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以我血荐轩辕”

北伐战争凯歌行进，北伐军所到之处，推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革命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发展起来。

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万人增至200万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增速尤其迅猛。在许多地区，工人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纠察队。1927年1月，汉口、九江工人群众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同英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0日，北伐军进抵上海近郊龙华。21日，中共上海特别委员会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并随即转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起义总指挥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的直接领导下，向驻在上海的反动军阀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经过30小时的激战，打败了反动军阀的武装部队，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推翻了反动军阀在上海的长期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精神，表明工人阶级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

农民运动也在大半个中国蓬勃兴起，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以及封建宗法。到1927年6月，全国已有201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入会人员发展到1000多万人。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进行深入广泛的革命活动，湖南的农民运动更是高潮迭起、波澜壮阔，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运动对农村的封建势力进行了一次空前的扫荡与冲击。与此同时，农民运动还组织建立了农民武装，各县仅梭镖队就达数万人，把一些地区的地主政权打得落花流水。

工农运动掀起的革命高潮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9月，中共党员人数为13281人，至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员人数已增至57967人。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这些后来党的领导人，都是在这段时间入党的。

然而，工农运动的波翻浪涌和中国共产党的迅速强大，引发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隐伏的危机。

孙中山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原本就是一个“山头”众多、政见芜杂的政治组织，各色人物怀揣着不同目的聚集在孙中山树起的革命大旗之下。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马上纷争四起，几乎每一项政令的推出都是权力角逐的结果，如北伐的计划、总司令的人选、国民政府的搬迁等。在对待工农运动以及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上，国民党内产生了针锋相对的左、右两派。

左派以廖仲恺、宋庆龄、汪精卫、杨虎城等为代表，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奉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右派以邹鲁、谢持、戴季陶等为代表，他们曾在孙中山去世不久，即1925年的11月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公开分裂国民党，所以也称“西山会议派”。右派的主要要求是从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驱逐苏俄顾问。

自称孙中山衣钵承继者的蒋介石，在北伐之前及初期的面目都是模糊不清的。出于争夺最高权力的目的，蒋介石至少是反对右派的。因为与这些右派人物相比，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资格仅是“小字辈”。为摆脱右派的操纵和排挤，蒋介石自然要联合左派，同时利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的力量为自己加码。这一步棋以蒋介石的全胜告终：“西山会议派”的头面人物邹鲁、谢持都被开除出党，戴季陶被告诫悔过。但在1926年的3月，蒋介石突然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令世人惊愕不已。当时，蒋介石借口中山舰异动，认定是中国共产党联手国民党内他的竞争者，要将他劫持，故为了反击，不得不下令逮捕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又将全体共产党员逐出国民革命第一军。同时，解聘了季山嘉等几位苏联顾问。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反共”。为了维持革命联合战线，当时的中共中央甚至包括共产国际都采取了迁就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到北伐战争发动前夕，蒋介石再次以欢迎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姿态出现在各场动员会上，甚至宣布欢迎共产党员重回第一军。

蒋介石到底意下如何？后来的研究表明，蒋介石在本质上是极其反感共产党及工农革命的。早在1923年带团去苏联考察时，蒋介石就对苏联和共产党表示不信任。他曾在给孙中山的报告中显露了自己的意向，孙中山批评他“顾虑过甚”，此后蒋介石不得不有所收敛。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以孙中山未竟事业的被托付者自居，再加上自己地位不稳、对手林立，一时不敢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有所异议。更何况北伐初期，亟须苏联、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对战争的支援。蒋介石曾坦言：“我所抱打倒共产党主张，在广州即欲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唯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国民党亡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 随着北伐进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个人权力逐步稳固，胜券在握之后，蒋介石的真面目才一点点暴露出来。

帝国主义及中国国内各反动阶级眼看北洋军阀大厦将倾，工农革命风起云涌，“乱世”之中，急于寻找新的代理人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发现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进分子（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人物”，所以纷纷与他攀缘结交。

1926年11月，国民军攻下南昌。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总司令部，已决心“清党反共”。为此，他招来了戴季陶、吴铁城、黄郛等一大批国民党新右派分子，为他出谋划策。同一时间，各个帝国主义的代表以及各派政客，也相继麇集南昌，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就这样，一个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反动核心形成了。

1927年1月，蒋介石等人冒雪登上庐山，密谋数日后作出如下决定：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的演讲中声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显然是为其今后的“反共”制造舆论。紧随其后，在江西的赣州、南昌、九江以及安徽的安庆均发生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工会、农协被捣毁的恶性事件。

3月26日，国民革命军进驻上海。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完全成熟，便公开投入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他通过报界宣布：“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租界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并保证“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则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马上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介石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同时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心腹将他们编成队伍。

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

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求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事宜，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

与磨刀霍霍的蒋介石形成强烈的反差，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中央听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不赞成与蒋介石决裂的主张，表现出严重的右倾麻痹。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决的态度。但是，在蒋介石到达上海后，中共的政策反而发生了变化。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来信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

敌为刀俎，我为鱼肉，一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悲剧即将上演。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附近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作好准备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内分头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发起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之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导致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10万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长达1000米的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出现，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尸横遍地、血光冲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并对其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的三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阴风愈刮愈烈，大半个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7天中逮捕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进步团体200多个，优秀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20名革命者从容就义。中共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

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杨森发出“反共”、讨伐武汉通电，并悍然占领宜昌，屠杀工农群众。13日，驻扎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夏斗寅叛变，与杨森配合，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当地的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一个月内，杀死农民群众四五千人。21日，由军阀改编的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叛乱，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100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

一向以国民党左派面目示人的汪精卫，在利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中捞足了个人资本之后，加紧了右转“反共”的步伐。这期间，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代表共产国际、联共（布）的鲍罗廷等人，依然对汪精卫的革命性心存幻想，并企图以妥协让步拉拢汪精卫。事实证明，步步退让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反抗的时机，而且助长了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气焰。7月15日，汪精卫全面“倒戈”，召开“分共”会议，彻底同共产党决裂，正式投入蒋介石的反动阵营。随后，汪精卫集团加入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的暴行。“宁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使武汉立即陷于血雨腥风之中。至此，这首由国共合作奏响的威武雄壮、气吞山河的大革命交响曲，画上了终止符。

由于蒋、汪两人对革命的背叛，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倒在血泊中。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31万人遭到反革命屠杀，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思想混乱，一些不坚定分子悲观动摇，相继离党而去，有些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卖党求荣。据1927年11月统计，共产党员人数从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骤然减少到1万多。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却在风雨中巍然挺立，坚贞不屈、不折不挠，继续追求革命真理。一些志向远大的进步人士，如贺龙、叶剑英、彭德怀、徐特立等，就在这种危难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黑暗是暂时的，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