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改革开放的缘起

1977—1978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历史性巨变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使处于彷徨中的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中国这艘巨轮自此找到了正确的航向破浪前行。然而，中国找到改革开放这条自强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在各方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开启的，也不是在十分顺利平和的环境下进行的，而是在异常复杂和艰难环境下迈出步伐的。2012年12月，习近平在谈及改革开放时指出，党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取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二是取决于对中国发展落后的深刻反思；三是取决于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 。

│第一节│

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反思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灾难，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和党的组织建设等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政治上，尚不健全的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党和国家民主政治生活极不正常，一些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被搞乱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林彪、“四人帮”集团的种种恶行，致使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在经济上，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由于长时期的动乱，国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起伏波动较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口剧增，经济管理体制愈加僵化。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10年间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元。而且在这10年间，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由于十年动乱，中国失去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思想上，“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和人民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遭到全面破坏，“阴谋家”“反革命”“走资派”等帽子被乱扣到广大干部和群众头上。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依靠种种手段攫取权力，肆意妄为。这一时期形而上学猖獗，无政府主义盛行，唯心主义泛滥，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封建的、资产阶级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肆意传播恶性发展，严重背离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

在文化上，发轫于文化领域的“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破坏极为严重，文化事业出现严重倒退局面。高校停招、中小学停课、知识分子被扣上“臭老九”的帽子受到批斗，大批有成就有贡献的专家、学者被错误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遭受迫害。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致使“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文艺界“死气沉沉”，文化园地“一片荒芜”。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

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党的指导思想被搞乱。一些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入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构中，致使党组织不纯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致使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中，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极大破坏，党委的各级组织运转不灵，广大党员被长时间停止过组织生活，从支部到各级党委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党组织软弱涣散、纪律松弛现象十分普遍，严重败坏了党的作风，降低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

“文化大革命”以极端的形式，充分暴露了党和国家在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缺陷，为我们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与其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十年动乱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引起党和人民全面反思。对这一时期深有感触的邓小平在1984年3月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被问及：你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说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他两次被打倒，多次被批判。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开始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并由此对整个体制、机制乃至制度进行了全面反思。

对于“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邓小平曾在1980年8月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法拉奇进一步追问如何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邓小平解释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问题。“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恩格斯曾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正是从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深刻反思中开启的。1986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谈及“文化大革命”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接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又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

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严重挫折后，中国共产党认真反思，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党果断放弃了走“文化大革命”的老路，毅然决然地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富强的新路，打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第二节│

穷则思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稳步推进，“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基本工业体系得以建立，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是1957年以后，党带领全国人民在独立自主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接连出现“左”倾错误，并且逐渐蔓延到经济、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国民经济发展受到重大影响，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国民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 而此时，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仍然总体贫困。

从吃的方面看，1976年与1956年相比，粮食人均消费量从380.56斤降至351.12斤，减少29.44斤；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量从3.19斤降至1.25斤，减少1.94斤。从穿的方面看，服装颜色和样式比较单一，基本上都是灰、黑、蓝、绿这几种颜色。各种布的人均消费量1976年为23.55尺，比此前最高的1959年减少5.62尺。其中，1968年平均每人只发了15.52尺布票。从住的方面来看，以上海为例，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方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为负数，城市居民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基本上是除了工资别无收入。从1957年到1976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全国职工几乎没涨过工资。在1957年时全国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还有624元，但是到1976年时则下降到了575元，工资不升反降，还少了49元。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当时的商品供应是“买布凭布票，购物要物票，买茶叶凭茶叶票，吃饭凭粮票”。因此，流行了40年的粮票，更是被称作“第二货币”。

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贫困状况，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而“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 穷则思变，正是中国面临落后的现实，“倒逼”中国进行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开放就没有发展，实行改革开放是加快国家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唯一出路。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出路。这条路是邓小平带头实践的，也是中国走向富强，人民走向富裕的光明坦途。

│第三节│

外部压力

如果说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反思、对中国发展落后现实的反思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内因，那么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科技发展的巨大差距的现实以及面临有利的国际形势，则是促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外因。

