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井冈闯路

大革命失败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中。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六万人急剧减少到一万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血雨腥风的年代。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从血泊中奋起，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从1927年到1937年开展了轰轰烈烈、艰难曲折的土地革命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对在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既开辟了中国革命新的道路，也闯出了党的建设新路，中国革命星星之火剿灭不尽，终成燎原之势。

一、“把支部建在连上”

“把支部建在连上”，是从组织上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后来发展成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战略举措。

（一）“支部建在连上”诞生于革命危难之际

对大革命失败，毛泽东曾有个形象的说法：大革命失败，我们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

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27年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人举起的屠刀，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会议只开了一天，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重大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首先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动。参加起义的主力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湖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军、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

在秋收起义前的8月18日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坚决主张，秋收起义“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他在写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秋收起义军打出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面军旗，是一面缀有镰刀、斧头在五角星中间的革命红旗，这是中国共产党党旗的最早雏形之一。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后曾兴奋写下“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对秋收起义作了生动的描述。

起义军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准备攻打长沙，虽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加上兵力分散、缺乏作战经验，受到很大损失。秋收起义军在向南转移中，处境十分困难：部队党的组织不健全，思想混乱；缺乏弹药，没有给养，伤病残者增多；在江西萍乡县芦溪又遭到敌军和反动地主武装的偷袭，部队伤亡三分之一，总指挥卢德铭牺牲。起义部队一片消沉，许多人情绪低落，不少人离队，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参加秋收起义后成为共和国中将的赖毅曾回忆：“那里，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不走？’‘你准备往哪儿走？’这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秋收起义遭受失利，怎样才能使工农革命军摆脱“散摊”的境地？从部队离开文家市向湘赣边界进发后，毛泽东一路思考，何挺颖给了毛泽东很大启发。毕业于上海大学的陕西汉中人何挺颖，北伐革命时就是团指导员，秋收起义时担任连指导员，起义以来他所在的连队没有一个逃兵，就是在芦溪遭袭后部队军心一片消沉时，他的连队仍没有人逃队。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起义部队走到永新西乡的九坡停驻了一天，毛泽东与何挺颖进行了长谈，毛泽东提出了“部队怎样才能不垮掉、散掉”这个最大的问题，何挺颖认为目前最需要重视的问题是党对部队的领导权。后有人生动记述了这次长谈的内容。

何挺颖缓而有力地说：“党的组织，也就是党的支部，在我们的部队里不是没有，而是太少，一个团才有一个支部，连队一级都没有党的组织，这就不能抓住士兵，等于抓不住部队。我看要把党的支部建立到每个连队，就是班、排也要有党的小组，营以上建立党的委员会，举凡军中的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党支部、党委来决定，这样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

毛泽东一锤定音：“是应该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把党支部建到连队一级。”“一个人活着要有灵魂，一支队伍也要有军魂！我们的魂魄就是各个党的支部，一定要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一级。”

（二）三湾改编奠定“支部建在连上”基础

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保留下来的不足千人的队伍进行改编。第二天部队集合，毛泽东向部队全体同志说明了改编的意义，并针对少数人的悲观动摇情绪，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改编的内容：第一，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第三，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从此，三湾这个湘赣边界九陇山区5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人民军队历史上占据了重要一页。

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使人民军队获得了新生。毛泽东在1928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指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再次确认：“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

1965年5月下旬，在37年后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对三湾改编的情况仍然记忆犹新，他对陪同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说：“秋收起义的部队1927年10月转战至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三湾村。我观察到这支队伍在战斗中有不听指挥、纪律松懈、不会做群众工作的现象。有的人还有旧军队的不良习气，乱拿群众的东西；有的人有农民意识，爱占小便宜。另外，还有官兵关系不平等、缺乏民主空气等问题。我提议部队在此改编……对于那些对革命灰心丧气、摇摆不定的旧军官，根据整编原则，愿者留，不愿留者发给路费让其回家。这样愿意留在革命队伍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过惯艰苦生活的，政治上坚定的贫苦工人、农民以及革命军人。人虽然少了，但却精干得多了。”

共和国元帅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写道：“三湾改编，实际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三）“把支部建在连上”对党的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

