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制度与机制建构关键是与市场经济接轨

制度与机制的差距是一切发展差距的原因，这是经济学的共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学术价值是什么？就是为市场经济鼓与呼，并且探讨市场机制蕴藏的以分工、自由交易为主要内容的“内生动力”。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发展农村、农业切入点是在农村和农业进行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与机制变革与创新。在进行制度与机制变革与创新的时候，必然要提出制度与机制变革的本质是什么？不弄清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地进行制度与机制变革与创新。

1.1 经济学关于发展与市场经济制度及机制构建的重要观点

制度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是一个由众多经济学者组成的庞大观点、学说集群。在这里我们只选择与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关系密切的部分观点，作为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从自然经济残余影响，走向市场经济的理论支撑。这里，我们主要阐明为什么要特指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制度与机制建构的纵横向关系，即阶段性与衍生性。突显发展经济学对乡村振兴的理论指导不是泛泛空谈，而是可以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对应性、聚焦性。

1.1.1 农村制度与机制建构主要是指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农村制度与机制这个问题，要从“二元结构”理论、“世界经济”视野中才能讲清楚。在这个视野中看到什么？在中国西南地区农村是特指，即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经济学讲的制度与机制，本身就是特指市场经济，这可以说是经济研究的共同范式。这个事实是存在的，但是，这个问题“说破”却并不多见。比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明正如库恩在范式论述中所讲学术范式，就是为市场经济鼓与呼，他却在副标题中讲，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从李嘉图、马歇尔到萨缪尔森，整体上研究市场经济与经济发展的不多，研究市场经济具有从某个角度或细化的共同倾向。比如，蒙代尔凭借提出“欧元”概念，现今成为欧洲 29 个国家经济生活、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成为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在西方经济学中，近年来依靠研究市场经济某个问题，进而提出一个经济学概念，并进行论证而成为经济学大家的不少，值得中国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关注。

落后国家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一个国家整体性地脱贫致富，或者叫作民生普遍性改善、消除绝对贫困进入只有相对贫困的阶段。相对贫困在市场效率原则下是不能完全消除的，但是，差距也不能达到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的程度。皮凯迪批评今天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差距，已经达到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的程度了。怎么解决？皮凯迪提出方案是“向富人多征税”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贫穷带来的问题不少，发展了同样问题也少不了。看来，只有把建立市场经济、改造市场经济相统一，一个国家才能持续发展与繁荣。黄树东根据自己对发达国家多年考察的经验，提出解决方案是“改造市场经济” 。在乡村振兴中，我们要把在农村用市场经济代替自然经济，同改造市场经济相结合。从我们的调研中发现，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改造市场经济”已经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实践问题。比如，在生产中，一般的市场生产，是在董事会领导下的企业法人运作，在乡村振兴中的生产大问题，都是由以农村党支部为核心作决策，其余的各层级组织、个人、岗位都负责不同程度的实施工作。一般的市场分配，“除了折旧、工资、税款、再投资剩余归资本”，但是，乡村振兴创造了“集体资本不承担亏损损失”、利润中 50%左右考虑农户分红，等等。如果没有这些“改造市场经济”的举措，可能乡村振兴的实践难以开展。

从制度与机制整体视域整体性研究市场经济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世界经济学的观点颇值得关注。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是从制度与机制整体视域整体性研究市场经济的值得重视的观点。刘易斯在二元经济理论中，用工业部门、农业生产部门、工资、生活剩余等概念来揭示市场经济是如何推动发展的。为什么市场经济比农业传统的自然经济有优势？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两种经济或两个部门：一个是存在于广大农村地区的传统农业部门，其最大的特点是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另一个是存在于城市的现代化工业部门，其最大的特点是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高，因此工资水平也比较高。由于工农业部门之间的收入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只要农业剩余劳动力继续存在而又无人为障碍，农业剩余劳动力将由农村源源不断地流入现代工业部门。伴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不断流出，劳动边际生产率将逐渐提高，从而使传统农业部门得到改造，二元经济结构慢慢消失。

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经济对市场经济的研究，本来就具有世界眼光和深化的特点。“世界市场”是马克思提出的概念，世界经济学运用世界市场来分析世界经济。左大培、裴小革著的《世界市场经济概论》，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它们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即存在市场经济类型 。特定的市场经济类型即市场经济模式，是由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世界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市场经济，因而其整体的经济制度就呈现多样性，但是共同特点都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

