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与斯大林主义 ^[1]

［法］米夏埃尔·洛维

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听命于你，并且借你的名义进行统治……那种欺骗会折磨我们，因为我们不得不撒谎。

——《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

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苏联进入官僚主义阶段，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逐渐被保守派取代，其中，约瑟夫·斯大林是最有能力的代表人物，堪称绝对的领导。1926年是这一历史转折中的关键时刻。就在这一年，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出版，首次明确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同时，布哈林（Bukharin）呼吁富农“发财吧”。就在这一年，苏共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决定将左翼反对派（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逐出政治局。就在这一年，苏维埃工会与破坏掉1926年总罢工的英国工会右翼领导成立联合委员会。斯大林政权借口欧洲在1917—1923年的革命浪潮后的稳定局势，逐渐将革命的国际主义替换为建立在苏联国家利益之上的实用政治。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版序言中，卢卡奇这样总结他对这一转变的反应：“1924年后，第三国际正确判定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这些事实意味着我必须对我的理论立场进行反思。在苏联党内的争论中，我同意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这清楚地展示出，我思想的新阶段开始了。” 事实上，卢卡奇生活和工作中的关键转变始于1926年；这与他之前以《历史与阶级意识》为代表的革命思想存在理论上与政治上的深层断裂。总而言之，卢卡奇1926年后的著作对斯大林主义基本持认同态度，尽管存在许多保留与限定。

一、黑格尔再阐释

正如卢卡奇一开始是通过美学与道德走上了激进的道路，在1928年这一新转变找到明确的政治表达之前，首先采取的是文化和哲学的形式。在1926年6月发表的《为了艺术的艺术与无产阶级诗歌》（“Art for Art's Sake and Proletarian Poetry”）一文中，卢卡奇批判一些人倡导的倾向性艺术（Tendenzkunst），斥之为一种“抽象的、浪漫的乌托邦主义”，其代表人物有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他是一位诗人，也是1919年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卢卡奇对文化界对文化乌托邦式的高估大致做出了如下警告：最初，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对艺术发展做出“一丁点”贡献；苏联文化领域中的变化“要比某些浅显之见唤起一个人的希望的速度慢很多”。这种乌托邦的浅显性“揭示出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对俄国革命‘幻想破灭’，他们曾经希望俄国革命可以为他们自己的具体问题提供一个直接答案 ”。对卢卡奇而言，这篇文章是在批判他自己在1919年时持有的希望，即一场文化革命会紧随社会主义革命而发生。 卢卡奇对苏联新文化乌托邦的拒绝意味着他回归到了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中。

1926年卢卡奇还发表过一篇文章——《莫泽斯·赫斯与唯心主义辩证法问题》（“Moses Hess and the Problems of Idealist Dialectics”）（以下简称《莫泽斯·赫斯》），它被誉为一篇非常启发人的、深刻的哲学作品。这篇论文通常被视为直接接续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这两部作品对黑格尔的“阐释”不尽相同：1923年的卢卡奇在黑格尔那里发现了总体性范畴与主客体辩证法；1926年的卢卡奇发现黑格尔首先是一位“现实主义”思想家。他现在把黑格尔倾向与现实（例如普鲁士王国）的“和解”看作是他的“宏大的现实主义”和“拒绝所有乌托邦”的证据。他认为，在政治上，黑格尔停留在现存事物中的取向是反动的，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表达了一种深刻的辩证现实主义。

青年卢卡奇在1908至1909年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变化始于他对黑格尔和解（Versöhnung）概念的反对。而在卢卡奇的革命时期结束时，他重新陷入了黑格尔与现实之间的“和解”。和解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在卢卡奇成熟时期的诸多作品中，并在事实上成为他思想中的一条主线。 30年后，卢卡奇在1958年出版的一部作品中引用了一段黑格尔对德国古典文学中的成长小说的评论，一针见血地挑明了自己的观点：“在主人公的学徒生涯中，他可以过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学会将自己的希望与观点服从于社会利益；这样，他便进入了社会等级体制之中，在里面找到了舒适的位置。”卢卡奇在引用这一段话时，谈到了资产阶级小说主人公的“青春美梦”和“反叛”，他们被“社会的压力”压垮；因此，社会压力“强迫”他们和解。 这样的成长难道不像卢卡奇自己的成长，难道不像后来他指认自己的“学徒时代”结束时被挫败的反抗？阿多诺在对这篇文章的评论中做出一番解释，卢卡奇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的“被迫和解”可以与黑格尔的叙述作一比较：正是这一和解“阻挡了他回到青年时期的乌托邦道路”。

