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态审美教育的哲学基础

前已论述，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体系是以康德的二元论哲学为基础而建构的。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现象界与物自体是根本对立的，人的认识能力只能把握现象界而不能认识物自体，物自体只能凭借理性的意志能力去把握。这样，在人的心理功能上就形成了“知”与“意”两个相互隔绝的领域。席勒批判地继承了康德这一哲学原理，提出了审美教育是沟通二者的中介与桥梁的观点。在席勒看来，审美教育不仅能克服人性的分裂，恢复人性的完整，而且还是获得政治自由的唯一途径，他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二封信中写道：“这个题目不仅关系到时代的鉴赏力，而且更关系到这个时代的需求。我们为了在经验中解决政治问题，就必须通过审美教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 在审美教育的实现途径上，席勒受康德主观唯心主义美感论的影响而推崇艺术教育，将社会美育、自然美育排除在审美教育的实施途径之外。因此，席勒审美教育思想的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的，美育手段是单一的，其出发点是想通过美与人性的教育实现政治上的自由，其审美教育思想由批判资本主义“人性”分裂现象为起始，最终又指归“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蕴涵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生态审美教育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哲学基础，以生态美学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从根本上实现了由“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的转型。

一、生态系统与生态整体主义

大量科学事实证明，人类的存在与生命的繁衍生长是靠不同生物群落间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与信息传递来支撑的。“生物结成群落，群落结成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结成生物圈，是这个世界存在的真相。” 地球上的微生物“大多数不能单独培养。它们在密集的、相互依赖的群体中共同生活，彼此营养和维持对方的生存环境，通过一个复杂的化学信号系统调整着不同物种间数量的平衡” 。这一生态学原理在中外哲学中均有所表述，如中国哲学中的“和则相生，同则不继”（《左传》）、“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周易·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了“万物相需”的观点，即植物的生长离不开太阳的光合作用，同时又将太阳的能量传递给各个营养级的生物。能量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流动虽然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但物质的循环却是可逆的、多向的，最终都能返回自然生态系统。人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其他生物群落同样也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比如，人要想在自然中生活下去，就必须不断地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交换能量，不断地与自然中其他事物发生物质循环与信息传递：人的食物来自自然的光合作用，人体呼吸所需的氧气来自周边植物的分解，人体所需的水分来自地球的气流循环，同时人又将摄入的自然物质以粪便或其他的形式归还自然。总之，人与大自然是须臾难离的关系，人与自然还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大气污染和海洋污染会影响地球中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体还“被其他生命体分享着，租用着，占据着……它们是我们的共生体，就像豆科植物的根瘤菌一样，没有它们我们将没法去活动一块肌肉，敲打一下指头，转动一下念头” 。因此，我们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敬畏自然，自然不是我们征服的对象，而是与我们血肉相连的母体。对于自然来说，我们不是外人，而是它的儿孙，我们的血肉与大脑均来自它的哺育，因而我们应该像对待母亲一样，护卫着她的生命健康。

关于自然的本质与构成，古今中外哲学家大致有两种认识：一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他们认为，大自然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如同机器一样由许多部件组成，可以拆分又可以组合，大自然的本质是由自然物质属性机械结合起来的。这种自然观把人与自然分离开来，把物质与思想对立起来。在真理观上，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的运行是有规律可循的，其规律是确定的，可用因果决定论的线性思维方式去获得确定的自然知识，人完全可以认识和主宰自然界。唯物主义自然观深信知识可以认知、自然可以控制，并把人置于自然的中心支配地位。另一种观点则是唯心主义的，他们将自然看成一个有灵魂、有生命的事物。比如麦茜特在《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中将自然比作人类的母亲，“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 。而在中国，道家所说的“道法自然”，实际上是赋予自然以人性，将“道”与自然统一起来。由此可见，无论是对自然本质的认识还是对自然目的性与构成的认识，唯心主义自然观都较为接近生态主义自然观。因为在生态主义哲学家看来，自然同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自然系统的整体与部分是相辅相成的，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虽相对独立，具有各自的特定功能，但与母系统的整体特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自然生态系统理论对改进我们的机械论思维方式，引导我们以整体的、全局的观念思考世界的变化无疑具有启示意义。美国人Lorne A. Whitehead曾设计出一个别出心裁的游戏。他假定有一串多米诺骨牌，其中每一块是它前一块的1.5倍。只要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翻倒，它马上撞击比它大的骨牌使其相继倒塌。他证明，只要按照这种程序排列32块多米诺骨牌，最后一块将会撞倒昔日的纽约世贸大楼。以此类推，一只飞蛾翅膀的颤动会在太平洋上引起一阵飓风并非危言耸听。《纽约时报》的撰稿人迈克尔·波伦在他的奇书《植物的欲望》中写道：“华莱士·史蒂文森写过一首诗，仅仅是一个罐子，摆在西纳田的一个走廊上，就使得四周的森林都改变了。”利奥波德也为我们描述了人类与自然发生关系之后，个别事件有可能极为神秘地影响整个生态圈：“家雀对于马匹的减少是无关的，却也被紫翅椋鸟所接替了，后者是尾随拖拉机的。栗树枯萎病，原本是无法越过西部栗树林的边界的，但是随着荷兰榆树病害的传播，栗树枯萎病每次都有机会来到西部树种的境内。北美乔松疱锈病向西部的远征本来只能到达无树的平原地区，但由于成功地通过后门找到了新的着落点，现在已轻而易举地越过了落基山，从爱达荷到了加利福尼亚。”

