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经济预期理论是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制度与机制建构的牵引

2019 年 8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福建省寿宁县下党乡 6 位党员来信的回信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乡村振兴中要发扬“弱鸟先飞、水滴石穿的精神” 。“水滴石穿”，我们都知道是指做一件事情要成功，需要长期坚持奋斗。下党乡正是经过了 30 年的不懈奋斗，天堑变通途、旧貌换新颜，乡亲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感、获得感。世界上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农业现代化都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实现的。英国从 14—15 世纪就搞“圈地运动”，用地租使土地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著名经济学家配第就是在经营农场中将农业生产成本计算到每一天。现在虽然搜不到英国现代农业实现的时间，粗略计算也有几百年。美国说如果现代农业起步于 1862 年的《莫里尔法》《赠地法案》，市场农业建立以 1933 年的《农业调整法》为标志，农业现代化也用了 70 多年时间。有人考证，法国现代农业开始于 1852 年的“第二帝国”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提出“理性农业”，时间也花了上百年。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农村、乡村振兴要发扬“弱鸟先飞、水滴石穿的精神”是有充分依据的。发展农村、乡村振兴非一日之功，我们靠什么坚持下去？从经济学上讲，“经济预期”理论可能就是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制度与机制建构的关键。

3.1 关于经济预期理论

经济预期、经济信心，越来越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为什么会这样？可能与市场经济现阶段的特征有关。亚当·斯密时代，市场总体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关键是如何通过微观发展分工、宏观允许自由竞争把产品生产出来。随着工业革命、内燃机技术、电子技术一次次生产力质的飞跃，供大于求日益成为市场常态。在供大于求的时代，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否有市场、卖得出去，成为生产者最关心的事情。凯恩斯提出自己的理论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经济都处于“大萧条”中，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基础与指向是“经济预期”。未来，是具有很大变数的概念，经济预期、经济信心也越来越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以，经济预期理论在乡村振兴中的指导作用就显得很重要。乡村振兴还是要表现为增加农产品的数量、提高质量。这些质优农产品卖不卖得出去？你说这个问题不重要吗？同样的市场，为什么有的产品“皇帝女儿不愁嫁”，有的产品促销手段用尽也不好卖？直接原因是对经济预期理论不熟悉，生产的产品不合预期。因此，还是需要对权威经济学家马歇尔、凯恩斯、缪尔达尔、弗里德曼关于经济预期观点有所知晓。

3.1.1 马歇尔的价格预期理论

大多数学者认为凯恩斯是“经济预期”理论的创始人。其实，“经济预期”的提出人是经济学家马歇尔。1890 年经济学家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在这本代表作中阐述了被经济学界称为“价格均衡预期”的经济预期理论 。

马歇尔把成本分为货币成本和真实成本。各种类型的实物资本、劳动和积蓄资本所需的“等待”合在一起，叫作生产的真实成本；为这些所必须支付的货币总额叫作生产的货币资本或生产费用，也就是由生产成本体现出来的产品的供给价格。通过对需求和供给的分析，马歇尔提出了他的均衡价格论。马歇尔着重考察了时间因素对均衡价格的影响。他把时间分为暂时、短期和长期三类。瞬时价格是供求暂时均衡的结果；短期价格一般是几个月到一年的供求均衡的结果；长期价格是长期供求均衡的结果。

马歇尔提出的“经济预期”的指向，是“静态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他主张形而上学的“连续变化”，确信经济变化和自然界的变化一样，是缓慢的、渐进的，没有本质差别，只有数量和程度上的不同。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指导思想，使他在构造经济理论的过程中侧重于静态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而采用边际方法对商品价格的均衡进行量的分析。

从这个视角看，经济学界不把马歇尔看作“经济预期”理论的创立者，也是有道理的。

3.1.2 凯恩斯“有效需求”中的经济预期理论

凯恩斯在《货币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谈到了经济预期的有关思想。在《货币论》中，凯恩斯提出了流动性偏好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人们在对未来事态的变化感到难于预测的情况下，都倾向于持有货币。这种心理状态，是流动性偏好赖以存在的一个重要依据。他认为，流动性偏好与长期预期与均衡值是一致的，而短期预期则使经济变化无常。这是他的“经济预期”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初步讨论了预期对企业主行为从而对经济活动水平的影响。预期利润或亏损对企业主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之所以是经济活动水平的主因，是因为投资的引诱力由企业主预期从当前投资上所能获得的预期收入与他为生产资金必须支付的利率的对比关系来决定。

