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双碳”目标是中国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机遇

2.3.1 “双碳”目标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引导我国适时进行低碳转型，以低碳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同时，“双碳”目标还将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及时遏制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发展势头，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带动大量的绿色金融投资，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岗位。我国提出的“双碳”目标，不仅反映了“共区原则”和以发展为基础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表明了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积极态度。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克服许多困难，如工业偏重、能源偏煤、低效率、高碳发展路径依赖等。因此，实现“双碳”目标是复杂的、科学化的系统工程，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要把握好发展的步调，积极稳妥地进行，避免“一刀切”的简单化，避免因改革不力造成的落后、低效的投资。碳达峰不是攀高峰，更不是冲高峰，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为了达到碳中和的目的。碳中和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必须走出成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道路。

我国将用40年时间实现碳中和目标，其中前10年是用碳达峰检验我们的行动方向、推进路线、技术路径。最重要的是，要真正把碳达峰指标变为碳中和目标的分解依据，而不仅仅局限于绿色工业、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子系统目标的理念层次，而是要真正构建完整的行动体系。同时，碳达峰目标不仅是为了完成数字，更重要的是新发展模式的形成，要规划出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低碳、可持续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大幅减少碳排放量，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这一体系，要在碳达峰过程中进行验证和不断修正，不断适应技术革命的新形势，确保行之有效。

对我国来说，碳中和的确立绝不仅是为了顺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时代潮流，而是为了我国绿色健康发展行稳致远，更是为了全人类的永续发展福祉。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来看。“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对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很高。根据IEA和BP统计，我国已于2017年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并于2018年取代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净进口国。2020年，中国消费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分别有超过70％和45％来自进口，如果能用风能、太阳能等全球分布相对均衡的绿色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将打破我国资源过度依赖海外进口的现状。而利用这些新能源的关键，取决于我国的新能源技术水平和制造业能力。未来在新能源利用领域的技术成熟后，我国有望从“化石能源进口国”转型为“新能源生产能力出口国”。在过去五年，我国在许多绿色能源技术的制造领域已经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加快能源转型将巩固我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技术价值链中的地位。从发展新动能来看，技术进步率对经济增长有着持续且巨大的推动作用。据测算，在1980—2010年，我国的技术进步率基本维持在4％～5％的水平，但在2010—2018年，随着我国逐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技术进步率逐渐下降到了2％。碳中和将促使我国在绿色低碳技术上进行研发投入，从而为我国未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与产业数字化转型、新基建等其他选项相比，碳中和将是新发展阶段推动技术进步提升的最大动能，能带来更大的经济社会系统性的深刻变革。事实上，我国已经开始在“十四五”规划中制定具体的行动，第十四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指出，我国力争将下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中的份额从2019年的12％左右提高到2025年的17％。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实现碳中和目标，不仅仅是一场能源革命，还将推动我国绿色低碳技术水平的大幅提高，以及人民生活方式向绿色转变、生态文明价值观深入人心。这一全方位的变革，不是某一部门、某一省市、某一行业的事，而是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的大事，需要不断深化。

总体而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设定是为了我国经济能够长远持续地发展，尽管我国从“十一五”以来不断推进节能减排，但在推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仍会面临较大的挑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但机会总是与挑战所并存的，在面临较大挑战的同时，碳达峰、碳中和的推行也会给我国经济带来新的机遇。

2.3.2 中国能源碳排放总体情况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迄今为止社会生产模式的重大变革都与人类生产生活中主要使用的能源变更息息相关。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对能源供应的数量、稳定性和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热值更高、供给更加稳定的能源供给支撑起了机器大工业生产，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最终推动了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电气化使得能源终端消费和能源初始供应进一步分离。社会化分工提高了能源供应效率，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能源变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驱动，相辅相成。现阶段，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主要使用的能源资源仍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为主。相较于煤炭、石油，尽管天然气开采生产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污染较低，具有热值较高的特点，但并非零排放。根据IEA数据，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中，煤炭的燃烧和使用贡献了约44％的二氧化碳，石油贡献了34％，天然气贡献了约21％，其他能源排放量占比不到1％。当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据了较高比例时，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都将产生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2）》，2021年全球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为82％，较5年前的85％略有下降。