在《莫泽斯·赫斯》一文中，卢卡奇比较了黑格尔与费希特、冯·切什考夫斯基和莫泽斯·赫斯三人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在他看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展开说明的原理（“哲学的任务是去理解现实，因为现实正是理性”）比一切费希特主义的道德梦想更加接近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念。因此，马克思思想的参照系不是费尔巴哈、赫斯与青年黑格尔派，这些人在本质上属于新费希特主义，“从方法论上讲，马克思直接继承的是黑格尔”。

这一论点虽然具有一定的真理，然而太过片面。它没有提到对于马克思而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费希特、冯·切什考夫斯基和赫斯的“实践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是1842至1843年间青年马克思告别黑格尔后的演进过程中的必要一步。马克思革命辩证法的精髓恰恰在于，它超越了黑格尔的保守现实主义与费希特式的革命（道德主义的）乌托邦主义。任何片面地只将马克思的思想追溯到这些思想资源中的单独一种的尝试，都会产生一种保守的、伪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是一种没有客观基础的“伦理”社会主义。

因此，卢卡奇的《莫泽斯·赫斯》一文缺乏平衡。这篇文章侧重于与现实的“和解”，甚至连《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那么富有革命气息的辩证平衡都丧失殆尽了。在1919年至1921年的极左主义、唯心主义和乌托邦-革命的阶段，以及1922年至1924年短暂但富有标志性意义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高潮之后，从1926年起，卢卡奇逐渐走向纯粹、简单的现实主义，并且在政治上靠近斯大林的非革命的现实政治。1926年他笔下的“赫斯”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这为他支持苏联的“热月政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荷尔德林的许佩里翁》

下面一层隐含的意义被大多数批评家“忽视”了，后来它在卢卡奇写于1935年的《荷尔德林的许佩里翁》一文中得到了确证，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讨论了黑格尔对热月政变的态度：“黑格尔勉强接受了后热月时代以及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中的革命阶段的结束，他理解这个世界历史中的新转折点，并准确地将他的哲学建立在这种理解之上。荷尔德林绝不向后热月时代的现实妥协；他忠于重建‘城邦’民主这一古老的革命理想，并被现实打败，在这样一种现实中，甚至在诗歌与思想的层面上，他的理想毫无留身之处。当黑格尔在思想上与后热月现实的和解……使他融入他所属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荷尔德林选择决不妥协的结局是一个悲剧性的绝境。他无人知晓，无人哀悼，他就像独行的、充满诗性的列奥尼达，面对着热月主义入侵的温泉关之战，坚守雅各宾时期的理想……黑格尔的妥协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就体现在这个事实中……他将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展把握为一个总体的过程，而革命的恐怖、热月政变与拿破仑都是这一过程的必要阶段。在黑格尔那里，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英雄时期成为……一种不可挽回的过去，但这一过去对非英雄时期的现阶段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而现阶段被认为是进步的。”

联系1935年的苏联来看，这些评论的意义就变得显而易见。只需补充一点，托洛茨基恰好在1935年2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他首次用“热月”来界定苏联自1924年以来的发展特点。 上文引用的永不妥协的列奥尼达，他是一位悲剧性的、独行侠式的人物，他拒绝热月，因而被迫陷入绝境，这很显然是卢卡奇对托洛茨基的回应……而卢卡奇就像黑格尔那样，接受了革命时期的结束，把他的哲学建立在对新的世界历史转折点的理解之上。 然而顺便一提，卢卡奇似乎含蓄地认同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统治指认为热月的判断。

无疑，《荷尔德林的许佩里翁》是一种最隐微、最聪明的尝试，它论证了斯大林主义是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中的一个“必要的阶段”，斯大林主义虽“平庸”，但具有“进步的特征”。这一看法具有一种明确的“理性内核”——可能或多或少支持过斯大林主义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激进人士私底下都认同这个看法——但是后续发生的事件（莫斯科大审判、苏德条约的签订等）将会证明，甚至也向卢卡奇证明，这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卢卡奇未能理解的是，相较于法国的热月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危害，斯大林主义的热月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危害更大。其根本原因正如卢卡奇早些时候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强调的那样，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它不是一个盲目的、自动发生的过程，而是工人自己推动的有意识的社会转型。