周天勇、刘东主编的《世界经济学》从全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展开，分析了国家利益、贸易、金融之间的关系。国际经济关系的竞争和博弈，贸易是基本形式，但是，今天的国际贸易是在美元霸权下进行的。因此，为了避免全球性“公地悲剧”，处理好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之间的关系，建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非常必要。

1.1.2 市场经济的实现程度是与发展阶段及其转型态势联系在一起的

有人认为，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从“引进”到“原创”阶段性的节点标志。 西方现代化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中国现代化（应该从“洋务运动”开始，但是，中途“中断”太多）真正没有停顿，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事情。所以，关于现代化的经济学理论相当长时期内是“引进”，北京大学梁小民编写的经济学教材，内容是以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的《经济学》为蓝本，进行中国化的改造。以后其他“主流”的经济学教材，大多数人发表的经济学文章大多有“引进”的痕迹。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不能全从西方经济学中找到解释，必须原创。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是这种原创的值得关注的成果。

林毅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发展是分阶段的，每一个阶段必须建立同那个阶段相适应的比较优势，经济才能持续发展。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发展阶段都是一致的。林毅夫在《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第 7 章中，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实践“六步法”：选择正确目标、消除约束、吸引和引进全球投资者、壮大自我发展规模、依托工业园发展、激励正确产业。新结构主义经济实践“六步法”，明确说明来自中国等国的经验。凡是亲历者都知道，新结构主义经济实践“六步法”的发展阶段，也是落后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林毅夫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第 5 章中，把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分为微观、资源配置制度、宏观政策等阶段，并肯定和总结了中国建立市场经济过程的渐进式逻辑与“摸着石头过河”指导的正确性 。

阶段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现实问题的基本方法，也是理论向实际转化、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是以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英国为实际蓝本的，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把这个理论应用到德国、甚至中国与印度这样的东方国家，必须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修改、补充。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是马克思根据落后国家修改自己的理论的典范。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原来的共产主义前面增加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提出了按劳分配原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工资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法权”。林毅夫以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研究比较优势，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研究体制转型与发展关系的实践基础，是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体制转型”，并专门产生的一个经济学概念——转型经济学。比利时学者热若尔·罗兰为此专门出版了著作《转型与经济学》 。

对于中国的体制转型与发展也有学者进行了研究。迟福林、傅治平提出了“两次转型发展”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第一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确立投资、进出口、消费“三驾马车”的发展动力作用。第二次转型是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对利益格局的大调整 。

厉以宁教授对转型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在于提出了“双重转型”理论。什么是“双重转型”？厉以宁说“就是体制和发展方式都要转型”。体制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方式转型，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这样，厉以宁教授就把农村的发展列入了整个社会转型发展的战略之中。厉以宁还认为，城镇化是农村实现转型发展的平台，要推进如牧区、林区的园林式+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的不同农村社区建设。厉以宁的上述观点，对乡村振兴也有操作性的意义 。

怎么从经济学看转型？转型的实质是升级式的结构调整。投资、进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在不同阶段，马车的“中心马”是不同的。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投资、进出口是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中心马”；到了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消费就要适时成为“中心马”，出口导向要向进出口均衡、甚至进口为主转型，即结构调整。如果不能实现这些升级性结构的调整，发展就会趋于停滞，“中等收入陷阱”就可能出现。

转型，就是改变。要为了这个发展目标，改变自己。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换个活法”。小岗村的联产承包制，就是农民换个活法的鲜活例子，也形象地说明了制度同人的关系。特定的制度，就是给定了人的一种活法。乡村振兴中的制度、机制建构，还要同农民自己主动换个活法结合起来。发展产业、在市场经济中增加收入，客观方面是制度、机制，主观视角看都是“活法”的改变。换个活法，说起容易做起来难，其过程充满了价值标准、行为、生活、社会圈子等诸方面的陌生与不适应。实践证明，换个活法的成功，取决于正确的选择与坚持中度过“适应期”。

1.1.3 制度与机制是可以横向衍生的

制度与机制是可以横向衍生的，这个观点的提出是因为乡村振兴的参与方面并不只是乡村因素，还有社会其他因素。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产业振兴是基础，其他方面又超越了经济因素。怎么才能理解这个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提出制度与机制是可以横向衍生的观点。

