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夺取抗战的胜利

1945年，经过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以及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抗日战争的胜利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赫尔利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中国结盟，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美国向中国提供相当数量的武器、军用物资和贷款，并向中国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和专家，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队，援助中国抗战，从而大大提高了美国朝野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介入程度。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一段时期，美国从其国家利益出发，仍然把战略重点放在集中力量击败纳粹德国上，而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则没有更多的力量用来对付日本。因此，美国特别需要此时中国能顶住日本，并钳制、分散出尽可能多的日本兵力。同时，美国还考虑到随着太平洋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后美国还会更加需要中国的有力配合，以便能在最短的时期内打败日本。

1944年以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局势日渐明朗，美国开始更多地考虑战后世界格局的问题，而蒋介石无疑又是美国政府心目中在东亚地区建立亲美政府的最佳人选。因此，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1944年9月美国政府决定派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华，11月下旬又决定由赫尔利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美国政府为赫尔利确定的对华使命是：（1）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2）支持蒋介石做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3）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4）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5）为击败日本，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在美国决策者的考虑中，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临近胜利的时候，日本的投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打击共同敌人日本的现实需要已开始日益淡化，而在战后如何对付苏联的问题则开始日益突出。为了在战后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取代日本控制中国，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加紧巩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扶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为此，美国希望通过国共谈判，让共产党交出军队，以政治手段来解决中国国内的纷争。总之，赫尔利来华的主要任务便是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

为此，赫尔利一方面需要运用美国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就范，另一方面则需要游说苏联，使之支持国民党政府。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11月辞职，赫尔利主要就是在做这两件事。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来华途中，赫尔利先去了解了苏联领导人的态度。赫尔利归纳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表的意见大致如下：苏联政府并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苏联不愿中国有纷争或内战；苏联不满中国对在华苏联公民的待遇，但坦白希望在中国有日趋密切和和睦的关系。吃了苏联的这颗“定心丸”以后，赫尔利来到中国，开始全力“调解”国共关系。

中共中央对美国政府采取了有原则的区别对待政策：一方面，欢迎美国对中国的积极态度，愿意与其友好交往，同意在美国调处下进行国共谈判；另一方面，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支持蒋介石的反共独裁政策。

赫尔利来华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际。因此，初到中国的赫尔利便介入了国共谈判。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接连举行了4次会谈。赫尔利带来了一份他和蒋介石共同草拟的文件，内容主要是要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要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党政府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在会谈中，赫尔利宣读了这一文件，并做了一些说明。11月8日、9日，经过数次会谈，赫尔利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双方还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其主要内容有：（1）国共两党应通力合作，为打败日本而统一所有国内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复兴工作；（2）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3）实行民主改革，给人民以自由；（4）承认中国所有抗日的武装力量，公平分配所有获自友邦的军事装备；（5）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

11月9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的基本情况和修改后的五项协定。1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授权毛泽东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上签字，赫尔利则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签字作证。这个协定还有待于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签字。赫尔利在签字前向毛泽东表示，“这些条款是公平合理的”。毛泽东则对赫尔利说：“我们以全力支持赫尔利将军所赞助的这个协定，希望蒋先生也在这个协定上签字。”

当日下午，赫尔利携带签字后的协定乘机离开延安赶赴重庆，周恩来和包瑞德同行，准备同国民党商谈实现协定事宜。

赫尔利本来认为，这个协定以国民党实行某些民主改革为代价，可以达到换取共产党交出军队的目的，因此对国民党是有利无害的。但是，当赫尔利把“五项协定”带回重庆同蒋介石研究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其他要人都明确反对“五项协定”。蒋介石表示他“不赞成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他“不愿意造成南斯拉夫和波兰的那种局势”，并认为这个协定所规定的民主改革会威胁国民党的统治，因此拒绝接受。蒋介石还对赫尔利说，同共产党达成的协议，在华盛顿或者在伦敦，作为解决类似的争论问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中国，由于人们的特殊心理状态，这样的协议“意味着他本人和他的党的完全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背弃了他在延安的诺言，完全跟蒋介石一致起来。11月21日，赫尔利向共产党方面转交国民党提出的旨在坚持一党专政，否认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存在的3条“提示案”，要求共产党把军队和敌后抗日民主政府都移交给国民党当局，然后才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并挑选一些共产党的高级军官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赫尔利还企图施加压力，迫使共产党接受国民党提出的不合理要求。

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接受这个“提示案”。周恩来在给赫尔利的信中当即严正表示：“在这些新建议里面，不可能找到基本的共同基础。”毛泽东也在接见美军观察组时严正指出：共产党不能被双手反绑着参加政府。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利，但不管美国做什么，蒋介石注定是要失败的。

1945年2月中旬，赫尔利和魏德迈一起回国述职。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声明，攻击和诬蔑中国共产党，极力替蒋介石主张召开的“国民大会”捧场，还威胁性地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对美国政府这一扶蒋反共政策，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7月12日，毛泽东在《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文中再次尖锐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对赫尔利的非议也越来越多，舆论指责他“颠倒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在此背景下，1945年11月26日，赫尔利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向杜鲁门总统提出辞职。11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受赫尔利的辞职，随即任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赴华“调处”国共争端。