一是“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4年，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曾师法苏俄，在军校中实行党代表制，并委任廖仲恺为驻校的国民党代表。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布了《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员李富春等人都分别担任了北伐军中的党代表。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在连以上也设立了党代表，即指导员，但以军事指挥员为主，只在团一级建有党的支部组织。罗荣桓元帅曾回忆说：“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官，他们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

“把支部建在连上”，使部队党组织建设有了扎实、严密的基础，党代表任支部书记，深入开展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连队重大事务通过党支部讨论确定，党代表有最后决定权，这从政治上、组织上、体制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人民军队发展的红色基调和鲜明底色。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建设时指出，在我军初创时期，就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三湾改编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工农革命军中健全党的组织，把支部建在连上。他在2017年庆祝建军90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二是“支部建在连上”密切了党同士兵群众的关系。“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组织深入到部队的最基层、就在士兵群众的身边，党支部掌握了基层，就能及时了解官兵的思想动态，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把官兵团结在党的周围。正如赖毅在《毛委员在连队建党》一文中回忆所讲：“武装必须掌握在坚定的革命者手里。另一方面，还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核心，并通过它和广大的战士发生密切的联系这样才能巩固。”与此同时，在连以上还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做到官兵平等，有效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毛泽东1928年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三是“支部建在连上”奠定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重大规范。“支部建在连上”，熔铸了军魂，可以说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我党我军，也是我们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创举。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的第一部《章程》就有在农村、工厂、铁路、矿山、兵营、学校建立党的组织的要求，但在建党之初我们党还没有掌握自己的武装，“支部建在连上”在我们党领导武装斗争中应运而生。它告诉我们，党的领导是要靠党的各级组织去实现的，只有建好建强基层组织，才能保证党的领导和党的主张落实到基层的神经末梢，才能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我们党一直重视基层、加强基层，努力把党的基层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可以说就是从毛泽东创立“支部建在连上”开始的。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昆明部队时要求，要紧紧扭住党的组织抓基层，落实好“支部建在连上”这一重要原则和制度，增强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支部建在连上”今天已经成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代名词，是党的建设重要内容和关键所在。

二、“第一军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称作人民军队的“第一军规”，诞生于“星星之火”的井冈山斗争初创时期。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战争年代党的工作重心是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工作重心也是在军队和根据地，人民军队铁的规范必然成为党的建设重要规范。

（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

秋收起义军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后，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南下途中，毛泽东选定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的落脚点。工农革命军中有许多官兵来自旧式军队，一路上经常暴露出一些旧军阀部队的坏习气，这些情况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忧虑。老百姓对旧军队是既害怕又痛恨，要想在井冈山立足创建根据地，首先要取得群众的支持。1927年10月23日，部队行进到遂川荆竹山，毛泽东站在著名的雷打石上，向全体官兵郑重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工农革命军进至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展开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1928年元旦刚过，1月4日，工农革命军攻克了遂川县城，随即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将商人、小贩的货物统统没收，甚至连药铺里卖药的戥秤也拿走了。当地老百姓还向毛泽东反映：“工农革命军好是好，可是，他们借了我们的门板去睡觉，还回来的不是原来的那一块，我家的门板是斗榫的，对不上号，害得我找门板找了几天。还有战士睡觉用过的稻草遍地都是，成了牛栏了。”

老百姓反映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1月24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他向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毛泽东还生动地说：“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虽说打破了旧缸赔新缸，新缸不如旧缸光，但是赔了总比不赔好。”通俗朴素的语言、亲民爱民的情怀、可记可行的规定，使工农革命军逐渐摆脱了旧军队的种种陋习，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在井冈山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6月在闽西新泉休整，由于长时间在恶劣环境中行军打仗，红军官兵生活上难免马虎，许多官兵经常随地大小便，大白天脱得光溜溜地在温泉里洗澡，途经的妇女们只好绕道而行。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况对朱德、陈毅说：井冈山订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应该加上“洗澡避女人”这一条。陈毅补充说再加上一条“大便找厕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此诞生。

毛泽东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不但严格要求部队执行，自己也身体力行。井冈山流传着一个“两块银元”的故事，说的是一次行军途中，毛泽东得知有的红军战士因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他立即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并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反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埋在地里，请收下。不久，一首歌谣便在井冈山的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向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1935年蒋介石在围追堵截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时，致电四川军阀刘湘、潘文华中也提到：“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想必蒋介石听说共产党军队秋毫无犯时，心中也非常震惊和有所触动。

