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者
——格奥尔格·卢卡奇 ^[1]

［俄］特奥多尔·奥伊泽尔曼

历史哲学研究，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研究，在卢卡奇的文艺遗产中占据首要地位。众所周知，第二国际活动家低估甚至直接否定了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性。列宁对辩证法的描述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对辩证法的定义是“革命的代数学”，这针对的无疑是机会主义对发展理论的解释。

卢卡奇把研究黑格尔辩证法的起源视为自己在哲学史领域中最重要的任务。20世纪30年代，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在留居苏联期间所创作的巨著《青年黑格尔》是他关于这个问题最彻底的研究成果。卢卡奇在创作这一著作时强调，如今的黑格尔早期作品研究已成为资产阶级哲学家的任务，他们将黑格尔哲学的起源还原为对神学问题的分析。诺尔（H.Nohl）出版了青年黑格尔早期不为人知的部分重要著作，结集为《黑格尔青年时期的神学著作》 。同时，这些著作的实际内容与基督教神学相冲突。与此观点相反，卢卡奇证实，青年黑格尔作品的思想意义只有在与法国大革命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的条件下才能显现出来。

概述卢卡奇的专著《青年黑格尔》必须注意两个情况。首先，1932年，苏共中央下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出版了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标题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批评者开始歪曲这些手稿的实际内容，他们宣称，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论证必须被哲学—人类学和伦理论证所代替。卢卡奇是第一位与歪曲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资产阶级相对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青年黑格尔》中指出，对异化问题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是这些手稿的核心。此外，卢卡奇的黑格尔哲学分析是以不久前出版的列宁的《哲学笔记》为出发点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反对以简化的方式评估德国古典哲学，他特别指出，一些关于康德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同时，列宁在谈到黑格尔时也强调，辩证唯心主义比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更接近辩证唯物主义。卢卡奇是第一位采用列宁对辩证唯心主义形成过程系统研究的重要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哲学笔记》中，列宁特别强调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之间的联系。卢卡奇引用了列宁的这一观点，并将其与马克思的著名论断联系了起来，即黑格尔属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卢卡奇领会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论断，并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是哲学发展的产物，而且是经济理论发展的结果，这一思想的发展历程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反映。因此，卢卡奇在探究黑格尔辩证法的起源过程中强调黑格尔的社会政治观，尤其是黑格尔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及之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看法。我们可以发现卢卡奇有一个非常恰当的评论，即黑格尔是“唯一深入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德国思想家” 。因此，黑格尔辩证法的有力方面，是它反映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革命转变的历史经验；至于它的薄弱之处，则是反映出德国经济和政治的落后。

革命的实质是否定现状，否定盛行着的反动社会秩序。黑格尔在图宾根学习期间，尤其是在伯尔尼工作期间，就坚决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他称其为“宗教实证性”。他用这个词来指代教权主义，即有数世纪历史的、与封建社会的经济体系和国家制度相融合的基督教教会。黑格尔绝不是在反对一般的宗教，他认为宗教是人们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正是在这样的唯心主义立场上，黑格尔将他眼中的大众的“主观宗教”所具有的自由的宗教感觉，与自上而下推行的冷漠的制度化的极端教条主义的信仰进行了比较。正是在“宗教实证性”中，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把封建主义视为产生一切社会邪恶的主要根源。黑格尔将推翻这种与人们格格不入的“实证性”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实现联系了起来。黑格尔像他的法国先驱那样，坚信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重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与之不同的是，他已经有机会了解资本主义革命后的历史发展经验。黑格尔既没有将资本主义的当今，也没有将其可预见的未来，与声名狼藉的理性统治时期混为一谈。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层根源隐藏在历史发展经验的智慧之中。当然，理解资本主义发展消极方面的方法并没有立刻形成。在这一时期，黑格尔排斥“宗教实证性”和封建思想上层建筑，追求过去复兴古代宗教和古代共和制的社会理想，他相信这是对自由的充分表达。对此，卢卡奇准确地观察到：“对于青年黑格尔，实证的基督教是专制与压迫的支柱之一，而非实证的古代宗教则是自由与人类尊严的宗教。黑格尔认为，恢复古代宗教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们需要实现的一个革命目标。” 在黑格尔那里，古代的形象发展成为关于人类未来共和国的乌托邦观念。法国大革命被解释为古老共和精神的复兴。