预期概念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构成经济波动的因素之一。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预期的作用，并把它作为宏观经济理论的主导思想。他认为，预期是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决定性因素。凯恩斯对就业水平、货币供求、投资水平以及经济周期的分析与探讨，都是建立在预期概念之上的。

经济预期的源发机制是什么？凯恩斯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信心─投资─就业”的经济发展逻辑图景。在这幅经济发展逻辑图景中，凯恩斯的预期理论特别注重信心的作用，认为预期、就业都是以经济信心为基础的。这种观点是有实际根据的，投资收益、就业生产，都是指望未来经济向好，收益才能从可能变现实，就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卖出去。如果未来经济不好，投资会“打水漂”；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也不会招工扩大就业。

凯恩斯正是依托“经济预期”理论，彰显了他的理论“革命性”，他抛弃了古典的确定环境下的均衡分析，强调在不确定情况下的选择和决策。当然，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经济预期”理论还是充满了不自觉、不完善的初创弱点的。主要表现在对预期的论述是假设性的和零散的，而不是分析性的，有经验依据的。他的预期范畴特别缺乏可操作性。1994 年威利斯评价是客观的，“凯恩斯在本书中把预期作为外生变量加以处理”。

凯恩斯的预期理论特别注重信心作用的观点，在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中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也可能要经历打基础、建平台、树品牌、见效益等若干阶段。目前，正处于“打基础”阶段。我们在一个村调研，已经投入几百万元了，推土机仍停在没有平整完的坡上；果树才是幼树，等三年后才陆续挂果；加工车间还没有投产；从镇到村道路，还是弯曲的单行道；……这种情况下，没有对发展农村、乡村振兴的必胜、持续奋斗的意志，用一般经济思维：做任何经济活动都要“马上见钱、还要有赚头”，怎么能够干下去？！因此，在中国西南地区农村向农民普及经济预期观点，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实际需要。

3.1.3 缪尔达尔的未来收益预期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对经济预期的特殊贡献，可能在于他把经济预期定格、明确为“未来收益”。马歇尔通过价格讲预期，凯恩斯通过信心讲预期，相比较，缪尔达尔把经济预期明确为“未来收益”，其学术性、经济学的规范性内行人一看高下优劣就明白了。

缪尔达尔阐述他的经济预期思想时，建构了一个理论框架“循环因果关系”。这个理论框架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在于缪尔达尔的实际经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成立于 1947 年，缪尔达尔是该机构的第一任行政秘书。该委员会负责欧洲西北部许多经济体的快速重建和研究欧洲大陆南部地区的经济停滞。实际上他当时是很受器重的智囊团成员之一。这个循环因果关系理论框架实际上是一个逻辑方阵，如下图所示。

缪尔达尔指出，内部相关的经济变量是由需求、收益率和收入、投资和产出等因素组成。地区间的经济不平等，收入流和支出，循环强化了外生动力的传输。

缪尔达尔指出，事前变量主要是储蓄、投资等因素。缪尔达尔认为，不能将储蓄等于投资，企业家会根据未来收益来决定投资还是不投资。在这里，对未来收益的经济预期，就成了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了。

3.1.4 弗里德曼以货币均衡为中心的经济预期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76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里德曼在经济学的学术上最著名的贡献之一，是货币主义经济学派的主要提倡者。他主张在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之间有着一个紧密而稳定的连结关系，于是，他首先是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认为，通货膨胀是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所以，他极力主张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货币增长来遏制通胀 。按照弗里德曼的思路，经济预期应该盯住货币量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只要这个关系不出现全局性的问题，人们经济预期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在众多经济预期中，应该抓住通货膨胀这个重点问题。从理论上讲，经济预期是经济心理学问题，“人心如流水，人心难测”。人们的经济预期既复杂，又多变。但是，对人们心理冲击最大的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问题是一个物价纵向的对比关系，我们一方面在经济生活观察中特别是宏观调控中要把通货膨胀作为一个重点来关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弄清物价在不同经济体制下的运行特点。自然经济体制下，人们的关注中心是实物，价格并不是人们的关注重点；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几十年不变，但‘发的票证’越来越多”；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总趋势是允许价格每年 2%以内增长。市场经济下生活的人们，既要享受物质商品越来越丰富的好处，但对每年 2%以内增长要习惯。为什么？每年物价下降 2%不是更好吗？如果每年物价下降 2%，厂商大多不愿生产了，结果是供应全面、持续减少，物价可能更高上涨。