学术研究必须确定在一个范围，否则就没办法研究。但是，现实事物都是互相联系、浑然一体的。这就是“理论”与“理论还原”的关系，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列宁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现实比理论丰富得多、复杂得多。这个道路，就像医院各科室与患者的关系一样。医院不分科，就无法达到专业治疗水平。但是，对一个患者进行治疗，又必须根据患者的全面身体状况进行。

制度与机制是可以横向衍生的，这在经济学研究中已经是一个历史比较久远的现象。只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把这个现象概括为“经济问题是可以衍生的” 。这与当下西方经济学要努力把自己打造成“硬科学”“社会中的物理学”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关。有些人有这种幻想，那么经济学与社会其他方面界限越远越清为好，经济内部一切数学符号化最好。“衍生”主要在金融领域中公开、广泛应用。说制度与机制是可以横向衍生的，其历史要追溯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谁的有效需求？当然是人。凯恩斯当时主要是把有效需求与人口袋里的钱多少、即“支付能力或购买力”相联系。以后，继续研究有效需求的，把人的心理、行为同有效需求联系起来研究。进而发展成为消费行为、经济预期等新理论。2017 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塞勒的贡献就是把经济学与心理学相结合，提出了“有限理性”“消费者偏好”等原创性概念。这不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问题、有效需求理论的衍生吗？

制度与机制是可以横向衍生的，其观点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

马克思认为，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不应该简单归结为生物现象，而应是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因素和各个社会关系有机联系而又相互制约形成的社会关系整体。社会有机体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既是对全部社会生活实践本质的综合展现，又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体系的纲要式阐发，集中体现了社会有机体是全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总体性范畴。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与其他的相比有其独特之处，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具有实践性的特质，它克服了唯心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基石。

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列宁坚持将社会有机体的生存发展置于物质的生产关系界域下，认为社会有机体内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具有自我调节、自我革新的生命特征；指出社会有机体的演进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体现了一般与个别、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强调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苏维埃共和国有机体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他把无产阶级政党看作一个有机体，而党的纲领就是这个有机体的灵魂与旗帜。列宁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对今天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

布哈林关于自然是社会有机体的“培养基”的观点，在乡村振兴特别是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乡村振兴中也具有特殊的理论启示价值。布哈林指出，自然“培养基”在今天看来也可以理解为在“自然的平台”基础上，社会有机体就成了物、人、观念构成的集合体。

总之，确立制度与机制是可以横向衍生的观点，为乡村振兴中的“顶层设计”、社会参与提供了理论依据，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对中国西南地区的乡村振兴又具有特殊重要的操作性价值。

1.2 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制度与机制建构的本质分析

这里我们想探讨中国西南地区农村怎样才能与国内、国际早已经存在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接？以下探讨的三个问题是层层深入的关系：“两个取代”，是问题的实质。任何本质性的东西一旦进入现实生活，必须和各种相对较浅层次的现象性（这些被列宁称为“次级本质、规律”）发生联系，还要和不反映任何本质的现象发生联系，这样就使任何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没办法，世界就是如此。中国西南地区农村值得注意的次级本质现象是高山峡谷地貌、少数民族众多。

1.2.1 制度与机制建构的本质是“两个取代”

我们提出中国西南地区的制度与机制建构的本质是“两个取代”，即用城市的工业生产方式、市场经济，取代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体制；用“非熟人社会”文化观念，取代“熟人社会”的文化观念。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主张？中国西南地区农村的落后与贫穷，是因为千百年来开放发展条件欠佳所致。在传统社会与技术条件下，西有青藏高原、北有秦岭、东有巫山和巴山及长江三峡、南有云贵高原峡谷等自然“培养基”的障碍足以令人望而生畏。李白诗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杜甫望着西南群山，也感叹“唯天有设险”。乡村振兴，就是要挖掉千百年来中国西南地区农村累积的落后与贫穷。在这个过程中，“不争论”是一条历史经验。其中，市场经济的制度与机制建构，应该是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之一。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制度与机制建构的本质，若用一句话来表示是：用市场经济取代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体制。但是，自然经济几千年来形成了一套生产方式，“熟人社会”的文化观念，不改变这些，市场经济之树犹如栽在十级沙尘暴的中心，岂能成活！这就构成了市场制度与机制建构的铁三角关系，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市场的制度与机制的存在和发展，是与工业生产方式与契约及法制文化相联系的。

