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廉中国与地方清廉建设

建设清廉中国，必须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2018年7月，浙江省委作出《关于推进清廉浙江建设的决定》，在提出清廉浙江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基本原则的同时，还提出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总体目标和具体落实方案。浙江是在全国率先提出清廉建设的省份。后来，内蒙古、河南等一些地方也提出了清廉建设的具体目标和要求，为清廉中国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对清廉中国建设包括地方清廉建设，特别是对清廉浙江的实践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我还到浙江的杭州、宁波、金华、温州等一些城市，参加了有关清廉建设的活动，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以下的这组文章，就是从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角度对清廉中国的具体解读。

01　浙江：一片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热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新型政治制度，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可以说，在中国贡献的智慧中也有不少是浙江人民探索和创造的。浙江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而且在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和谐、生态文明方面也都有着鲜明的特色和个性。可以说，浙江是一个善于用本省经验推动中央决策的地方，是一块勇于创新、敢于争先的高地，也是一方善于坚持、与时俱进的热土。

浙江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浙江人民勤劳质朴，敢为人先。在实践中，浙江人民创造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奇迹比比皆是。更为重要的，浙江还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这对中国现在的发展和将来的复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说，浙江是当代中国最灼热的一片乐土。

一、平安浙江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目标。2004年11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我有幸参与了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2004年5月，在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主持下，浙江省委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决策，并成立了建设平安浙江领导小组，省委书记担任组长，省长、省委副书记担任副组长，5名相关省委常委担任成员。市、县两级也都相应成立了以党政“一把手”为组长、副组长的平安建设领导小组。

2004年7月至8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在上海召开座谈会，听取华东地区部分省市领导同志对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意见。我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当时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听说我在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把平安浙江的文件交给我们，并专门嘱咐让我们参考。回京后我们立即研究了平安浙江这个文件，并且尽量把文件中的相关内容体现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文件的精神中去，来自浙江的理念和经验成为中央决策的重要参考。

二、村务监督委员会与权力制约和监督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一直对权力制约和监督这个课题保持兴趣；对中央提出的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结构，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体系进行跟踪研究；曾经组织过西湖廉政论坛进行专题研讨，对包括基层群众自治和社会治理等问题也予以高度关注。

2004年6月，武义县后陈村在全国率先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次年，习近平考察后陈村，并对后陈村的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时增加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制度形式，并将其确定为开展农村基层民主监督工作的法定机构。2017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2014年6月，按照中央纪委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专程到浙江金华参加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10周年纪念会，并作了大会发言。2018年1月，《学习时报》专门就《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书面采访了我和武义县委书记张新宇等同志。

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现在中国大多数农村都形成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机构、以村民委员会为管理执行机构、以村务监督委员会为监督机构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自治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使农村基层自治的主体回归村民，使村干部的身份回归公仆，是农村基层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可以说，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基层民主政治方面的作用，几乎不亚于当年安徽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基层农村经济方面的作用。后陈村的经验将对农村基层的长期稳定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法治浙江与法治中国

2006年4月，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浙江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作出了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决策，率先开始了建设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实践探索。

七年后，2013年10月，“法治中国”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了出来。该《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一年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提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当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组长都是习近平总书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核心，是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则，是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除了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外，还要更好地发挥社会规范体系的作用。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枫桥镇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成为全国政法战线长期研究学习的一个典型。1999年，浙江省温岭市首创的民主恳谈会，致力于探索构建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层地方治理模式，曾获得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最近，发源于浙江桐乡的“三治”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经验，也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了充分肯定：“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这些长期坚持和与时俱进的做法，都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实现形式。

综合这些行之有效的经验，浙江应当继续努力实现自治、法治、德治并举，实现社会规范体系的全覆盖。同时，也应当结合基层反腐倡廉、扫黑除恶等工作实际，整合各种资源和力量，适时全面开展基层清洁行动，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

02　建设清廉浙江　助力清廉中国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把建设廉洁政治作为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三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之后，我们党明确提出反腐败目标是要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以往工作的基础上，重申和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健康中国、数字中国、美丽中国的战略，还提出要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浙江省委提出建设清廉浙江的目标，对全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必将为清廉中国建设贡献重要力量。

率先提出建设清廉浙江影响巨大。浙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都走在全国前列，现在又率先提出建设清廉浙江的目标，把廉政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近年来，浙江的人才吸引力大幅度提升，不仅因为自然环境优越、经济文化繁荣，更因为浙江始终富有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

建设清廉浙江的实现步骤明确清晰。浙江省委提出，到2022年，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的责任意识更加自觉，党内政治生活更加规范，党内政治生态更加纯净，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到2035年，清廉浙江建设的各项制度机制成熟定型，权力运行规范有序，社风民风清朗，清廉文化深入人心，社会整体清廉程度显著提升，清廉成为浙江的风尚，清廉浙江全面建成。同时还提出清廉浙江的衡量指标，如腐败案件数、法纪意识、群众信心等，显示了反腐倡廉的意志和决心。