当然，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个体物种或生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非是线性直接的，而是通过“长程关联”来发挥作用。长程关联是指“系统中所产生的某个微小涨落，经过放大的作用，在比较遥远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最终能够成为决定系统命运的基本力量。这种情形改变了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之间的关系的传统观点” 。也就是说，系统能否被改变，关键不是涨落本身的多寡强弱，而是涨落能否被放大。比如，一只小鸟在北京扇动它的翅膀，本不能对气象起到任何作用，但一旦这种扇动的效果被逐级放大，那么它就完全可能造成一次加勒比海的风暴。同理，在地球这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中，每个物种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都是不可缺失的，它们与其他物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态系统是整体，是网络，它无比繁复，而又无比精密，每个物种的变化都不是孤立的、随机的，而是遵循着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与进化原则，一个物种的灭绝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与繁荣。科学史上曾有一则植物与动物生死相依的故事：印度洋的毛里求斯岛上曾生长着一种高大的卡伐利亚树，但20世纪30年代该树种日益稀少，美国科学家实地考察发现，该树种年年开花结果，但无一粒种子能发芽，原来是该岛已灭绝的渡渡鸟所致。渡渡鸟灭绝前以卡伐利亚树的果实为生，果核在经过渡渡鸟肠胃消化磨薄后，才变得容易发芽。 这一实例表明：地球上任何物种的灭绝，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危害都是无法预料的。

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交织着不同的成分、层带与过程。从成分上来看，可分为生物组分与环境组分，生物组分又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大功能类群，环境组分分为辐射、大气、水体和土体；从层带上来看，可分为大气圈、生物圈与矿物圈；而从过程来看，则包括物质、能量与信息的流动与循环。“这些层带、成分和过程纵横交错，彼此联结，形成一幅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整体画面，具有整体结构、整体功能和整体运演规律。” 而任何一成分、层带或过程的微小变化都会影响其他成分、层带和过程的变化，甚而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紊乱。要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必须稳定生物的多样性或食物网的复杂性。比如草原上只有草、兔与猫头鹰三个物种，一旦兔的数量减少或消失，那么猫头鹰就会饿死，如果草原上还有鼠、蛇或其他鸟类，猫头鹰就会以此为食。反过来看，如果草原上还有其他肉食动物，比如狐狸，那么猫头鹰的消失对兔或鼠的数量不致产生大的影响。由此看出，食物网越复杂多样，生态系统就越稳定。生态系统的稳定是每一个个体生物生长发展的基础，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存在着捕食食物链、碎食食物链、寄生性食物链和腐生性食物链，每个食物链都是不可缺少的，食物链中的任何生物都不是孤立的、多余的。比如在濒临太平洋的西北部，伐木者以皆伐的方式砍伐了很多森林，结果发现在有些地方造不出再生林来，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有多个植物种（有时包括一些杂草物种）能提供一个保护层，使树苗易于再生，他们没有认识到那些主要生长在原生林树上的看似无用的地衣能起到固氮作用。