卢卡奇的转变在1928年以一种直接的政治形式出现，即《勃鲁姆提纲》。卢卡奇用笔名“勃鲁姆”为匈共二大起草了提纲。一些学者认为，此文的政治立场受到了布哈林和奥托·鲍尔（Otto Bauer）的影响。 在我们看来，提纲背后隐含的完全是一种共产国际的右转在匈牙利的应用；卢卡奇只是遵循了1924年至1927年的“总路线”。匈牙利的行动迟缓是由于共和国特殊的上届领导贝拉·库恩（Béla Kun），这使得匈牙利共产党难以起草一个放弃1919年社会主义革命果实的纲领。卢卡奇的不幸在于，这些提纲将会是此次右转的绝唱，它们的出现恰逢共产国际开始向左转。

《勃鲁姆提纲》的核心观点是：匈牙利共产党的目标可能不再是重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它仅需重建一个“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制”，其“直接的实际内容……不会超出资产阶级社会”。关键是要用一种资产阶级民主取代匈牙利的半法西斯主义政权，“在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中……尽管资产阶级会保持经济上的剥削……但它至少会把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广大工人群众”。因此，他认为匈牙利共产党的任务是领导“真正的民主改革斗争”，抗击工人在面对资产阶级民主时盛行的“虚无主义”。

我们有意选取了卢卡奇的文本中最右倾的观点，省略了一些“有点左”的段落，它们只是口头上的妥协。《勃鲁姆提纲》作为一个整体，既是1924—1927年总路线的延续，又是1934—1938年人民战线策略的预兆。但这些提纲来得既有些迟，又有些早：它们完全违背了第三时期（1926—1933）刚刚开始的向宗派的急剧转向。因此，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匈牙利共产党成员的一封公开信》中，卢卡奇受到了严厉批判，这封信指控“勃鲁姆同志的取消主义提纲”是从社会民主的立场出发的，臆想“在资产阶级民主的阵地上反抗法西斯主义”。

三、自我批判与自我辩护

匈牙利共产党继续在1929年讨论《勃鲁姆提纲》，但在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干扰后，卢卡奇显然失败了。贝拉·库恩一派斥责提纲是彻底的机会主义，就连卢卡奇那一派（老兰德勒派）的反应也有些冷淡。 卢卡奇害怕被开除党籍，便在1929年发表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强调他的提纲具有“机会主义和右倾”的性质。正如卢卡奇后来在不同场合承认的那样，这篇自我批判完全是虚伪的；换句话说，虽然他公开反对他的提纲，但他使用的全是些有关这种操作的常见套路，他的内心仍然深深坚信《勃鲁姆提纲》是正确的。

为什么卢卡奇会如此无条件地屈服？真的如某些评论家指出的，这是出于“为了生存下来的正当意愿”吗？ 这似乎不是一个好的解释：在1929年的苏联，卢卡奇没有什么危险，如果他想去德国（比如他1931年就偶然去过一次），没有人会阻止他。卢卡奇后来在1967年给出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事实上，我确信我处在右派，但我也清楚——看看柯尔施的命运——开除党籍意味着没有机会积极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我写的自我批判相当于加入这种活动的‘入场券’。” 这一论述遇到的麻烦是，1929年的共产党远没有领导任何有效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这时候出现的是声名狼藉的斯大林主义教条，它把社会民主定义为“社会法西斯主义”，顽固地拒绝与工人政党组建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而声称“主要的攻击应对准德国社会民主党”。

显然，卢卡奇完全不同意这一灾难性的策略。1967年他回忆道，1928年斯大林的理论把社会民主看作“法西斯主义的孪生兄弟”，这使他“深感厌恶”。 所以，为什么卢卡奇要屈服，自我批判，被动地接受共产国际的路线？在我们看来，维克多·塞尔日（Victor Serge）的《回忆录》中的证据提供了解答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里面诠释了卢卡奇当时的心理状态：“傍晚我们在沃蒂夫教堂（Votive Church）灰色的尖顶下散步，卢卡奇告诉我，‘重要的是，不要觉得投反对票很快乐就去做蠢事，搞得自己被驱逐出境。相信我，遭到冒犯对我们来说是无足轻重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需要耐心和勇气；他们不需要骄傲。时运不济，我们正处在黑暗的十字路口。让我们保存实力：历史会在合适的时候召唤我们。’” 塞尔日认为这一对话发生在“1926年前后的维也纳”。我们想要更正维克多·塞尔日的回忆录，这可能会显得我们狂妄自大，但更可能的是，卢卡奇是在1929年的莫斯科说的这些话。首先，没有人在1926年被驱逐，当时塞尔日还在维也纳，苏联政府很难把他驱逐回苏联。另一方面，1929年的塞尔日是留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名反对派之一，一直处在被驱逐的危险之中。卢卡奇提到革命者不需要骄傲，这在1926年难以理解，而在1929年他进行自我批判的时候，这就可以准确反映出他的态度了。同样，“时运不济，我们正处在黑暗的十字路口”，这句话准确传达出卢卡奇面对第三时期宗派转向时的困境。在这段对话中，卢卡奇与塞尔日（相对意义上）的“串供”可以根据1929年的形势来理解；某种意义上讲，（塞尔日所属的）左翼反对派受到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批判也适用于卢卡奇。但是不同于塞尔日，卢卡奇不敢在共产国际内部领导正面进攻。他正在“保存实力”，希望“历史会在合适的时候召唤”他。

