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红军不怕远征难”

由于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不安，国民党军队接连对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0月1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在雩都渡河，被迫踏上万里长征。

一、血色湘江

红军长征，是在极其险恶的处境中进行的。

1934年10月21日，中革军委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九军团掩护左翼，红八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从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并于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

此后，中央红军以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一个军团在后、军委两个纵队居中的“甬道式”的队形继续西进。11月8日，利用粤军陈济棠部与南京政府的矛盾，中央红军通过敌第二道封锁线；11月15日，又通过敌第三道封锁线。但是，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形，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数量，削弱了红军的作战能力。此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转移的战略意图，遂于11月1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企图一举聚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

湘江之战是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这时，各路敌军虽有25个师，但他们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矛盾，且从宜章至湘江广大地区，敌人防御力量薄弱，又属无堡垒区域，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如于此时乘各路敌军调动之际，寻机歼敌一路或一部，战局必将出现有利于红军的变化。但是，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李德等人却一筹莫展。部队到达湘南之后，他们一味地主张退却逃跑，消极避战，从而丧失了在该地歼敌的战机，致使中央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从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11月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并控制了脚山铺（亦名觉山铺）至界首间30公里的湘江两岸渡口。但是，由于后续部队辎重过多，道路狭窄，行动迟缓，未能赶到渡口。此时，国民党“追剿”军行进至全州、零陵、道县、东安地区，桂军五个师开至灌阳、兴安一线。为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及后续军团渡过湘江，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在桂北湘江两岸的新圩、脚山铺、光华铺等地区，红五军团在永安关、水车一带与国民党军血战五昼夜，阻住优势之敌的进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于12月1日渡过湘江，进至西延地区。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转战于灌阳、道县一带，虽经英勇战斗，重创敌军，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其他各部也遭受重大伤亡。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为壮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损失了半数以上。而且，各种辎重、机器乃至上千担各种资料文件等在激战中大部分散失。

湘江之战的惨痛事实，已经使红军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再也不能照原来的办法打下去了，必须下决心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就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力主中央红军放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行，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去开辟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与会的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方针。但是，李德等人却拒不接受这一提议，仍然主张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行军路线。由于通道会议未能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也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央红军原定的行军计划，红军如果继续往湘西进军，则必定会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挽救党和红军的前途与命运，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在交通闭塞、粮草富足的贵州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来解决红军行动方针这个重大问题。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在会上，博古、李德仍然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造新的根据地。毛泽东则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博古和李德也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同意对行军路线进行战略调整。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否定在湘西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从而结束了自老山界以来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争论问题，改变了长征的前进方向。此外，会议还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它不仅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还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直下贵州的施秉、黄平地区，并相继强渡黔北的天然屏障乌江天险成功，于1935年1月7日出敌不意地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把敌人数十万“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从而为中共中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生死攸关的转折

到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为止，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四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早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也多次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和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等人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人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导方针日益不满。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的接连失利，特别是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红军上下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他们中的许多人为红军前途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

在行军途中，毛泽东还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工作，向他们深入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上的错误。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逐渐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他们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已经有了成熟的条件。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博古首先在会议上做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为其错误辩护。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的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以及其他许多同志也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反对“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张闻天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决议还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并以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毛泽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此外，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之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北渡长江，到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在紧急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也结束了支配中共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为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展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三、“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军队各一部，共150个团、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回旋余地不大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

与国民党的重兵云集相比，此时中央红军只有16个团、3.5万多人，敌我兵力极为悬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由遵义地区北上，在四川泸州西南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如渡江不成，则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并伺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

从1935年1月19日起，红军兵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黔敌随即进占遵义、湄潭；川敌则以一部兵力防守宜宾、泸州，另调集8个旅，分路向松坎等地推进。1月24日，红军右纵队红一军团击溃黔敌教导师的抵抗，攻占土城；中纵队红九军团攻占习水，红五军团进至三元场；左纵队红三军团进至土城东南之回龙场地区。