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悄然兴起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特别是到六七十年代，一批新兴技术迅速兴起发展，新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即被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这些新兴技术诸如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激光技术等在经济领域的运用，引起了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推动经济迅速发展。1969年美国成功登月，1972年美国完成DNA 重组实验，1978年英国试管婴儿成功，1981年美国航天飞机发射成功等，整个世界都悄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这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与西方国家科技的差距开始拉大。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吉布尼时说：“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 在新科技革命席卷全球的背景下，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迅速地显现出来。首先是美国经济从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连续增长了106个月。紧接着是欧洲，西德从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间,GDP 增加了5倍多。法国自1951年至1970年近20年间，工业年均增长5.9%。我们的邻国日本经济的发展更是令人瞩目。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1955—1970年，日本GDP 增长了7.2倍。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为679亿元人民币，约合305亿美元，人均约53美元。同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172.49亿美元，人均约200美元，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人均不到中国的4倍；到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645.2亿元人民币，约合2165亿美元，人均约222美元，同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9807.32亿美元，人均8538美元，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中国的44倍还要多，已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中国与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差距，给我们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这种压力也是动力，促使我们正视差距、认清现实，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追赶差距。

西方国家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产业结构开始进行大调整，许多生产设备和资金处于闲置状态，本国市场萎缩又无法消耗，急需寻找国外市场，而中国这个大市场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随着中西关系的缓和，西方国家也愿意同中国打交道。中国周边一些东南亚国家利用西方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这给中国提供了典型示范。“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内局势处于深刻变动之中，全党全国上下要求改变落后面貌、早日实现“四化”的呼声很高，对外引资的规模也是节节攀高，但中国储备的资金和项目又严重不足，经济的发展需要外部资金、技术的支持，人们也急需了解外部世界。

于是，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轻工部、地质部、农业部、石油部、国家经委等国务院部委，分别派出多批考察团出国考察，由此在全国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从1978年起，全国派出重要的考察团包括：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考察代表团，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的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考察代表团，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

其中，谷牧率领的代表团，是新中国第一次向欧洲发达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代表团受到了急需向外开拓市场的西欧五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历时36天，走访西欧五国15个城市，参观了80多家单位，开阔了眼界。代表团看到这些场景：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则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汉钢铁公司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1分钟起落1架飞机，1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1架，1小时起落2架。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1978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在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下来到一个失业工人家中考察。这名工人住着一栋10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珍藏着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王震看后感慨良多，语出惊人：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的副总理都高。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各考察团归国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于1978年6月1日、3日、30日，接连召开三次会议，专门听取了汇报。6月1日，林乎加在汇报时总结了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大胆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6月30日，谷牧向中央政治局作了长达7个小时的长篇汇报，着重讲了三点：“(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他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2)他们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3)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

听完汇报之后，邓小平认为在引进的事情上要下定决心去做，而且要尽快争取时间，可以向国外借钱来搞建设。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也一直认为当前形势很好，不可错过，对于引进要胆子要大、步子也要大。出国考察团的这些访问收获，对于邓小平和中央领导人决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对此，邓小平在1978年10月会见西德客人威廉·西威尔时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展不起来的。”

通过国外考察，中央领导人看到了差距，也看到机遇，更有了紧迫感，下定决心要抓紧时间搞建设，大力发展经济，争取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197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正是基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紧迫感，中共中央决策层在通过引进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研究引进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问题，国务院于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召开由有关部委负责人60多人参加的务虚会。这次会议通过讨论，要求改革开放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国务院务虚会即将结束之时，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于9月5日开幕，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与国务院务虚会侧重讨论引进不同，它侧重讨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1978年的中国派出的国外考察团对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正是1978年中国领导人频繁外出考察，他们不约而同地被西方现代化程度所震撼，也切身感受到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个差距不仅是现代化程度的差距，也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更有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这样的差距所带来心灵的震撼可想而知。也正因为如此，如若再闭关自守，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继续坚持“老路”走下去，不去调整政策，进行改革，不另寻出路，实行开放，奋起直追，把耽误的时间追回来，那才真是愧对国家、愧对人民、愧对时代了！

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形势有了新变化，东西方关系的逐渐缓和，爆发战争的危险减弱，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局势的准确观察得出结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 1977年12月，邓小平复出后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又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 此后，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局势的缜密观察、用心思考，对国际局势有了准确的把握和判断。在对国际局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成为中国长期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正是对国际局势的准确把握，中国才能集中精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地实行改革开放，同时又能制定出正确的对外政策，同世界各国加强经济合作，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正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对中国发展落后现实的深刻反思，在“内忧外压”之下，才“倒逼”中国领导人必须对现状作出调整、另寻出路。也正是因为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对中外发展的差距的深刻反思，才使中国有条件、有可能、有机会从容地去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不失时机地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带领中国人民开创出一条不平凡的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