弗里德曼通过对货币量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的分析，抓住通货膨胀这个重点问题，就为经济预期实现可控性提供了理论上的工具。这个工具是什么？不引起通货膨胀的货币供给。政府要控制通货膨胀，只有在法律框架内控制货币增长。

弗里德曼的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理性预期”学派。从“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穆斯的《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文章可以看出，所谓“理性预期”，仍然要以货币供应量基础上的价格变动为基础，也说明了“理性预期”与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理论之间的关系。

在乡村振兴中应用弗里德曼的经济预期理论，在乡村振兴发展产业中，我们也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农产品的通货膨胀，农产品涨价要合乎规律。比如,2019 年出现了猪肉价格上涨过快，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短期、结构性的通货膨胀。我们在农业战线，特别是在养猪业的同志，不能说：“农民穷，肉价涨有利农民增收。”也要同党中央、国务院保持认识上、行动上的一致。为什么？农民贫穷状况的改变，从根本上讲不能依靠涨价来解决，要靠市场经济、科技进步。我们不能为眼下猪肉价格上涨过快带来的一点利益所迷惑。价格上涨过快、猪肉价格超过了城市一般居民的货币支付力、心理承受力，带来了需求萎缩，总利润减少，实际没有多少意义。历次通货膨胀的事实说明，物价暴涨，得好处最多的是投机商，不是生产者。况且通货膨胀带来的政治失望、混乱是灾难性的。

3.2 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经济预期分析

中国西南地区农村如何运用预期理论，实现乡村振兴？结合西南地区农村的实际，我们认为，消除极端化思维、正确处理预期条件问题、把握预期动态的阶段性特点可能比较重要。

3.2.1 要消除自然经济三种极端化片面性对经济预期的影响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材中指出，学习经济学的好处之一，是提高我们在经济选择中的理性水平。“选择中的理性水平”，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使我们的经济预期与市场经济的实际特别是未来收益水平一致。“经济预期与市场经济的实际特别是未来收益水平一致”，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一件事。无论是在自然经济时代，或者是在市场经济时代，经济预期常常与客观实际相差甚远，我们常常以“我以为”为轴心来构建自己的经济预期。

中国西南农村在乡村振兴中兴衰成败的关键之一，在于西南农村的发展能否逐步与市场实际一致 。这就是一个经济预期问题。中国西南农村干部、群众的经济预期有什么用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指出，要把他在理论上分析“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一种条件和局势”，与作家雨果的《小拿破仑》联系起来。作家雨果的《小拿破仑》是文艺形式，它的长处在于写出了一个个人的行为，缺陷在于文艺形式的自身局限：不能从整体、本质把握历史事件本身 。经济客观方面是不会说话的，必须通过人把客观情况凝聚成人的认识和共识，并通过人的行动即奋斗使客观规律变成实际生活。其中，就经济发展来说，经济预期是人把客观情况凝聚成人的认识和共识的核心。搞一个经济活动，别指望有收益，即无预期，人们马上会纷纷离开经济活动；预期不正确，对经济活动的本身影响也大。

彝剧《杨善洲》说明了经济预期在中国西南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杨善洲 1986 年退休后，放弃了组织为他安排在昆明安度晚年的机会，在大凉山创办了林场，一干就是 20 年，植树 7 万亩、修建林区公路 26 千米、架设高压线路 15 千米、解决了 4 个村 1 万多人的饮水问题、带动了 100 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等等。资料显示,1986—1991 年，是林场最困难的时候，经历了资金短缺、林场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多、鼠灾、毒草侵扰等灾害，住在牛毛毡房里、点着马灯，杨善洲一个退休地委书记每月只有 70 元生活费，……这种日子，没有共产党员的信仰支撑下的“预期”，怎么坚持得下去！

研究中国西南农村在乡村振兴中的经济预期问题，也是很复杂的事情，存在三个方面的任务：清除自然经济关于预期问题的影响；树立与市场经济一致的经济预期；精准树立能够在市场风浪中取胜的经济预期。