因此，黑格尔伯尔尼时期最重要的文献是《基督教的实证性》。辩证唯心主义的未来缔造者的世界观特征，是对封建“实证性”的抽象否定，和同样抽象的一种促进人的自由、自律和尊严的社会结构形式的想法。这样的否定无论多么彻底，都缺乏只有从现存事物中才能获得的内容。只有到了黑格尔思想发展的法兰克福时期，他才意识到抽象地否定现实是不够的。乍一看，法兰克福时期的青年黑格尔对现存社会秩序问题的新看法是极为保守的。“实证性”已不再简单地表现为需要完全否定的对象，而且还表现为某些不能仅仅加以否定的、复杂的、矛盾的事物。如果说在伯尔尼时期，黑格尔将古代社会衰落后的整个世界历史都视为人类发展的下降，那么在法兰克福时期，他就提出了关于发展的矛盾思想，认识到古代属于人类的过去，而新的更好的未来应该通过发展实证性固有的矛盾产生。在此期间，黑格尔研究了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他将资本主义现实理解为实证的，但认为不能简单否定这种实证性，因为人们在这种实证性中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和本质。与古代社会相反，资本主义标志着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对立大大加剧。但是，即使是这种矛盾也不应仅仅从消极的方面看待；这是人类本质的渐进式异化，但它也是发展和进步的一种形式。

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对“实证性宗教”和基督教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他正试图在这种实证性中厘清什么已在历史中过时，什么还保留着作为社会中的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和精神内容的意义。这样看来，积极否定的观念与抽象否定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黑格尔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基督教的评价，他在其中看到了私有制社会的贪婪的反题。他将基督教解释为爱的强大力量，它会打开改善社会体制的前景。在此，卢卡奇强调，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与伯尔尼时期所秉承的激进主义决裂，走上了与现实、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和解的道路。但这不是对现存社会现实的辩护，而是因为他看到了由此产生的社会罪恶。

黑格尔的精神发展在这一时期具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特征，尽管他拒绝了先前的激进共和主义观点，但是此时的黑格尔开始辩证地理解社会历史过程。卢卡奇解释了辩证唯心主义形成的这一特征，他认为黑格尔与浪漫主义者的不同就在于黑格尔理解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把资本主义产生的、使任何人本主义思想家感到恐惧的社会灾难解释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性的短暂矛盾。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黑格尔尽管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了清醒的评判，但并没有认识到反对资本主义之恶的斗争才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他将希望寄托在宗教上，寄托于他曾在伯尔尼提纲中如此令人信服地揭露的所谓的基督教的爱，这不仅证明了唯心主义根深蒂固的缺陷，也证明了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软弱。

在说清楚这一矛盾后，我们依然不能赞同卢卡奇研究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即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形成与黑格尔保守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形成密不可分。因此，卢卡奇描述法兰克福时期在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形成中的重要意义时写道：“他（黑格尔——作者注）越远离青年时代的革命理想，越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达成‘和解’，他的思想越不会超越它的界限，他的辩证法就更强、更有意识地流露出来。” 与卢卡奇不同，我们认为拒绝抽象地否认实证性和对古代生活方式的理想看法（顺便说一句，这种理想看法意外忽略了古代社会的奴隶制基础）并不是向保守主义社会政治立场的转变。黑格尔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肯定也不是保守主义，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在当代才得到建立，还没有完全表现为19世纪初的德国的未来。黑格尔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它的保守性和某些反动性一方面反映出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局限性；另一方面则表明了德国经济和政治的落后。当然，黑格尔世界观的保守和部分反动特征也体现在他的辩证法中。但是它们并没有决定或促进辩证法的形成，即它进步的、革命的一面。