换句话说，卢卡奇把第三时期的左转看作一个孤立的现象，一个暂时的反常状态，并且他深信，共产国际迟早会回到更加现实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接近他在《勃鲁姆提纲》中坚持的立场。这一新转向会优先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允许他扮演积极的角色，而在他等待新转向来临的过程中，1929年的自我批判是他向自己强加的“微不足道的羞辱”，通过自我批判，他牺牲了他的骄傲。卢卡奇的预言不完全是错误的：他没有预料到的是，转变来得太迟了，法西斯主义已经在欧洲的中心扎下了根。

四、卢卡奇自己的路线

《勃鲁姆提纲》是一段艰难的思想朝圣之旅的成果。它们是卢卡奇政治发展的顶点，是他1928年后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失败的刺激下，卢卡奇于1929年放弃政治理论领域的工作，转向更加“中性的”、争议较少的美学与文化世界。然而正如他在1967年强调的那样，《勃鲁姆提纲》的基本立场“决定了我此后的一切理论活动与政治活动”。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论断，卢卡奇引用了他曾经的学生约瑟夫·雷瓦伊（Józef Révai）的话，讽刺的是，雷瓦伊是以斯大林主义立场批判卢卡奇的主要人物。1950年，雷瓦伊写道：“熟悉匈共历史的人都知道，卢卡奇同志在1945年至1949年间的文学观符合他很早之前就形成的政治观，这些政治观点形成的背景是20年代末匈牙利的政治趋势与共产党的策略。”

事实上，这种文学观不仅符合卢卡奇1945—1949年间的政治观，正如卢卡奇自己暗示的，也符合他的整个文学和美学创作时期。即便在第三时期，经过对术语进行必要的谨慎处理后，卢卡奇也还在捍卫（资产阶级）文化遗产，反对德国共产党的作家［例如恩斯特·奥特瓦尔特（Ernst Ottwalt）和威利·布雷德尔（Willi Bredel）］倡导的“无产阶级文学”。 但是，特别是在1934年共产国际的右转之后，卢卡奇才能自由地表达他的文学理论。正如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所说的那样：“他将人民阵线从策略高度提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他在哲学、文学史与美学批评中展现人民阵线的原则。”

没有什么能比卢卡奇对待托马斯·曼和贝尔托·布莱希特的不同态度更能说明这一取向了。对卢卡奇而言，托马斯·曼反对纳粹，他代表理性主义、“贵族荣光”以及对资产阶级传统的尊重。从文化的角度看，卢卡奇与曼达成统一战线的尝试等同于共产国际与非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包括拒绝站在任何一种立场上的资产阶级）达成政治联盟的策略。另一方面，布莱希特遭到了直接否定，因为“布莱希特对‘资产阶级成员’的极度不屑，他对平民的极度同情，他超凡的艺术创新——在很多方面与曼的观念产生辩证的对立——内在地与人民阵线的氛围相冲突，卢卡奇与它们格格不入。”

现在我们能明白为什么卢卡奇有保留地享有斯大林主义“内在的反对者”的名号。纯粹的斯大林主义必然非批判地、无条件地服从于领导层及其国际机构的每一次路线转变。但卢卡奇没有自动遵守莫斯科规定的“总路线”。他有他自己的路线，有时与“中央”一致，有时相左。当他接受斯大林主义政治的基本前提（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放弃革命的国际主义）时，卢卡奇不是在盲从：不论情况如何，他总是拒绝放弃自己独特的人民阵线主义意识形态。

