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可以随时，司法只能依法

顾生最强有力的观点是那句远古的法律格言：“刑罚的轻重，应当紧随时代的波动。”在下并不打算反驳这句格言，也十分认同顾生对其真实含义的精彩辨析。但是很可惜，经文的精彩训释，并不能改变顾生对法律一无所知这个事实。因为他完全搞混了立法与司法的关系。

时代的波动，只能作为立法的考量因素；而凝固不变的法律，才是司法的唯一依据。

同样意思的古老法律格言，在下还可以继续补充。例如：“要为不同的人，设立不同的法。”又如：“人定的法律没有永恒的正义，而应追随不同时代的共识。”这当然都是对立法的要求。在立法的时候，必须认真考虑：女性是否应当特殊？老弱废疾是否应当优待？官员有无特权？尊长能否豁免？当特殊人群有值得区别对待的理由，而人群的数量达到一定标准，那么立法便应遵循法律格言，分别给予特殊规定。顾生引用的那句法律格言中，值得立法区别对待的“时代的波动”，也是如此。

但是，立法工作一旦完成，一切波动必须凝固。这是法律的本质要求。法律文本一经生效，推行必须如四时交替般准确无误，执行必须如钢铁岩石般坚硬不可摧。任何法官都不能再在既定的法律之内，再说什么“为不同的人，立不同的法”，说什么“紧随时代的波动”。否则的话，就混淆了立法与司法各自的功能。

天下万事，唯变所适，时间长河，逝者如斯，没有一刻静止。严格来讲，任何法律写成之时，就是过时之日。司法如果“紧随时代的波动”，无异于取消法律。洞阴县的饥荒，我们都很同情，相关官员也必须依据法律，严肃追责。但问题是：一场饥荒，是否足以将王朝的一个县变为法外之地？如果是，那么无数的问题随之而来：什么程度、何等范围的饥荒，可以制造法外之地？可以成为“刑罚的轻重”应当紧随的“时代的波动”？饿死六千八百人的饥荒，饥民杀人，应当减刑几等？饿死一千八百人的呢？是否应当在法律之中预先规定轻重的幅度？这个幅度一旦定出，时代又波动了，怎么办呢？法律岂不成了古代名家悖论中那个永远追不上乌龟的捷足善走之人？

由此可见，顾生的主张存在严重的内在困难，根本没有操作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