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所谓公义，古之所谓残贼

大司寇热衷于侈谈“公义”，那在下不妨附庸风雅一番。众所周知，本朝的《律》并非民众集体制定的，这样的事情在大更化之后的历史上也几乎不曾有过。本朝的《律》，沿袭自前朝；而前朝的《律》是开国之初，由宰相领衔的一个立法班子制定，经太祖皇帝批准而通过的。据我所知，那个立法班子的成员绝不超过十五个人，其中大多数是亡朝的刀笔吏出身。大司寇凭什么认为十几个刀笔吏闭门造出的《律》，可以代表天下人的“公义”？因为太祖皇帝的批准吗？皇帝不过是一姓之私，凭什么可以成为万民之公呢？难道不是因为当年太祖皇帝吊民伐罪，推翻亡朝，拯救黎民于水火吗？

上天生育了万民，又多此一举，为他们设置了一名君主，是为了便利他们的生活，而非妨害他们的生活。 古典时代的明人黄宗羲，详尽描述了真正能代表“公义”的制度。他说：“上古的君王，知道天下的民众需要衣食，便给他们分了田地，让他们播种粮食与桑麻；知道天下的民众需要教化，便给他们开设学校，赋予知识；创制婚礼，防止淫乱。又增收最低限度的赋税，进行必要的国防建设，防止外族入侵。” 前朝太祖皇帝推翻亡朝，立刻兑现承诺，实行均田制度，给天下每个丁男都分配了耕地，给每个丁女都分配了桑麻地，并将这一制度白纸黑字写进了《令》典。 至今，本朝的《田令》仍可以轻易查到均田制度的原文。民众就是出于对本朝能够持续推行均田制度的信赖，才放弃了自谋生路、另立君主的权利，而冒着巨大的风险，把养育和教化的责任托付在君主手中。这才是太祖皇帝批准通过的《律》具有“公义”的根本源头！

历史已经过于久远，足以令人遗忘制度的本原。看看眼前的这个天下吧！建国之初的几任君主为了增收赋税、恢复元气，限令男女及时婚配。如今，随着人口的增殖、移民的迁入，天下人口早已从亡朝末年的四千万，繁衍到一亿三千万之巨！可是当初承诺的均田制度，早已经名存实亡。新增的人口无田可分，只能够一分一厘积攒钱财，掏空几代人的辛苦钱才能勉强购置一块田地。一旦买田，国家与法律便及时地出现了：入籍登记、交易税、田税、地税、青苗钱、地头钱…… 唐代有篇文章，记载永州的郊野，有户人家以捕捉毒蛇为生，连续几代人都死于蛇毒，却仍乐此不疲。原因是：蛇毒只能毒死一个人，苛捐杂税却足以逼死一家人！但与今天相比，唐代的那点赋税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这样的制度，还有资格以“公义”自诩吗？《孟子》说：“今天朝廷的所谓理财专家，就是古人所说的‘民贼’啊！”套用同样的句式，岂不可以说：今天的所谓“公义”，就是古人所谓残害天下苍生的贼寇啊！

诸公可能觉得我扯得太远。接下来，我就向诸位揭示：以上论说绝非一个太学生的高调激论，而是与本案的定罪量刑息息相关的考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