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的威胁给自己,生的机会给群众
● 甘愿牺牲是军人的品质
选择做一名军人,就意味着选择了离牺牲最近的职业。
2016年7月10日,南苏丹中国维和步兵营遭遇袭击,2死5伤,此次突袭距离马里维和士兵申亮亮的灵柩回国不过一个月而已。看到自己的同胞客死异国他乡,多少人为之愤怒和悲痛。
生在和平年代的人,多数都无法理解“战争”意味着什么。它不是象棋上的楚河汉界,也不是诗词歌赋里的大江东去,更不是游戏里的打打杀杀,或是史书资料里的冰冷数据。战争没那么轻盈,具体到每一个个体的牺牲,都是血淋淋的。所有的太平盛世,都是靠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并依赖着它的守护。
曾有人问:“为什么要维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军人牺牲在国外值不值得?”在军人的字典里,没有为什么,只有“服从”。他们的心里就一个想法:出去就是代表着中国,至于自己姓甚名谁已不重要,自己的言行举止传递着和平友谊,也意味着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作为军人,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是一颗子弹,指哪儿打哪儿;当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是一堵墙,坚不可摧。很多事情不是非要知道答案,有没有人理解,都不妨碍军人前赴后继地出现在英雄曾经倒下的地方。
人固有一死,有的轻于鸿毛,有的重于泰山。值与不值,只求无愧于身上的军装,头上的军徽。有些硝烟战火看似遥远,倘若袖手旁观、置之不理,终有一天会烧到自己的土地上来。世界和平的最终受益者,并不是军人自己,他们多希望从此岁月静好,再不需要任何人付出生命和鲜血。可是,每一名军人都知道,国家是从苦难中走出来的,过程中的艰辛历历在目,他们不能再跪尝屈辱的历史苦果,唯有强大的国防,不怕苦、不怕死的人民军队,才能实现这一切。
在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里,红军指战员的脖子上都系着红带子,取名“牺牲带”,表明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决心。在当年的井冈山斗争中,仅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5000人,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映入眼帘,铭记人心。
卢德铭是孙中山亲自面试并认定合格的黄埔军校的优秀学员,是北伐战争中军功显赫的虎将,担任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总指挥。秋收起义失利后,他在文家市前委会议的关键时刻,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不攻长沙、向萍乡退却,确保了起义部队在前委领导下的统一行动。
1927年9月29日清晨,当起义军从萍乡附近的芦溪出发,行至15华里的山后岩时,突然遭到了江西军阀朱培德部江保定特务营和江西第4保安团的伏击。由于事发突然,部队没有任何防备,损失非常惨重。在紧要关头,卢德铭挺身而出,率领部队占领了白泥坳地,掩护部队转移。
当后续的部队全部安全转移进山后,卢德铭才从白泥坳地撤下来,就在他骑马通过一片开阔的地域时,不幸被埋伏的敌人开枪打中,当场牺牲,年仅23岁。敌人撤退后,当地群众把卢德铭和同时牺牲的40多名起义军的尸体就地埋葬。
卢德铭从此安静地在江西的红土地上睡去了。
像卢德铭一样,为了革命事业牺牲的军人还有很多,很多人都没有留下名字乃至任何的印记。他们为了什么呢?明明知道上战场是要牺牲的,有些战役敌众我寡,实力悬殊,在开战之前就预料到了结果,甚至知道可能有去无回,为何还要冲锋陷阵呢?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的黄土高原采访了毛泽东和红军的其他领导人。通过斯诺的报道,世界第一次真正认识了中国红军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战士在长征中挨冻受饿,穿越了险峻的峰峦,迈过了荒无人烟的草地,横渡了24条江河,打了无数次的胜仗。它像一部史诗,也是一个奇迹,更是人类精神的丰碑。当人们深入去挖掘这一奇迹的时候,才发现长征的胜利不是偶然的,它源自军人内心坚定的信仰。
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当一个人对某种思想、某项事业产生了信仰时,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维护这个信仰。选择一种信仰,就等于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有信仰才会有理想,而理想恰恰是让人超越平庸走向卓越的桥梁。
军队与使命同在,军人也与使命同在。当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军人挺身而出就是天经地义的,无须任何理由,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人民的幸福,纵使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依然义无反顾。献身使命、甘愿牺牲的英雄主义,是军人身上最光彩夺目的品质。
● 出生入死,无怨无悔
世界上最勇敢的人,不是对什么事情都无惧,甚至无畏死亡,而是怀着恐惧却依然勇往直前。军人,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在生死线上,他们愿意把死的威胁给自己,把活的机会给群众。谁的生命都无法重来,可他们无怨,因为他们是军人;他们无悔,因为他们选择了这身军装。
2008年“感动中国”的人物中,李隆的名字被很多人记在了心里。他是河南省郑州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大队副大队长。自1995年加入公安消防队伍后,一直在重大灭火抢险救援事故现场出生入死,他总是站在最危险的位置,从未退缩过。他先后参加灭火救援战斗3170多次,抢救遇险群众760余人,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被称为“灭火救援尖兵”、“全国抗震救灾模范”。
李隆的办公室里有一块牌匾,上面写着:“铸就英雄是在瞬间,考验英雄则是一生一世。”他说,自己从来都是怀着感恩的心出现在灾难现场的,那些受难的群众需要消防战士,每一次灾难都震撼着他,让他从受难者的身上感受到了人们对生命的渴望,由此也让他更加珍惜自己的岗位。
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平时的训练中,他不断地教育和鼓励新入伍的战士,只有苦练抢险救援的技能,才能救出更多的人,倘若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证,如何救人?作为大队长,他始终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确保战士们的安全。
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李隆被问道:“在抢险救援、面对死亡的时候,您畏惧过吗?”