社会清朗的具体目标很有意义。浙江省委在明确清廉浙江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的同时，还提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总体目标。过去一般强调前三个方面的内容，现在浙江进一步提出要实现社会清朗，这就将清廉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到各类社会主体和社会组织，并以此来引导全社会崇廉倡廉促廉。

建设清廉浙江是浙江勇于创新的表现。在清华大学首届廉洁创新奖评选中，共有10个获奖单位，其中来自浙江的就有4个，分别是阿里巴巴廉正合规体系化建设、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省宁海县“村级小微权力清单三十六条”、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创建及村级监督实践。这说明，清廉浙江在浙江省内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深入人心。

清廉浙江要建立在雄厚的物质文明基础上。目前，浙江的基础建设已取得重大成就，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高达51768亿元，并且依然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如果再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不仅有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发展，还有比较厚实的物质文明基础，那么清廉浙江的实现是必然的，清廉浙江建设对清廉中国建设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最后，我们从清廉浙江建设的视角中还可以看到，当前浙江正在进行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方位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相信浙江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03　村务监督委员会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实践

敢为天下先，是浙江人民的宝贵精神特质；尊重基层群众首创精神，是浙江各级党政组织的优秀政治品质。2004年6月18日，在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选举产生了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十多年来，在中央和浙江省领导的重视和推动下，以村务监督制度为核心的“后陈经验”，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在全省、全国范围推广。浙江省和金华市召开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十周年暨深化村务监督工作研讨会，对于推动村务监督委员会事业新发展、开创村务监督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加强村级民主监督工作，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首先倡导、亲自调研、着力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他在2005年6月17日来后陈村调研时指出：“这项工作是积极的，有意义的，符合基层民主管理的大方向。”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对这项工作仍然十分关心，他在2011年初作出重要批示：“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村干部用钱用权行为，是密切农村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积极举措，也是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有益探索。”

这些年来，浙江省历届领导班子不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期望，咬定青山不放松，一任接着一任干，把村务监督委员会打造成为“特色品牌”和“拳头产品”。2010年，村务监督委员会被《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吸纳，确定为开展农村基层民主监督工作的法定机构。目前，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已在全国农村大范围展开。可以说，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从初创、推广到入法、完善的整个过程中，浙江起到了开篇扛鼎的作用。

一、创设村务监督委员会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长远的务实创举

村务监督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创设村务监督委员会，对于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创设村务监督委员会，给村干部手中的权力戴上“紧箍咒”，是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和防治村干部腐败的釜底抽薪之举

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近年来，随着国家不断加强对“三农”的投入以及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资金、资产、资源在农村基层加速聚集，权力寻租空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农村基层的监管力量又相对薄弱，监管机制也不尽完善，村里往往是“开会一言堂、定事一句话、花钱一支笔”，导致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大量发生，有的村干部涉案金额甚至上亿元，令人触目惊心。这些发生在农民身边的村干部腐败问题，直接侵害农民切身利益，群众对此深恶痛绝，迫切希望加以整治。

村务监督委员会设立后，不但把原有的村务公开小组、民主理财小组等功能集于一体，而且将监督职能扩大到村务决策、三资管理、工程建设等各方面，成为与村民委员会平行的独立行使监督权的村民自治机构。这种村务管理和村务监督分离、相对客观超脱的监督模式，可以对村干部实施全方位有效监督，及时发现村干部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情况进行质询、反映，有效预防和遏制了村干部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发生。陕西的农民们编了一段顺口溜，“村民参与村民管，监督好比电子眼，群众心中有杆秤，能使干部讲廉政”，形象地展示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廉政建设方面的作用。

（二）创设村务监督委员会，形成了在村党组织统一领导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打破了民主选举后的监督困境，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农村实行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制度。但在实践中，村民自治四大民主环节的发展并不平衡。民主选举环节，报名、公示、投票、计票等程序日益规范，虽然一些地方还存在贿选问题，但民主选举开展情况总体上是好的，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三大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律化程度相对不高，尤其是民主监督建设滞后，村级公共权力监督普遍缺位，出现了“选举时有民主，选举后没民主”“村民自治成了村干部自治”的不正常现象。如何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大环节的平衡、配套、协调发展成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突出了村民在村务监督中的主体地位，弥补了过去村民自治组织架构中缺乏有效制约监督的制度性缺陷，为村民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提供了平台，健全了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群众自治机制，形成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机构、村民委员会为管理执行机构、村级民主监督组织为监督机构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这些年来，浙江一些地区对村务监督委员会架构下推进村级民主政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比如宁波市推行的民主听证制和重大村务公决制，台州温岭市推行的民主恳谈会制度等，都取到了较好成效。

可以说，由于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设立，使民主决策更加透明、民主管理更加有序、民主监督更加到位，农村自治的主体回归村民，有力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三）创设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了农村基层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大大加快，但农村仍然生活着中国近一半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初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46.27%，总量达6.296亿，超过了除印度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广大农村地区的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大局的稳定。