因此，尽管卢卡奇在1929—1930年、1941年和1949—1950年被排斥，但他依然可以在1934—1938年和1944—1948年间的共产主义官方运动中进入政治和文化的领导层，也就毫不奇怪了。毫不意外，在他1956年公开批判斯大林主义后，他着重批判了第三时期的反常表现、“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以及共产国际在1939—1941年间的“荒谬”政策——在那时，反对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被隐秘地替换为反对各种西式民主的斗争，它们被指控为挑起战争的一方。 卢卡奇不能接受的是斯大林主义在所谓“左倾”时期的政策：它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或社会民主）是比法西斯主义更首要的敌人；任何向法西斯主义的妥协，无论含蓄或公开，都使卢卡奇深感厌恶。或许可以说，大致说来，每当斯大林主义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文化发生尖锐冲突时，卢卡奇都会持反对的态度；这就是他会在1928—1930年被共产国际和匈共批判为右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在1941年的莫斯科被逮捕的原因。

五、卢卡奇的被捕

这次被捕值得一提。卢卡奇被拘留了一个月左右，他被指控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成为一名“托派分子”。 卢卡奇后来在布达佩斯向他的学生们回忆道：内务人民委员会曾命令他写一份政治自传。此类文件一般是警察审讯犯人的基础，这正是卢卡奇的遭遇。在布达佩斯的卢卡奇档案馆中存有一份三页纸的德语政治自传，涵盖了卢卡奇在1941年4月前的经历。此文件极有可能是卢卡奇交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文件的副本。文件包含了他作为共产主义激进人士生涯中的一些细节，但有一件怪事：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他经常强调的他的政治活动的核心，以及他效忠苏联和共产主义官方运动的原因——反法西斯主义斗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没有出现在这份文件中，只一闪而过地、中性地提到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份文件写于1941年4月至6月22日（此时纳粹尚未入侵苏联）之间；写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和苏德“友好”期间。若果真如此，卢卡奇被捕的原因很可能是他被当作斯大林在处理纳粹德国问题上的潜在反对者——事实上这的确属实，尽管他在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提交的自传中小心翼翼地隐藏这一事实——在德国入侵后不久他就得到了释放（显然是在季米特洛夫替他交涉后），他的反法西斯主义才智再次派上了用场。

在1949—1951年冷战的高潮时期，卢卡奇再次发现自己成了“反对派”，他在匈牙利被［包括鲁达斯（Rudas）、雷瓦伊、霍尔瓦特（Horvath）等人］批判为“修正主义者”，“客观上助长了帝国主义”，等等。《真理报》（Pravda）通过法迪耶夫（Fadyeev）加入批判，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卢卡奇一度认为他再次处于被捕的危险中。 这进一步向我们证明，1929年和1949年的两次受到诟病的卢卡奇自我批判中存在作假和极不真诚的特点——两者都不可避免地被斯大林主义审查官认为不够全面、不够满意而遭到拒绝。因为卢卡奇在1928年后的政治和思想生涯是连贯的：这段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努力在斯大林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文化之间达成“和解”。

六、解释转变

如何解释卢卡奇在1926—1928年间发生的巨大转变，以及他与充满革命气息的过去发生的断裂？浏览他最后几年的自传性作品和访谈会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到了20世纪20年代事情变得很清楚……我们从1917年追随十月革命起就抱有的那些热切希望并没有得到实现：我们深信不疑的世界革命的浪潮并没有到来。” 在1919年，卢卡奇形成了一种宏大的弥赛亚观念，他认为无产阶级国际革命将会成为新世纪的黎明，也昭示着人本主义文化的复兴以及自由时代的开启。这种狂热的希望在他1924年之前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虽然其形式日渐低迷和现实。卢卡奇把革命的无产阶级看作以古典哲学、理性人本主义和革命民主为代表的一切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这些传统已经被现代资产阶级所背叛、蔑视和抛弃。由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和文化将会成为这一政治和文化遗产的辩证扬弃以及保留/否定/超越。

革命的退潮以及1924年后苏联内部的变化使卢卡奇梦碎，这种梦碎是深刻的、痛苦的，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同感。他拒绝回归资产阶级（如同一些“梦碎”的知识分子的选择）；他对工人运动的支持绝不动摇。另一方面，他认为左翼反对派是乌托邦的、不现实的；回到1917—1923年的革命原则似乎是不可能的。他将如何是好？在对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伟大希望以及辩证地超越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的伟大希望受到挫折后，卢卡奇回到了一个雄心稍逊但更加“现实”的计划：资产阶级民主文化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和解。因为他的想法与世界革命即将发生的前景紧紧捆绑在一起，所以面对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情况时，他的意识形态便不再左倾。革命热潮消退了，卢卡奇失去了方向，他似乎只能抓住仅存的两个“可靠的”证据：苏联与传统文化。看到超越的新综合业已失败，他至少还会尝试对这两个不同的世界进行综合、互相妥协和联合。1926年后卢卡奇的作品，在刨除其中的睿智、不可否认的吸引力和理论深度后，更像是逐渐熄灭的熔炉中的余烬。