就在这时，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的川敌教导师一部对旺隆场、复兴场红军进行反扑；川敌教导师第三旅、独立第四旅由东胜场进至温水，先头部队进至土城以东之木栏坝，尾随红军攻击，另两个旅随后跟进；川敌第一师第三旅主力正向叙永开进，另一部重占习水。在此局面下，中革军委果断决定：乘敌薛岳部主力尚在乌江以南，黔敌新败的有利时机，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围歼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以保障红军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

1月28日拂晓，中央红军发起了土城战役。战斗打响后，军委纵队干部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一军团一部，从南北两面向青杠坡地区尾追的川军两个旅发起猛攻，激战终日，虽然予敌重创，但是红军也付出不小代价。此时，川军后续部队两个旅迅速增援上来，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从侧背攻击中央红军。在这种情况下，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央政治局于当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赶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并果断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向古蔺以南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除少数部队阻击川军外，主力则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寻机北渡长江。这就是一渡赤水。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革委还发布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明确指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使敌人非常恐慌。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将西入云南，随即重新调整部署，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叙永以西地区。

鉴于敌军已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红军进逼，毛泽东认为渡江北上已不可能，遂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重占遵义的主张。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并要求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接着，中央红军即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这时，敌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分别从南北两面迫近扎西；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黔西、大定地区向古蔺、叙永方向追击。为了迅速脱离川、滇两敌之侧击，毛泽东又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2月11日，中央红军分3个纵队由扎西地区东进，于18日至21日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向黔北的桐梓地区疾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1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敌。

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完全出乎国民党军的意料。在这种局面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追击之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桐梓，桐梓守军被迫退守娄山关。25日晚，在粉碎敌人向娄山关的多次反扑之后，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1个团又从娄山关东、西两侧向敌后方之板桥地区迂回，经激烈战斗，击溃了进攻娄山关之敌，并相继攻占了娄山关以南之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残敌向遵义逃跑。遵义战役历时5天，红军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骁勇善战。这次胜利，不仅鼓舞了全军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打击了敌人，还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使中央红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

蒋介石打了败仗之后，极为恼火，由汉口飞抵重庆坐镇指挥，并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南北夹击，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面对这种局面，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寻求新的战机，中央红军于3月16日、17日，在茅台及其附近三渡赤水河，并疾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

红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之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所有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又决定，乘来敌不备之际，再次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为了迷惑敌人，3月20日，以红一军团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疾进，26日进至遵义至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等地区。3月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把敌人几十万大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2日，又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则进至狗场、扎佐地域，佯攻贵阳，以诱出滇军来援。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泽东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此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4个团。果不其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发觉红军逼近贵阳时，急令滇军孙渡纵队3个旅火速东进“救驾”，同时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以便随时逃跑。滇军主力被调往贵阳后，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料的有利形势。

在此形势下，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乘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调动时，在贵阳虚晃一枪的红军，又抓住“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突然于4月8日急转向南，分两路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军防线，接着出其不意地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使敌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落空。进入云南后，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把一直紧紧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抛在后面，抢渡天险金沙江，毛泽东再次施展调虎离山计：红九军团由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进发，吸引追敌向北；中央红军主力则以神速向西疾进，并于4月27日攻占马龙，继占寻甸、嵩明，一部进至杨林，前锋直逼昆明，从而迫使“云南王”龙云调兵固守昆明，进一步削弱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敌之防御力量，为红军北渡金沙江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渡赤水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威逼贵阳。随后，又疾进云南，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在此局面下，中央红军主力利用缴获的6只木船抢渡金沙江。活动在乌江以北地区的红九军团，也从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这样，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四渡赤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在这次作战中，毛泽东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发扬红军运动战的优势，指挥中央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避实击虚，陷前堵后追的国民党军于徒劳往返、疲于奔命的境地，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变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25年后，毛泽东还对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说：“四渡赤水是我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后来，又经过千辛万苦，红一方面军主力最终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开始为实现党中央新的战略任务而斗争。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长征实现红军的战略大转移，是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它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