在国家治理方面，近年来随着公共治理在全球的发展，国内外兴起一种新的理论，引入了“硬法”“软法”的概念。所谓“硬法”，主要是指那些能够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软法”是相对“硬法”而言的，主要包括执政党和参政党、各种自治组织、国际组织等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组织，基于代表性且依据一定程序制定的，没有国家强制力但具备客观约束性的规范性章程、规则，以及国家制定的但没有明确法律责任的法律法规及条款。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要坚持“硬法”治国、“软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有效发挥“硬法”“软法”和道德各自的优势和作用。实践表明，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治理模式很好地结合了“硬法”“软法”和道德三大要素。

从“硬法”层面看，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得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认的村民自治机构，可以依法行使村务监督权。从“软法”层面看，村务监督委员会可以依据各地区相关政策性文件、本自治组织集中村民意愿制定的章程和规则，行使知情、质询、审核、建议等权利，对村务工作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督。从道德层面看，村务监督委员会可以对村干部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和公序良俗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谴责，督促其纠偏改错、回归正途。

“硬法”“软法”和道德三管齐下，赋予村务监督委员会足够的监督权力和灵活的方法手段，促使村干部依法履职，将党和国家的惠农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有效化解了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纠纷，做到了“保干部清白、还群众明白、让组织放心”，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了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二、以改革精神不断发展和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

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与其他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其成熟和定型需要一个过程，需要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突出问题导向，坚持实效标准，大力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使之更好地适应形势和任务发展需要。当前，要注意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一）发展和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要高度重视理论指导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也需要理论指导。任何新生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梳理，以进一步把握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指导实践。浙江首批村务监督委员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成立时间最短的也有五年以上，其他省（区、市）近年来也在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加强村务监督工作上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

村务监督委员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确实有必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一方面，要深入研究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比如，陕西省早在2006年就在渭南市澄城县罗家洼乡杨家垄村建立了第一个村民监督委员会，2009年全省89.4%的村普遍建立了村民监督委员会，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做法。他们赋予村民监督委员会“八项权力”，即对“三农”投入项目资金的监管权；对村级事务、财务管理的监审权；对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的建议权；对村务、财务执行情况的质询权；对村干部不廉洁、不公正、不民主行为的反映权；对村干部违规违纪违法决策的否决权；对不称职干部罢免的提议权；对被误解干部的保护权。这里面否决权、罢免提议权是两项很重要的权力，是否代表了未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发展方向，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加快村务监督委员会改革步伐，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比如说，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如何创新村务监督委员会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更为有效地防治村干部腐败问题；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中，如何在村民自治的总体框架下，合理配置村级权力结构，完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实到位；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村务监督委员会如何充分发挥“硬法”“软法”和道德作用，促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

（二）发展和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要积极鼓励实践创新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创新永无止境。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浙江首创的，全省各地在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运转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村务监督联席会议、两级会审、“十清单”、积分管理、监督目录、履职细则、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等各具特色的工作制度。继续发展和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更要与时俱进，大胆创新。要在原有工作基础上，紧紧围绕增强监督实效这个根本标准，进一步创新村务监督委员会体制机制制度，努力探索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的有效途径和方式，不断提高村务监督工作水平。

第一，要深入研究制约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发挥的瓶颈因素，并拿出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一揽子对策建议。目前，制约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什么是最根本的，什么是最紧要的，什么是最容易突破的，轻重缓急如何摆布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给出明确答案。比如说，2010年发布的《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试行）》规定，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职责，第一项就是对村务决策的监督。主要监督村务决策是否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及时纠正违反决策程序的行为等。事实上，这属于程序监督，并不是实体监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作用的发挥。这些瓶颈问题应该是我们下一步研究和突破的重点。

第二，要广泛吸收借鉴国内外一切先进理念、做法，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监督体系、民主路径和治理模式。比如说，改革开放以来从西方国家引入的第三方审计监督模式，在企业审计过程中已经被广泛使用。近年来，浙江在城镇居务监督委员会建设中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做法，比如嘉兴提出的以“班子建设好、工作机制好、作用发挥好、群众评价好”为主要内容的“四好”居务监督委员会工作标准，也很有参考价值。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些好的理念、做法，只要符合我们的需要和实际情况，就可以大胆尝试，通过典型引路，试点完善、成熟后再在面上推开，以形成更为完善的民主监督机制。此外，要尊重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及时总结推广各地的好做法、好经验，不断提升村务监督工作水平。

（三）发展和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要注重打造过硬队伍

打铁还需自身硬。实践证明，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工作中能否取得实效，归根结底取决于这支队伍是否过得硬。这里面主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村务监督委员会是监督别人的，谁来监督村务监督委员会？我认为：

第一，抓住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这个“龙头”，促使其履行好监管职责。俗话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上手就不难。“一把手”要切实加强日常管理，对不经常、不认真、不正确履职的，要及时扯扯袖子、咬咬耳朵，甚至大喝一声；对已经影响村里各项工作正常开展的，要及时报请上级党委和纪委，通过适当的方式和程序予以调整和罢免。

