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母

祖父名兆奎，字朗熙，是维藩公的长子，理所当然的接班人。1921年维藩公病故，他便成为这个大家族的家长，并且直接管理益新面粉公司这份家业。

从我记事起，家中只有他一人被尊称为老爷。父亲虽然早已超过而立之年，仍被称为少爷，而且是唯一的少爷，因为他是祖父的独子。我们等而下之，由于尚未具备任何“爷”的资质，所以不伦不类地被称为先生。大哥开平是大先生，姐姐开明是二先生，三哥开诚是三先生，我排行第四因而是四先生，如此等等。由于我们这些不入流的先生为数太多，所以在众人心目中毫无斤两。除开平因为其特殊身份稍受尊重外，我们这些所谓先生无非是一群顽童而已。面粉厂的年轻工人不愧为先进阶级的成员，他们居然可以当面调侃我们。例如老五开永不爱清洁，他们就编顺口溜给予规劝：“五先生，起五更，挖鼻屎，当点心。”由于是善意的说笑，而且还教育儿童注意卫生，所以父母并不介意，任其流传。倒是个别调皮工人讥笑我“矮子矮，一肚子歹”，有点牵强附会。其实我从小就呆头呆脑，顶多只是有点“杠头（倔犟）”，哪有一肚子坏主意。这多少增添了父母对我健康的担心，但幸好这些流言没有传到祖父那里，否则他一定会大发雷霆。

祖父并非家族的创业者，只能说是一个勉为其难的守成者。真正的创业者是他的父亲维藩公，这才是家族内外都十分尊敬的英雄人物。他出生于山西太原，随着父亲怡棠公在左宗棠西征军营中长大，19岁正式从军，在哈密专门从事军需转运，常年奔走于沙漠戈壁中，极为艰苦，功勋卓著。西征结束后父子随左公南返，以军功分发安徽，历任无为州知州，怀宁、宣城县令。甲午前后，厌倦仕途，借口侍养老母辞职，转而从事实业。他选定芜湖金马门外青弋江边这块宝地，创建益新面粉公司。厂名取自《大学》章句，即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厂训。民国以后又在当涂凹山（今马鞍山）以新法开采铁矿，创建宝兴铁矿公司。欧战结束，他曾雄心勃勃，与开滦公司筹议合作开采开平煤矿并就近在秦皇岛设立炼铁厂，但不幸事尚未成即于1921年猝然病逝，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我不知道祖父是如何接班的，但根据维藩公《铁髯诗草》中《示奎儿》两首，可知他此前已经学习管理过面粉厂。诗云：“闻儿抱恙备添愁，握管丁宁语未休。危局支持原不易，常怀得失亦徒忧。事终有济惟迟早，人到危难莫怨尤。涤虑洗心兼养气，自然诸疾立时瘳。”又云：“炎凉事态静中看，荣辱无惊随遇安。岂有榛芜能碍路，且将藜藿勉加餐。艰辛历遍心逾壮，横逆来时量亦宽。白发天涯劳怅望，迅驰尺简当承欢。”这两首诗大概写于面粉厂严重火灾几致一蹶不振之时，而当时维藩公又正出差滞留于京津，因此父子都相互牵挂焦虑。维藩公久经军旅、仕途、商场多种磨练，因此遇险不惊，沉着应对，并将为人处事的人生感悟传授给子女。而祖父年纪轻轻即参与管理新式工厂，曾经遭遇过前进路上的榛芜，也曾经勉强支撑过危局，显然并非完全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可算是较有管理经验的年轻企业家。

至于他的水平与业绩，无论在他生前或身后，家族内外都有许多不同评价。但反正从我记事起，我家企业就逐渐走下坡路。听说宝兴铁矿公司主要由二叔祖在上海经管，益新面粉厂则是委托父亲生母李氏的哥哥管理日常事务，父亲也协助料理若干行政事务与秘书工作。李舅爷与父亲都很忙，每天从早到晚在厂里办公。但我记忆中的祖父倒显得略有几分悠闲。常见他坐在卧室书桌边，面对南窗沉吟无语。窗前东西两边各置一大水缸，一种莲花，一养金鱼。向前靠近南墙，有一座高大的花坛，布置着假山与各色时令花草。当时青弋江下游已成悬河，汛期水位猛升，祖父透过窗户可见来往帆船的桅杆。我不知道他经常思考什么问题，多年以后听大哥说他喜欢写诗，书法已有自己的风格，也许我记忆中正好是看见他吟诗或练字吧。