二、“两个会议，两个目标”

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这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局势的发展已完全明朗。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做准备，这一年的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有着深远意义的会议。

从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到1945年，其间整整相隔17年。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要召开七大，并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七大的主要任务。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接连不断地大规模“围剿”红军和根据地，致使七大未能如期召开。卢沟桥事变后，随着全国抗战的爆发，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近期召开七大，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准备委员会，负责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同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还再次通过决议，指出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1941年和1943年，中共中央又两次讨论七大的问题。但是，由于战争环境及其他条件不成熟，七大的召开继续延期。中共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期的、充分的准备。在这17年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毛泽东在此期间撰写的大量文章和中共中央发布的许多文件，也已经对党的历史经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整风运动的成功，使全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正式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

中共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会期，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任弼时、陈云等20多人做了大会发言。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做了口头政治报告。朱德做《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做《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中共七大认为，经过长期锻炼，中国人民已经大大提高了觉悟和团结的程度。同近百年来历次人民斗争的失败和挫折相比较，这一次不同了，已经存在着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一切必要条件。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

中共七大同时认为，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抗战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不同的抗战路线，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痛苦重重，不独立、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去，这就是一条黑暗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这也是七大的中心任务。

中共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共七大深刻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发展的规律，对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三条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总结，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为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七大还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就是影响深远的“三大作风”。“三大作风”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

中共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做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据此，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中还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表明中国共产党已决心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统一起来，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宣告。

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44人，中央候补委员33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夜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但是，国民党为了抵制联合政府，在中共七大召开期间，于同年5月5日至21日也在重庆举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两个大会开会的时间重叠在一起，自然不是偶然的。与中共七大的路线截然相反，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当局把反共作为中心议题，并确定了实行独裁和内战的政策。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明确宣示：“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当局通过了两份有差异的文件。第一份文件是5月17日通过的对外公开发表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第二份文件是供国民党内部使用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在这两份文件中，国民党一方面厉声斥责“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致本党委曲求全，政治解决之苦心，迄无成效，而本党同志在各地艰苦奋斗惨遭中共残害，书不胜书”；另一方面又把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口号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攻击为“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并要求国民党“整军肃政，加强力量”，使政治解决中共的方针得以贯彻。

此外，国民党当局还把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等罪名强加在共产党头上，为其准备和发动内战制造借口。它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国民党政府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挑起全国内战。

三、“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1945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的阶段。随着德国法西斯的垮台以及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接连获胜，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已经为时不远。同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于8月8日正式声明加入），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两地共死伤20多万人。与此同时，8月9日苏联军队以150多万兵力，从东、西、北三面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苏联出兵和美国投掷原子弹，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起了加速作用，使中国抗战出现了空前有利的形势。

在上述国际、国内形势下，敌后解放区战场的广大军民连续发动声势浩大的局部反攻作战，收复大片失地，猛烈地扩大解放区和缩小敌占区。至1945年8月，抗日根据地遍布19个省区，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多人，控制县城100多座，把日伪军压缩到了主要城市、交通线及沿海地区。同时，解放区的武装力量也获得了很大发展，军队达93万多人、民兵达220余万人。特别是经过整风、生产两大运动，深入贯彻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解放区党政军民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工农业生产获得很大发展，这就从思想和物质两方面为全面反攻奠定了胜利基础。而且，经过一年多的局部反攻作战和1944年的冬季整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还大大提高了战术水平和进行较大规模运动战与攻坚战的组织指挥能力，这就在军事方面为举行全面反攻做了较充分的准备。

在这些有利条件下，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庄严宣告：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8月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而日军大本营仍命令各地日军坚持继续作战。为歼灭顽抗的日本侵略军，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军队。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朱德总司令又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7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保护人民。

正当解放区战场军民向日、伪军展开大规模反攻之际，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要他指挥美军控制中国战场的关键港口和交通枢纽，连同美军所控制的地区和受降的日本军队统统只转交给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出关于日军受降的第一号命令，要求所有在中国（东北除外）的日本陆海空军，只能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缴械。与此同时，美国还用各种方法紧急把国民党军队运往被解放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包围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去“接收”。蒋介石也连发3道“命令”：一是令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二是要日、伪军不得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投降，“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收编；三是令国民党各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显然，他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

针对蒋介石的这一反动行径，毛泽东于8月13日在延安召开的干部会上发表谈话，表示坚决反对。他说：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据此，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两次致电蒋介石，据理驳斥并坚决拒绝他不准解放区部队接受日、伪投降的错误命令。8月15日，朱德总司令除令被解放区军民包围的日军迅速投降外，又在致美、英、苏三国政府的“说帖”中，阐明我军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及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包围的日军投降。然而，上述正义要求却遭到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无理拒绝。在此情况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人民军队在东北、平津、归绥、太原、平汉、陇海、济南、胶东、津浦、沪宁、运河、广九、东江、琼崖、雷州半岛等各抗日前线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并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对拒降的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从8月9日至9月2日的反攻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收复了县以上城市150多座，几乎切断了日军占领区的所有铁路交通线，迫使其纷纷向大中城市撤退。日军在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和苏联军队的沉重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

8月9日，日本政府最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照会中、美、英、苏4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植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还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