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弋江边的家

解放前我没有固定的家。童年时期总是随着父母流转，时而上海，时而芜湖，时而苏州，时而凹山（今马鞍山），时而武汉，时而重庆。直到1938年秋天，父亲应好友贾伯涛邀请，前往赣南师管区（贾为司令）担任军需工作，母亲与他同行，我们姐弟四人（开明、开诚、开沅、开永）被送往江津乡下国立九中读书，遂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学生。但是对我这样家庭观念淡薄的无知少年来说，学校仿佛就是我的家，而且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家，管吃管住管学习，虽然相对艰苦，倒也衣食无愁。不过好景不长，1943年暑假被九中校方开除，我才真正产生无家可归的感觉。

抗战胜利以后，我终于回到芜湖老家，重新与祖父母、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众多家庭成员团聚。但我很快就到南京金陵大学读书，经常住在学校，无非寒暑假抽空回家看望长辈而已，因此家庭观念仍然比较淡薄。1948年冬天从南京进入中原解放区，加入了革命大家庭，从此再未回过芜湖那个老家。全国解放以后，由于无力继续经营，祖父兄弟三人把芜湖面粉厂连同祖屋全部卖给国营粮食公司。祖父携大姑一家迁往南京，二叔祖夫妇从上海搬到苏州，潜心休养，闭门谢客，年龄最轻的三叔祖也在南京自立门户。从此，芜湖老家永远消逝，我终身任教的华中师大俨然成为我的又一个大家，直到1957年与怀玉结婚，这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家。

然而，芜湖老家留给我的印象毕竟难以磨灭，因为从曾祖父开始，那里住过我家四代人，而我的童年在那里也生活得最久。

老家在芜湖东门（原名金马门）外青弋江边，当时应属郊区，基本上是个农村，只有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路通往县城，本地人自豪地称之为“十里长街”。我家孩子们上小学，每天都要成群结队走过这条交通要道。我很喜欢这条路，因为铺路的青石板平整而又光滑，尽管那一条条独轮车碾压刻下的凹槽记录着百年以上的历史沧桑。离家不远处路的右侧有一家规模较大的杂货店，早上还卖豆浆和油条之类的点心。路的左侧是一个很大的水塘，种植莲藕并养鱼，夏季那满池红白相间的荷花赏心悦目，冬季又可以看到清塘后众多抓鱼的热闹场景。再往前走，路的两侧都是条条块块的水田与菜地，青石板路俨然成为大号田埂。途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几座密集的大石牌坊，记载着几个大户人家（包括李鸿章后代）的功名与节烈。历经岁月消磨，牌坊的浮雕与文字漫漶不清，但我每次放学回家经过，总不免要抚摸端详一番，当然这与考古和史学无涉，完全是出于童稚的好奇。

从牌坊群继续往城里走，还要经过一座高架铁路桥。我们最大的乐事便是观看长长的火车轰隆驶过。因为那些年城乡之间未通汽车，连黄包车与自行车都极少，与我们相伴而行的，除肩挑手提的菜贩以外，只有那运货或载人的吱吱呀呀的手推独轮车。对于我们这些乡间儿童来说，火车便是难得一见的新鲜事物，正如四川乡下人一样，直到抗战期间还把火车运行称为“洋房子搬家”。

走过这威风凛凛的铁桥，不久便到达我们长途跋涉的终点——襄垣小学。

我的老家实际上与面粉厂连成一体，不过工厂在最东头，住宅在最西头，中间隔着占地面积极大的百余号木质仓库与晒麦广场，所以家人感受不到粉尘污染，更听不见机器轰鸣。工厂连同住宅的外面有高大的青砖围墙环绕，东西南三面的外层建筑都是粮仓与公司办公楼，仿佛是城堡的外层，把我家与外面的世界隔开。