李隆回答得很实在:“有一丝害怕,但并没有畏惧。在四川,我趴在废墟里直接面对六级余震的时候,有一丝遗憾,可能来不及给家人留个言,但还是要一如既往地去救援。因为,在我眼前有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要快点把他们救出来。”
在汶川地震中,李隆和他的战友在废墟中连续作战,救出了大量被掩埋的群众,其中就有被埋压124个小时的卞刚芬。在回忆这段救援经历时,李隆说:“我们消防官兵只是做自己该做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灾区老百姓的坚强,他们的坚强让我们更有信心,我们不抛弃、不放弃,克服一切困难,哪怕牺牲我们自己,也要把被困者救出来。救卞刚芬的时候,她看到了希望,但是她触摸不到,为了能够让她知道我们在努力,我钻进去握住她的手,那个时候我很有可能会被余震震塌的建筑物拦腰截断,但我确实让她触摸到了生的希望,值!”
有朋友问李隆,消防官兵和普通的公安警察有什么区别和共同点?李隆的回答,说出了所有身着军装和警服人的心声:“警察也好,消防员也好,没什么区别,共同点就是头顶着国徽,要履行好国家、人民赋予他们的责任,尽好他们的义务,为我们有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做自己应该做的。”
的确,在警察的队伍中,也一样有着很多出生入死、无怨无悔的身影。
2005年5月6日凌晨,一位法国女孩在海地贝莱尔地区遭到歹徒的绑架,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下达了突击解救人质的命令。中国的装甲车被委派作为开路先锋,从军人到特警、从佛山到海地一路走来屡立战功的孙建国,被任命为机枪手。
很快,歹徒就发现了突击队,枪声响了起来,子弹打在装甲车上。孙建国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躲避的念头,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直白地说:“死都得顶着!”因为,他是一名维和队员。
刚到海地的时候,他看到满目疮痍、一片狼藉的街头很是震撼,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枪声,闻到硝烟的味道。中国的维和部队在海地扮演着诸多的角色,巡逻、驻守、警戒保护、物资押运、人质解救等,在装甲车上做机枪手,随时都可能被当成“靶子”,说不紧张肯定是假话,在孙建国去海地的第一周,就见到了一位菲律宾士兵惨死在“冷枪”之下。
和孙建国一起同去海地维和的队长回忆说,在海地期间,队员们每天执勤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加之与亲人分别,很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孙建国的情况也不太好,到海地的三四个月后,左腿患上了膝伤,有时膝盖肿得无法走路,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出任务时背起超过50斤的装备就走,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就吃一片止痛药。
在海地执行维和任务的八个月里,孙建国先后参加了贝莱尔地区的大规模联合清剿、抓捕任务,执行多类勤务,尽管他的左腿膝关节因严重受损,无法恢复了,可他回忆起这段经历,依旧是满满的自豪。
一个人的脊梁,不是骨头而是精神;一支军队的脊梁,不是武器而是精神。 身穿军装警服的英雄,经历不同、岗位不同、事迹不同,但他们都有一颗对党和人民忠诚的赤子之心,也有忘我的奉献精神。为了“大家”,他们乐于吃苦,不惜奉献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他们,真的是我们生活中最可爱、最可敬的人。
● 人物故事|李剑英:飞机无法转弯,就让生命改变航向
12时04分09秒,639:“我撞鸟了,我要调整跳伞。”
12时04分15秒,639:“看迫降行的话,我把起落架收起来了。”
12时04分18秒,639:“我把起落架收起来,迫降!”