在很久之后的1956年，卢卡奇同许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一样，陷入了一段人尽皆知的危机中，那是一段质疑和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时期。我们要强调的是直接批判，因为以“伊索式的语言”对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含蓄批判也可以在卢卡奇于苏共二十大之前创作的作品中找到。例如，1952年列奥·考夫勒（Leo Kofler）在署名儒勒·德沃希特（Jules Devérité）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卢卡奇在1940年创作的《人民的保民官，还是人民的官僚？》（“People's Tribunal or Bureaucrat？”）一文中批评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式的乐观主义态度。 虽然就在同一文本中，卢卡奇不仅以斯大林本人的名义批判了苏联的官僚主义（他声称“苏联官僚主义的终结是清算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残余的斯大林主义纲领中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他的批判非常粗糙和表面，只局限于斥责官僚及其文学代言人的那种官话式告诫以及伪装出来的乐观主义。

七、“清算”斯大林主义

在1956年，卢卡奇开始“清算”斯大林主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清算”的是他本人的斯大林主义。当然，他热烈欢迎苏共二十大，某种程度上把它看作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的重新召开，这个会议预示着向人民阵线转变。 1956年，卢卡奇在短命的纳吉·伊姆雷政府担任文化部部长。然而，卢卡奇在1956年后的反斯大林主义比较特殊——既不彻底，同时还具有（用一个熟悉的标签来讲）“右倾主义”特征。

不彻底是因为卢卡奇拒绝质疑斯大林主义政策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比如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还因为他只是谴责莫斯科大审判“在政治上是多余的，因为反对派早已丧失了全部力量”，因此他当时含蓄地承认了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 有一个例子特别引人注意：在1957年《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的序言中，卢卡奇冒险比较了斯大林与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两人的错误。

“右倾主义”是因为卢卡奇倾向于认为斯大林主义本质上是“左倾主义”的一个分支，是一种“宗派的主观主义”。 1956年6月28日，在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政治学院的讲话是他的第一篇反斯大林主义文本，从这篇文章起他开始提出，过去的主要错误是过于信奉“1917年的真理”！卢卡奇讲，“我们党犯下的无数策略上的错误，都能被归结为我们简单地将1917年以及随后的革命时代的真理照搬到……新时期，没有经过一丝批判，没有研究新的情况，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策略问题不是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较量”。 没必要再逐字逐句地说明这种对过去的看法与《勃鲁姆提纲》之间的密切联系。毫不惊奇的是，他对1928—1933年间的斯大林主义批判得最猛烈。在他最终的分析中，1948—1953年间苏联的导向似乎是一种旧病复发。

八、赫鲁晓夫主义

卢卡奇以同样的方式批评斯大林的国内政策：他指控斯大林将“内战时期的施政方针”运用到“内部团结的和平状态下”；“在紧张的革命情况下，每一件客观上不可避免的事情……都被斯大林转化为苏联日常生活的基础”。 换句话说，卢卡奇不仅没有区分列宁时期的苏联（相比较而言，1917—1920年是俄国历史上最民主、最“多元主义”的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而且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恰恰是因为它“人为地”照搬了列宁时期的政治、做法和导向。这一立场不过是卢卡奇20世纪20年代的“人民阵线主义”视角的逻辑延伸。

因此毫不奇怪，卢卡奇完全支持“赫鲁晓夫主义”，不仅出于内在原因（对斯大林主义的片面批判），也出于外在原因（和平共存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他甚至走过了头，一度认为——即便他过去总是反对经济主义——“总而言之”，不同系统之间的经济竞争“决定……谁会在国际阶级共存并斗争的模式中获得胜利”。因为“很明显，系统间的经济竞争……最终是……关键性的基础，它决定系统中的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系统或是竞争对手的系统……经济发展本身是这场竞争中最有效的宣传” 。出于这些“赫鲁晓夫主义”的前提，卢卡奇没能预见到1963年后的主要政治现象：“贫困的”革命国家（中国、越南和古巴）对年轻人的强大吸引力。这些国家不是通过“经济竞争”反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它们的手段是不同的社会模式（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方面）。