近些年来，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低碳化、清洁化趋势（表2-1）。2003—2020年煤炭消费量比重从70.2％下降至56.8％，共下降13.4个百分点；天然气消费量则从2.3％提高到8.4％，清洁能源（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消费量从7.4％提高到15.9％，合计占比提高14.6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双碳”目标下全社会能源结构需加快转型，相关机构预计，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将显著提高，2025年达到21％，并于2030年达到甚至超过25％，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超过80％。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稳步下降，过去很长时期内我国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2030年前煤炭占比进一步下降，石油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稳中有升，随后开始逐步下降。天然气占比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天然气的消费比重在2030年达到10％以上，并一直保持到2050年，此后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储能技术的成熟及零碳、负碳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天然气消费占比将回落至个位数左右。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第二、三产业的生产活动进一步扩张，2005年我国“十一五”规划中首次对节能减排提出要求后，我国宏观经济开始发生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产业结构，2005年我国三大产业结构占比次序分别是第二产业占比47.02％、第三产业占比41.34％和第一产业占比11.64％。随着2005年以后我国在节能减排方面不断加大管控力度，我国第二产业在总体工业总产值中的贡献占比在2006年达到47.56％的顶峰后呈现下降趋势，至2020年仅为37.82％。过去20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呈上升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二氧化碳总体排放量从2005年的58.24亿t增长到2019年的107.07亿t，增长将近一倍（表2-2）。2005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到2019年，我国已经是全世界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量比重达27.92％。其次分别是美国、印度、俄罗斯和日本，占比分别为14.5％、7.18％和4.61％，可见我国亟须控制碳排放量。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中国统计年鉴。

虽然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较高，但在控制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实现绿色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方面，二氧化碳排放增速明显放缓。2005—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速约达8％，2011—2015年下降至3％，2016—2019年进一步下降至约1.9％。另一方面，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逐步下降。这些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能源结构的不断调整。

2.3.3 发达国家实现“碳达峰”的启示

目前已实现碳达峰的国家无一不是在节能低碳技术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技术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主要依靠能源利用技术水平提升及各类用能装备效率提高。技术和装备进步，依靠内生的创新非常缓慢，引进其他国家成熟的技术和装备是通常的捷径。对一个大国而言，能效水平难以短期内上一个新台阶，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能效提升有助于碳达峰，但对碳中和边际效应递减。纵观发达国家基本都在实现碳达峰基础上，又逐步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脱钩。近50年来，全球发生了多次的石油供应危机，导致全球油价暴涨。发达大国一方面加大力度掌控全球石油资源，确保本国能源供应安全；另一方面严格控制交通、工业、建筑等主要部门的碳排放量和强度，同时，节能低碳技术和能源装备在发达国家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

特别重要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推行对环境污染的严厉措施和惩罚机制，迫使工商业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使用，加速了国内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三高”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最佳选择地，成为接受“三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最多的国家，为配合这些产业转移，我国各地兴建以制造业为主的各类产业园区，打通产业链条，上中下游全力配套，各产业基本上形成了100 km范围内的生态圈。四十多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全球最大的制造大国、用能大国和产业工人大国，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发达国家在转移出“三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后，产业发展集中于设计、研发、集成、品牌、管理、传媒、娱乐、金融、贸易、航运、高端装备和高端制造业等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三低”）产业，实现了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碳排放自然达峰。同时，人均GDP继续增长，人均工作时间减少，全社会进入发达经济阶段。

