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这是毛泽东在1928年6月间在与进攻井冈山的敌人作战时，提笔挥就的诗词《西江月·井冈山》。该词慷慨豪迈，荡气回肠，高度概括了整个井冈山斗争的形势和特点：虽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但革命军民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英勇作战，坚守红色根据地，最终取得战斗的胜利。
但是，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毛泽东那样看清中国的革命形势，像他那样坚信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光辉前途。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大都以城市为分析对象；实践中，只有苏联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苏联的革命道路是唯一可供学习和模仿的榜样，而苏联正是以攻占大城市获得革命成功的。但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武汉、南昌、广州等城市发动的多次暴动，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革命道路究竟在哪里？
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反映了那时党内领导人在中国革命道路选择问题上的彷徨。这次会议一方面肯定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和工农革命军，是决定革命更大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力之一；另一方面，又强调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才是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条件，中国革命依然要以城市为中心。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六大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大会，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邓中夏等在会与斯大林等苏联主要领导人会面。斯大林等人还就各自的革命经验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中共六大闭幕前就发出了对国内工作的电稿，指出要加紧城市产业工人中的革命工作。
然而，毛泽东独树一帜，仍坚持在农村建立工农政权的革命方向。
1928年10月和11月，敌军“进剿”井冈山的硝烟刚刚散去，毛泽东连续写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与《井冈山的斗争》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深刻论述，其核心内容是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明确表述了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半殖民地性质造成了中国政治的不平衡，统治集团的不统一和矛盾冲突，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缝隙和机会。
半封建的性质造成了经济的不平衡，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使农村可以离开城市而相对独立存在。这是红色政权在农村可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地域广阔使革命力量有回旋余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已经有了新的政党和革命的军队，有了战胜敌人的基本力量。
以上分析和阐述，连同毛泽东于1930年上半年写成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标志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井冈山根据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敌军几度来犯，都被革命军民打得落荒而逃。但是，井冈山毕竟区域狭小、人口稀少，不能满足工农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需求。消极据守井冈山一地，绝非长久之计，必须主动出击，扩大“红色区域”才能让革命拥有“源头活水”。
1929年1月，红军留下小部分部队，由彭德怀指挥坚守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根据地出发，向赣南、闽西挺进。出发前，毛泽东为红四军拟写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夫，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
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国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军队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
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
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
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
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军长 朱德
党代表 毛泽东
这个布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朗朗上口的韵律，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向各个阶层的民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革命的性质和对各阶级的政策，并号召广大群众支持革命，共同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而努力。红军布告是一部宣言书，它表达了民意、深入了民心，为中国人民指明了革命的方向。
1929年2月11日，红四军一部进抵瑞金与宁都交界的大柏地山区，随后北上东固，与红军独立二团、红军独立四团会师，在赣南立住了脚。3月中旬，红四军进占闽西长汀县城，建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3月底，红四军由闽西回师赣南，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地主武装，先后占领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等县城，赣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5月至10月间，红四军先后两次进入闽西，在闽西工农武装的配合下，先后攻占龙岩、永定县城，成立了以张鼎丞为主席的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和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龙岩县革命委员会，闽西革命根据地基本建立起来。1930年2月7日，中共赣西南特别委员会、中共赣南特别委员会和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军委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共同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就在红四军艰苦转战，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湖南、湖北、福建、江西、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多地爆发武装起义，组建工农武装队伍。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开辟了大小不等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主要有：