12时04分25秒,飞机解体爆炸。
这段录音是飞行员李剑英最后和塔台的三次通话。他为什么要调整跳伞,又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放弃跳伞选择迫降?让我们回到2006年11月14日,看看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16秒的生死抉择
那天,兰空某团驻地天气不错,空中云朵不多,能见度大于10公里,是一个适合飞行的好天气。上午11时17分,飞行员李剑英(代号639)驾驶某型歼击机双机起飞,执行空中巡逻游猎任务。
经过常年的训练,李剑英在完成起飞、出航、空域动作和返航、解散加入起落航线的过程都很顺利。可是,没有人预料到,这竟然是李剑英最后一次和自己心爱的战机冲上云霄了。
12时02分,飞行员李剑英接连向指挥员报告情况,指挥员接到后回答,检查好三转弯即可着陆。战机就像平日里一样下降高度,进入三转弯,加入下滑线,所有的动作都是那么娴熟。12时04分09秒,当飞机的高度下降至194米,距离机场2900米的时候,突然遭遇鸽群撞击,发动机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
李剑英开始跟塔台联络,就是我们上面看到的那一段录音。在整个通话的过程中,他的声音始终保持沉稳,没有丝毫的紧张慌乱。16秒的时间,告别竟然是这样的短暂,这样的突然。在最后的时刻,李剑英选择了放弃跳伞,放弃能够生存的三次机会,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片沃土,那片蓝天。
·用生命维系大爱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李剑英三次放弃生存的机会呢?
大家都知道,鸟撞飞机是一个世界性的航空难题。有些飞机有两个或多个发动机,撞鸟后可紧急关闭被打坏的发动机,实施迫降。可是,李剑英驾驶的战机是单发机型,想要着陆难度巨大。
在他第一次报告鸟撞飞机的时候,战机距离机场跑道2900米,高度是194米。瞬间,机身就开始剧烈抖动,发动机转速陡然下降,温度急剧上升,战机以平均每秒11米的速度下降。遇到这类情况时,飞行员通常都会报告“我撞鸟了,跳伞”,可他在报告中却说“要调整跳伞”,他到底要调整什么呢?
事故发生后,调查组的人员勘察推断,倘若当时李剑英不调整,而是选择直接跳伞,那么飞机很有可能坠毁在村庄田野,危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后果不堪设想。他想调整跳伞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开村庄。
调查发现,在鸽群撞击点到飞机坠毁点2300米跑道延长线的两侧6800米范围内,有7个自然村,一处高速公路收费站,还有一个砖瓦厂。沿下滑轨迹依次分布3个村庄,共268户,住着3500口人。李剑英何尝不知道,跳伞就有了生存的机会?可他更加清楚,如果飞机坠毁了,落在村庄里,牵扯到的就不仅仅是一条生命了。作为一个有着多年经验的飞行员,他和战机常年做伴,要做出跳伞、抛弃战机的决定实在太难了,但凡有一丝的希望,他都会把战机驾回去。
凭借着精湛的飞行技术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李剑英稳稳地操控着驾驶杆,努力把即将失控的“战鹰”驾驶到没有人烟的跑道延长线,并沉着地向指挥员报告:“看迫降行的话,我把起落架收起来。”眼看着战机就要接近跑道延长线,他再次报告:“我把起落架收起来,迫降!”战机急速下降,在12时04分25秒,爆炸解体,李剑英粉身碎骨,与飞机的残骸融为一体。
·不跳伞才是真正的李剑英
飞机解体后,发生的爆炸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爆炸现场距离最近的一位群众不到20米,所幸没有任何群众伤亡。兰空的领导告诉记者,当时飞机上有800多公升的航空油,120余发航空炮弹,1发火箭弹,一旦跳伞后飞机失控,会给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当时的指挥员目睹了李剑英的壮举,他说:“李剑英完全可以跳伞保住自己的生命,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牺牲,这是一种坦荡,一种无私,一种高尚的境界。”
为了保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李剑英发扬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让那16秒钟的抉择,成为人生最壮丽的篇章。他的战友们都说,如果李剑英跳伞了,那肯定不是真实的李剑英,不跳伞才是真正的李剑英!
李剑英出生在一个朴实的家庭,从小到大一直品学兼优,很早就心怀“蓝天梦”。18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招飞入伍,进入航校,历任飞行学员、飞行员、中队长、副团职领航主任、正团职领航主任、正团职飞行员等职。在22年的飞行生涯中,他累计飞行5003次,安全飞行2389个小时,先后荣立三等功1次、二等功1次。
一直以来,李剑英都是一个对飞行训练精益求精的人。飞行之前,无论一个科目飞了多少次,他都要反复计算、演练,把风向、风速、云雾、能见度、地面参照物等飞行参数进行定量分析,制定出各种预案,不放过任何细节。在飞行中,他沉着冷静,按章操作,把每一次飞行都完成得毫无遗憾,从未发生过错、忘、漏的问题。
在对抗演习中,李剑英表现得勇猛无畏。每次执行急难险重的任务时,都是第一个往前冲;每次有重大训练任务,都是第一个递交请战书。他说,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总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和一些不可测的因素,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就是要做到险情面前不惊,困难面前不惧。
如今,李剑英走了,走得坚定而从容,走得壮烈而辉煌。在生死关头,他义无反顾地把生的机会留给了群众,恰如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他的颁奖词中所言:“他有22年飞行生涯,可命运只给他16秒!他是一名军人,自然把生命的天平向人民倾斜。飞机无法转弯,他只能让自己的生命改变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