要清除自然经济对经济预期问题的影响，我们认为具体可能有三个问题要引起重视。

1）无经济预期

马克思在为印度、中国传统社会写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中指出，封闭、狭隘是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主体性、首创精神没有开发出来。人们处于一种“无意识生存状态”。得过且过，“日图三餐，夜图一宿”，“30 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都是这种无预期的表现。人们没有经济预期也不是好事，人没有了追求，经济发展离开了人的追求，一切将是空话。农民主要是通过创业来提高生活水平，因此农村创业状况一定程度反映了农民经济预期情况。通过对重庆市黔江区乌杨村调研发现，山区农村目前存在创业领域小、分散、自主创业少等特点。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在实践中也发现了答案。山区农村、农民个人自主创业，提高追求未来收益预期从愿望到能力不足，这个问题短期内解决不现实。但是，山区农村、农民合作创业的愿望、能力也不可小看。不然，新型合作经济不会从沿途到内地、从平原到山区普遍发展起来。因此，当前还是要利用合作经济平台，逐步提高山区农村、农民摆脱自然经济的无追求局限。

2）“一锄挖个金娃娃”

“一锤子买卖”的经济预期，对市场经济的破坏性也很大。在中国西南农村，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牺牲未收益，“一锄挖个金娃娃”的自杀预期还大有市场，这也是值得重视和担忧的。苏全梅 2009 年在《生意通》杂志的文章认为，这种“一锄挖个金娃娃”的经济预期，对农村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之一——发展特色产业特别是养殖特色产业危害很大。有人还列举了养鹅，认为放牧养鹅是农家短、平、快的致富途径。山区生长着众多的鹅喜食的野生牧草，如水稗草、蒲公英、鸡眼草、鹅冠草等，营养成分高，污染少。每年 4—5 月雏鹅开始放养，至 9—10 月即可出栏，每只出栏鹅仅耗料 4 ~ 5 千克。如果放牧养鹅 700 只，共耗料 3 000 千克，出栏体重达 4.5 千克左右，按现价出售净利 1 万余元。如果种草养鹅，其直接成本不超过 15 元/只。但是，一次养鹅也只能赚 1 万余元，也存在技术要重新学习的问题，要负担一些风险。有“一锄挖个金娃娃”经济预期的人，也嫌赚钱慢又麻烦而不干。山区乡村振兴起点低，能干大事、赚大钱的机会又不多，养鹅这种麻烦一点又能赚钱的事若不干，又干什么呢？

3）各种投机牟利

俗话说“耍小聪明、赚点小钱”。猪肉、蔬菜泡水，耍秤短斤少两、以次充好等“耍小聪明、赚点小钱”在中国西南农村也不时可见。不予以反对，争取逐渐减少，西南地区乡村产品的信誉、品牌怎么树得起来！

经济学在中国是最晚对国人产生影响的社会科学。有资料显示，中国的“经济学”概念是从日本引进的。中国最早讲的“经济”，就是经世致用。政治味道浓于经济。因此，国人对经济学知识总体是欠缺的，经济理性也容易走向片面化。比较常见的是，一些人要么对挣钱不感兴趣，“钱都挣得完吗？”这是容易听到的一句话。要么又急于发财，总希望一夜暴富，不愿干马拉松式的或细水长流式的经济营生。对挣钱不感兴趣，总体上是不对的。市场经济就是无限的商品与货币循环过程。找钱，先决条件是提供社会需要的商品或劳务。找得到钱，就说明了你为社会提供了需要的商品或劳务，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人们对找钱感兴趣，所以，市场经济需要人人为社会做贡献的好事。只是违法的钱，一分也不能找！经济生活的实践说明，无论社会经济如何发展，当老板始终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为社会提供了需要的商品或劳务，得到工资或工资较高而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就不错了。还有，无论是老板或“打工的”，富裕起来都是一个马拉松式的或细水长流的过程。对老板或“打工的”来说，急于发财、一夜暴富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数老板只能得社会平均利润，大多数“打工的”能力提高、职级提升也需要时间。分析以上这些对经济“主观臆想”的观点，都是片面性作怪。对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的学习，要和树立辩证法的思考问题方式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教给我们的基本方法。