第二，抓住民主管理这个抓手，促使村务监督委员会正确履行职责。村务监督委员会决定监督事项要充分发扬民主，坚持集体研究，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对“一把手”在履职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向其本人或上级党委和纪委提出，确保人人都必须接受监督。

第三，抓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这个本源，真正做到对其负责、受其监督。村务监督委员会是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其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村民的授权。村务监督委员会要养成主动接受村民监督的自觉，定期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村民或村民代表可以每年对村民监督委员会成员进行一次信任度测评，对信任票达不到一定比例的，应责令其辞职。

第四，抓住上级监督这个关键，形成自上而下垂直监督体系。在这方面，嘉兴市嘉善县在城镇居务监督委员会建设中创造了街道纪委“一室三员”督导工作机制，即在街道设立居务监督联络室，负责对居务监督委员会的日常联系、指导和督察工作；下设居务监督督察员、联络员和指导员，负责检查督促居务监督工作。通过类似的监督体系构建，使监督者也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四）发展和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

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的改革实践源于农村内部的矛盾驱动，其推广实施得益于各级党委的重视支持。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的过程，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相得益彰、齐头并进的过程，就是农村内在治理需求与国家治理目标相互融合、内在统一的过程。发展和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各项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

各级党委应一如既往地加强对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的领导、管理和监督，为其改革、发展、完善提供必要的支持，推动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的更好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要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既根据村民的意愿，对村干部的权力行使进行监督，又自觉维护村党组织的威信；既站在村民的立场上想问题、做事情，又协助村党组织做群众思想工作、落实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

各级纪委要按照中央纪委“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要求，进一步找准定位，指导不代办，放手不放任，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村务监督委员会受到无理阻挠而无法有效履行监督职责或其成员受到打击报复时，要旗帜鲜明，及时协调解决具体问题，严肃处理有关违纪违法行为，营造良好监督环境。

04　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大创新

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现在全国大多数农村都形成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机构、以村民委员会为管理执行机构、以村务监督委员会为监督机构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自治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使农村基层自治的主体回归村民，使村干部的身份回归公仆，是农村基层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对我国农村的长期稳定发展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村务监督委员会是2004年6月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2005年6月，在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一周年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专程对其进行了考察。他对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基层民主监督制度进行了肯定，并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时增加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制度形式，并将其确定为开展农村基层民主监督工作的法定机构，为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推广和运用提供了重要法律保证。

2017年8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健全基层民主管理机制的探索性实践，对于从源头上遏制村民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要求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制度设计，进一步规范监督主体、内容、权限和程序，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切实保障村民群众合法权益和村集体利益，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2017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可以说，《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进一步发展基层民主、加强基层反腐倡廉建设、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的决心和要求。

第一，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发展基层民主，畅通民主渠道，“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体现。

第二，体现了基层开展反腐倡廉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惩治了一批腐败分子，仅在基层农村就处分各种违纪违法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达27.8万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通过对权力制约、民主监督、村务财务公开等措施的强化，用更加精准有效的制度，从源头上遏制村民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第三，体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就要求进一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村级民主管理和监督，更好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动员村民群众参与到村集体事务中来，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贡献力量。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核心职能是监督。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村务监督委员会不敢监督，导致监督功能弱化甚至缺失。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的村“两委”班子比较强势，村务监督委员会力量相对弱小，有的甚至蜕变成了村决策、管理机构的附庸，对村务和财务的监督也往往乏力。

第二，少数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对自己的职责职权不够明确，工作上没有思路和头绪，存在着畏难情绪，监督职责没有自觉履行；有的怕耽误时间影响挣钱，怕工作不力自找麻烦，心里没底缺乏信心不敢监督。

第三，有的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在心里愿意监督，但怕得罪干部，怕惹恼群众，怕乡亲埋怨，怕招来报复，在实际工作中缩手缩脚，不敢监督。

为有效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我们应重点做好这样几个方面的配套工作。

第一，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村务监督委员会源于农村内部活力驱动，但其推广实施得益于各级党组织的重视支持，是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党的领导相结合的结果。各级党组织应一如既往地加强对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的领导、支持和监督，为他们行使村务财务监督权创造各种条件，推动村务监督委员会更好发挥监督作用。

第二，大力宣传引导。要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利用各种载体对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广泛宣传引导。县、乡、村三级要利用广播、黑板报、宣传窗、文娱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意义、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大力宣传。

第三，加强业务培训。要结合农村基层实际，有针对性地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的教育培训，提升他们的履职能力。在培训机制上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系统培训。在培训内容上，既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作风教育，也要加强对村务监督相关业务知识的培训，还要抓好市场经济知识和现代科技知识的培训，不断提高村务监督委员会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科学监督的能力水平。

05　家风、清廉文化和清廉宁波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自信，这使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到了更好的发扬光大。

比如关于家风，习近平总书记就有不少论述。他曾经说过，“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他还嘱咐大家，如果“有时间了就在家里开个家庭会议，讲点约法三章，讲讲家里那点好的传统”。

