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证券行里的其他几个合伙人，都坚持让安森今年夏天时出国度假。他们说他差不多有七年没休过假了，整个人都萎靡不振的，正好可以趁机休整一下。安森没有同意。

“我要是走了，”他断言道，“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怎么能行呢，老兄。三个月之后，你还是得回来，等到那时，你已经焕然一新了，所有这些坏情绪都会一扫而光。你会像从前一样生龙活虎。”

“不。”他固执地摇了摇头，“我一旦停下来，就不会再回来工作了。我一旦停下来，就意味着我已经放弃了——那就完蛋了。”

“我们不妨试一试。总之，一切随你的心意，哪怕花上半年时间都没问题——我们相信你不会离开我们的。因为呀，你就是个工作狂，闲着你就浑身不舒服。”

他们帮他把行程安排妥当。他们很喜欢安森——事实上每个人都喜欢安森——但他渐渐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那种转变使办公室都笼罩在压抑的氛围里。从前的他，对工作有持之以恒的热情，对高层领导和基层员工一样体贴照顾，还有那朝气蓬勃的饱满状态——然而，在过去的四个月里，他整日焦虑不安，早把那些品质消磨殆尽了。现在的他，看起来和一个烦躁易怒又悲观厌世的中年男人没什么两样。不管是哪笔交易，只要他参与了，除了拖后腿，就是添麻烦。

“我要是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他说。

就在他上船出发的三天前，波拉·莱金德尔·哈格蒂不幸在分娩时死亡。那段时间，我们俩总在一起，因为我们正一同越洋旅行。我和他做了这么久的朋友，这是他第一次对我隐藏了自己的感受，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情绪。外人看起来，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已经三十岁了——有时候我们正谈着别的事，他会不自觉地把话题转到这上面去，提醒你注意这个变化，随后便沉默不语了，仿佛他刚才说的话，需要独自沉思好一会儿才能全部消化。和他的合伙人一样，我也对他身上的变化感到惊讶不已，但让我高兴的是，“巴黎”号游轮已经扬帆起航了，它会驶向一个全新的世界，把他的一切都远远抛在身后。

“要不要来一杯？”他提议道。

我们走进酒吧，带着起航之日特有的高昂情绪，点了四杯马提尼鸡尾酒。刚喝完第一杯，他看起来就不同了——他突然探过身，拍了拍我的膝盖，脸上那种高兴的神情，几个月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你看到那个戴红色礼帽的姑娘没有？”他问，“她小脸红扑扑的，出发那天，我看见两个警察赶来跟她告别呢。”

“她的确很漂亮。”我赞同地说。

“我去乘务长办公室查过她的记录，你猜怎么着，她是一个人上的船，什么旅伴都没有。我等下就去楼下的餐厅，让服务员好好准备一下。今晚，我们要和她一起吃晚餐。”

过了一会儿，他起身离开了，没等时针转完一圈，他就和她并肩在甲板上悠闲地散步了。谈笑风生间，他看起来那么的自信、明朗。她的红色礼帽，在碧绿海水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艳。她不时地仰起脸看着他，亮丽的短发随之摆动，迷人的微笑中写满了快乐、好奇和期待。晚餐时，我们喝了香槟酒，大家都特别开心——后来，安森意犹未尽地去打台球，有几个人看见我和他在一起，就向我问起他的名字。我回房睡觉时，他和那个女孩还一起坐在酒吧的长沙发上畅谈不休。

在旅途中，我见到他的次数不如希望中多。他其实不想让我落单，本来打算再找一个人，好安排一些四人双打类的娱乐活动，可惜人没能凑齐，所以我只能在吃饭时见到他了。不过，他有时也会找我一起去酒吧喝杯鸡尾酒，对我说起那个戴红色礼帽的姑娘，还有他们之间浪漫又刺激的经历。那些事经他一讲，没有一个不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的，讲故事他最在行了。我为他感到高兴，因为他终于还原本色了，至少恢复成了我眼中的他，这让我感觉舒服多了。在我看来，他只有在爱中才会感到快乐，与他相爱的姑娘会像铁屑对磁铁那样热烈地回应着他，帮他找到真实的自己，让他的生活充满希望。那种希望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或许她们让他觉得：这世上总有一些女人，会用自己最灿烂、最稚嫩、最珍贵的时光，来照顾和保护他内心的优越感吧，因为那是他最珍视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