3.2.2 逐步掌握预期条件与理性预期关系分析方法

要树立与市场经济一致的经济预期，就要弄清市场经济基本要求即特点是什么？

市场经济基本要求即特点，我们认为亚当·斯密和张维迎的观点，值得重视。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章中指出，市场经济也是一种以“交易”为核心的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存在穷人与富人的区别？所谓“穷人”，就是同别人进行交易或交换太少的人。反过来说，一个人摆脱贫穷的路径应该是努力增加同别人交易的物品。值得指出的是，可以同别人进行交易的东西不断在增加。现在很多无形资产也被纳入了商品、可交易之列。比如，不仅有形商品被列入了可交易的行列，许多无形资产，也被纳入了可交易之列。比如，订单、专利、商标。

张维迎在《市场的逻辑》中提出，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是与陌生人合作，为他人创造价值，也就是为别人创造幸福。你为别人创造价值、创造幸福越多，你也就容易发财，收入也就越多 。

综合亚当·斯密和张维迎的观点，市场经济要求有两条：争取用自己的劳动产品同更多的人交易；在交易中为别人创造价值、创造幸福，自己发财，收入也就越多。

这样看来，市场经济就简单了，在我们身边了。

现在问题是，生活中有人不是在增加别人想要的产品基础上去发财、增加收入。这就有缘木求鱼的味道了！这种不是在增加别人想要的产品基础上的经济预期，也有可能走上“卖拐”即忽悠的邪路上去。

有一个故事，说明了不能给人带来幸福的经济行为，即便能取得一时的收益，这条路最终也是走不通的。相传一个小镇上有一户人家，起初日子艰难，但是，后院有一几丈悬崖下有一口井水。井水清澈，甘冽沁脾，远近闻名。一天家中有过路秀才前来借宿，虽穷但招待尽心。秀才临别时说：“家既好井，何不烤酒也可改变家中窘境！”于是，修书荐这户人家的儿子前往山外自己家学习烧酒技术。几年后，这户人家的儿子学得制酒技术回家利用自家井水开起了酒坊。俗话说，“好水好酒！”生意日益兴隆，这户人家迅速殷实起来。这户人家的父亲一生十里八乡，没有多少见识，且还当着家，琢磨：酒，水也！酒卖钱，就是水卖钱。何不在烤好的酒中加些水，这样就能赚更多的钱！于是，在烤好的酒中加了些水。买酒人回家喝后又买时问道：“你们家酒比以前淡了些！但甘甜之味如旧。”儿子也给买酒人的话吓住了，对父亲说：“卖酒得讲良心，再加水卖不掉怎么办？”这家人父亲训斥儿子说：“良心，值多少钱一斤？酒不加水，什么时候能发家？少加点就是了。”照样在烤好的酒中加水，只是少了些罢了。不久，这个地方发生了地震，这家人的井水在地震中没有了。吃水也要到一里地外挑。这家就到一里地外挑水往酒里加水。以后凡喝过这家人卖出的酒的人都说，不是以前那个味了！纷纷去别处买酒。这家酒坊不久垮了！这家人的日子又像从前那样艰难！

这个故事说明，不能让其他人幸福的经济行动、想法后果严重！

如果中国西南农村在乡村振兴中按市场经济这两个要求行动，树立经济预期，乡村振兴特别是产业振兴也没有想象那么难，耗费时间也可以缩短。

3.2.3 预期理论的“四个阶梯”与乡村振兴中经济预期的动态性

1945 年出生于新泽西州，毕业于罗切斯特大学的理查德·塞勒——行为金融学奠基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荣获 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查德·塞勒曾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但是，自 1995 年起任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行为科学与经济学教授、决策研究中心主任至今，查德·塞勒跨越了我们传统认为的学术和理论的“界限”。2008 年，他和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法学院的律师凯斯·桑斯坦合著了《Nudge:关于改善健康、财富和快乐的决心书》一书。塞勒甚至也在 2015 年的金融电影《大空头》（以文学化手法描写过去十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部电影）中客串了一个小角色。

查德·塞勒将经济学与心理学分析的跨界融合，在行为经济学领域做出突出的贡献。经济预期问题研究，也可归属于行为经济学领域。所以，我们尝试运用查德·塞勒的“人类和‘自控’之间的斗争”的观点，分析中国西南农村在乡村振兴中树立经济预期的状况与过程。