“十二五”以来，为适应新发展阶段我国致力于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转型，以期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2.3.4 “双碳”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资源能源禀赋等因素影响，我国要用不到10年的时间实现碳达峰，要比欧美碳达峰过程克服更多挑战、付出更大努力。一是能源结构方面，我国能源结构偏煤，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高达85％左右，燃煤发电更是占到全部发电量的62％左右，构建新型电力体系任重道远。二是产业结构方面，我国产业结构总体偏重，包括电力在内的工业源碳排放占比高达80％，钢铁、化工、建材等传统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低碳转型压力较大。三是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当前制约我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低碳发展乃至零碳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当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化发展阶段，未来15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仍需保持合理增速，能源资源需求将刚性增长。在此形势下，我国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仅要深化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更要加快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能源方面

从能源发展规律看，人类最初利用生物质能，之后才用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使用时间不长，能源结构经历了从低碳到高碳再回归低碳的演变过程。一次能源结构正以油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为主导，转向以太阳能、风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为主导，电能将成为主要消费品种。清洁能源要转化为电能，电能生产和消费主要来自清洁能源；化石能源要逐步退出能源生产和消费领域。电和热的生产主要依靠可再生能源而不是化石能源，实现“清洁替代”。消费领域主要依靠电能替代化石能源，实现“电能替代”，通过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实现能源领域减碳目标。据IPCC评估报告，实现2℃温控目标，到2050年全球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要达50％左右（44％～65％）；实现1.5℃温控目标，清洁能源占比要更高。

2020年，在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高达56.8％，煤电占比约72％。能源禀赋决定了煤炭的基础性地位，煤炭是能源安全保障的“压舱石”。在我国已探明的一次能源资源储量中，油气等资源占比约为6％，而煤炭占比约为94％。煤炭的清洁开采与利用，无论从理论、实践上还是技术、经济上都已相当成熟。从碳中和的政策导向看，煤炭清洁利用潜力必须深挖，这也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2022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发布〈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2年版）〉的通知》，划定了8个煤炭利用领域的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明确了改造目标、改造和淘汰时限及配套支持政策等内容，要求加强相关工艺技术装备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快企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改造升级步伐。

煤炭行业要有“伤筋动骨”的举措，推动煤炭绿色转型发展，实现从煤炭勘察、开采、加工利用、废物处理等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转变，推动煤炭由单一燃料向“燃料＋原料”转型，推进分级分质利用，实现煤炭行业向绿色化、大型化、规模化、集约化、低碳化和智能化发展。按照“绿色矿山”的标准建设矿山，重视安全和绿色开采；在保障安全前提下，把能采出来的煤炭开采出来，实现煤炭行业的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公平、更可持续、更安全的发展。一些学者认为将“去煤化”、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碳达峰、碳中和的根本途径，这可能是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一种好的选择；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受到冲击最大的必然是煤炭行业。当然，如果没有煤炭的生产和消费，我国能源安全可能无法保障。因此，从我国富煤少气贫油的能源资源禀赋出发，必须重视煤炭生产、转化方式变革，将发电排放的二氧化碳转化成有用的材料，实现煤炭消费的“近零排放”。要实现从煤炭燃料向原料转变，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污染型向绿色环保型转变，高危型行业向安全型行业转变。煤炭开采要推进煤矿掘进、采煤、运输等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由“人力驱动”向“科技驱动”转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从机械化向智能化转变，完成产业升级与产业链延伸。在保障生态安全上下功夫，从降低安全事故向职业安全健康转变，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另外，将电、热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如氢能、风能等）聚合集成起来，通过电力物联网提高能源清洁化和电气化比例，进而改变未来的电力配置和消费格局。我国清洁能源资源丰富，但资源富集地区与使用负荷中心并不吻合。水电资源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占全国总量的67％；风能资源集中在“三北”地区，经济可开发量占全国的90％以上；西北地区的太阳能资源占全国的80％以上。然而，约70％的电力消费在东部沿海和中部省份，负荷地与资源富集地相距1 000～4 000 km。加快“源网荷储一体化”的电网结构调整及数字技术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融合，实现大规模消纳清洁能源，实现风光互补、区域互济、电力生产消费平衡，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煤炭消耗和能源生产结构以煤炭为主是导致我国碳排放总量大的直接原因，改变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逐步降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是实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须推动全方位、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能源革命。要优化能源结构，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在保障供应的前提下努力控制化石能源总量，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要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大力提升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加快发展东中部分布式能源，支持沿海潮汐能和西南水电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提高非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比重。增加绿色氢能供应，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努力使用非化石能源以满足新增能源需求、替代存量化石能源消费量；加强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和进口供应安全保障，安全稳妥推动沿海核电建设，合理控制煤电建设规模和发展节奏，逐步降低煤电比例，改变能源转化方式，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不断提高消费端电气化水平，实现能源管理数字化、智能化。同时，有序推动高耗能、高排放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及城乡居民生活用能煤改气、煤改电，降低煤炭资源直接消耗规模。促进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与农、林、牧、渔业融合协同发展，因地制宜依托工业和民用建筑发展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