家风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家庭中的自然传承，既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的集中体现，又是道德追求和理想抱负的汇聚融合。宁波历史上就具有良好的家风家规家训、慈孝文化、清廉文化等优良传统，宁波各区县的乡村也往往都有各自特色的家族文化。明代心学集大成者、一代大儒王阳明的姚江王氏家族，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的屠氏家族等，都有本家族的家风家规家训。在新的历史时期，宁波又结合实际，创造出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文化。比如，宁波在全国率先提出廉政文化的概念，赋予清廉宁波以新时代的内涵，这在全国领了风气之先。

2004年，宁波第一次将“廉政”和“文化”结合起来，提出了“廉政文化”这一概念。2004年5月，宁波编撰的《中国廉政文化丛书》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是全国第一套很有影响力的廉政文化丛书，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发行仪式。2005年1月，由宁波市纪委监察局主管、宁波市廉政文化研究会承办的中国廉政文化网正式开通，这是全国第一家廉政文化专题公益性网站。

2005年六七月，我随时任中央纪委主要领导同志到浙江宁波考察，专门了解廉政文化进社区的情况。2006年，在京西宾馆的一次会议上，有同志建议应当把“廉政文化”改称为“廉洁文化”，理由是廉洁文化包含的范围更广。后来我们专门进行了讨论。总的认为，廉洁文化确实不错，但是廉政文化的重点是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如果改成廉洁文化，人们就会认为重点变化了，矛头对下了。廉政文化可以在党政机关党政干部中开展，廉洁文化可以在乡村、企业、学校、军队、社会组织等基层开展，这不矛盾。

所以，廉政文化也好，廉洁文化也好，清廉文化也好，尽管范围有所不同，但都是可以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词汇——廉。廉是相对贪而言的。廉就是不贪，就是反贪，就是反腐败。党中央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三不”机制。那么，优良的家风家规家训和清廉文化建设，就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陶冶，就是属于“不想腐”的范畴，是为“不想腐”打基础的。所以，宁波这次研讨家风家规和清廉文化的目的，既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从源头上清除腐败的治本之策。

在这里，我有两点建议。

第一，要着力打造宁波廉政文化这个品牌。由于宁波是最早提出廉政文化的诞生地，因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和着力打造宁波“廉政文化”这个金字品牌。宁波市纪委在研究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已经概括提出了“忠、清、信、戒、公、正、责、效”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观，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我们当然可以提廉洁文化、说清廉文化，但只要在宁波，主打的应该是廉政文化，叫响的也应该是廉政文化。因为这毕竟是宁波自己创造的文化产品，是宁波自己生养的“亲儿子”。宁波应当集中优势，整合力量再出发，把中国廉政文化丛书、中国廉政文化网、清廉宁波论坛、中华慈孝节等各种阵地，乃至利用全国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打造更加响亮的宁波品牌，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产品，当好廉政文化建设的排头兵，并且要在长期坚持的过程中让廉政真正成为一种文化。

第二，让清廉宁波建设为清廉浙江、清廉中国助力。继2016年6月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清廉浙江建设后，2018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专门作出《关于推进清廉浙江建设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努力打造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社会清朗的清廉浙江，还明确提出具体的目标是到2035年，清廉浙江建设的各项制度机制成熟定型，权力运行规范有序，社风民风清朗，清廉文化深入人心，社会整体清廉程度显著提升，清廉成为浙江的风尚，清廉浙江全面建成。2035年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时候。浙江许多地方，包括杭州、宁波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和要求。杭州还提出要比全省提前三年达到清廉杭州的目标。因此，浙江是在全国第一个提出清廉目标的地方，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特殊意义。清廉宁波建设好了，就是为清廉浙江，乃至清廉中国建设助了力。

06　把义乌打造成廉洁丝绸之路上的东方桥头堡

2014年6月，我受中央纪委领导同志的委托，专程到金华参加后陈经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发言。2018年1月，我和武义县委书记张新宇及华中师大教授吴理财接受了《学习时报》的专访。在纪念后陈经验15周年之际，我又来到金华参加这次同后陈经验相关的理论研讨会。有这样几点体会。

一、清廉金华乃至清廉浙江建设已经深入基层的各个层面和角落

后陈村的村务监督，永康江南街道的清廉村居，还有清廉学校、清廉医院、清廉企业等，金华的清廉建设案例越来越多。后陈村已经连续15年做到“四零”，即干部零违纪、村务零上访、工程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在金华各地，有的用阳光和公开的办法，有的用大数据的办法来管住微权力、防止微腐败，有的用标准化、清单化、项目化的办法来培养学生品德，有的用网格化的办法监督公职人员，有的企业签订阳光自律协议，一些新的做法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之前有领导讲过，“你坐在办公室里觉得很为难，一到基层的实践中去，就会发现许多好办法都在那里生成着”。这些年，金华市围绕清廉金华建设，通过深化拓展后陈经验、加强基层公权力监督的行动，深入推动清廉的村居、机关、学校、企业，开展清廉建设，推进了清廉文化。同时，浙江各地还有如台州的民主恳谈会，桐乡的“三治”融合等不少基层民主治理的做法和经验，也推动了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社会清朗的目标的实现，有的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二、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是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体制的重大创新

