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命运的抉择

1950年6月上旬，初夏的北京满目翠绿。天安门城楼修葺一新，大红宫灯金黄色的流苏随风摇曳，透着喜气，金水桥下的河水倒映着绿瓦红墙，欢快地流淌着。此时，中共中央正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这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主席的心情自然是急得很，一再发出感慨，过去打江山，现在保江山，“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面对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诙谐地说道：“我们解决了头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脚下的问题呦。”出席全会的人都明白，毛泽东是在指摆脱了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中国人民，还处在极度贫困的经济基础上。这个人口居世界第一的国家，1949年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全部用于制造盖房子的钉子都不够；工业总产值居世界第26位，还比不上比利时、葡萄牙等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家；全国5.4亿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基本处于靠天吃饭的农耕经济状态；二分之一的国土上枪声未停，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武装还在四处兴风作浪。全会决定，中共中央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恢复国民经济、“进军西藏”和“解放台湾”等。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特地强调，要抓重点工作，“不要四面出击”。

就在新中国的领导人急于医治国内创伤的时候，距这次全会结束仅仅半个月时间，6月25日，东北邻国朝鲜内战的炮声突然响起，两天后，美国就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宣布“采取紧急军事措施”。

美国借朝鲜问题公然侵略台湾的卑劣行径，激怒了新中国的领导人。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紧急召开第八次会议，毛泽东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面对美国三个战略方向的挑衅，新中国的领导人不得不运筹帷幄，认真对待。富有作战经验的毛泽东站在摊开的地图前，思忖良久，夹在手里的整支香烟都快燃尽了也毫不知晓。这是他闭门谢客的第七天，一周以来，他没有刮过胡子，一门心思考虑着左邻右舍、国内国外、眼前长远、打仗建设、胜负影响等战略问题。他心里反复地盘算着——如果在台湾方向与美军和蒋军作战，人民解放军缺乏海军和空军力量，胜算把握不大（后来他得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甚至在晚间跪下来祈祷，但愿中国军队进攻台湾，这样他指挥的飞机和军舰就可以在广阔的海面上任意宰割中国军队落后的木船和舢板），看来解放台湾的事情得暂缓；如果到越南作战，那里的热带丛林不利于大兵团展开，而且距离我国工业中心遥远，补给运输十分不便，即使派兵也不会对美国形成直接的打击，所以打这种仗不划算，不过可以给越南方面派一些军事顾问、支援一些物资；如果选择抗美援朝，朝鲜靠近中国工业基地东北，距离苏联也不远，中朝交通便利，地势、人缘都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军陆军的优势，我还是用我的老办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想到这里，毛泽东把烟屁股一丢，一巴掌拍在了中国地图的东北方向。

警卫员听见声响，赶忙打开屋门，满屋子的烟气带着毛泽东的决心，畅快地飞向了蓝天。

中国出兵朝鲜，别无选择——朝鲜亡则中国危，假若侵朝美军压至鸭绿江，中国在毫无缓冲之地时再用兵，可就更难了。迫于局势，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到主持解放军总参谋部日常工作的聂荣臻，都力主出兵。

1950年10月19日，傍晚。夕阳落尽，乌云四合。东北边防军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几十万人马蹑足潜踪，熄火噤声，神不知鬼不觉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每日黄昏至凌晨4时悄然行动，天一亮便隐蔽不动，以至于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浑然不觉。

12月底的一天，中南海丰泽园紫云轩。下午，秋意正浓，艳阳正暖。毛泽东像往常一样坐在宽大的书桌前浏览文件，他不时地抬起头望向窗外。身边的警卫员理解毛泽东的心思，每天这个时候，他都会收到朝鲜战场上的消息。

中国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用兵，能取胜吗？一些人对与美作战缺少自信。毛泽东虽然有信心，但也没有绝对把握。