当前我国能源结构正处于变革阶段。2021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1.17亿kW，同比增长13.4％，约占总发电装机容量比重的47％，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历史上首次超过煤电装机比重。非化石能源发电量2.9万亿kW·h，同比增长12.0％。风电、光伏发电、水电、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清洁能源消纳持续向好。有关研究机构认为，中国能源革命在2020年到2030年为能源变革期，主要是落实清洁能源替代煤炭战略；2030年到2050年为能源定型期，形成“需求合理化、开发绿色化、供应多元化、调配智能化、利用高效化”的新型能源供需体系。不论是煤炭还是石油、天然气，均面临不可再生、资源耗竭的问题。我国应当也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能源结构升级路线，跨越油气，提高电的终端消费比重。从生产端看，需要构建安全清洁、低碳高效、可持续的能源体系。在转化过程中，要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在消费端，优先节能提效，优化电力源、网、荷、储、用关系，煤、油、气要控量增效，加快提升非化石能源占比，推动能源技术革命，促进能源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2）产业结构方面

工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既是“用能大户”，也是“碳排放大户”，其低碳转型影响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水平式扩张特点明显，2000—2018年，工业部门增加值增长了4倍以上，而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3倍，钢铁、水泥等高耗能原材料产品产量也增长了3～6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原油、铝土矿甚至煤炭等大宗产品进口国和消耗国，工业发展已背负过重的资源和能源“包袱”，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当前，我国工业领域已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化、低碳化成为工业转型发展的“主旋律”。我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能源消费总量逐年上升，成为了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同时，我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随着制造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制造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了碳排放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另一方面，我国工业产品产能过大，产能过剩已成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2017年，工业产能平均利用率仅为75％左右，粗钢、水泥、焦炭、风机设备、造船的产能利用率均低于70％，光伏与电解铝不足60％。过去一段时期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动能正在逐渐减弱，亟待开辟发展新动能。与工业低碳发展相关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正是新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工业部门深度减碳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提升发展质量。

“十四五”规划为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设定了目标、指明了方向，确定了路线图。一是着力推进工业绿色化转型。工业绿色化是实现“资源集约利用、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环境影响，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从产业布局、产业结构调整、全生命周期管理、技术促进与创新、激励与约束机制等多个方面入手，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工业经济全领域、工业生产全过程、企业管理各环节。坚持以工业节能降碳为目标，推进设计生态化、过程清洁化和废物资源化，显著提升产品的节能、低碳、环保水平。要按照生态理念、清洁生产要求、产业耦合连接的原则，强化园区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管理，努力打造具有示范意义和特色的“零碳园区”。在重点行业领域，建立“绿色工厂”，做到“集约化”“无害化”“低碳化”“环境宜居”，并努力探索“绿色工厂”的可复制和推广模式。持续健全绿色采购体系，从设计、采购、生产、包装、物流、销售、循环利用等方面，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践行生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企业社会责任，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二是持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是提高产业素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实施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攻关工程，着力突破“卡脖子”技术，着重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催生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技术，聚焦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元器件、先进基础的制造工艺和装备、关键基础材料、工业软件，努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提升产业整体水平。推动集成电路、5G、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壮大，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健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大力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具有生态主导力、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龙头企业。三是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做好工业节能降碳。严格落实能耗双控政策，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完善产能信息预警发布机制。加快制定出台重点行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方案和路线图，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制定汽车产业实施路线图。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节能降碳，优化布局，提升在建与新建设施运行能效；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工业制造的融合，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强工业节水管理，推动重点行业企业定期开展节水诊断、水平衡测试。持续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和高效利用，继续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工作，促进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推动电子电器、废塑料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推动重点产业循环链接；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加强再制造产品认证与推广应用，实现效率变革。