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下，已经走向全国，成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重要内容。一村之计，成为国家之策。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从权力配置来讲，最佳的形式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但是，在之前的农村基层政权中，有党支部的政治领导，有村民代表大会的决策，有村委会执行的架构，但是没有能够体现监督权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应当说，缺乏监督权的基层政权架构是有缺陷的。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在全国的推广，形成了在党支部领导下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合理权力结构，实现了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具体化、优化和完善。如果说当年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那么，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则是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我们应当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

三、要把金华、义乌打造成为廉洁丝绸之路上的一座东方桥头堡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要加强国际反腐合作，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 。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专门发起了《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这说明，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用廉洁为“一带一路”倡议护航，越发成为各方的共识。

义乌是世界著名的小商品市场。早在2006年，我随中央领导到埃及考察。一位埃及女翻译介绍说，埃及开罗市场上的小商品，有90%都是从义乌来的。她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但也说明义乌的商品对全世界的辐射是巨大的。随着“一带一路”合作的发展，中国还开通了包括义新欧在内的许多班列，估计2019年的中欧班列会达到10000列。现在，每年有50多万境外客商来义乌采购商品，有13000多名外商常驻义乌。“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它们的政治、经济、法律税收、文化环境等与国内的差别很大，但廉洁却是大家共同的目标。义乌既然如此声名远扬，那么，义乌当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支点，打造好廉洁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桥头堡，也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国际视野和战略高度来看问题，不仅要使金华义乌进一步成为进出口的国际商品基地，成为一个超级国际经贸中心；同时也要大力加强清廉金华建设，更好地把义乌打造成一座引领廉洁丝绸之路上的东方桥头堡。

07　打造具有象山特点的清廉村居群

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总是寄予厚望。浙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都走在全国前面。清廉浙江建设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规划，也是由浙江率先在全国提出来的。

象山县按照党中央、浙江省委和宁波市委的要求，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以干部清正、村事清爽、民心清朗、乡风清朴、干群和睦为目标，力争为省市清廉村居建设提供可借鉴的象山样本。应当说，这个目标是很宏伟的。现在，全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4万多个乡镇66万多个行政村，如果都能有象山县旭拱岙村这样敢于创新、勇于争先的精神，那将是推动清廉中国建设非常强大的动力！

现在，全国清廉乡村建设都在进行中，不少地方各有各的特点。结合象山清廉乡村建设的实践，为更好地打造具有象山特点的清廉村居群，我有几点想法，供参考。

第一，规范权力是核心。清廉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于规范权力。一般地讲，权力的行使分别有三种情况。一是正确行使权力，这是权力的本分，也是我们党和政府所要求的。二是权力滥用，就是超过合理的范围使用权力。权力滥用就是腐败，是腐败的主要表现。三是权力无为，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力不作为，该发挥正常权力时不发挥，正常权力得不到正常行使，导致社会功能缺失，这也是一种腐败。在清廉乡村建设中，如何正确行使权力，如何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不作为，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象山通过健全制度规范权力运行、加强监督形成多维制约、形成清廉标准严格结果运用、培育清廉文化营造清廉氛围，已经在推进清廉乡村建设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具有象山特色的清廉村居群正在形成。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权力的规范。今后如何更好地规范权力、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依然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第二，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从政治上讲，清廉乡村建设是建设清廉宁波、清廉浙江、清廉中国的基础，是清廉政治、廉洁政治的重要内容。现在象山创造的“说、议、办、评”村民说事制度，实际上就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它的核心内容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监督权力。因此，清廉乡村建设，不仅要“清”，还要“红”。要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体现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所以，清廉乡村建设，最终还是要让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更好地体现到基层组织的各项工作中去，真正做到让人民群众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就是最鲜明的政治标准。

第三，着力打造清廉村居群。据象山县纪委书记陈善方的介绍，在象山清廉乡村建设中，正在精心打造第一批12个清廉村居，并且在未来三年内一共要打造40个。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国际反腐败组织有一个“廉洁岛”的说法，就是在一个地方形成“廉洁岛”后，再形成另一个“廉洁岛”，小气候逐步连起来形成大气候，最后便是整个大地都是廉洁的。现在象山逐个打造清廉村居，由一个到多个，由点到面成片，逐步形成清廉村居群，最后就是整个象山都是廉洁的，清廉象山也就形成了。所以，我们要着力打造具有象山特色的清廉村居群，为宁波甚至浙江乃至全国的清廉村居建设，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象山范本和经验。

