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社会的新变化
一、民众的疑惑
上述参议会和“三三制”的变化，显然与中共“一元化”的推行息息相关，而这一转变也迅速在边区社会层面产生影响。事实上，就在1942年中共中央通过“九一决定”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就发表一篇题为《党的领导必须一元化》的社论。该文刊登出来后，各根据地报纸纷纷转载。从标题上看，该文虽旨在保持党内领导的统一和团结，但字里行间却明显另有深意，似乎专为党外而作，文章强调的也并非“党内统一和团结”，而是意在向“党外”重申中共对边区政治具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篇长文中，作者开篇即指出“抗战以来各根据地的军政民”是处于“党的领导下的”。正是有了这样的“团结”和“统一”，敌后游击战争才得以开展，民众运动才得以发动，根据地才得以建立和坚持，对全国抗战形势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这种团结和统一”，上述“这些伟大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作者还指出，中共的领导不仅不会因“三三制”实行减弱，而且在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强。至于中共领导责任“加重”的原因，社论给出的解释有两点：一是通过中共的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能避免臃肿不灵，便于贯彻党的各项政策；二是由于外部军事威胁和内部经济困难，建设根据地的各种步骤、政策也“必须领导统一，才能统一意志，整齐步调”，“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收‘事半功倍’之效”。
在此之后，作者笔锋突然一转，开宗明义地亮出了主旨“加强党的领导”，即边区政治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下的文章主旨。对于这一点，该文如下阐释说：
在各根据地，我们的党已经是群众性的大党了。它不仅要领导党本身的建设工作（党务工作），并且必须领导军队，领导政府，领导各个民众团体。……所以所谓党的工作，已经不只是指党委或党的机关中的工作了（这是党的工作的一种，可称之为党务工作），而是举凡一切在根据地内的政府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技术工作、文化工作等等，只要是党派遣党员去执行的，都是党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党的领导不统一，让各个系统去“各自为政”，则根据地是无法建设与坚持的。所以，根据地内党的领导责任，尽头也要求实现一元化。这就是各个根据地，党的领导必须实行一元化的道理。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中共通过文章所希望传达出的两个讯息：首先，中共认为自己必须领导边区政务，“举凡一切在根据地内的政府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技术工作、文化工作等等”，都纳入中共的工作范围。不仅“地方自身工作”，“政军民”等各行各业事无巨细，都需要中共“考虑”和“照顾”。而党的决议、决定和指示，各级单位和各个部门，无论党内、党外均须“无条件执行”。这正是文章开头强调的实现“统一和一元化”的一个重要前提。
其次，从社论发表的时间看，我们也不难推断，该文的发表实际还有另一个政治用意，即采用一种公开但较隐蔽的方式向边区各级干部打招呼，来公开地提醒和告诫党内各级干部，不要被各地参议会所营造出的民主氛围冲昏头脑，丧失党的立场和信仰，丢掉中共对边区的领导责任。而至于何为中共的“责任”，文末作者引用一份中共文件解释称，“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实际上就是“为了更顺利的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假若战争失败，根据地就无法生存，因此“党、政府、民众团体以及全国人民，都应有爱护军队、巩固军队，加强其战斗力的义务”。
显然从上述文字看，中共已自视为边区当仁不让、无可争议的抗战领导力量。除此之外，这篇社论在文末提出之号召边区民众“爱护军队”“巩固军队”一语实际也有“一石二鸟”之意，一方面既凸显了中共的实际军事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军队难以与中共划清界限，是中共的另一张面孔，因此所谓“支持军队”实际也就等于“拥护中共领导”，这样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外乎还是实现此前在文章开头所提出的“统一和一元化”。
这篇强调中共对边区加强政治控制的文章，一经见诸报端，很快便引来党外人士的注意。1943年5月，一个叫赖其正的读者向《解放日报》提问说：“最近共产党实行党的领导一元化了，这不是会妨碍三三制的实行呢？共产党的领导一元化和‘一党专政’有什么不同？”有意思的是，《解放日报》在回信中并未直接回答问题，而是称“共产党实行党的领导一元化是为着使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的领导更加统一，使党政军民系统中的党员干部能够更严格的服从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定，消灭共产党内部各个组织间及各个党员干部的行动上的不一致”，除此之外别无他意。而至于为何“实行党的一元化”和“实行三三制”是一致的？二者为何并行不悖、没有矛盾？《解放日报》回答颇令人费解，称“一元化既然是为了保证党的政策的贯彻，它当然也是为了保证‘三三制’政策的贯彻”。
此外，对于“一元化”为何能保证“三三制”政策的贯彻、如何确保不妨碍“三三制”实行、怎样保证“三三制”落实等问题，《解放日报》则完全没有解释，只是反复重申“党的一元化”并不是“一党专政”。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日报》对问题的回避及闪烁其词、语意含混的解释，非但不能化解社会对“党的一元化”的疑虑，反倒由于当局给不出一个清晰和合理的解释而增加了社会不安，党外人士不能不对“三三制”的前景和中共“一元化”的动机感到焦虑。由此一来，二者间的心理嫌隙非但未有消除，反而由于“党的一元化”的提出进一步扩大，双方关系陷入冷淡。时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在与谢觉哉的交谈中，就反映党外人士“在此四年，没有友谊，以前喜讲话，现在少讲，要想过才讲，有些话藏在心里。上下级关系同样”，机关里的党员干部看不起外来的党外知识分子，“事务方面不民主，也不集中”。
六天后，时任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开明士绅李鼎铭与谢觉哉的谈话中亦表达了类似忧虑，“同事彼此谈的少，且谈的不自然，非党员固有所顾忌，就是党员间殆亦不免”。
三天后，党外人士贺连城、霍子乐在与时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谢觉哉的会谈中，也不约而同地认为“区委及支书包办政府工作”，“妨碍”党外干部工作，“党员与非党员间欠亲密”。