总体来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我国产业结构低碳化提出更高要求，钢铁、水泥、石化、建材等传统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收紧，迫使产业由过去的规模化粗放型发展快速转向精细化高质量发展，产业链价值链将全面升级，企业竞争格局将得到重塑，传统产业中在技术、工艺、装备、产品等各方面创新升级的领先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机遇和更强的市场竞争力。鼓励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支持引导传统产业节能和减排技术改造，降低资源消耗强度。同时，新能源、节能环保、高端制造、清洁生产等新兴产业凭借自身突出的低碳属性和高技术禀赋，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机遇，产业发展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在我国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也将逐渐提升。作为产业发展重要载体，工业园区绿色生态属性需要彰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既要在碳排放端“节流”，也要在碳消纳端“开源”，“节流”在于工业领域的节能减排，而“开源”则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工业园区作为我国工业领域产业、企业的最主要载体，未来提升自身碳消纳能力将是重点任务之一，在园区建设过程中，同步探索开发生态工程碳汇项目将成为一大趋势。通过此举，一方面能够提升工业园区自身碳消纳能力，加快低碳转型进程，另一方面能够推动环境资源向资产转变，能够实现园区整体价值的进一步提升，使自身由功能单一的工业载体加快向宜居宜业宜游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转变。

3）科技创新方面

科技创新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科技创新可以促进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成本不断下降，为能源结构的优化提供巨大支撑。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清洁能源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9.3亿kW，其中水电3.7亿kW、风电2.8亿kW、光伏发电2.5亿kW，清洁能源占总装机的比重达到42.4％，相比2012年增长14.6％。以风电、光伏、水电、核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比例大幅提高，主要是新能源技术和材料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成本的大幅降低。近十年来通过科技创新，风电、光伏逐步进入平价时代，陆上风电项目发电单位千瓦平均造价下降30％左右，光伏组件、光伏系统成本分别从30元/W和50元/W下降到目前的1.8元/W和4.5元/W，均下降90％以上。近年来，我国不断发展低碳技术，推动传统能源工业的科技革新。以煤炭工业为例，大力推广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及热电联供技术，国家能源集团有98％的常规煤电机组实现超低排放，新建机组发电煤耗降至256 g/（kW·h），为世界最低。推动煤气化为核心的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d Cycle，IGCC）和燃料电池联合循环技术、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推进煤气化重要技术装备国产化；研发新型煤基路线化工工艺，成功开发煤制烯烃工艺技术，有效推进了煤炭的绿色低碳转型，提高了煤炭的使用效率和经济价值。在低碳技术开发与应用的支撑下，中国碳排放强度逐年下降，2019年较200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约60％。