西南地区农村普遍性的问题，还是沿用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外出务工的“开了眼界”即能适应“非熟人社会”生活及其文化，但是，外出熟悉与改造本村人的文化观念是两个问题。对于“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学术界争议较大。有人说，以家庭为基础适于山区、耕地少地区的农村实际，以家庭为基础也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也有人认为，家庭不能大规模生产农产品，家庭血缘关系与生产经营利益关系冲突大，还是要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组织取代传统家庭。

对于这些学术争议是非，我们一时也无法判断是非曲直，因为谁也拿不出证据驳倒对方。但是，无论是工业与农业，法人与品牌总是共同、最大公约数或共识。如果家庭形式中不能将血缘关系与生产经营利益相互隔离，就无法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立足。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无疑对原有的行为方式、价值系统是一场巨大冲击与重构。浙江省的私营企业，很多也是家族企业，现在大多已经改造成股份制经济。据已有资料，私营企业处理血缘关系与生产经营利益时，要承认亲情在创业中的作用和给贡献大的合适的利益（有才能的给职位，才能不能适应新机制的给股份等利益），要有一个过渡适应期。家族企业向现代法人制转变促进发展才是硬道理。浙江这些如何处理血缘关系与生产经营利益的经验，值得西南地区农村在乡村振兴中借鉴。

探讨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本质实际上是中国西南地区“如何干”？至少提出了课题组的一个基本观点：总体上抓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从引入工业生产方式和文化观念变革着手。

1.2.2 垂直山地和河坝自然地貌对制度建构的影响分析

俗话说，做事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现实中三者齐备才干的事实在不多，如果干事之初这三者都齐备了，干事就没有困难了。乡村振兴在西南地区的实践，可能短板在地利，而且其不利一面只能削减，不能完全消除。

山峰、山地、小坝子，可能是西南地区农村经济地理的普遍性三要素。其中，山峰是主角，时而与山地结合，时而与坝子结合。山峰与山地结合，带来的农村生产条件是坡地、梯田，居民分散（昌都地区山峰高坡陡，形成一个村民组沿狭窄的山沟绵延 20 多华里）。山峰的山麓或低峰坝子的结合，形成一小块平坝，人多地少，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成本比大平原也高许多。

山峰、山地、小坝子，市场经济的规模化、便利化、运输与交易成本降下来都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贵州盘点了全省上万个坝子，占全省面积的 4.52%，有 2 万平方千米。立足坝子发展特色经济，发展坝子经济，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铜仁地区坝子最多最大，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 14 个，建立“景观农业”。

但是，现代的技术、山地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崎岖不平、山峰高耸的山地和零星坝子地区，同样可以建设经济发达、农民收入较高的现代农村。其中，我国台湾地区、日本就给我们创造了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在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中，可以研究我国台湾地区、日本的经验，增加我们在乡村振兴中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

日本多山地、少平原。日本发展农村的做法、经验与我国台湾地区在许多方面是大同小异的。日本农民的平均年收入高达 756 万日元，日本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国内的 80 倍以上。但是，我们认为日本发展农村有两点做法，值得在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中研究，并结合实际改造与应用。

一是专业化基础上的特色产业。日本农户没有“小而全”，只有“大而专”；不为自给自足，而是专业化分工、工厂式生产。日本的农民都是专业户，种草莓的都种草莓，种番茄的都种番茄，种鲜花的都种鲜花。生产的产品几乎全部为商品，农产品的商品率极高。

二是对农产品进行精心包装。无论是大路货，还是新优品种，都是色泽亮丽，规格统一，令人赏心悦目。农产品的包装箱上都印有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姓名。比如白菜，有卖整箱的、一颗的，也有切成半颗或 1 /4 颗的。全都用塑料纸密封包装。切开的白菜如当天卖不掉，晚上就扔掉。