从战略指挥上，毛泽东派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自己又亲自指挥，他有信心战胜美国；论士兵斗志和牺牲精神，毛泽东也放心。然而，最让毛泽东不放心的是我军的武器装备。和美军相比，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实在是相形见绌。就在一年前新中国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受阅部队的武器，从大炮到坦克，从汽车到飞机，有95%是“战利品”。这些品种五花八门、被称作“万国牌”的装备多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而且几乎都是在二战前后生产的，不仅性能落后，有的连修理用的零配件都很难找到。

入朝后，在“老大哥”苏联的援助下，志愿军虽然配备了一些较为先进的苏制武器，但美军仍然在武器装备上具有全方位的优势，除了先进的飞机、大炮、坦克、步枪，还有让全世界望而生畏的导弹和核武器。

导弹，是一种无人驾驶、自带动力系统、具有自动控制系统的飞行器，可携带数吨炸药，准确地命中目标。导弹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以对敌人不宣而战，施行从天而降的突然打击，命中率极高。可谓是“拒敌于千里之外，灭敌于无形之中”。

核武器更具威慑力，其中以原子弹为代表。几年前，美国为了提前结束二战，用B-29轰炸机在日本的广岛上空投下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另一架轰炸机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每颗原子弹的破坏力都远超1.5万吨TNT炸药，而且伴随着巨大的冲击波、光辐射、穿透辐射和放射性污染。据统计，日本两地受原子弹伤害而死亡的人数最终达到37.5万。爆炸之后，许多幸存者也饱受辐射后遗症的折磨，包括癌症、白血病和皮肤灼伤。两颗原子弹让日本旋即宣布战败投降。从那时起，全世界都领教了核武器的威力，世界都笼罩在这可怕的核阴影之下。

正当毛泽东陷入沉思时，警卫员报告：“聂荣臻到了。”作为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负责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补兵、轮换等工作，日夜忙碌，有时几天睡不了觉。他手拿电报，面露喜色：“主席，第二次战役打胜了！”

毛泽东急忙按灭手中的烟蒂，抓过电报，连说：“好！好！”

按毛泽东的部署，志愿军的前两次胜利，都是在敌人措手不及、毫无防备，在战术上兵力两倍，甚至三倍于敌兵的优势下，实行突然打击而取得的。

毛泽东很快没了笑容，他点燃了一支烟，来回踱步。现在，志愿军的实力已经全面暴露给敌人了。接下来的仗怎么打？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停住脚，说：“和老美比，我们装备落后，无制空权，缺乏坦克和炮兵支援，也没有制海权，这个缺陷已经越发明显了……”

事实确是如此，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志愿军因缺乏步兵反坦克武器吃了大亏，志愿军兵力上的优势被美军火力上的优势抵消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被围美军往往能在强大的地空火力的支援下突破包围。美军第10军在东线遭到宋时轮兵团包围时，大部从海上撤走；第二场战役中，美军几个兵团被包围时，被空军救出相当一部分。

一个月后，毛泽东传令彭德怀，用老法子——“零敲牛皮糖”。

于是，志愿军又拿起了我军游击战的法宝，集中优势兵力穿插迂回，分割包围，用一个军一次只吃掉敌人一个营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取胜。

就这样，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志愿军的胜利震惊了世界，过去2万八国联军就能长驱直入京师，吓得清朝皇帝弃城西逃；今天百万“十六国联军”被打得屁滚尿流。美国人惊呼：中国陆军是一流的作战部队！

对一流的部队就应该采取非常规的作战手段，战争从来不承认公理，这是美国的逻辑。1950年11月20日，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建议美国研究对朝鲜、中国东北以及内陆实施核打击的目标，他说：“为了联合国军守住他们的阵地或重新向鸭绿江推进，使用原子弹是必要的。”美国空军和海军方面则认为：核轰炸可以产生足够大的压力迫使中国妥协。

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

记者杰克·多尔蒂问：“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意味深长地说：“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消息传到中国，毛泽东和国防部所有将领都感到泰山压顶。

1953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节节胜利。5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如果不能实现停战，美国将不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责任。”