湘赣革命根据地。1928年11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湖南平江起义后组建的红五军2500人到达井冈山。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转移后，红五军留守。不久，由于敌军优势兵力进攻，红五军突围到赣南和红四军会合。5月，红五军返回井冈山，此后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以永新为中心，包括宁冈、莲花、茶陵、遂川等十几个县的湘赣革命根据地。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平江起义后，红五军主力奔赴井冈山，黄公略等领导红五军一部留守平江坚持游击战，在1929年建立了以平江、浏阳为中心的湘鄂赣根据地。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继方志敏等领导弋（阳）横（峰）起义创建赣东北根据地后，1928年10月，闽北崇安的农民起义又创建了闽北根据地。1930年7月，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红十军和赣东北工农民主政府，方志敏任政府主席，初步形成了闽浙赣根据地。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29年，在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根据地。1930年4月，成立中共鄂豫皖特委，建立了红一军。6月，成立鄂豫皖特区工农政府，三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到湘鄂西领导土地革命，先后开辟了湘鄂边和洪湖两个革命根据地。1930年，红二军团成立，湘鄂边和洪湖两个根据地联合，发展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余人。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29年12月，邓小平、雷经天、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百色起义，成立了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7月，邓小平带领部队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留下的一部分部队由韦拔群等率领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
广东东江和琼崖革命根据地。1929年，中共广东东江特委在八乡山和大南山建立了根据地。1930年后，东江地区红军合编为红十一军。在海南岛，1930年春，中共琼崖特委成立，随后逐渐恢复了琼山、万宁、陵水等老区，开辟了临高、崖县等新区，组成红军琼崖独立师。
红色革命根据地如星星之火，在中国南方大地上渐成燎原之势。与此同时，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捕杀，中共在城市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到1930年，大城市的产业支部已有229个，工人运动呈现复苏的景象。1928年下半年，仅上海的工人罢工就有105次，北平、天津、汉口、广州、香港、厦门、苏州、杭州等地工人和北方的铁路工人，也发动了不同规模的罢工。农民的抗租、抗税和抗粮的斗争也时有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就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武汉等城市，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事业异军突起，在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0年3月和10月，在中共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和左翼文化总同盟相继在上海成立，从此，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的创作活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红色根据地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和国统区工农运动的复苏勃兴，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1930年，随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间混战的结束，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调集军队，迫不及待地向中央苏区挥师而来。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先后调集11个师另3个旅共10万兵力，以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略，向中央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
当时，红一方面军有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共约4万人。在面临敌人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1月上旬，红一方面军除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牵制、迷惑敌人，诱敌就范外，主力实行“退却”，全部退到东固、南垄、龙冈地区。12月1日，又秘密转移到黄陂、小布、安福圩等地，隐蔽待机。敌军以为红军胆怯，不敢与其正面作战，更加肆无忌惮，长驱直入。16日，各路敌军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到28日，先后进占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线，东西战线相距达到了800里。战线如此之长，兵力分散，首尾不能自顾，犯了兵家大忌。再加不断遭到红军和赤卫军、少先队的袭扰，敌军士气沮丧、饥饿疲惫等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痛击敌人的时机到来了！
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召开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台柱上，右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红军寻找敌军中部，准备在此打开缺口。
12月30日，红军的“猎物”出现了。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9000余人，孤军冒进，稀里糊涂进了红军在龙冈设下的包围圈。一阵猛烈攻击之后，敌军全部被歼，片甲未归，张辉瓒被活捉。只此一战，吓得余下的敌军仓皇逃散。红军乘敌军阵势混乱，挥戈追击，接连获胜。第一次反“围剿”漂亮结束。
毛泽东情不自禁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踌躇满志，溢于笔端：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急忙召集美、日、德军事顾问和三军将领共商对策。1931年4月，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带领20万军队，向江西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围剿”。这时，红军只有3万余人，但毛泽东不慌不忙，制订新的作战方针——化整为零，将红军分散退到敌军不易到达的深山，然后找机会集中兵力进行突袭，出奇制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何应钦哪见过这种打法？一头扎进高山密林，却连红军的影子也找不到，四顾惘然中，却冷不丁杀出一队人马，还没等回过神，已经败得落花流水。就这样，红军拖着何应钦部东奔西走700里，最后痛快淋漓地结束了第二次“围剿”。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忍无可忍，亲自挂帅，在7月带领30万人马和英、日、德军事顾问，宣称“三个月肃清红军”。毛泽东、朱德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率领红军主力千里回师，由闽西经广昌、石城、瑞金、于都、兴国、万安、富田等地，插入敌后，绕道千里，将敌人甩在赣南。等敌人醒悟过来再行追击，红军就可以逸待劳，选择可打的敌人置其于死地。从8月7日至11日，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的红军在敌人背后连续打了3个痛快的胜仗，歼敌1万余人，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就这样，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巧妙地跳出包围圈，牵着敌军的鼻子，忽东忽西，让敌人四下扑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敌军战不得战，退不甘退，进退两难。
就在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突发战事。两广实力派陈济棠和李宗仁联手反蒋，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大举北进到湖南。祸起萧墙，蒋介石不得不偃旗息鼓，全线撤兵去救“近火”。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根据地扩展到30多个县境，在24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围剿”。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红军力量迅速壮大。
在这样的形势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同时，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统辖和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分庭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