在传统主客二分的哲学视角中，人是主，物是客，人对自然具有优先权，自然是人改造和利用的对象。在自然审美中，自然成为人的情感投注对象，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在传统的审美教育中，“自然美审美的基础是自然的人化。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主要的、关键的、中心性的。人是自然美的发现者、欣赏者和创造者。人对自然的欣赏是俯视的、高屋建瓴的、单向度的，是人对自然的情感投射和实践的创造。” 在生态主义者看来，人只是自然界的一种普通生物，并没有凌驾于其他自然生命之上的权利，低等动物，包括无机物也具有自身存在的权利，包括审美的权利。罗尔斯顿说：“野生动物之所以要捍卫自己的生命，是因为它们有着自己的利益，在它们的毛发或羽毛下，有着一种生命的主体。当我们凝视一个动物时，它也会以关注的神情回视我们。动物是有价值能力的，即能够对其周围的事物加以评价。” 也就是说，动物不仅有自己内在的生命价值，而且还有自己的伦理道德价值，在罗尔斯顿看来，不仅是动物，整个生态系统的生命体都是有价值的。“生态系统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客体，而是包含有众多生命体的群落。从空间上说，它是一个地方；从时间上说，它是一个过程，是一组生命活力的关联关系。这种生态系统虽然没有人脑在操纵，但是它的相互影响构成一个有机网络。它的个体活动似乎是随机的，无关重要的，但如果不是从个体层次而是从系统层次看问题，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有实在的价值性。” 为此，生态主义得出一个最终结论：人类是地球的观察员，人类所拥有的情感、知识和理性，各种各样心灵的作用都有一个共同责任，即“实现一种与其环境和谐相处，且对其环境有益的有价值的‘层创进化’（emergence）。不是把心灵和道德用作维护人这种生命形态的生存的工具；相反，心灵应当形成某种关于整体的‘大道’观念，维护所有完美的生命形态” 。罗尔斯顿的生态伦理学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批判以及对生态审美教育的启示具有积极的意义：他引导我们去关心那些非人类存在物，关注那些生物圈、地球、生态共同体、动物、植物以及那些虽不具有自我意识但却拥有明显的完整性和独立于人的主观价值的客观价值的存在物。当然，生态主义也有一种内在的焦虑：既然地球圈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自身存在的权利，那么当人与低等动物发生利益冲突时，应该保护谁的利益？按照生态主义的生态圈理论推衍，人处于金字塔之巅，杀死一些人更有利于生态结构的稳定。很显然，生态主义理论亦有偏颇之处，尤其对中国这样环境资源压力大、生态足迹较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为此，我国生态美学家曾繁仁先生提出生态人文主义，主张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进行折中调和。生态人文主义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内在价值论”，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工具论”，从而肯定人的价值主体地位，主张自然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生态人文主义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权利论”，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天赋人权观”，主张从生态整体论的角度来思考自然的权利问题；生态人文主义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绝对平等论”，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相对平等论”。曾繁仁先生提出的生态人文主义就是生态整体主义。生态审美教育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兴审美教育形态，无疑应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哲学基础。曾繁仁说：“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加以折中而建立起的一种适合新的生态文明时代的有机统一和谐共生的哲学观，应该成为新的生态美学与生态审美教育的哲学基础。”

二、生态整体主义与复杂性生态哲学

复杂性生态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根本分野在于理解“系统”的差别：传统哲学认为系统由确定的原子组成，原子的属性最终决定系统的功能，而复杂性生态哲学认为系统由动态的组织组成，这些组织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在混沌的边缘中选择与进化。复杂性生态哲学的发起者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说：“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概念——与分析和累加观点相对立；动态概念——与静态和机器理论相对立；有机体原本是主动的系统的概念——与有机体原本是反应的系统的概念相对立。” 在贝塔朗菲的复杂性理论中，整体主义是系统形态的基础。这里的“系统”，并非经典物理学中的“原子”，而是一种可以自行生长变动的结构，抑或有组织结构的复合体。在系统论出现以前，机械生命观认为，原子是生命有机体的原始根基，而在活力论生命观中，生命有“灵魂”，它由神秘的“上帝”在操控。无论是机械生命观，还是活力论生命观，他们所理解的“系统”并未脱离机械决定原理与科学理性精神：所有的系统都是确定的、封闭的、线性的，只不过是原子在经历了对立统一规律后达成的平衡。在贝塔朗菲的系统论中，有结构的组织替代了曾经具有决定性的原子以及原子间的组合，成为构成生命有机体存在的必要前提。“在这个组织结构中，下属的系统在连续的各层次上联合成更高的和更大的系统。化学的和胶体的结构整合成细胞结构和多种细胞，同种类型的细胞整合成组织，不同的组织整合成器官和器官系统，器官和器官系统整合成多细胞有机体，最后有机体又整合成超个体的生命单位。” 众所周知，人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而细胞是有生命的，任何生命有机体都存在一个新陈代谢、由生到死的演替过程。贝塔朗菲不否认这一点，他说：“活机体只是在表现上持续存在和稳定不变的；实际上，它是一种不断流动的表现。新陈代谢是所有活机体的特征，新陈代谢的结果，表现为活机体的组分从某一瞬间到另一瞬间是不相同的。活的形态不是存在，而是发生。它们是物质和能量不断流动的表现，这些物质和能量通过有机体，同时又构成有机体。” 不同的是，生命有机体的变化并非机械地受制于外力影响，而是由它自身内部的选择、适应和调整能力参与和塑造完成的。当然，生命机体的选择具有主动性、多元性与开放性，即选择的道路并非一条，而是在一个非平衡的混沌边缘地带随机地适应与调整，最终生成一种新的生命形态。由此可见，贝塔朗菲的生命机体观超越了机械生命观，揭示了生命系统的偶然性、复杂性与整体性。