坝子农业，已经被西南地区作为一种独立类型提出来了。坝子细分也很复杂，比如云南的坝子数量多、面积大，按成因和沉积物类型分为断陷坝、岩溶坝、冰成坝和火山坝等。在云南，每翻过一座大山，眼前总会出现一个绿色的坝子。云南的坝子之多难以历数，面积在 1平方千米以上的坝子就有 1 440 多个。它们虽然仅占云南总面积的 6%，但却是云南最美丽富饶的土地。但是，在山间小坝子里如何搞乡村振兴、如何搞现代农业？目前总体仍处在探索中。贵州威宁县秀水坝子因地制宜搞生产品种多样化，可以理解为多品种式集约化生产，大大提高了村民收入。“秀水坝子的农业支柱产业是烤烟，种植面积达 12 000 多亩，每年为村民带来 7 000 余万元纯收入。”威宁朝阳烤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武绍说。种烟合作社提供了许多服务，如育苗、机耕、植保、烘烤、分级等。如今，“秀水坝子里的 12 000 多亩烟地，我们最多一个星期就耕完，平整好。”剩下的土地种什么？在秀水镇党委、政府的引导下，坝子里出现了大大小小 6 个种植专业合作社，探索番茄、小葱、白菜、马铃薯等种植。

总之，西南地区如果能够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日本发展山地农村的经验，在山地、坝子两个主要的西南农村的“培养基”上对乡村振兴有一套成功的做法，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大局可定。

1.2.3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同市场制度与机制的对接需要内外因结合

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之一。仅西南地区的云南省，就有 23 个少数民族在这里居住。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发展，可以说是世界级的难题。

中国是世界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最好的国家之一。中国创造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发展抓住民族地区发展优势，在多种发展优势的结合中与市场经济对接的原名性成功范例。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农村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滇藏交界处的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独龙江乡，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地。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制约，独龙江乡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一直是云南乃至全国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2008 年，全乡人均纯收入只有 805 元。独龙江乡巴坡村村民孟春林回忆道：“过去大家都是靠搭乘农用车来进出独龙江，路况也不好，一年的收入还不到 1 000 元。”

但是，独龙江乡也有发展的优势。最大的优势有三个：一是生态。独龙江乡拥有高达93%的森林覆盖率，以及原始而完整的亚热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现在，利用生态优势发展的旅游产业：独龙江风情旅游小镇和独龙江AAAA级景区，创建已初见成效。二是神秘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其中，有代表性的文化是卡雀哇节、纹面、麻布纺织等。三是一大批共产党员是发展农村的“敢死队”。高德荣同志，就是“敢死队”队员之一。2010 年起，独龙江乡群众在贡山县“老县长”高德荣的带领下，发展草果、重楼、花椒、核桃等产业，绿色生态产业成为独龙族群众增收致富的主要来源。巨变始于 2014 年，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道全线贯通，结束了独龙江乡半年大雪封路、与世隔绝的历史。

通过 5 年发展奋斗的独龙江乡,6 个村委会、28 个自然村通车、通电、通电话、通广播电视、通安全饮水、通 4G网络。4 171 名独龙族群众从漏风漏雨的茅草房搬到宽敞舒适的安居房。1 000 余户群众全部住进了新房，草果、重楼、独龙蜂、独龙牛、独龙鸡等特色种植养殖产业遍地开花,4G网络、广播电视信号覆盖到全乡,6 个村委会全部通柏油路，大病保险全覆盖，孩子们享受从学前班到高中的 14 年免费教育，独龙族小学生入学率、巩固率和升学率均保持 100%。2019 年 4 月 10 日，独龙族给习近平总书记的信中报告了一个民族整体脱贫的好消息。

通过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农村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条件艰苦的高山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搞好乡村振兴。原则就是内、外因结合，发挥优势因素在乡村振兴中的“推进器”作用。以独龙乡为例，没有 2014 年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道全线贯通，结束了独龙江乡半年大雪封路、与世隔绝的历史的外因，独龙族的脱贫致富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将生态优势变旅游产业优势、没有对独龙族文化挖掘与产业发展的结合、没有以高德荣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充当脱贫致富与乡村振兴的“敢死队”等“内生动力”，独龙江乡农村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概括到这里，特别要向以高德荣同志为代表的脱贫致富与乡村振兴的“敢死队”队员们致敬！过去共产党员在战争中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今天，又在发展经济中创造了世界奇迹！这样的党得到中国人民长期拥护、长期执政是必然的！