强化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一是做好科技支撑顶层方案设计。以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为依据，从新能源开发、储能、输送、终端应用等维度出发，分阶段制定近期、中期、远期科技创新支撑方案。加强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布局，实施清洁低碳技术、全新零碳技术、先进负碳技术的研究计划。着力解决制约绿色低碳技术发展的因素，破除新技术融合壁垒，支持绿色技术规模化和工业化示范工程。坚持基础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并重，以能源革命为契机，布局重大基础科学研究内容，重点解决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卡脖子问题。坚持市场应用为导向，推动产业绿色升级改造，支持新型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推动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主体参与，协同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坚持顶层设计，统筹安排，从两个维度进行有序推动碳达峰。时间维度上，推动新能源占比较高的能源生产企业、电力为主要能源的高技术企业、清洁技术占比较高的制造业、终端服务业等有条件的企业率先实现碳达峰，按照行业类型、规模、技术种类合理规划碳达峰时间表。空间维度上，根据不同区域的能源特点，制定碳达峰技术路线。在能源富集的西北地区，开展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技术，开发风光资源率先实现能源清洁化；在水、风、光、天然气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形成多能互补，综合开发利用；在煤炭消费超过70％的京津冀地区，重点推进减污降碳技术开发应用，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在能源高度依赖外部输送的长三角地区，利用科技创新优势，推动海上风电开发，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在60％电力由外部输送的珠三角地区，积极开发海上风电，研发海洋油气资源利用技术。二是加快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把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正在加快突破和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应当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聚焦集成电路、关键软件、关键新材料、重大装备以及工业互联网，着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深入推进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强化基础共性技术供给。大力发展超低排放、资源循环利用、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等绿色低碳技术，加速绿色制造发展，打造更多的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绿色产品等示范工程。支持行业龙头企业联合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中小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有关低碳技术、气候变化等领域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推进低碳前沿技术攻关，培育一批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加快创新成果应用和产业化。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强新型储能技术攻关示范和产业化应用，加强氢能生产、储存、应用关键技术研发示范和规模化应用。推进规模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发、示范和产业化应用。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三是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自主、完整、灵活的产业链供应链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我国拥有最完备的行业分类、完善的行业结构，与国际分工的深度融合，既保障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又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要根据不同的产业特点，进行科学的规划和精准的政策，突出现有的产业集群的作用，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挖掘产业链存量潜力，布局新兴产业链，大力推进太阳能光伏发电、生物质能、潮汐能、风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工艺技术和设备研发创新，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技术水平，增强安全稳定性，进一步提高经济性尤其是提高与煤电的竞争力。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作为重点，大力推进制造业强链、补链行动、改造产业基础等项目，加快补短板、锻长板、布局新兴产业链，着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牢牢把握住主动权。

4）生活消费方面

消费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环节之一，居民消费是生产端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最终主体，其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都对碳排放有着重要影响。控制消费端的碳排放是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之一。公众的消费低碳化偏好和取向，不仅能直接降低最终消费环节的碳排放，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生产端运营与供应链绿色低碳的变革。“双碳”目标下的消费变革聚焦于降低消费需求侧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以及由此引致的低碳生活方式，可以概括为“低碳消费”，对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方面，消费者在消费品的购买、使用和处置过程中充分评估二氧化碳排放量，以最低的碳排放作为决定消费行为的依据，主动选择低碳产品、低碳出行、节约资源能源，直接减少消费环节的碳排放；另一方面，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引导原材料开发利用、生产加工、运输、储存和回收等环节严格遵守低碳准则，通过低碳消费需求来推动低碳生产，推动经济的整体转型。

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巨大的消费能力，推动低碳消费是我国落实减碳任务的主要依托，也是创新消费模式、激发内需潜力、提高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我国居民生活领域的能源需求量持续上升。目前，我国近70％的能源消费集中在工业，源于居民生活领域的能耗占比约为11％，主要集中在工业品、建筑和交通运输等领域。从终端需求活动导致的碳排放占比情况来看，我国35％的碳排放源自家庭能源消费。尤其是在城镇化进程快速推动下，居民消费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会持续增加，因此，在消费端进行碳排放控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一些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也会加剧能源资源紧张，需要通过政策引导、产品开发、市场培育等手段创造更好的条件，帮助消费者将低碳意识转化为行为。我国消费减碳的潜力巨大。据《大型城市居民消费低碳潜力分析》（2020年）测算，在1 000万人以上人口的我国大型城市里，若在衣食住行上选择使用低碳产品或服务，个人消费年均减排潜力将超过1吨，约占中国人均碳排放的七分之一。同时，随着我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关注企业和产品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更愿意选择绿色低碳产品，这将有助于撬动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履行企业环境责任，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