按照原来的设计，公司办公楼与住宅实际上也是一座连体建筑，都放在最东头，办公楼在外，住宅在内。进入公司大门便是大客厅与厅前的天井，周围都是大大小小的办公用房，其格局颇如北方的四合院。穿过客厅并以屏风遮掩，才是厂主私宅的大门，不过此门经常关闭。即使偶尔打开，也有另一座屏风遮隔，屏风上是父亲在红纸上书写的很大的福字，可能有福气不外泄的意思吧。住宅同样是四合院格局，主人住的是两层楼房，东西两侧都是平房，供仆人居住或是作储藏室。天井比公司办公楼更大，相当于一座篮球场。客人来我家，一般不走公司正门，而是从公司东西两个侧门绕道进来。因为住宅除直接面向办公楼的正门外，还有东西两个侧门。这并非出于什么礼仪考虑，而是因公司一进大门便是营业部，为顾客出入之所，员工也是来来往往，比较喧嚣嘈杂。听说特别尊贵的客人前来（如前两江总督周馥及府、县以上直接管辖的地方官员），公司便暂停营业部工作，让贵宾经由正门直接进入住宅客厅。不过，余生也晚，记忆中似乎从未见过如此盛况。

住宅也分东西两个单元，仿佛是连成一体的两座大四合院。祖父与姨太太及其子女住在东院，祖母与父母及我们兄弟姐妹住在西院。西院与公司大门及办公楼是原先的老式建筑，住宅全部是仓库改建的，地垄甚高，木质结构，高大然而阴暗。祖父虽然不在西院住，但楼上正厅供有历代祖先牌位与画像，显示出嫡系正房的身份。东院的地位虽然是侧室（不是住宅建筑群的主体），但却是一次火灾后重新修建的新式楼房，不仅采光甚好，而且装修更为讲究，宅前有宽大的草坪，两边有各色盆景与鱼池点缀，顶南头还有一座高大的花坛，四季都有鲜花盛开。祖父坐在办公桌边，透过大玻璃窗，满眼都是花草争妍，夏天青弋江涨水后还可以看见缓缓经过公司大门的帆船桅杆。

随同祖父住在东院的，还有庶出的小叔祖兆森（向荣）和他的养母（曾祖父的妾，蓄发在家修行，大家称之为“二老师太”），也许他们按传统礼俗以住侧室为宜。不过住东院与名分不大相称的，除作为一家之主的祖父外，还有他执意留在身边的我那大哥开平。他被安排与小叔祖向荣同住楼上一间卧室，由于年龄相近，和睦相处，往往被外人认为是兄弟，虽然两者之间相隔两辈。这样安排说明祖父还不是那么守旧刻板，但却引起我母亲的不满，因为剥夺了她亲自抚育长子的权利。

西院的主角当然是祖母，她独住坐北朝南的主卧室，隔壁房间则是三哥、五弟、六弟的集体宿舍。父母带着姐姐与我住在靠西边的两间卧室，中间与祖母相隔开的是一个大客厅，那是全家喜庆、祭祀、迎宾的中心地点，但平常则显得异常空旷冷清。大厅平时也是祖母、父母与我们兄弟姐妹的餐厅，中间摆一张很大的圆餐桌，可以容纳二十人同时进餐，但平时进餐者不超过十人，显得过分宽松。逢年过节祖父往往独自带着大哥过来与我们共进午餐或晚餐，这时就显露出明显的嫡庶之分。

西院的楼上没有住人，二楼正厅供奉众多祖宗牌位，他们的彩色画像平时收藏在壁柜里，只有每年春节前后才被“请”下楼正式供奉。所谓“请”祖宗，照例由父亲以长房长子身份，从楼上一摞一摞抱下来，然后按世代顺序，一张一张展开，再按既定的位置逐一挂在墙上。由于祖宗人数很多，墙壁几乎都挂满了。每逢“请”祖宗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父亲展开祖宗的画轴。父亲紧握画轴站立不动，我们则是轮流上阵，手执画轴末端缓缓后退，直至画卷全部展开。但这种活只有男性亲属干，女性则严禁触摸，这是重男轻女的表征之一。祖宗画像几乎人人都是神气活现的官员，冠带袍服，正襟危坐，近似现今大官们的标准照。其实除十二世节文公及其子孙三代有五六人担任过知县、知州乃至道台等官职外，其余大多为没有任何功名的白丁，只是后世荣显循例申请朝廷赏以相应封典，所以连同糟糠之妻都变成官太太了，正所谓光宗耀祖是也。对于这些翎顶辉煌的画像，我们很感兴趣，往往看了又看，但无非是如同看京戏与连环画那样的好奇，并没有任何血脉上的归属感。