“人类和‘自控’之间的斗争”的观点，是查德·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的三个创新性贡献之一。这个观点的主要内容是：人们只有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每月小存一笔的时候，才会奋力工作。这是为什么呢？塞勒及其从事行为经济学的同事们，通过开发出“未来-当下”这种新模型来解释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根据这个模型，作为自己资金的管理者，我们会混淆“当下”和“未来”两个部分的资金概念。比如，原本每月存入 10%的资金作为备用，会被购买雪地轮胎或修理楼上的厕所这些当下现实支出所替代。这就是“当下”和“未来”的矛盾。我们以为这是“当下”可以支出的资金，实际上我们在为未来做储备。怎样才能把“当下”和“未来”的矛盾处理得好一些？要依靠一种自我斗争之后的“心理暗示”。

由此可见，所谓“自控”，就是一种心理暗示。这种“自控”或心理暗示，又是我们处理好“当下”和“未来”的矛盾不可缺少的因素 。

中国西南农村在乡村振兴中树立经济预期的状况与过程中，查德·塞勒的心理自控观点在于，它揭示了西南农村在乡村振兴中树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预期的切入点。

实践证明，中国西南农村摆脱自然经济影响，树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预期，没有在农村以“当下”和“未来”为背景的，或者是说正确预期在于处理好它们的关系的“自控”，经济预期面临的实际问题解决起来会变得“无解”！有一个在农村不止一个地方出现的龙头企业与农民矛盾的事例：龙头企业与农民都有不遵守合同的记录。当市场商品下降时，龙头企业为了减少市场价格下跌的损失，往往就不按合同规定或约定价格收购农产品，农民意见不小；当市场行情好、价格上升时，往往农民又容易不按合同由龙头企业收购农产品，而要自己直接销售，龙头企业也有意见。如果龙头企业与农民不同步加强自我控制，增强契约意识与精神，可能神仙也不能解决这类“扯皮”的事情。

3.3 西南地区农村“经济预期”的策略选择

中国西南地区农村在没有积累丰富经验的情况下，如何进行预期选择？可能主要是要选择适应形势的预期，另外，要分类进行选择。比如，合作社与独立法人经济预期选择会有若干差异。中国西南地区农村合作社与独立法人，是经济预期选择两个主体，只要他们的经济预期选择相对正确，大局定矣！

3.3.1 适应经济形势的“经济预期”的策略选择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有一个重要观点——适者生存。至少目前已经知道的生物学证据，支持了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领域中目前主张谨慎应用观点的人居多。至少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经济发展中，这个观点具有相当适用性。

“适者生存”，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竞争规律起作用的范围内，这个观点是发挥作用的。像下河游泳一样，每个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企业，包括农村以生产农产品为主的企业，首先面临的都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竞争规律洗礼。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背景下所有企业必须经过的“第一课”。这“第一课”及格或优胜了，以后的发展道路才能展开；若“第一课”考试失败，企业就此消亡了。

因此，西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还是要在“第一课”至少争取考试合格。经济预期问题，首先要解决在“第一课”考试至少争取合格问题。

怎样才能争取在“第一课”考试至少争取合格？据目前研究的资料基础，具体要解决适应经济形势的“经济预期”的策略选择。

适应经济形势的“经济预期”，首先要分析经济形势。树立经济预期的经济形势分析，要抓住三个重点：

第一，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阶段，要判断处于“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即产品是供不应求或是供大于求？不同的市场阶段，决定了市场环境，要具体根据环境来确定经济预期的“上限”或“底线”。有人认为，在供不应求市场环境下，要以“上限”为基准来确定经济预期。即弄清楚“自己尽最大努力能赚到哪些钱、有多少”？供大于求市场环境下，要以“底线”为基准来确定经济预期。即弄清自己在保证不亏损或少亏损情况下，“自己尽最大努力能赚到哪些钱、有多少”？

第二，当前的供求关系及其价格趋势。供求关系及其价格趋势都是具体的。包括西南地区农村面临的供求关系及其价格趋势，都有两个关键支撑点：一是供求关系及其价格趋势受经济基本面（国家与区域经济大势、购买力、具体农产品量与质）影响，还是季节性、周期性影响？二是价格运行处在底部、合适、高位？不同支撑点下的供求关系及其价格趋势时间、应对策略是不同的。经济预期策略有人也提出了两个选择：“在忍受中求重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具体如何选择，不是一个理论分析，而是一个“运用之妙，存乎于心”。