低碳消费活动覆盖居民衣、食、住、行、用等生活各领域，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实现程度的高低与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生产生活方式和技术水平等因素息息相关。当前制约绿色低碳消费因素主要有低碳产品流通服务以及市场环境有待改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不足，企业在低碳产品研发推广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消费者对低碳认知不足、低碳消费能力和意愿不足等问题。需要加快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着力点、居民为主体、社会为支撑，多元参与和推进的格局。

在政策层面，健全低碳消费制度体系，完善低碳消费激励政策，加强低碳消费宣传力度，培育低碳消费意识。一是加强引导消除认知偏差，个体低碳消费意愿可能与实际低碳消费行为之间存在差距，例如低碳产品的价格、购买和使用的便利程度等因素，会使消费者产生认知偏差，违背最初的低碳消费意愿。可通过提高低碳产品质量、完善相关配套服务、提供相应的财税补贴激励手段等，引导消费者规范行为、树立多元长远的价值导向，自发作出低碳消费选择。例如，为节能产品提供的信息越清晰和简化，这些产品就越有可能抓住消费者的意愿。二是培育低碳消费风尚。例如，从政府的角度规范低碳产品认证标准体系、发挥政府绿色采购示范效应，推动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从居民的角度，以碳信用积分、低碳文化等助推方式引导居民选购低碳产品、选择低碳出行、传播低碳理念，发挥亲友间的互助示范效应，使个体低碳消费行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低碳社会氛围。三是改善配套支撑条件，让低碳消费变成一种经济便利的选择。完善低碳产品认证标识制度，使消费者更容易识别所需求的低碳产品，了解低碳产品消费的环境影响；同时提升低碳技术、低碳基础设施等支撑条件，推动低碳交通、低碳建筑、完善低碳公共服务等，使低碳产品和服务在实践中好操作、价格上可承受。四是建立健全低碳消费的市场监管、技术体系、检测标准、信息共享机制等，规范低碳消费生产、经营和消费秩序，强化低碳消费保障监督机制。不断探索完善认证管理、宣传倡导、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制定鼓励性的政策制度，规范低碳消费市场秩序，加大对滥用认证标志的惩处力度，提升绿色标志的权威性，使绿色低碳产品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信任。在低碳产品认证制度中纳入“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使低碳原则贯穿原材料采集、产品生产、使用、废弃物回收全过程。

在社会层面，积极培育低碳消费市场，落实市场主体的节能减排责任，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将碳定价与能源资源价格相融合，让最终消费品能够真实反映资源能源使用成本，扩大绿色低碳产品消费，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在利益分配环节，构建产品奖惩机制和产品成本分摊机制。同时，加快建设低碳社区消费场景，塑造低碳环保的社区氛围，利用社会规范助推低碳行为，从衣、食、住、行、用、娱等方面推进全社会绿色低碳程度提升。另外，用好绿色消费信贷等绿色金融手段，给予节能低碳产品适当的补贴和税收减免，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低碳消费潜力。研究开展零碳城市、零碳社区、零碳校园等试点示范工作，鼓励支持具备条件的地方因地制宜开展“气化”城市、“光伏”城市、“光伏”农村等重大工程和行动，为绿色低碳发展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

在企业层面，加大低碳消费产品的研发力度，提供更多的低碳消费产品和服务。以利用技术和平台优势，帮助并激励用户作出更可持续的消费决策。比如，建立低碳产品信息可追溯系统，以二维码等形式展示产品的碳标识或者碳足迹信息，解决低碳产品消费信息不对称问题。构建基于网络的绿色低碳生活场景，拓宽低碳消费形式和渠道，搭建数字化平台，创新低碳消费激励模式，引导公众低碳行为。同时，发挥好社会组织的宣传、组织和监督作用，监督企业在绿色产品认证等方面的信息合规性，维护消费者对于绿色低碳产品信息的知情权，对衡量低碳消费减碳效果、构建社会碳积分体系等开展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