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完成了辩证唯心主义理论。这一止于《精神现象学》的时期得到了卢卡奇的详细论述。黑格尔在这一时期以新的观念理解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这对于他的整个世界观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从此，宗教不再被看作意识的最高形式和绝对的充分表达。绝对在理性中找到了它唯一真实的表达，因为理性辩证地去除了宗教固有的关于绝对的感性观念的局限性。卢卡奇表明，《精神现象学》的核心范畴是异化。尽管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存在于在黑格尔之前的哲学中，但只有在黑格尔那里它才直接关联他的经济学观点，关联他对劳动及其在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生成中的作用的分析，关联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精神现象学》中标题为“主人与奴隶”的片段是最好的证明。该段的内容早已包含在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科普叙述中。然而人们常常忽略了卢卡奇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第一次揭示了其深刻的社会意义。模糊的标题使它的意义不那么显而易见。霍布斯用拉丁谚语断言，在自然状态下人对人是狼，黑格尔也以自己的方式阐述了这一论题，认为人格性形式的自我意识是通过对抗形成的。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只有使另一种自我意识、另一个人格中的他者存在、另一个自我服从于自己，才会获得承认并确证他的独立。如果我们概括对自我意识的现象学解释就会发现，尽管《精神现象学》从唯心主义出发解释奴隶制的起因，但这部著作在原则上排除了假设自我意识和人性是不变的。黑格尔这部作品的出色之处在于，它描绘出了自我意识的发展，而且这种上升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尽管它仅仅被解释为一种精神活动，归根结底是自我意识、思维、哲学活动的“劳动”。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将奴隶的自我意识的特征描述为会因其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而不断发展和丰富。这种自我意识自然会与其真正的实质——自由——发生冲突。最重要的是，这种冲突是通过劳动得到表现和发展的。奴隶为主人工作，供养他，尽一切可能为他服务。没有奴隶，主人就不可能存在；他既无法养活自己也无法照顾自己。因此，主人完全依靠奴隶，而奴隶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这样一来，奴隶和主人不会互换他们的位置吗？主人不会成为他的奴隶的奴隶吗？奴隶不会成为其主人的主人吗？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矛盾的震撼之处在于，无论如何，主人仍然是主人，而奴隶仍然是奴隶。黑格尔通过对这种矛盾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相当明确：主人意识只是表面上的主人意识。黑格尔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独立意识的真理是奴隶意识。刚开始的时候，奴隶意识是外在于自身的，并没有显现为自我意识的真理。但正如我们看到的，主人的本质颠转了他的意愿，同样，奴隶在实现自身的时候也将会转变为他的直接存在的对立面……”

显然，黑格尔的“主人与奴隶”概念具有唯心主义的思辨性，与历史上确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分离，具有明显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卢卡奇凭他全部的彻底性和深刻性证明了这一点。卢卡奇在“耶拿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一章中分析了主奴辩证法，他指出，“《精神现象学》中意识发展的伟大道路，是通过奴隶意识实现的，而不是主人意识。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在劳动的辩证法中，出现了真正的自我意识，即古典性解体过程的一种现象学形式。在黑格尔陈述中，这种分裂的‘意识形象’——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和哀怨意识（正在出现的基督教）——正是从奴隶意识的现象学辩证法中产生的。”

因此，卢卡奇证明，对于《精神现象学》的所有唯心主义建构的思辨性来说，黑格尔并未完全脱离基督教作为奴隶宗教产生的真实历史条件，而且，斯多葛主义像其他希腊哲学流派一样，构成了其理论来源。当然，在这些情况下，黑格尔的分析远未消除脱离实际的、主要是经济状况的思辨性。但是，这种分离中存在一种明确的、具有历史进步性的社会意向（不要把它当作不必要的悖论）。我们相信，黑格尔使用“奴隶”一词绝非偶然，该词（尽管没有很多意思）其实不仅表示奴隶，更多表示的是农奴——封建领主的奴隶。的确，他没有使用“农奴”一词，我们认为这体现了他的审慎。尽管对主奴关系的批判性分析指向了古代，但毫无疑问，它直接反对的是奴役人的封建主义形式，这种形式存在于黑格尔时期实行传统农奴制的德意志兰（包括普鲁士）。