第三，自己（农村企业）能力。有句话叫力所能及。意思是说，能力之外，自己就办不到了。包括农村法人企业的能力，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过去，我们讲能力是关注现实的资产、市场、资金流等。有人认为，这些是现实能力，还应该关注潜能或潜在能力。比如，创新型企业及产品，市场潜力大于现实能力。西亚地区农村发展也存在这个特点：市场潜力大于现实能力。搞经济，可能最讲力所能及。凯恩斯反复强调，需求、购买力都要讲“有效”，即有生产要素支撑特别是有货币支付力。经济形势分析了、需求与价格也清楚了，自己即法人能够做哪些事？才是企业发展关键所在。如果有能力相匹配，这样的经济预期才能实现。能力，是对经济预期的一次最后、近乎精准的矫正。

三个重点如果抓住了，经济形势分析从总体到具体也就有了把握，在此基础上确立的经济预期，至少基础牢固了，就不会出现重大、不可挽回的失误。西南地区由于高山隔阻、峡谷幽深，对于经济大势及时把握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农村地区尤其如此。随着 4G、 5G互联网技术普及到村庄，给人们把握经济大势创造了条件。但是，并不等于经济大势从网上一搜就有了，利用这些资料结合自己实际进行研究、再研究仍然是不能替代的。在西南地区让每个村庄都有研究经济大势、建立农业经济预期的人才、条件可能不现实，以县为基础、延伸到行业协会、农产品品种的研究体系及其研究成果共享体系，是可以逐步建立并完善的。

3.3.2 作为合作企业“经济预期”的策略选择

“宁为鸡头，不作凤尾”。喜欢单打独斗，不愿不会当“经济配角”即做配套企业，这种思想在经济落后地区还广有市场。

学者刘小兵认为，集群式竞争与创新都有优势；学者向明生进一步论证了中小企业组成集群式参与竞争的重要性 。

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世界市场经济已经有 500 年左右的历史，“跑马圈地”时代已经结束，集群创新基础上的竞争已经成为“主流”。浙江省“农村创客”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和“新农人”。2017 年“农村创客”就有 1 600 多人活跃在浙江农村。原来，浙江“农村创客”素质高，又成立了各种组织或联合体，有这么多“靠山”，当然在农村一出手，就非同凡响！浙江成立了农创客发展联合会,1 600 名农创客本科以上学历占 56%，有 18 个“海归”，并同恒丰银行、省区域合作会、创投平台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与浙江比较，就知道我们西南地区农村发展为什么尽管有多方扶持，仍然步履艰难？同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广泛合作，乡村振兴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我们树立经济预期选择面才会宽广！

我们西南地区农村在树立经济预期中，都会觉得选择面窄，甚至没有选择。选择路子狭窄，经济预期是“自己没有选择，说了不算数”！由此看来，西南地区农村在树立经济预期中，必须打破“选择面窄，甚至没有选择”局面。怎么才能打破选择的窘境？发展合作。

中国西南地区农村发展的合作主要选项：政府+龙头企业。农村特别是村庄独立打开同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广泛合作还是凤毛麟角。为什么不能尽快、较大面地打开？一是农村人才素质需要逐步提高；二是需要利用、搭建平台。有句话说“握手、谈判是在同一层次的人之间才有的”！这句话听起来刺耳，却是生活中的现实。浙江“农村创客”为什么能在短期内建立那么些同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广泛合作的成绩，原因在于他们是带着原来优质社会关系去农村的，去了农村要发展新的社会、市场合作关系，凭他们的素质+气质+气势也容易取得信任，增加成功的可能。这样，人的素质+气质+气势又与市场和社会组织平台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

西南地区农村发展的合作选项要增加社会、市场方面，切入点一是尽力通过各种途径吸引城市较高素质的人参与乡村振兴；二是普遍提高村民素质。这两方面都重要、有作用。比如，派村第一书记就是一条成功经验。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之所以能普遍开局，一些地方在不长时间内发展成绩显现，村民对未来发展的预期至少信心大增，与派村第一书记举措关系极大。

“选择面窄，甚至没有选择”，这是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中面临的窘境，合作又是打破这种窘境的途径。现在的问题就聚焦于能不能合作上面了。无论是与政府、与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都面临两个问题：一是门槛即条件，二是利益。在经济生活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门槛即条件都是强者主导或“说了算”。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中遇到门槛即条件问题时，要分析谈判的实力或力量，既然能有合作之可能，实力或力量的强弱，只是相对的。某些政策也弥补了实力不足，对这一切要心中有数，该让步的地方不执拗，该维护的利益要锱铢必较。在处理合作利益上，要提倡把不算账与算小账结合，为长远利益“都后退一步天地宽”。这样才能既维护当下利益，也不至于掀了“合作的桌子”。