贝塔朗菲对生命系统的开放性特征的阐释是通过“等终局性”原理来论证的。“等终局事件是指从不同的起点出发，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相同的目标的事件。” 等终局性原理用一个相对恰当的词来概括就是“殊途同归”，比如不同质量的马铃薯胚芽放在不同的环境中生长，到了丰收的季节，它们都能长出成熟的马铃薯。生命有机体之所以具有开放性特征，是因为“在该系统内有组分物质连续的流入和流出、合成和分解，最终达到的稳态不依赖于初始条件，而只依赖于流入和流出、合成和分解之间的比率。” 换而言之，生命机体的功能与状态不是取决于初始的物质条件，而取决于生命系统的机体组织和自主完善的新陈代谢功能。生命系统的机体组织具有自主适应性，在面对外界刺激时能够自主调节与复位，适应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其次，生命系统能通过新陈代谢功能从周围环境中合成物质，转变为自身物质，然后将合成的物质部分地分解氧化，释放能量，供生命之需。生命系统的这种开放性特征也佐证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贝塔朗菲提出的另一个具有生态意味的范畴是“共生”，“从由同种有机体的联合而形成的生命单位，或不同物种的共生现象，我们进到了更高级的系统。” 贝塔朗菲的“共生”概念呼应了中国古代“和则相生，同则不继”的思想，揭示了生态系统繁荣的原则，即只有多种生物或群落相杂，生命系统才能繁盛或进化到高一级的生态系统。其次，贝塔朗菲的“共生”概念也揭示了生命系统的等级性，即生命系统并不是稳固单一的，而是从低级向高级动态的发展，最初级的生命单位是细胞，最高级的生命单位则是地球上的生命界。

将复杂性理论推向高潮的是比利时物理学家伊利亚·普里戈金。他将矛头指向了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家，质疑科学理性，并认为正是科学理性使人类遭到异化，因为科学技术并不能超越人类自身所在的域限。“无限的熵垒把可能存在的初始条件与不允许的初始条件分隔开。由于这个壁垒是无限的，所以技术的进步永远也不可能克服它。” 据物理学研究，熵是客观世界的一种现实存在，它对我们形成了一道永远无法穿透的壁垒。普里戈金由此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他认为，耗散结构理论所讨论的开放性系统并不是要取消熵，而是要从熵中运演出一套新的复杂的有序来。他说：“在19世纪，热力学变化的终态是科学研究的重点，这是平衡态热力学。不可逆过程被当作是讨厌的东西，是干扰，是不值得研究的题目而遭到蔑视。但今天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我们现在知道，在远离平衡态的地方，一些新型的结构可能自发地出现。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我们可能得到从无序、从热混沌到有序的转变。可能产生一些物质的新力学态，反映了给定系统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态。我们把这些新的结构叫作耗散结构，以强调耗散过程在这些机构的形成中所起的建设性的作用。” 耗散结构理论在提醒我们，如何在急剧的自然变化中通过与外界条件的交换，来实现生态系统的稳定与有序。耗散结构理论无疑为生态哲学的建构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与理论基础。普里戈金指出：“自然的过程包含着随机性和不可逆性的基本要素。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物质观，在其中，物质不再是机械论世界观中所描述的那种被动的实体，而是与自发的活性相联的。” 这里所谓的“自发的活性”就是一种生命性的机能，这种生命性的机能，将会把人类与自然的对话推进到崭新的生态哲学层面。因为“在所有层次上，无论是宏观物理学的层次，涨落的层次，或是微观的层次，非平衡是有序之源。非平衡使‘有序从混沌中产生’” 。与耗散结构理论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涨落”，普里戈金认为，在平衡的生态系统中，各种物质元素和平相处，互不干扰，但在非平衡生态系统中，任何微小的涨落通过长程关联都会引起惊涛骇浪，甚而会诞生出复杂的生命形态，并且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涨落”理论揭示了生态系统的随机性与不确定性，警醒我们要爱护自然环境，因为“涨落”的存在会使生态环境面临不可知的未来。