二、边区社会的新变化
与此同时，就在中共与党外关系出现问题的同时，中共党权却随参议会的实施得到社会公意的支持，更具合法性，获得空前扩张。自1942年9月中共提出“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后，边区社会迅速笼罩在“党的一元化”的氛围中。据1944年曾参加中外记者团参观延安的国统区记者赵超构观察，“边区目前‘领导’在共产党的干部手里，这是确定无疑的”
，特别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在边区建立了其他任何政治人物都无法比拟的绝对权威。
事实上边区的上述变化，并非赵超构的个人判断。早在两年前，1942年中共元老吴玉章就断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同志精通马列主义理论，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把它作为行动的指南，即中国不能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更谈不上胜利。”
照此逻辑，毛泽东此时已不仅是全党领袖，还是边区乃至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各地区共同敬仰和追随的领袖。事实上吴氏的上述表示绝非虚言，根据地上下此时正盛行着对毛泽东的称颂和赞美。如陕北延长地区的农民说，“毛主席真是咱中国人民的宏福”“毛主席真是百姓的恩人，我看毛主席对老百姓比父母对儿女还亲，一样没私心”。
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政治，尤其是“三三制”，相比“九一决定”前的官方宣传，1942年后边区对这一民主象征的报道已远不如前，不仅不再是舆论宣传的焦点，连平常报道都已罕见。而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正如1944年《解放日报》一篇社论指出的，主要是因为“纠正了旧型正规化的偏向，确立了领导一元化的体制”。
如此一来，不少党外人士感到灰心丧气，改变了对“三三制”的看法，认为“三三制只是共产党暂时的策略”，怀疑中共执行“三三制”的诚意，“以为他们干的只是掩人耳目的把戏”。而这一变化，似乎早被一些参议会议员洞见，有人宣称“我们早都知道晋西北的抗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并劝告另一些党外人士说“只要人民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晋西北以后的团结才能变得更好”。
与此同时，伴随着边区政治的“一元化”，特别是作为党外人士参政议政主要平台的参议会的转变，社会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表现是边区思想的统一。1944年赵超构曾用同一个问题，问过二三十人，问询对象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回答竟出乎意料的完全一致。不仅如此，民众的思想也“定型”了，如“说主义，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第一，这不算奇；可怪的是，他们对于国内外人物的评判，也几乎一模一样，有如化学公式那么精准”。由于人们思想的标准化，对于生活的理解、需要、趣味，甚至感情也趋于统一。“假如英美派在延安提出什么英美派、大陆派的学院理论，无疑会饱受耻笑。他们称呼这些理论曰‘洋教条主义’。一个干部倘犯了洋教条主义，是免不了要受批评和清算的。”延安作家所谈的“只是毛泽东先生在文艺座谈会上所谈的一番话。有一位作家说：‘我们觉得，动不动就搬出外国名字来吓人，是可耻的’”，甚至恋爱观也出乎寻常的一致。
边区的这种千篇一律的“刻板”思想，使这位来自国统区的年轻记者不禁发出了“究竟是不是党和政府有意造成”的疑问。对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赵超构思考后给出答案，即中共组织对民众思想意识观念的“绝大影响力”，“所谓‘对事实的认识一致，对党策的理解一致’，就是通过一元化的（党的）小组讨论来实现的”
，以及边区与外界的隔阂，思想文化的交流陷于中断。这样都造成社会失去个性，即便有，“也是百分之十的个性加上百分之九十的党性”。由此这位国统区记者在回答前一个问题后，不禁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重庆（国民党）那里剥夺个性，延安不也一样吗？”
值得注意的是，赵氏的结论并非个人观点，而是边区相当一部分人的共同看法，以至于任弼时公开指出边区内部已俨然形成一种观点，即认为“边区的政治还不能算是民主的政治，离开人民自己做主的境地还很远，似乎现在的政府，并不是人民自己产生的，而是站在人民头上的一种‘治者’”。
其中李鼎铭的看法较为典型，李氏曾对此时边区出现的变化公开表现出自己的不满。为安抚李鼎铭，中共专门指派林伯渠与其沟通谈话，解决了问题，但对这种现象，中共却没有因此主动修补同开明绅士的关系，反而视为正常，是边区内部阶级关系的适当反映，形式上虽没有做到“三三制”，但实质却是合理的。
这是因为，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国家是阶级对立的社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往往是最有权力的支配阶级抑制或榨取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如果说，古代国家是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压迫农民及奴役农民的国家，近代民主共和国是资本榨取工资劳动的工具，那么，俄国革命所形成的新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中共之所以形式上仍实行选举、民主，主要考虑的是实力居于弱势，因此需要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合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随着自身力量不断壮大，情况若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共就应尽量缩短从“非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向“非资本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转变进程，因此必须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假设列宁当年屈从于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教条，不能适应新的革命环境，则俄国革命势必陷入徘徊，苏维埃势必陷于瓦解，无产阶级革命势必遭到失败。中国革命亦情同此理。假如中共不加强边区内部的“一元化”，不掌握政治领导权，长此以往，就不仅不能推动革命由“资产阶级共和国”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转变，亦难免重蹈大革命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