3.3.3 作为相对独立生产单位“经济预期”的策略选择

为什么要界定为“相对独立生产单位”？我们认为，一个企业或法人在法律上的定位与在经济上的定位是不能相同的。从法律角度看，只要具有企业或法人法律地位，企业或法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也必须独立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但是，从经济学的观点，市场竞争现今是集群竞争、产业链竞争，每个行业必须有、必定有实力最强的企业，行业内的所有企业必须与这个有实力最强的企业结合成集群、产业链关系，竞争才能有序化，实力最强的企业以下的企业自身才能生存发展。这看起来违背了平等原则，是“老大领头下的市场经济”。但是，有人说，平等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选举无论穷人或富人，一人一票，这就是政治平等。经济是以股份、效益、创新实力为标准或基础的，股东大会投票权都是以股份多少划分投票权，不是一人一票！所以，“老大领头下的市场经济”是符合经济原则的。

在“老大领头下的市场经济”现实下，除了当行业最强的“老大”，其余企业能做个独立生产单位也不错了！

中国西南地区农村在乡村振兴中虽然取得了与城市平等的发展权力。由于经济发展是以实力为标准或基础的。乡村振兴中农村能够取得与城市、与其他城乡企业“相对独立生产单位”就不错了，就打开了发展的大局。

云南省鲜花产业“从专到大”的路径，给了中国西南地区如何“做大”提供了实证范例。

云南省鲜花产业已经是蜚声中外了，云南利用自己的地理、气候、土壤优势，从 1995 年开始发展“鲜花产业”，经过 25 年奋斗，在国际鲜花市场已经有荷兰等生产强国的环境下，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市场天地。2018 年生产鲜花 114 亿枝，盆栽花 4.3 亿盆，产值达 529.9亿元人民币，带动了红河、曲靖、楚雄、丽江等一大片农村地区的发展。

云南发展“鲜花产业”取得重大成功的例子，也是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信心提升的一个鲜活案例。这个案例说明了农村发展三个道理。

第一，农村发展必须发挥地理、气候、土壤等客观要素优势。农产品质量与特殊农村区域的地理、气候、土壤等客观要素优势联系在一起。比如，茅台酒只能贵州省生产，拿到东北与浙江生产，同样技术也不能生产出和茅台酒同等质量的好酒！这就是古人所讲的“南橘北枳”的道理。乡村振兴必须从发挥地理、气候、土壤等客观要素优势出发。

第二，尽管强手在前面，农村还有发展空间。云南发展“鲜花产业”的时候，国际鲜花市场早已经有荷兰等生产强国了。但是，农产品不仅受空间的地理、气候、土壤等客观要素制约，也受时间制约，俗话说的“保质期”“新鲜度”。虽然现代技术可以打破原来的“保质期”“新鲜度”界限，但是完全消除这种制约可能性不大。由于上述时空的影响，什么时候农产品市场也不可能完全被占尽！这就给了我们后起步的农村发展的无限可能。当然，这种开发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需要才能、知识、见识、技术、模式、组织、条件、坚持等因素的组合。

第三，要专而大。农业发展起步专比工业品更容易，但由专到大更难。云南省的鲜花产业就具有专而大的特点。专就是鲜花，鲜花里面的品种也多（大）。鲜花也是云南省级特色即专业产业，联系着国内国外大市场。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中，学习云南的“鲜花产业”要专而大的经验有特别意义。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西南地区乡村一些干部、群众在讲到发展时，“专”注意不够，却有许多“大”的想象。离了“专”的“大”，可能只是一种想象！弄不好会变成大话的笑谈！

云南省鲜花产业发展的逻辑值得中国西南地区在乡村振兴中借鉴。农产品包括鲜花的“专”，怎么才能产生？必须立足、借助特定的地理、气候、土壤等客观要素优势。“做大”的前提是什么？多。云南省鲜花里面的品种多，自然逐步大了。怎么突破土地、地理局限做大？红河、曲靖、楚雄、丽江等一大片农村地区联合起来闯市场！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首先提出并推动的，从发展经济学来看，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理论视域。

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有“自上而下”特征，过程参与因素是综合的，特别是不能将政治、经济、社会割裂开来看待。

中国西南地区农村创造的“联合指挥”制度与机制，或许不仅有实际操作性，也有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