楼上左侧的两间房，是祖母念经拜佛之所，供有如来、观音之类菩萨，还有邪门歪道的“大仙”牌位。“大仙”与香港的“黄大仙”同出一源，其实就是狐狸、黄鼠狼之类的“妖异”，谁也没有真正见过，但总认为不能得罪，唯恐它降祸酿灾，至少是鸡犬不宁。楼上西边两间房，主要是供藏书与保存珍贵衣物之用。图书是清一色的樟木箱收藏，排列得整整齐齐，但自从曾祖父维藩公过世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上楼认真阅读。衣服则是用清一色的大牛皮箱分别收藏，也排列得整整齐齐，其中主要是皮毛冬衣。每逢春秋两季晴好天气，祖母必定督率仆妇取出挂在天井里晾晒，那形形色色的皮毛也增添了我们兄弟观赏的乐趣。在我稍为记事的时候，西院楼上似乎从来无人居住。大概是由于几位姑奶奶（祖父的妹妹或堂妹）出嫁外地，而二叔祖则全家迁居上海，所以这些卧室便空出来了，为我们童年嬉戏增添了若干空间。

楼下客厅正面靠墙摆着一张长长的供桌，上面置有玉如意、拂尘、香炉、烛台和铜磬等礼器。墙上挂着松鹤延年之类大幅国画，对联是晚清陆润庠写的，但不知为什么下联却有“书赠学海”字样。我父亲是戊戌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当然不可能与这位资深状元公有什么交谊，大概是哪位长辈代为索求的。客厅东西两侧墙上挂满了三舅公（祖母之兄）亲笔书写的《朱柏庐治家格言》，可能是作为祖父祖母新婚礼品送来的。他是前清举人，在南京财政部任秘书，所以书法是明显的馆阁体，方方正正，笔笔不苟，一如格言作者的精神风貌。当时我还很难理解格言深意，也从未有哪位长辈为我讲解过这么长篇大论的家训。只不过每到吃饭时间必定可以看到它，其中有些通俗话语逐渐留下印象，如“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等等，此后都成为我身体力行的座右铭。只是朱老夫子说“三姑六婆，淫盗之媒”，祖母却视若无睹，经常与附近寺庙道观的尼姑、道姑来往，而且关起卧室房门亲密叙谈。我们也许是受朱老夫子影响，总觉得他们的行踪有些诡秘，因而就躲避得远远的。

西院正房楼下四间卧室，陈设都是大同小异。南面临窗摆一张红木方桌和四把椅子，两侧分别是梳妆台、书桌与书橱。里面靠墙是一张宁式雕花木床，床头置有五斗柜，对面则是一排大衣柜，床后有江南人家必备的红漆描金马桶，仿佛现今卧室的卫生间，同时又放若干杂物，兼具储藏室功能。我的卧室原来大概是父母结婚的新房，家具都是维藩公在城内创建的专业工厂制作，完全是宁波式样，衣柜一色黑漆雕花，而且都有很大的穿衣镜。我睡上床一眼便可看见这排穿衣镜，里面正好映现与其相对的五斗柜镜子，而五斗柜的镜内又映现穿衣镜……如此循环往复，常能引发我的童稚遐思，谈不上什么光学与哲学的原理，却逐渐形成模糊的“无限”概念。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但不乏想象与思索，常常对着镜子发呆，久久注视着那镜中重重叠叠的“无限”。由于孩子太多，没有任何人发现我的痴迷，除非正好碰上吃饭时间，才有女仆喊我出去。