第四，更好发挥大数据监督的作用。2018年，因为大数据监督事宜，我同沈阳市纪委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都进行过联系和沟通。现在他们合作打造包含企业项目、干部廉政、资源交易、资金监管、扶贫监督、案件办理、关系分析、规则分析、人物画像等监督系统全景图，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科技手段反腐防腐，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他们梳理了25亿条业务数据，将所有违反政策法规的地方标记出来，从中发现3万多个问题，挽回经济损失5亿多元。应当说，大数据统一监督是今后加强对公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方向。象山各方面的工作做得都不错，如果把大数据监督的作用再发挥出来，那将会如虎添翼，会让象山的清廉村居建设插上科技的翅膀。

08　温州民营企业要做清廉浙江乃至清廉中国建设的排头兵

一、温州曾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领头羊，也应当是中国清廉民企的带领者

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是民营经济的大省、强省，温州更是民营经济的一面旗帜。现在，温州的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市企业总数量的99.5%、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95.5%、外贸出口占全市外贸出口的95%、税收占全市总税收的80%左右。当年只要一谈到市场经济，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温州。从前丰田汽车有句广告词，“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无论在世界哪个地区，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这说明温州人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多么巨大！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从“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32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7600万户。中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变强，不断发展壮大，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民营企业有28家，温州的青山控股就是其中之一。

温州市委书记陈伟俊最近说过，温州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迅速发展，从先发地发展成为全国的典型，树起了“民营经济看温州的标杆”。这说明，温州的民营企业在全国民营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温州开展“清廉民企”建设，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风向标意义。

二、温州民营企业要做清廉浙江乃至清廉中国建设的排头兵

2018年，浙江省委提出建设清廉浙江的目标，成为全国率先提出清廉建设的省份。

在清廉浙江建设的任务中，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清廉引领作用。温州市委、温州市纪检监察机关近年来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开展“三清单一承诺”行动，积极推进“清廉民企”建设，助力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引导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为促进“两个健康”提供“温州智慧”，为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为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希望大家在推动新时代浙江民营经济新发展新飞跃等方面带个好头、作好示范，为清廉浙江建设提供温州经验，为清廉中国建设提供温州样本。

三、纪检监察机关要做清廉民企发展的促进者和保护者

2019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在北京大学一场讲座中谈到服务大局、保护民企时说：“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实刑可判缓刑的，判个缓刑好不好？我们认为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民营企业把它捕了、诉了马上会垮台，几十个几百个人的就业没了。”张军这一段话的前提就是，要平等保护各类企业合法权益，真正为企业发展、为全民创新创业创造良好环境。为大局服务与司法公正、维护国家社会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还强调，要严格批捕、起诉的条件，防止“构罪即捕”“一捕了之”，防止“入罪即诉”“一诉了之”。因为现在个体私营企业最主要的需求就是安全，司法机关有责任为它们创造良好的环境。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同志这些讲话的精神，同样值得我们纪检监察机关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我们党明确提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作方针，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我们要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一切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一切以鼓励、支持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重。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有整体向上的蓬勃发展，才是最佳最好的全面发展。

非常希望温州的纪检监察机关更好地发挥执纪执法的职能作用，大力促进清廉民企建设，保护经济健康发展，更好地为清廉温州、清廉浙江乃至清廉中国建设作贡献！

09　海南应当形成自己独特的红色品牌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宣布，党中央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这不仅是海南发展的重大机遇，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现在的海南岛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建设中的国际旅游岛，具有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旅游资源优势，还有红色文化优势，是一块发展的热土、投资的热土，也是文化产业蓬勃兴起的热土。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现在红色基因、红色文化已经是一个热门的课题。我就利用这次机会，谈点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议。

第一，要牢牢把握海南红色基因的定位。大家知道，在生物学中，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等过程的全部信息。那么红色基因，就必须是同中国共产党相关的，同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紧密联系的地点、事件和人物的全部记忆。它是固态化的党史和军史，也是先进的文化资源。中国共产党人在海南的一切活动，构成了海南独特的红色基因。比如，海南是琼崖纵队的所在地，创造了海南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琼崖纵队的全部活动、全部事迹，还有冯白驹、王文明等人物，都是红色基因的组成者和承载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硕勋，当时是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1931年受党的委派前来海南指导武装斗争，抵达海口后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在海口英勇就义。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就一定不能离开这些具体的地点、事件和人物。如果离开了这些具体的内容，就不是红色基因。如果把历史上的冼太夫人、马伏波将军的事迹也都作为海南红色旅游资源，恐怕就有点勉为其难了。我们不能把什么项目都打上红色的旗号，否则红色就会被稀释掉，变成不伦不类的东西。

第二，应当形成海南旅游独特的红色品牌。最近有关报道说，海南为了提升红色旅游规范化水平，将把现有红色旅游资源与滨海、雨林、民俗等旅游资源结合，形成多元复合的产品结构，做大做精海南红色旅游。这个想法很好，红色旅游资源一定要全面整合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红色品牌。考虑到海南是国际旅游岛，会有许多国际游客参观，因此海南红色旅游品牌的核心内容，应当突出地强调抗日、爱国、进步、正义等理念，以说明当年红色抗争的主题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都是正大光明的事业，以此来突出红色的正当性。

