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的犯罪，责任主要在国家

大司寇的陈词，洋溢着一种沾沾自喜的语气，这令我不禁联想到春秋末期的一则故事。

曾子的一位弟子，被任用为法官。就任之前，他向老师请教：“担任法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曾子回答：“当今朝廷与政府已经丧失了正当的道义，所以民众易于背离法律，轻于违法犯罪。每一起犯罪，政府的责任多，嫌犯的责任少。所以你担任法官，必须本着悲悯之心定罪量刑，切勿因为破获真相而沾沾自喜。” 由此可见，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法官是不合格的。时代早已变迁，均田制度早已废弃，赋税制度早已变乱，洞阴县的府库空虚毫无赈灾的能力，法官却拿着几百年前与《田令》紧密配套的《律》，一丝不苟地机械执行，这是不知大体、不识时务。

上古时代有一则法律格言：“刑罚的轻重，应当紧随时代的波动。” 说到这里，我必须先做一点文献的考辨。因为这则古老的法律格言，被后世的解经家们窜乱了。他们常常用另一部出处可疑的古书《周礼》来解释这句格言。《周礼》说：“针对新国的刑罚，应当轻；针对平国的刑罚，应当轻重适宜；针对乱国的刑罚，应当重。” 魏晋一位假托孔子后代的不知名解经家，引用《周礼》说：“‘刑罚的轻重，应当紧随时代的波动’，意思就是‘新国用轻刑，平国用中刑，乱国用重刑’。” 这个讹误传了很久，到了明代，一位流民出身的皇帝用行政的权力，更简约、更直接地说：“治乱世，用重典！” 这句流俗的谚语，彻底改变了古老法律格言的原意。

“世”是时间概念；“国”是空间概念。《周礼》的时代，实行周天子封土建国的分封制度。《周礼》的意思是说：大司寇协助周天子，针对不同的诸侯国，采用不同的刑事政策。新成立的诸侯国，民众还没有得到教化，就用轻刑治理；成立已久的诸侯国，太平无事，就用中刑治理；如果发生暴乱，就用重刑治理。而治理的对象，也不是“民”，而是“国”，也就是诸侯和大臣。《周礼》的三种刑罚，是在同一时代，针对不同空间。

我刚才引用的那句古老的法律格言，则是在不同的时代，采取轻重有别的法律政策。所以，请让我们抛弃魏晋那位不敢实名的解经家，直接看一看先秦大儒荀子的看法吧。荀子说：“国家治理良好，民众却悍然犯罪，应当施以重刑；国家治理糟糕，民众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应当施以轻刑。因为在治世犯罪，国家已经尽到了治理的责任，个人的刑责就重；在乱世犯罪，国家没有尽到治理的责任，个人的刑责就轻。这就是《尚书》说的‘刑罚的轻重，应当紧随时代的波动’的意思。”

我的发言已经冗长，现在我将收束全部的思路。本朝的《律》与亡朝不同，不是孤立的、自足的体系，而是道德与礼仪的伴生品，就仿佛阴、阳和合，才是完整的“道”一般。这不是我的想象，而是《律疏》的明文。一切律条，必须基于这个法意来理解。本朝的《律》与《令》紧密配合，都是前朝开国之初，由宰相领衔的立法班子制定，太祖皇帝批准通过的。太祖皇帝由一家一姓之“私”人，得登君临万民之“公”位，合法性来自“树君以利民”。太祖皇帝深知这一点，所以即位之初，立刻颁布了种种物质“养”民、精神“教”民的制度，例如均田制度与赋税制度。这些制度至今规定在《令》中，而《令》的制度的有效推行，是《律》的刑罚得以实施的前提。可是在本案中，我们悲哀地看到：均田制度与赋税制度名存实亡，洞阴县民不但要自己购买田地，还要应付苛捐杂税，导致家无担石之储备，一旦荒年来临，又得不到及时的赈济，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弃家逃生，陷入洞穴绝境。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必须明辨：在一起刑事犯罪中，政府应当分担多少责任，剩下的刑责才能落到可怜的嫌犯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