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把握新发展阶段：全面研判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

新发展阶段回答的是“我们在哪里，朝哪里奋斗”的问题。新发展阶段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大跨越。在新发展阶段这个中国发展新历史方位，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新发展格局，从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内外经济形势极其错综复杂，很多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没有碰到过的。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低迷，保护主义抬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工业品价格连续下降，金融风险隐患增多。面对复杂形势，大家都在思考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出路，看法不很一致，思路也不很统一。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经济工作应该怎么干。必须作出科学判断、作出正确决策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战略谋划。

一、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

从全国层面看，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 。新时代十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总结：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五，提高七点二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三万九千八百元增加到八万一千元。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同时也应该看到，一方面，经过长期努力，我国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重大变化，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卡脖子”问题凸显，动力结构转换复杂性突出。新时代，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要求发展转向必须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以创新为根本动力，不断提高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关口，面对机遇和挑战的新变化，要主动选择，努力攻坚克难，着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转化在消费需求方面表现为“四化”：优化、虚化、分化、模糊化。所谓优化就是从追求“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所谓虚化就是更加追求精神层面的需求实现；所谓分化就是精神层面的需求，在本质上是一种偏好，在表现上分化为多元化的群体，从而产生了需求不断的多元化和冲突化；所谓模糊化就是随着需求的深化和发展，人们对自身的需求难以把握，需求分析成为一种专业化的领域，而为社会定义需求成为企业家的根本任务，这种能够定义社会需求的能力成为一种极其稀缺的社会资源。为了满足新的需求，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从广西层面看，党的十九大以来，广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5%、高于全国 0.3 个百分点，总量突破 2.5 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年均增长 3.6%。市场主体年均增长 11.5%。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分别增长 6.4%、3.9%，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11.3%，高于全国 2.7个百分点。城镇化率由 50.6%提高到 2021 年的 55.1%。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就，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广西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产业基础、金融资本、人力人才资本、创新能力等方面。从当前看，稳增长基础不够牢固，工业稳产增效难度大，投资增长仍较乏力，消费潜力释放不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艰巨，基层“三保”压力增大。从长远看，欠发达仍是最大区情，发展仍存在不少短板，综合实力较弱，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结构性矛盾突出，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服务发展能力不够，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优质资源明显不足，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偏少 。因此，我们牢记发展是解决广西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狠抓产业振兴，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新冠疫情暴发前后，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呈现出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逆全球化趋势。加上全球经济下行，抗疫波动及疫情的不确定性，叠加俄乌冲突带来的负向全球经济增长伤害，人们对短期、中期和长期收入的预期大大降低。当前，世界经济正在走出低谷，但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紊乱、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能源供应紧张等风险相互交织，加剧了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积极化解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确保在极端情况下，我国依然保持经济正常安全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

三、发挥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

2022 年中国GDP规模达 121 万亿元（约 18 万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美国占全球GDP比重分别超 18%和 23%。美国 2022 年GDP为 25.4 万亿美元，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约 70%，出于汇率变化因素，较上年（75.9%）有所下降。2000 年至 2022 年，中美经济规模差距从 9.1 万亿美元快速缩减至 7 万亿美元，2021 年相差 5 万亿美元。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贸易第一大国，已经形成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础。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国内大循环的条件和基础日益完善。从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总量上来观察，已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从生产供给看，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有形成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人口基础。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所在。当然，从存在问题看，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重大变化，也导致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需错配现象日益凸显。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看，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从外需拉动为主转向内需拉动为主，既有必要，也完全可能。如果始终以外需拉动为主要动力，就难以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和价值链高端化发展，同时，单靠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使得国内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如果全球贸易环境恶化或趋向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就难以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