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到敌人后方去”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在陕西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为全国抗战制定了正确路线和战略总方针，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对推动全民族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洛川会议

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为了迅速灭亡中国，日军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并同时在华北和淞沪地区开辟了南北两个战场，对国民党军展开了全面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建议，成为正面战场的组织者。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担负起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并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会战，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由于实行的是单纯依靠政府及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尽管国民党军队发动组织过几场大规模的军事会战，但从总体上看，都是以退却和失败而告终，甚至付出了巨大代价。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分析当时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势，明确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对于此前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方针，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据此，此次会议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以及持久战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强调：“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人出席了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全面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八路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就抗日战争的前途，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

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八路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就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指出：在统一战线下是相对的独立自主，但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要求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站在抗战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

为在新形势下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张浩、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11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亦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亦称副主席）。并确定了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深入冀、察、晋、绥4省交界地区，开辟敌后战场，发动和组织群众，实行兵民结合，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钳制和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在战争中壮大实力，创建抗日根据地。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全国抗战制定了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和战略总方针，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明确了我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对进行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二、“红军参战以来的第一次胜利”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认为只要给中国“有力一击”，便能在几个月时间里迫使中国屈服。在北线，为了造成“迅速对河北省内的中国军队以及中国的空军主力给予打击”，“以期根本解决华北问题”，自恃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的日军，倚仗其在装备、训练上的优势，兵分三路，沿津浦、平汉、平绥三条铁路干线做扇面式进攻和推进，企图一举围歼在华北地区的中国军队。在此战局之下，国民党军的各个防线不断被突破，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也纷纷向雁门关方向撤退。中日双方的主战场随之转移到了山西。

山西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所必争。对于山西在抗日战争中极为重要的地缘价值，任弼时在1938年1月曾有一段精辟的概括。他指出：山西自雁门关以南，井陉、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地区，对保卫华北地区、支持华北地区战局，有极重大的意义。敌人要完成其军事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全境在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敌向平汉南进攻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到困难。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

正因为山西有如此重要的战略价值，1937年8月底9月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即果断命令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师赴山西前线抗日。中共中央给予八路军的战略任务是：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战场的蒋（介石）阎（锡山）军作战，从侧翼阻击进犯山西之敌，以打击日军锐气和掩护友军退却；另一方面伺机深入敌人占领区，密切协同地方党组织，广泛组织和武装群众，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此前后，为尽快攻陷山西，日军兵分两路向太原方向疾进：一路由大同进攻雁门关，南下直取太原；一路由蔚县、广灵进攻灵丘、平型关，对国民党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实行迂回，并配合沿同蒲路南下之敌夺取太原。

情况十分危急。在这种局面下，为了阻滞日军攻势，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9月23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相机侧击向该线进攻的日军。

根据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指示精神，第一一五师决定利用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镇之间长约13公里的险要地段，配合友军在平型关的正面防御，并利用公路两侧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日寇进攻平型关时，出其不意，从侧后伏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按照这一计划，当夜，第一一五师部率主力进至平型关东南15公里的冉庄地区，断绝交通，封锁消息，并令该师独立团、骑兵营向灵丘方向运动，以钳制和打击增援平型关的日军，保障主力侧翼安全。9月24日，第一一五师各级指挥员又亲临前线侦察敌情，并判断日军将于次日大举进攻平型关，遂命令部队于当夜冒雨在平型关东北公路的两侧山地设伏，待机歼敌。

果不出所料，9月25日晨，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乘汽车百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7时许，当该敌全部进入第一一五师设伏地域时，由于道路狭窄，雨后路面泥泞，日军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十分缓慢。乘此良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公路以南的山地上，居高临下，突然以密集的火力向日军发起了猛烈攻击。日军的人和车互相碰撞，十分混乱。为了不让其跑掉，八路军战士又在10多里长的山沟里，迅速将日军包围、割裂，并随即展开激烈的白刃格斗。经过一天的激战，最终将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全部消灭。是役，是八路军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伏击战，也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共击毙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火炮1门、机枪20余挺、掷弹筒20余具、步枪1000余支、军马50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在平型关首战告捷，不仅破坏了日寇进攻平型关的计划，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和胜利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广大人民的胜利信心也更为高涨。据统计，自1937年9月平型关初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作战计1600多次，毙伤日军6万余人，并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苏南、淮南、豫皖苏边等大小24块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不仅打乱了侵华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还形成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夹击日军的有利战略格局。因此，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成为中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的中流砥柱，为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三、《论持久战》的发表

历史证明，为了组织和动员全国的抗日力量进行全面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明确地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而这个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就是实行持久战。

卢沟桥事变前，中共中央就预见到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曾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做持久战。”1936年7月，他在会见美国记者时，再次提出要通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方针。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也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

卢沟桥事变之后，随着全国抗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又及时提出了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1937年8月，周恩来、朱德在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的谈话会上，再次提出持久抗战的思想。同月召开的洛川会议，在深入分析中日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势后，又强调了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洛川会议以后，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等相继发表文章，深入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以及实行持久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等等。

但是，当时在中国特别是在国民党内部，对于抗战却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轻敌的“速胜论”。有人认为，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美英在上海的干涉。在共产党内，“亡国论”一般是没有的，但一些人有轻敌思想，认为依靠国民党200万正规军就可使抗战速胜。台儿庄大捷后，全国范围内的“速胜论”又开始急剧滋长。另一种则是悲观的“亡国论”。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徐州失陷后，“亡国论”又迅速抬头。国民党亲日派的汪精卫集团便是“亡国论”的突出代表。此外，虽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中日之间会是一场持久战，但是他们对持久战的理解却大不相同。例如，蒋介石的“持久战”基本上限定为一种军事上的指导方针，而在事实上还缺乏广泛的群众动员和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础；另一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他们虽然也赞同持久战，但是对于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因而对战争的发展趋势和结局也缺乏冷静的思考，等等。

面对当时党内、军内乃至全国范围关于抗日战争前途的复杂思想状况，为了肃清“速胜论”和“亡国论”造成的思想混乱，并初步总结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观点，从而系统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发表《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军事著作。这两篇重要的军事著作，不仅从理论上科学说明了抗战的进程和前途，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透彻地阐述了抗战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方针，指出了游击战在抗战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还对持久战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明确指出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强调持久战是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中国的抗战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并强调：“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他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他认为，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后三个特点则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据此，他得出了中国既不能速胜也不会亡国，只有经过持久战，才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结论。他指出：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毛泽东还大胆预言：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持久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通过三个阶段，在双方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而日本则必将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应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则为辅助形式。战略相持阶段时间最长，斗争也最艰苦，然而抗战力量的成长壮大也正在这一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经过战略相持阶段，中国的抗战力量将转弱为强，敌我力量也将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进入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陆续收复失地、最后取得胜利的战略反攻阶段。毛泽东指出：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据此，毛泽东又引用中外的大量材料，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严正指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此外，毛泽东还论述了游击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并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他说：“我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则使其占领地的守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它不仅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无可辩驳的逻辑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以及夺取最后胜利切实可行的办法，也指明了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从而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