吃饭的时候祖母居中就座，父母和儿女围成一圈，如众星拱月。背后照例站着几位女仆，我们真是“饭来张口，茶来伸手”。但饭菜却单调之至，早餐照例一碟豆腐干，一碟豆腐乳，外加两碟腌菜，主食长年只有稀饭而无面点。这样的早餐对于正在发育成长的儿童显然不宜，特别是我消化能力较强，每到中餐前往往饿得大口吐清水。可能还是由于孩子太多，我又爱独自躲在偏僻角落玩耍，所以没有任何大人发现我的悲惨状况。中晚饭菜也是大同小异，都是从东院小厨房（公司另有大厨房）做好送来，照例是六菜一汤，数量虽然不少，但可口食品实在不多。荤菜几乎一年到头都是黄豆芽烧肉（肉只是点缀而已），能够吃点鱼就算是美食。所以我们这些男孩特别口馋，连苋菜的红色汤汁都当作美味争相用来拌饭。进餐时气氛非常沉闷，祖母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孩子们埋头吃饭不敢有任何嬉笑。其实祖母患胃病，进餐无非虚应故事，她的床头一排大衣柜上，整整齐齐放着七八个青花瓷坛，里面装着各种零食供她“少吃多餐”。她最爱嗑瓜子，没事时一颗接一颗不断地嗑，神闲气定，优哉游哉，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她从不分给我们一点零食，我们也从未有过向她索取的念头。母亲评论说：“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大抵都是这样。”但当时我还不懂这话的含义。

由于是半个世纪以上的老房子，所以西院一切都显得比较陈旧，加上墙壁与天花板都漆成深褐色，雕花玻璃的采光很差，更显得有些阴暗。住宅周围都是人口稀少的田野，老鼠与黄鼠狼经常潜入乃至繁殖。楼上房间常年没有住人，晚间便成为这些小动物肆意游走的乐园，并且成群结队在楼板上跑出阵阵响声。祖母虽然养了好几只猫，然而由于过分娇养，太懒太胖，未能起任何震慑作用。祖母迷信而又胆小，竟把黄鼠狼当作狐仙，在楼上佛堂内供上不伦不类的“大仙”牌位，每逢初一、十五必定以水果糕点供奉。我们偶尔上楼游戏并偷食供品，她还感到非常欣慰，称赞“大仙真灵呀！”但我们也感到这楼上阴气太重，神秘而又阴森，只有白天才敢结伴上楼，晚上连黑洞洞的楼梯口都不敢进入。父母也严禁我们晚间上楼，唯恐孩子受惊生病。

但是西院的宽阔天井却是我们童年欢乐的泉源。天井主体地面用平整的青石板铺成，笔直的纵横交错的石缝正好可供玩“跳房子”游戏，同时也是踢毽子、玩皮球、滚铁环的最佳场地。幸好天井特大，所以阴暗的老宅还拥有一大片明亮的天空。对于我们这些经常被关闭在阴暗老屋中的孩子来说，天空太可爱了，白昼可以看见蓝天白云，夜晚可以看见繁密星星。特别是在秋高气爽的季节，蓝天下有许多似烟似纱似絮的云朵不断游动，夜晚有灿烂的长长的银河横亘。夏季暴风雨前的天空，乌云翻滚，变幻莫测，展现多种多样的形状与色彩。及至倾盆大雨泼在青石板上溅起簇簇白雾，雨水顺着屋檐涌流而下，又仿佛许多小小的瀑布千姿百态。如果是严寒的冬天，融化的雪水又会在屋檐下结成一串串冰溜，在雪后放晴的阳光下辉映出绚丽的色彩。

天井东西两侧各有一块空地未铺石板，由于年深日久，泥土上已经长满青苔，却给这阴冷萧瑟的西院增添若干生命的鲜活。对于老宅中的孩子们来说，这两大片泥地简直是富饶的宝藏，捕捉蝴蝶、蜻蜓、金龟子，挖蚯蚓，都是百玩不厌的乐事。我最爱看蚂蚁搬家，一个个蚂蚁衔着食物，不疾不徐走成长长的行列，这进退有序的运输队伍连绵亘续，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偶尔还可以看蚁战，不同颜色与不同体型的蚁群相互咬斗，勇猛异常，往往可以吸引我蹲视大半天。