还有一个享誉全球的复杂性理论研究团体是圣菲研究所，他们对复杂性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适应性主体方面，他们提出的隐秩序理论向我们展示了生命多样性的复杂图景，其涉及的“涌现”理论，能加深我们对生命演替过程复杂性的理解。在圣菲研究所的同仁们看来，复杂性是由适应性造就的，适应性是指主体的适应性，而主体的复杂性必然带来系统的复杂性。“生态系统不断地变化着，呈现出绚丽多姿的相互作用及其种种后果，如共生（mutualism）、寄生（parasitism）、生物学‘军备竞赛’和拟态（mimicry），等等。在这个复杂的生物圈里，物质、能量和信息等结合在一起循环往复。” 如在原始森林中，由于存在多种交织的食物链，复杂性适应系统通过循环往复就能自动生成不计其数的资源。这就意味着，只要我们正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并利用这种复杂性，在生态系统的负荷力范围之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就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双赢。霍兰又说：“参与循环流的主体使得系统能够保留资源。这样保留的资源可以被进一步利用——它们将提供新的生态位以便被新的主体所使用。” 在复杂性适应系统中，如果人类能够开发利用新的生态位，特别是能增强食物链供给，生态系统将会繁荣起来。正如《寂静的春天》里所讲述的鲑鱼生态复位的故事：加拿大政府为了处理南部森林地区的蚜虫之害，大量喷洒DDT（一种杀虫剂），农药残留顺着山间小溪流到了美国的鲑鱼产地米拉米奇河流，杀死了河中所有的鲑鱼和昆虫。是年秋天，北美洲的一场热带风暴给新英格兰地区带来倾盆大雨，河流淡水汹涌入海使鲑鱼上溯米拉米奇河床产卵，由于河流食物丰富，幼鲑没有天敌，第二年春天，鲑鱼又繁荣于溪流故乡。 如果按照简单的线性决定原理，米拉米奇河流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生态的，但因为“涌现”机制的存在，米拉米奇河流的生态复位成为可能。在霍兰看来，“涌现”是一种偶然性的突变与创造，其创造机制体现在非线性地相互作用。“涌现”机制与中国古代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在道家哲学中，“二”代表阴阳之气，在宇宙中是对立的两极，只能起到线性作用（两点决定一条直线），不能起到“涌现”作用，而“三”是天地混沌之气，是万物生成演化的基点，在“涌现”机制中，它是发挥非线性作用的最小要素数目，“三”的非线性机制，使自然元素之间产生多种映射关系，同时将元素之间的关系极度放大，从而实现生命万物的创化。我们将“涌现”作为生态哲学的范畴之一，是因为“涌现的观点与系统形态的生成不可分。它的确是形态生成，因为无论是在拓扑学上、结构上，还是在品质上，系统都是时空中的一个崭新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看，“涌现”是宇宙中最珍贵的品质，我们前面讲述的米拉米奇河流鲑鱼生态复位的故事并非为破坏环境的行为辩护，而是为了阐释“涌现”原理，其实，人类因破坏环境导致生态恶化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病毒基因突变导致耐药性问题等都是人类科学时时需要解决的课题。

综上分析可知，复杂性生态哲学揭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内涵：生态系统是一种动态的、复杂性系统，有机体的主动性生长与自主性适应带来了系统的偶然性与开放性，其生成机制的非线性作用，一方面会让非平衡的生态灾难万劫不复，另一方面也会让负荷范围之内的生态系统自然复位。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能否良性循环，关键在于人能否对生态系统的健康保持警醒，对负荷之内的失衡生态系统适时地修正与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