当时红军官兵中的文盲较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语言通俗、简单好懂，形成后又以歌词、顺口溜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成为人民军队每个官兵都熟知的纪律要求。在闽西永定县坎市镇一个叫裕源店的商铺墙壁上曾留下一条引人注目的标语：

红军纪律最严明，保护工农们，大家的责任。买东西要公平，保护小商人，工农与兄弟，劳苦更相亲，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工农贫民劳苦群众个个来欢迎。出发和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禾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人，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三条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时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的程坦在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协助下编写了《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也有修改。1947年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三大纪律如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如下：（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党的性质、宗旨重要体现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已熔铸成人民军队铁的纪律规范，造就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风范，也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重要遵循。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还指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现在还“普遍适用”。

“一切行动听指挥”是实现党指挥枪、保证党集中统一的重要原则。一切行动听指挥，从军队建设来讲，规范的是军队内部下级服从上级的指挥关系，而人民军队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也就是说人民军队要一切听从党的指挥。从党的建设来讲，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是每个党员必须严格遵守的组织纪律，也是促进全党集中统一、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包括八项注意中关于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等纪律要求，体现了人民子弟兵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特有性质。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就是再艰苦，也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处处为群众着想，帮群众做事，为群众谋利，才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才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人民群众是人民军队生存、发展、壮大、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胜利之基。

“一切缴获要归公”体现了共产党人公私分明的思想境界。人民军队是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客观地说，要靠打土豪筹款子、缴获敌人的装备物资补充自己。一切缴获归公，是人民军队装备物资的重要来源、发展自己的重要途径，也培育了官兵一心为公的高尚品德。公私分明，体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思想境界。

（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人民军队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路走来，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条文内容随着实践的发展可能不断有变化，但其中蕴涵的精神一直是党的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重要遵循。

1961年，面对国内外复杂情况，毛泽东就曾亲自主持制订新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和约束党政干部的作风和行为。刘少奇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党中央拟定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概括了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三大纪律是：（一）如实反映情况，（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参加劳动，（二）以平等态度对人，（三）办事公道，（四）不特殊化，（五）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政治水平。这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全体党员都必须自觉地严格遵守。”

2012年12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产生伊始就制定了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那么几条，很容易记，更容易执行。”“八项规定”的制定就贯彻了这个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党的纪律制度建设要化繁为简、突出重点、针对时弊，解决领导干部从政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广大党员、干部一目了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穿越时空，今天仍然高高唱响，成为党的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标志性象征。

三、“着重从思想上建党”

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倒在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分共”的屠刀下，很多党组织遭到破坏，党员人数急剧减少，革命遭受重大挫折。面对血腥的白色恐怖，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从血泊中奋起，为重建党的组织、复兴革命运动作出了努力。在革命危急关头召开的八七会议，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鉴于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将成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工作方式，提出现时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建立上级与下级党部极密切的极秘密的联系；同时注意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以扩大党的影响。

八七会议后到1928年初，党相继领导和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近百次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党决定派王荷波、蔡和森到北方设立北方局，由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等组成南方局，以罗亦农为书记设立长江局，整顿和恢复各地的党组织。经过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艰苦努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各地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28年6月党的六大召开时，党的地方组织有12个省委、3个临时省委、400多个县市委。

（一）前所未有的党建难题

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是以工人阶级为主要依靠力量和主要成分。党的八七会议在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正确方针的同时，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时也认为，党的领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一个重要原因，提出党的指导机关成分要工农化。党的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代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但突出强调了党员成分的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六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就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环境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以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为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较为缓慢，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全国产业工人队伍虽在200万以上，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但力量还十分弱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当时主要是由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创立的，一大代表全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当时的50多名党员也大都是知识分子。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的国度，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

另一方面，八七会议后，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蓬勃开展，但在城市暴动或进攻城市的计划都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农村这个农民的汪洋大海中寻求生存和发展。面对强大的敌人，工农武装割据也主要是在偏远的农村或山区。随着白色恐怖下城市斗争的受挫和农村革命斗争的开展，党组织的结构状况进一步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的队伍中占到了大多数。