所幸，在美国的核大棒落下来之前，入朝参战历时2年9个月的志愿军，退敌500公里，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迫使其接受了停战谈判。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字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非常高兴，在中南海的院子里清了清嗓子，唱了一段京剧。但是武器装备一事，在他日理万机的头脑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天性争强好胜的毛泽东心中有些余气未消：要不是武器装备上的劣势，朝鲜战争的结局应当更好一些，而不是现在这样起点在“三八线”，终点又回到“三八线”，这只能算是打了个平手嘛。

虽然毛泽东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告“我们的国防应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不但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和一支强大的海军”，1950年他还曾一连三次观看兵器展览，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一穷二白、科技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没有下定决心要制造中国自己的导弹、原子弹。

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搞出中国自己的尖端武器的，是美国一次次变本加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

1954年8月，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不断袭扰大陆东南沿海，妄图反攻大陆，再取政权。8月3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以阻止“共产党占领台湾”。8月11日，接替杜鲁门担任美国新总统的艾森豪威尔称，要“粉碎中国进攻台湾的任何尝试”。

美国阻挠中国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这是霸权主义行径，中国人民不能坐视。9月3日，毛泽东命令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驻守金门岛的国民党军队发动炮击。

美国恼羞成怒，再次举起核大棒，这是美国的撒手锏。白宫政策规划办主任罗伯特·鲍伊说：如果金门和马祖落入中共军队之手，美国将向两个岛屿投掷核武器。1955年初，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罗伯特·卡尔内向报界透露：美国已经拟定了一个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的计划……

美国的核大棒如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中国人民的头顶上。

如果中国也有尖端武器，谁还敢动不动甩出核武器的皮鞭！正如周恩来所说：“的确有可能造成一种力量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因为现在美国和苏联都掌握了原子武器……你用我也用，战争就无法进行了。”

经受了美国在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的两次核讹诈后，新中国的领袖们深切地认识到，对付强权政治必须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掌握核武器，国家的腰杆永远直不起来。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占世界第一位的大国，只有掌握尖端武器，具备核反击能力，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

基于这种认识，党中央下定了发展尖端武器的决心。毛泽东曾多次和周恩来提起发展核工业的事，他得知，苏联援助、资金缺少、技术不足、人员短缺等难题均可想办法克服，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内还没有找到作为核原料的铀矿资源。

1954年秋天，在广西发现铀矿的喜讯很快传到了北京。地质部副部长刘杰接到通知，让他去中南海汇报，并说毛泽东要亲自看看铀矿石。刘杰等人带着一块铀矿石，准时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菊香书屋，在场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毛泽东详细了解了探查铀矿的情况，并仔细看着这块只有拳头大小、呈黄褐色的铀矿石，高兴地即席讲：“我们国家的铀矿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的铀矿石的。我们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听完汇报后，毛泽东站起身来同大家握手道别，走到门口，毛泽东握着刘杰的手说：“刘杰呀，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呦，这是决定命运的。”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研究了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钱三强将一块铀矿石装进自己的口袋，从放在桌上的盖革计数器旁边走过，计数器随即发出了嘎嘎的叫声，在场的人对这一现象先是惊奇，后又发出了一阵兴奋的笑声。接着，毛泽东询问了发展原子能的有关问题。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十分高兴地向到会的人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会议从下午3时一直开到晚上8时，毛泽东请到会的同志吃饭。吃饭的时候，李四光和钱三强被安排同毛泽东一桌，席间，毛泽东十分高兴地举起酒杯大声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于是，1955年1月15日，便成为新中国核工业创建的起点。

会后有一天，毛泽东问周恩来：“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周恩来回答：“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优势。在原子能方面，已经有钱三强等几位科学家从国外归来，钱三强曾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人在一起工作，回国后，他们可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在导弹方面，有一位在美国著名科学家冯·卡门门下工作的专家钱学森，我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他早日回国。”

1956年4月25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说到原子弹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