然而，卢卡奇的确在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中超越了苏共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主义”的狭隘局限。他似乎不理解，一个世界历史重要时期的问题式竟然被归结为一个人的个人品质：他强调，一个人必须超越“个人”，靠近组织，靠近“制造‘个人崇拜’的机器，然后通过不断地鼓吹宣传建立个人崇拜……没有这一机器的顺畅运转，个人崇拜只会是一个主观美梦，一种畸形的产物”。 1966年前后，卢卡奇的看法开始变得更加极端，他批评官方的“去斯大林主义运动”是不充分的。 然而，他从未抓住斯大林主义现象的根源，也从未试过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苏联官僚主义，他只是局限于批评它的“上层建筑”方面：粗鲁的操纵、策略优于理论，等等。1968年伊始，他仍然把斯大林主义定义为“宗派主义”的一种类型，它希望“使内战的美好年代永远持续下去”。

九、最后的回归

在1968年，卢卡奇开启了向“晚年卢卡奇”的新转向。这段充满矛盾的发展可被概括为开始迈向革命左翼，不过这一概括可能有过度简化之嫌。在卢卡奇最后的论文和访谈中，可以找到他站在左派立场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部分内容，它们与1956—1967年间的观点有质的不同，尽管仍然存在着连续性。 他的思想演进和过去一样，同时充满着延续与变化。此次“左转”的起点当然是人们感兴趣的20世纪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1968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世界经历了越南的“春节攻势”、全球性的学生反抗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布拉格之春”以及苏联入侵。卢卡奇正确把握住了这些事件的极度重要性，在1969年的采访中他这样说道：“今天，整个系统正面临着一场刚开始出现的深远危机……我的意思是看看越南战争，美国的新危机……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危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正处于一场世界危机的临界点。” 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在华约部队占领布拉格的几周之后，卢卡奇在与一名他以前的匈牙利学生的非正式谈话中，明确表达了他的愤怒，并强调这一事件具有糟糕的历史影响：“这是共产主义运动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14年通过德皇的战争信贷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灾难。这为社会主义兄弟情谊的第一次梦想画上了句号。还用我说更多吗？” 1968年9月，一些年轻的西欧革命学生拜访卢卡奇，他们对卢卡奇批判苏联的尖锐程度以及他对法国五月事件的极大兴趣印象深刻。 卢卡奇理解斯大林主义以及资产阶级世界这两个危机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断强调它们的相互依存性。

因此，当卢卡奇83岁时，他的政治/意识形态进入了新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讲，他这是在回归他年轻时的革命导向。显然，历史不能重复，1969—1971年的卢卡奇绝不等同于1919—1924年的卢卡奇，“回归”一词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说明两个不同现象具有可以类比的方面。

从这种意义来看，回归的首要表现之一是对厄岱（Ady）的“重新讨论”，这非常重要。在1969年初，卢卡奇写了一篇论厄岱的文章（他已经很久没有讨论这位他曾经最爱的诗人了），直接将这位1919年去世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与当代匈牙利发生的深层变革的前景联系起来：“我相信，当匈牙利真正超越了斯大林主义时期，并开始在一种新的无产阶级民主基础上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时，会有更多的人发现厄岱是他们最爱的诗人。” 卢卡奇盛赞厄岱是一位始终如一的革命诗人，他对厄岱的美誉与他开始反对黑格尔的“现实主义”息息相关：“我从来不认为黑格尔的与现实和解（Versöhnung mit der Wirklichkeit）的概念是有效的。即使是在我的黑格尔主义时期，主导我思想态度的都是厄岱的‘神圣的否决权’……” 通过对比厄岱的乌戈萨否决加冕（Ugocsa non coronat）与黑格尔的和解（Versöhnung），卢卡奇回到了他青年时期的革命问题式，挑战了那个曾作为“哲学”基础——直接或间接地——使他在1926—1968年间与斯大林主义达成不稳定的、困难的妥协的概念：和解。

十、余光闪耀

在1968年底，这一挑战在一篇文章中取得了一种直接的政治形式，这是卢卡奇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后完成的一篇论列宁和过渡时期的文章（其中只有一个章节在1970年的匈牙利得到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对比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操纵。他提到一个与此有关的例子是1919年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它代表自主活动，自由地选择为共同体服务。在这一语境下，卢卡奇毫不意外地引用了他写于1919年的著名文章《共产党的道德使命》（“The Moral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当然，他提到了它的理想主义局限性；但他又一次受到“自由王国”的问题式和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吸引。