第三，海南红色影视文化要有新作品。海南的《红色娘子军》电影和芭蕾舞剧驰名海内外，给我们留下深刻久远的记忆。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当年，条件这么差都能够创作出这么优秀的作品。现在，我们有这么好的政治条件、物质条件、文化条件，在海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还能不能再创作出一部乃至几部具有轰动效应的传世之作？这是我们大家所期盼的。总之，要更好地把红色文化与影视传播融合起来，充分利用影视剧的品牌效应加大红色旅游的推广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海南红色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0　深圳的廉洁建设应放到清廉中国的大环境中来把握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不仅对广东、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2019年6月刚去过美国，自驾车纵贯美国中部达11个州，行程万里。应当说，美国在不少方面都还不错，但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美国的各种固化已经根深蒂固，包括阶级的固化、利益的固化、社会的固化等，已经对美国的继续发展形成了严重的桎梏。同美国制度故步自封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深圳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典型，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央把深圳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更具有标志性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中央《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要求，深圳要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这对深圳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深圳市组织这次活动，围绕廉洁建设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定位、意义和作用，提出对深圳推进廉洁建设前瞻性、创新性的思路对策，以及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具体建议，对于深圳的全面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为此，我想谈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建议深圳明确提出“清廉深圳”的目标，并把它放到清廉中国的大环境中来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他还特别强调，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海晏河清、朗朗乾坤，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国人民想要实现的高远的政治目标和达到的理想的社会境界。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重申和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美丽中国、健康中国、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清廉中国作为国家战略也已经是呼之欲出。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里，一定包含着“廉洁梦”“清廉梦”。因此，我们要从战略上考虑问题，深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制定实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总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争取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真正实现清廉中国的战略目标，步入世界清廉国家行列。这和深圳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的目标，也是完全一致的。2018年7月，浙江省委作出《关于推进清廉浙江建设的决定》，提出努力打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清廉浙江的目标，努力推进清廉机关、清廉村居、清廉学校、清廉医院、清廉企业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8年10月提出把清廉中国作为反腐败国家战略的基础上，2019年10月又在杭州专门召开以清廉中国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大力宣传和推进清廉中国建设的步伐。现在不少地方都在进行各方面的清廉建设，到目前为止，除浙江省之外，内蒙古、河南等地也都把清廉建设作为反腐倡廉的战略目标。理念是一面旗帜，是一种价值取向和目标导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深圳市把“清廉深圳”作为深圳廉洁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并将其作为清廉中国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抓手，那么，深圳在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会凸显出来，从而真正成为清廉中国建设的领头羊。

二、建议深圳针对不用弃用权力的不作为行为制订反腐败立法

2019年3月1日，《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文章强调，“权力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更好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一方面要管住乱用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另一方面要管住不用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权力行为具有三种状态：一是正确使用权力，即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这是权力的本分，是权力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和政府所要求的。二是权力滥用，即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乱用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权力滥用就是超过合理的范围使用权力，就是腐败，是腐败的主要表现，大量的腐败行为都属于这种形式。三是权力无为，即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不用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力不作为，该发挥正常权力时不发挥，正常权力得不到正常行使，从而导致社会功能产生紊乱。这也是腐败的一种。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权力观非常鲜明，就是从权力的定义上讲，凡是不正确使用权力的行为，都是腐败行为。但是，现有法律规定的腐败，往往主要是乱用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方面的问题。如果只把腐败定义为乱用滥用权力，而把不用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方面的问题放弃了，那么，这个有关权力监督和反腐败理论的基础是有缺陷的，是建立在不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的。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都明确提出，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我曾建议在修改国家有关反腐败法律时，应明确把不用弃用权力同乱用滥用权力并列，专门作为一种腐败进行立法。深圳市可以针对不用弃用权力等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等，制订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先行先试，以切实的行动来推进反腐败立法，为反腐败立法探索新路子，来补充和丰富这方面立法的不足。

三、建议深圳充分利用大数据打造反腐败数据平台

最近，沈阳市纪委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一起合作，打造了包含企业项目、干部廉政、资源交易、资金监管、扶贫监督、案件办理、关系分析、规则分析、人物画像等监督系统全景图。它们揭示腐败发生规律、审查调查工作规律、精准教育精准监督方式方法，梳理了25亿条业务数据，并将所有违反政策法规的地方标记出来，人们从中发现3万多个问题，挽回经济损失5亿多元。该做法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提供翔实的数据基础，为权力监督打造高科技的翅膀，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专门到沈阳进行了考察。可以说，大数据统一监督是加强对公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方向，今后如果把大数据监督的作用再发挥出来，那么清廉中国建设将会如虎添翼。

中央《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快建设智慧城市，支持深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这对深圳利用大数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明确的方向。因此，我们建议深圳充分利用建设智慧城市的基础，共同打造大数据高科技的平台，不仅为深圳的城市建设，同时也为深圳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提供良好的科技支撑。可以预见，如果深圳能够成功打造大数据高科技平台，将会成为深圳各方面建设包括廉洁建设最重要最干净的科技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