1.3 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制度与机制建构的策略选择

毛泽东同志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定的政策和策略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合适的选择。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材中也强调，经济学就是帮助人们对经济生活作出理性选择。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任重道远、情况复杂多变，正确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只要把握因地制宜原则，又能运用这个原则解决实际问题就好。这个可以说是“实际辩证法”，即既从实际出发，又在掌握规律基础上超越实际，达到改造实际的目的。要超越的包括两个方面：自然地理与社会发展水平。

1.3.1 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策略原则是因地制宜

因地制宜作为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第一选择策略，“因地制宜”本身是一个哲学概念，这好比经济学味道不那么浓呀，仍然用“比较优势”多好。

乡村振兴中的一个目标肯定是要形成比较优势。但若问比较优势是怎么来的？比较优势是自己拥有的，还是从别人启发那里得到的？比较优势肯定是自己拥有的，再从与别人比较中更加坚定了对自己拥有的比较优势的信心与认识。既然比较优势是自己拥有的，没有因地制宜的思想，怎么能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呢？所以，中共中央党校原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周天勇教授说，初级经济学是算盈亏，是数学；高级经济学就是考虑企业能不能持久赚钱，这要靠经济—哲学才能解决。

有人可能会说，因地制宜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是用经济学的眼光看乡村振兴。乡村本身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体，用具有哲学意蕴的因地制宜观点看问题正合适。还有用经济学的眼光看乡村振兴，就要排斥哲学吗？非也，经济与哲学的结合研究经济问题，是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用的基本方法。“经济人”，就是哲学与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古希腊学者认为，哲学就是研究人的智慧的学问。还有，创立西方经济学的亚当·斯密当时是逻辑学即哲学教授。因为，当时的大学认为经济学就是“簿记”即会计，没有学问可言。

为什么西南地区乡村振兴要特别强调因地制宜的原则？因为因地制宜上面联系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地制宜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化。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过解释，包括两个方面：一要弄清楚“事”的内外关系或情况；二要找到这些关系或情况现象后面“事”的规律。因地制宜是实现实事求是的操作性办法、路径。

讲因地制宜也要与时俱进。当下讲因地制宜，我们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站在全局看局部”。如果不能“站在全局看局部”讲因地制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天生带全局性的存在”，可能即便搞了多年经济理论研究、有着丰富的经济实践经验的人，也未能注意到这个问题。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讲市场经济的概念时指出，什么是市场经济？不是一笔笔具体的交易，而是一个地区基于制度的体系。说市场经济是“天生全局派”，是有经济学依据的。在乡村振兴中，每一个村都分散在离城市远近不同的地方，忽视从全局视野讲因地制宜的错误，很容易犯！

1.3.2 因地制宜与西南地区内部自然地理差异承认与超越

自然地理的差异，是我们人类到一个地方首先看到的。要问西南地区与西北及东部沿海省区乡村振兴有什么不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高山峡谷与大漠绿洲、小桥流水的差异。随着技术的进步，自然地理的差异对发展的影响可以缩小负面性，但是这种差异永远不可能消失。

提出因地制宜与自然地理的关系，这带有很强的农村特色，在中国西南地区更加突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 年经济哲学手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将人、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称为“自然脐带”。意思是说，人类社会无论怎么发展，永远不可能脱离自然界，像婴儿通过脐带与母亲血肉相连一样。人类在经济生活中同自然界的联系是不一样的，在城市工业中使用多次加工的原料的企业、高科技企业，看自然界只是风景。农业永远是离自然界最近的产业，无论市场触角深入农业到什么程度。在农业讲因地制宜，首先要承认以“小环境”为中心的自然界，这是立足点之一。

以“小环境”为中心的自然界，首先面对的是自然差异。面对永远不可能消失的自然地理的差异，我们人类在发展中该怎么办？即当下的选择策略。用一句原则性的话，就是因地制宜。

因地制宜在西南地区乡村振兴可以发挥什么作用？简单来说，就是对西南地区内部自然地理差异承认与超越。

借助因地制宜的原则，我们首先就能在承认西南地区乡村差异基础上，找到蕴藏在这种差异里面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成一种差异优势。没有因地制宜的思想，在纷繁复杂的差异面前，就有可能如看到万花筒后头晕目眩。有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在纷繁复杂的差异面前犹如看到“万紫千红总是春”一样，喜不胜收！