1969年初，卢卡奇在一次采访中明确表明，他对斯大林主义持有革命的、左翼的新批判立场：“为了不隐瞒我的个人想法，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日常生活中的民主，比如1871年、1905年和1917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它曾经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它也必须在这种形式中重新激活。” 在1969—1971年间几乎所有的采访中，卢卡奇都将工人代表苏维埃与专制的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进行了比较，指出它是一种真正的民主系统，每当革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它就会产生。 卢卡奇首次将1919年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描述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典范，它在各个方面（特别在文化方面）都反对斯大林主义时期的做法，尽管它有自己的缺点。 新的革命视角最重要的政治影响之一便是卢卡奇开始怀疑官僚主义推动的“自我改革”。他曾经长时间对此抱有信心，并对如此敏感的话题非常谨慎；但是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次采访中，卢卡奇明确、鲜明地说：“我到现在都没见过官僚主义者发起过什么改革……我不认为会有某种官僚主义推动的变革，还有，我真不认为他们有这样的意图……他们想要维持我们现有的官僚主义平衡。” 重要的是，卢卡奇接着谈论1970年波兰“轰动性的罢工”事件时，补充道：“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今天或明天都可能发生波兰事件。”

卢卡奇的新方向也涉及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阶级斗争，特别是他对越南的态度。他用新颖的类比强调越南的斗争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对于‘美式生活’来说，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就好比里斯本大地震对于法国封建主义的意义……纵使里斯本大地震和攻陷巴士底狱之间相隔数十年，但历史能够重复自身，那些起初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不成熟的、仅仅由正当的感觉驱使着的反抗运动，孕育着真正的运动。” 在欧洲，尤其在法国，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激起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危机。此次难以置信的惨烈事件（城市被完全摧毁）挑战了莱布尼茨（Leibniz）的乐观主义（顺从主义）意识形态，他宣称“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挑战了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凡存在皆合理”以及天意的全部观念。伏尔泰让他笔下创造的人物——盲目乐观的哲学家潘格罗斯博士死于里斯本大地震。 因此卢卡奇通过类比揭示出越战的三层影响。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和平年代”的乐观主义幻想终结了——这是他本人自1956年起就抱有的幻想。 其次，他所说的“控制论教”在衰落，它表现为盲目地信仰机器、计算机和电子工具，信仰无所不能、未雨绸缪的物神，它取代了18世纪的上帝，这些观念都被民族解放阵线击垮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巨大的价值危机出现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遇到了新挑战，它将催生出大量国际范围的革命浪潮。这不再是1919年期待马上发生革命的那种弥赛亚主义希望；但这是卢卡奇自20世纪20年代起，第一次开始把世界革命当作20世纪真实的历史前景。

卢卡奇开始批评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还有共产党在德国50年来施行的政策只是“一系列的投降”，“在德国，各个党派不再能吸引年轻人，很不幸，共产党自身也包含在内，因为它们局限于策略决定，因为它们丧失了宏大的历史视角” 。他开始同情学生运动，并抱有（批判性的）兴趣。他拒绝给这些激进的年轻人贴上通行的“左派分子”标签——这是传统共产党领导层的惯用招式。相反，他声称：“谁要觉得他能把列宁1920年写的书应用于1969年的美国青年，或者认为列宁对罗兰·霍尔斯特（Roland Holst）的批判同样适用于杜契克（Dutschke），那么他就会大错特错。” 官僚主义路线认为年轻的“左派分子”具有鲜明的“冒进主义的”“被操纵的”甚至“煽动性的”特征，相比之下，卢卡奇明确主张：“我认为德国甚至全世界都在兴起的学生运动是一个极其积极的现象”，它必须被理解为二战后两个体系内同时兴起的危机——斯大林主义和“美式生活”——的产物。

1971年6月4日，卢卡奇的去世让这惊人的“向最初原则的回归”刚拉开帷幕便戛然而止；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和解”与“幻想破灭”，卢卡奇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开始重新寻找那些强烈的希望，还有闪耀在1919年那位人民政委身上的红色火焰。

（谢瑞丰　译）

[1] 本文出处：Michael Löwy，“Lukács and Stalinism”，trans. Ann Clafferty，in New Left Review，I/91，May/June 1975.
米夏埃尔·洛维，1938年生于巴西，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哲学家。现为法国科学研究中心荣誉研究主任，任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其专著被翻译成29种语言，涉及的主题包括卡尔·马克思、切·格瓦拉、解放神学、格奥尔格·卢卡奇、瓦尔特·本雅明、吕西安·戈德曼和弗兰茨·卡夫卡等。1994年荣获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银质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