躯的慷慨豪情，也是壮志难酬的焦虑。但在宋元易代之际，贰臣的偷生之辱及随之而来的舆论谴责，竟让为之惋惜的人生出一种奇特的判断，即相对苟活而言，早死乃是一种幸运。南宋淮南节帅夏贵降元后，四年而卒，有人赠诗云：“自古谁无死，惜公迟四年。问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吊墓者赋诗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只要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对士大夫殉节的要求和偷生的惋惜，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社会意识，是宋代理学风行，士大夫重视纲常、崇尚名节的结果。不要说在朝代更替频繁、士大夫历仕数代（如沈约历仕宋、齐、梁，江总历仕梁、陈、隋）的南北朝时期不可能出现，就是隋唐五代之际也没看到类似的议论。但从元代以后，士大夫群体和社会观念普遍对殉节持鼓励态度 ，类似的讥讽便为世所习惯，不觉得有什么过分了。

后人咏夏贵的两首诗，到清末曾被金武祥与查慎行咏钱谦益的“死无他恨惜公迟”之句联系起来，说二诗虽各有其妙，但不如查诗“语简而词婉”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也感叹王闿运“乙丙之际不恤徇乡人之请，首先列名劝进，晚节不终，识者惜之。然太史亦老态龙钟，不久即归道山。倘早没数载，宁非全福？昔查初白吊钱蒙叟云：‘生不同时嫌我晚，死无遗憾惜公迟。’” 两人所引查诗文字略异，就对仗论当然以金引为长，但“死无他恨”暗示“独有此恨”，犹有体谅其忏悔之意，“死无遗憾”则见略无羞怍之意，更近于诛心。引人惋惜的当然不只是钱谦益，深刻忏悔的吴梅村更让后人怜悯。如吴本锡《读吴梅村诗有感》云：“一死可怜非易事，令人却忆息夫人。” 甚至入清后仍不改旧日公子作派的侯朝宗，也同样令人惋惜不早死而致失节。周茂源有《阅侯朝宗壮悔堂集诗以吊之》写道：“漫怜玉树埋黄土，一死无虞晚节倾。” 人们不约而同地都付以类似的叹息：如果这些名士早死几年，不就能避免晚年失节的耻辱了么？这种感觉无疑是众所共有的，但也不可否认是出于对一首经典作品的共鸣。

从前后引述的作品中，我们一再看到“一死”和“息夫人”两个词，这正是与贰臣境遇及评价相关、构成特定诗性话语的关键词，它们出自邓汉仪《题息夫人庙》一诗：

楚宫慵扫黛眉新，只自无言对暮春。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诗以咏古的形式，曲折地表现了贰臣的处境和遗民的心态，所谓“微词胜于直斥，不著议论，转深于议论也”。息夫人的故事见于《左传·庄公十五年》：“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到唐代，这个忍辱偷生的故事就以鲜明的伦理色彩成为现实情境的参照。孟棨《本事诗》载：“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注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又举杜牧《息夫人》诗：“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认为相比王维之作“语意远矣。盖学有浅深，识有高下，故形于言者不同矣” 。到清初，邓汉仪用息夫人的身世来比拟贰臣的境遇及其难言的苦楚，既有本质的相似性，有合乎香草美人的传统表现方式，于是在当时引起广泛的共鸣。虽然一时还难以断言它是由什么途径被经典化的，但起码《国朝诗别裁集》的选录，会使它广泛传播。同时及后世作品一再显示的互文性，足以说明它在当时脍炙人口，并在很长时间内影响到同类文本的取意和构思。

然而在国变关头，决然赴死的节烈之士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随着岁月步入新朝，以不同身份度过他们的后半生，这些人也需要有一个说法。姚光《徐闇公先生残集序》称引邓汉仪“千古艰难唯一死”之句，以为“夫一死固难，然有激于一时之义愤，则慷慨赴死，亦易事耳。凡人遇国亡之际，往往偷延残喘，卒贻污名于书史，此皆操守之不坚；故一死非难，唯不死而侘傺无聊，困苦备尝，仍能守节不渝以终者，为尤难矣” 。这里做了一个翻案文章，强调苦志守节、终身不渝，是比激于一时义愤、慷慨赴死更为不易的事，这就给无数遗民一个莫大的安慰。

士大夫阶层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者，而且是文化的塑造者。他们的作品所显示的价值观，直接影响到伦理的确立及传播。“千古艰难唯一死”，在哂笑贰臣辈贪生畏死的同时，无形中也化解了死节的必然性和强制性，给当事人一个自我解嘲的借口，也给旁观者一个宽容的理由。对于身处王朝代兴之际的文士，即使未能死节的，也该谅其苦心，审其出处之迹，尊重当事人的政治选择。比如，顾嗣立《元诗选》以元好问冠首，就引起后人的不满。杨学易《顾侠君选元百家诗以元遗山先生冠其首因题于后》论之曰：“古人立身有终始，麦秀歌残肯再仕。选诗莫作文艺看，是中微具《春秋》旨。（中略）古来期颐最误人，每恨贤豪不能死。天公欲使名德昌，早遣先生骑箕尾。生前不作莽大夫，死后应书前进士。谁将诗集冠蒙古，想见九原目犹视。渊明岂肯臣寄奴，我欲挥毫删宋史。若将公集殿中州，完颜一代成起止。” 这是说元好问虽出仕元朝，但内心始终以金人自居，取以冠《元诗选》，便扭曲了诗人的夙志。这种评论历史人物的厚道用心，与陈寅恪先生说的“同情之理解”是有相通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