关键是在纷繁复杂的差异面前实现超越。实现对事物差异的超越，就要对具体差异进行科学分析，从而借助科学理论或技术从差异里面找到优势，还要把优势变成发展的动力。其中，认识差异本身的特殊规律又是实现超越的关键。比如，东北地区的冰雪、西北的戈壁沙漠、西南的高山峡谷自古就存在，过去都是作为寒冷、荒凉、险阻等负面的东西来看待。“不能改变的东西，我们就发现它的优点吧！”结合旅游业的发展特点与规律，东北地区的冰雪、西北的戈壁沙漠、西南的高山峡谷都可能开发成为优质的旅游产品。著名的有哈尔滨的冰雪节、月牙泉的沙漠游、云南的虎跳峡等。看来，在因地制宜指导下把自然地理存在转化为发展动力，还必须用开放眼光、多角度、结合发展领域、项目，比较优势才能开发出来。比如，东北地区的冰雪、西北的戈壁沙漠、西南的高山峡谷，如果仅局限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这些可能都是寒冷、荒凉、险阻的“负资产”。如果用开放的眼光看冰雪、戈壁沙漠、高山峡谷，对于少见冰雪的南方人，对于平原地区没有见过戈壁沙漠、高山峡谷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新奇、“值得一看”的。当然，这些冰雪、戈壁沙漠、高山峡谷还要按旅游产品要求，进行各种建设、包装、推介。

借助因地制宜的原则，即便在西南地区农村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比较优势，并且把它们都变成了产业，但是就单个优势来说，规模都不大，而且开发成本高。比如，西南地区有各具特色、即比较优势的旅游景点，但是，由于高山峡谷阻碍线路长、分散等原因，单个景点一年的游客人数不及故宫一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串联整合全域旅游，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路径。另外，精细化中的差异化，是串联整合中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有人考察过台湾农村的休闲产业，发现精细化中的差异化做得好。这个经验值得重视。因为，没有精细化，差异化就没有吸引力。“细节决定成败”，这在因地制宜基础上产生的比较优势中或许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1.3.3 因时制宜与西南地区内部社会与经济发展阶段及水平差别承认与超越

因地制宜中，社会阶段发展差异是一个公认的要顾及的问题，在乡村振兴中，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就拿农村来说，京、津、沪郊区的农民 2018 年人均收入达 3 万元左右，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一般只有几千元，相差好几倍；在西部内部成都、西安、昆明等中心城市郊区的农民人均收入在 1 万~ 2 万元，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收入在 5 000 元左右，个别“建卡贫困户”甚至可能更低。

下表是根据西南农村地区部分市、区、县农民收入表（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或统计数据）所得归纳的大致数据。

从表 1.1 可以看出，同样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差距巨大。其中，成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22 135 元，同北京 22 309.5 元大体持平，与上海、广东农村居民相比较，可支配收入 30 375 元或 26 020 元还有一些差距。其余西南地区即或是省会的农民，同北、上、广农民相比较，还有 5 000 ~ 15 000 元的差距。

同处西南地区，同样在省会附近，在成都的农民比在贵阳或昆明的农民，每年就多 7 000多元的收入。

即便在一个省或直辖市，内部差距也不小。同样是农民，在昌都地区就比在成都每年少10 000 元的收入。在重庆区域内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是 5 000 元左右，在云南、贵州差距是3 000 元左右。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不平衡是绝对的，也可以理解为是常态，而平衡是相对的。发展上的不平衡，特别是在经济上就表现为各种差距。因此，差距本身是中性的，即无所谓好坏，关键是人对差距的认识与处理方法。面对差距，也可能认为是无法填平的鸿沟，无法克服的困难，看不见未来的黑洞！但是，有人从差距中激发了动力，把差距变成“差异发展”和“后发优势”。“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差距即逆境，对勇敢者是登天梯，对懦夫是地狱！

在城市里，因为差距铸成了一波又一波美丽发展的故事，经济学上叫作“梯度转移”。当然，城市和区域间的“梯度转移”是有序和时间节点的，包括落后地区承接平台、环境打造与转出地的投资、扩散、溢出等经济行动。可不可以把这些城里利用差距的发展经验、办法用到乡村振兴中值得研究。

节约成本是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乡村振兴中的发展首先表现为成本降低，这是农业进入市场的“入场券”；

理性成本观、结构性成本的必要性与可节约性，或许是中国西南地区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