据统计，1928年党的六大时党的队伍已恢复到4万人以上，其中农民占党员总人数的76.6%，士兵占0.8%，知识分子占6.9%，其他成分占4.8%，工人只占10.9%。随着党组织队伍的进一步扩大，1929年工人党员比例下降到7%。武装割据的根据地由于处在农村的环境中，发展的党员更是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如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1929年5月全军约4000人，党员1329人，其中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占到70%以上。 中国农民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但同时又具有小生产者的自私、散漫等天然的弱点。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如何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保证党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正确领导，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也被人称之为前所未有的党建难题。

（二）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重要原则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古田会议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创造性地解决了前所未有的党建难题。

在1928年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感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和日益残酷的经济封锁，1929年1月4日毛泽东主持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4月进占瑞金、雩都、宁都、兴国等县城，5月至10月，乘福建军阀到广东参加粤桂战争造成的闽西空虚之机，红四军先后两次进入闽西，歼灭当地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建立了赣南闽西根据地。由于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组织长期在农村游击环境中活动，必然要受到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忽视党的领导、重军事轻政治、极端民主化、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逐步蔓延，在红四军党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部分领导干部也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党内争论的问题。但他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同志认识和接受，并没有继续当选前委书记，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陈毅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汇报红四军工作。中央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中共中央9月28日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分析了红军党内的状况，强调“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指示信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问题作出明确结论。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随即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11月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并在闽西长汀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指示信并作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会议认真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积累的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红四军党内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想和争论的背后，关键是三个核心问题：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如何实现党的领导？红军完成什么任务，如何完成？红军向哪里发展，如何发展？《古田会议决议》系统明确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核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军队和党的建设，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重要原则，成为党的建设史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光辉里程碑。

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重要原则主要包括：

第一，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决议》批评了那些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认为军事领导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明确提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同时，《决议》还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批评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等错误观点以及强调“司令部对外”等错误口号，确定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为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组织保证。

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服从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任务。

第二，必须注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决议》强调：“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和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这成为思想建党的重要奠基石。

第三，必须使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决议》第一次提出了“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重要论断，强调要重视运用党内生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提出党内生活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使党员注意经济社会的调查和研究，以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

《古田会议决议》还提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措施。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 《决议》还第一次提出了发展新党员的五项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 这是党员标准在当时情况下的具体化。

还值得关注的是，为加强对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毛泽东十分注重通过举行入党仪式来进行，这一时期诞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份比较正式的入党誓词。1927年10月，毛泽东在湖南酃县（今炎陵县）水口镇叶家祠主持六名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他带领新党员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现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江西贫苦农民贺页朵1931年入党誓词文物，内容大体与此相同。

（三）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山峦含黛、层林尽翠，血脉相承、精神永存，白墙青瓦的古田会议旧址上，“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大字熠熠生辉。《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奠定了中国特色军事制度的坚实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政治工作一系列方针、原则、制度和方法，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这些原则很快在红四军中得到贯彻，随后也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逐步实行，对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国度如何建设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个前所未有的建党难题，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试图从组织建设上找到解决的办法，这就是党员成分的无产阶级化，排斥其他成分，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实际的。毛泽东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和思想建设，解决了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无产阶级化、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问题。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再一次谈到了“出身”和“入党”的关系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

邓小平曾说过：“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 1989年12月，江泽民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就到古田视察，题词“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2004年9月江泽民在福建视察再次为古田会议题词：“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胡锦涛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对我们党的建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七次来到古田会议旧址，担任总书记后亲自提议召开“新古田会议”，2014年10月31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召开，他明确指出：“在古田会议召开85周年之际，我们来到这里，目的是寻根溯源，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讲话中强调：“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斗争特别是‘颜色革命’的现实危险，面对艰巨繁重的军事斗争准备任务，面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场考试，我军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 古田会议开辟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之路一路传承，在我党、我军建设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邓小平曾经指出：“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 这个“明确”就是明确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明确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正确道路，为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度建设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保证。

虽然面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武装“围剿”，但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方针并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我们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所在地江西全省党员数量1933年秋增加到97451名，福建全省1933年6月增加到两万人，其他根据地的党员数量也有了较快增加。1933年6月20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称，湘赣根据地有党员3万人，湘鄂赣根据地有党员5万人，赣东北根据地有党员3万人，湘鄂西根据地有党员28740人，鄂豫皖根据地有党员2万人。

但随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遇了空前严重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进行长征。在革命危急关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带领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又揭开了新的篇章，推动中国革命开创了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