黑格尔分析的人对人的奴役和剥削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家，黑格尔当然受资产阶级民主幻想的左右。他深信废除封建特权后，社会将会根据能力、教育程度、专业培训等，为任何“阶级”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成功开展活动的条件，黑格尔所说的阶级不是构成封建社会等级对抗的结构，而是根据劳动的社会分工形成的社会群体。在黑格尔看来，良心自由和消除过度的经济胁迫似乎是扫清社会所有成员自由发展之障碍的条件。卢卡奇写道：“因此，黑格尔坚定地坚持社会当然会被划分为各个等级，但他更认为一个人的等级归属取决于每个特定历史时刻下的个人能力和行为，而不是根据继承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说，黑格尔的‘普遍等级’更接近拿破仑式的军人和官宦贵族，而非半封建国家的贵族。”

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代表资本主义的理想化，这在这种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建立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进步的。黑格尔与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不同，他已经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经济结构有了一个想法，并将这些幻想（没有这些幻想就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与大体清醒的认识结合起来，他认识到新社会不是启蒙运动的理性王国的实现。黑格尔在《实在哲学》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体作为被异化的个体而存在。“实证性”概念被《精神现象学》的异化概念所取代。卢卡奇指出，这不仅仅是用一个概念代替另一个概念的术语替换，而是从批评封建制度到批评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转变 。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这种批判态度包含着一个悲剧性矛盾，因为黑格尔将资产阶级社会看作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在那些历史条件下，停留在承认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他当然无法看到将永远终结人类异化的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甚至客观必要性。因此，按照黑格尔的学说，异化只能在意识中得到克服。这种立场不仅反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局限性，还反映出他独特的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冷静批判的那些要素。

黑格尔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态度可以让我们正确理解与现实的和解，黑格尔将其看作哲学的最高原则，因为现实被看作是合理的。显然，在卢卡奇详细分析的这种和解中，存在奴役因素，马克思在分析黑格尔的法哲学时严厉批判了这种奴役因素。马克思在1843年写道：“黑格尔应该受到责难的地方，不在于他按现代国家本质现存的样子描述了它，而在于他用现存的东西冒充国家本质。”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否认或低估黑格尔法哲学的意义及其固有的对当时现实的批判态度。回到1844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总体上认为“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 。马克思的陈述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黑格尔与现实和解的原则的矛盾。恩格斯后来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了同样的矛盾，他分析了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黑格尔与现实和解的原则中的阶级局限性已经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得到了详尽的研究。卢卡奇的优点是，他从积极的角度解释了黑格尔的和解原则，揭示了其中所包含的辩证方面：朝向进步发展的社会现实。这种“和解”不仅不排除对社会现状的批判态度，甚至是后者的前提。

列宁通过辩证理解出色地揭示了黑格尔与现实和解原则中的矛盾，它也包含相反的趋势，这一点在青年黑格尔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黑格尔对人类理性和人类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世界是不断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那些不愿与现实调和的学生得出了一种想法，即与现状、现存的不公平现象及流行罪恶的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 鉴于列宁主义刻画了黑格尔学说的革命性方面，在卢卡奇的著作中对黑格尔和解原则的解释变得特别容易理解，值得进一步发展。

本文只是对《青年黑格尔》这部重要著作中的一些重要原理进行了探讨。我们尚未涉及卢卡奇的其他研究，它们主要使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黑格尔哲学。然而，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很明显，卢卡奇通过研究黑格尔哲学来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以及历史与哲学的科学理论。

（王思楠　译）

[1] 本文出处：Теодор Ойзерман，Дьердь Лукач как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философии Гегеля，in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5 № 11，стр. 153-157.
特奥多尔·奥伊泽尔曼（1914—2017），苏联和俄罗斯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院士，教授，苏联国家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