春天来了，母亲总爱为我们孵一大窝小鸡，母鸡带着小鸡到处啄啄扒扒，觅食中洋溢的亲情与生活气息，多少减退了这老屋的阴冷。天井南端左侧屋檐下，有木板制成的一大片鸽棚，栖息着上百只青灰与白色的鸽子。虽然夜晚那咕咕的鸣叫声扰人清梦，但白天看它们在屋顶上嬉戏、觅食，更多是在蓝天白云下盘旋翱翔，我们童稚的心灵仿佛也随之飞越这大院的樊篱。还有客厅天花板上靠近大吊灯底座的燕子窝，每年春天都有成双成对的燕子前来安居，不久便有啾啾鸣叫的雏燕出生，张开乳黄色的小嘴急不可待地争食老燕从远处叼来的虫蝇。此外还有那叽叽喳喳的麻雀，也常在屋顶瓦缝里筑巢繁衍，它们是不受怜惜的常客，也是唯一容许我们用弹弓射击的小动物。

但无论如何，对我们吸引力更大的毕竟还是高大厚实围墙外面的世界。除早晨上学、下午放学以外，祖父严禁我们私自出外，唯恐我们受到不良影响或被坏人伤害。但越是这样严控，我们就越想走出这阴暗刻板的老屋，有时便偷偷从西院侧门溜出去。门外河边是一大片晒场，每逢晴好天气，工人们便铺满篾席，从仓库搬出小麦翻晒，遍地金色灿烂，蔚为壮观。晒场前面是青弋江堤岸，江以水色清亮得名，乃长江一条支流。岸边有一行柳树，树干有粗大至难以合抱者，大概是维藩公那一代创业者种植。柳枝拂曳在水面上，引得游鱼群集，吮吸柳叶唧唧发声。我常爱坐在岸边树下，聆听游鱼细语，或看捕鱼人撒网扳罾。对岸（芜湖城里人称为河南）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每到春天，最耀眼的是菜花的遍地金黄。所以我在小学学画水彩，最爱用的就是嫩绿（柳叶）与金黄（菜花）二色。公司大门前有颇具气势的石砌码头，两侧有欧洲中世纪风格的路灯（不过已不用煤气，改为电灯），那是专为公司运送小麦、面粉的大木船设置的。

祖父三令五申不准我们下河玩水，母亲也唯恐孩子有所闪失，但那清亮的河水与美丽的南岸的吸引力实在太大。小叔祖与大哥等大孩子曾偷偷划小船到南岸（包括租界旧址）观光一次，引起全家巨大惊恐。我们这些小不点自然无此胆量，只有一个夏天，三哥约我偷偷溜到河边戏水，把内裤弄湿了。三哥住在祖母隔壁，老太太每天专心念经拜佛嗑瓜子，对孙辈不闻不问，所以从从容容回到了自己卧室更衣。我因为住在母亲隔壁，时刻处于监控之中，唯恐她用指甲在我腿上划出白痕（这是过去父母检查孩子是否偷偷游泳的简易方法），只好躲在一棵大柳树背后，把内裤晒干后才悄悄回家。

晒场西边是一大片简陋茅屋，那是部分面粉厂外来工人的住宅，也有少数邻近农民或手工业者杂居其间。这是贫困劳动者的生活社区，与面粉厂的多层高楼及厂内的深宅大院形成鲜明反差。不过大院围墙内的孩子们是寂寞的，茅屋区的儿童则可以成群结队尽情玩耍。一道无形的墙把我们彻底分隔开来，即使偶然相遇，彼此也互不理睬。我从未进入任何一座土坯茅屋，很难想象其中贫困情景。只有在天寒岁暮，年号（一种类似唢呐的乐器）声在北风中摇曳，时时又听见茅屋中人为患病儿童“叫魂”的呼唤，我才模模糊糊感受到茅屋区的若干悲凉，而逃难到四川进入乡下中学以后，这种感受又逐渐转化成为比较清晰的社会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