他很少发脾气，也很少大声训斥别人。《铁髯诗草》另有《自题娱亲课子弄孙图》一首，诗云：“两儿鲁钝实堪嗔，诗礼时劳训诫频。幸喜一般天性好，也是温情学双亲。”知子莫如其父，兆奎、兆彬兄弟读书肯定并非颖悟，但“温情”二字确实符合他们的性格特征。不过祖父的相貌可能过于威严，我们这群孙儿都有点怕他，除大哥与他朝夕相处祖孙情深意浓而外，我们对祖父都是敬而远之，从不主动进入他的房间。父亲对他尤其毕恭毕敬，只要远远传来他响亮的一声“海儿”（父亲名学海），即便是正坐在马桶上出恭，也要马上系好裤子，一路小跑穿过客厅与两间大房，赶过去接受严父的耳提面训。在童年记忆中也曾经有过祖父温情的印象，每逢上学遇上寒风或大雾，临行前他必定把我们叫去，每人喝几口掺有少量白酒的温开水，说是可以解除寒气与湿气。三哥与我读小学六年级时，又让我们下午放学后到他卧室看报，有时还打开当时整个芜湖都很稀罕的高大收音机让我们听重要新闻。特别是西安事变后，看报与听播放新闻几乎成为每天的例行公事。有时他还把父亲找去，两人共同分析时局发展及其对粮食市场的可能影响。但即便是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他也很少与我们直接交谈，多半是仍然坐在窗前沉思或写点什么。他平时都在东院与姨太太及其子女进餐，大哥与小叔祖（兆森）一般也陪同在一起吃饭。听说东院菜肴比较讲究，母亲常为此发点牢骚，认为是嫡系子女反而受了委屈，不过我们自己倒是知足常乐，已经习惯于这种“二等公民”的待遇。但是每逢亲友或“坟亲”（家族守墓人，可利用坟墓周围土地生产）送来节令新鲜食品，祖父也会独自来到西院与我们共同尝新，如毛蚶、莲藕、菱角、春笋等等。这本应是三世同堂的乐趣，但祖父一来我们反而不大自在，都默默地有节制地吃下分给自己的食品，从来没有多少欢声笑语，无非是例行公事，用母亲的评论来说就是“虚伪”。

祖父最宠爱而感情也最深的确实是大哥开平，这个长房长孙被安排住在东院由他亲自教养。开平有艺术天分，从小爱画国画，祖父派人买来上好的宣纸、湖笔、徽墨，并把大孙子的代表作裱成画轴。大哥读中学时又爱好武术，他又立刻指定师傅教练，并且要厂内锻工打造开平常用的武器。我记得大哥最喜欢那个镀镍双锏，舞动起来银光闪闪不见人影。于是大哥简直成为全家的明星，我们都是他的热情粉丝。抗战期间，全家四分五散，蛰居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的祖父，仍然坚持定期给在四川读大学的大哥写信。大哥非常珍惜这些信，因为不仅情深意挚，文采与书法亦属上乘。后来大哥曾请工匠精心裱糊，装订成册，并且制作典雅的木质封面。当年我借住在大哥宿舍时曾经反复看过，记得其中有“乱世人不如太平犬”之类话语，使我很受感动。

其实祖父对我们这些小一些的孙儿女，也不是完全不想念。前两年大哥突然在电话中以沉重的语气对我说：“我已经九十多岁了，有一件事不能不告诉你。抗战期间，爷爷曾汇一大笔钱给三舅爷转交，让我们滞留四川的五个兄弟姐妹一起回上海，不料三舅爷家大口阔，工资收入非常困窘，很快就把我们的路费花光了。因为牵涉到三舅爷的声誉，我一直都不愿说出来，现在再不讲你们就永不会知道这件事了。”其实我们当时都有强烈的民族气节观念，从未想过回到沦陷后的上海苟延性命，祖父的无奈与失望可想而知。碍于祖母的情面，祖父自己更不便向我们说明事实真相。抗战胜利后，分散流徙的家族成员很快都先后回到芜湖老宅，只有我因为已经参加青年远征军进入战斗序列，迟至1946年8月才复员回家，成为最后一个安全归来的孙辈。据说那天祖父兴致很高，很早便来到西院与家人叙谈，中饭后还破例坐在祖母卧室的躺椅上假寐，焦急地等待我这个业已流浪成性的孙儿归来。记得我一进公司大门便有守望着的工人拖长声音高呼：“四先生回来了。”接着穿过公司天井，进入东院大门，然后又进入西院侧门，每经过一处都有工人高呼：“四先生回来了。”这是生平历次回家中待遇最为隆重的一次，内心五味杂陈，简直说不清是什么感觉。我一进祖母卧室，他就叫我坐在身边，这也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亲昵。他问长问短，看了又看，不断抚摸我已发育健壮的肩膀，眯缝的双眼洋溢着幸福的神情，喃喃地说：“这才真正是全家团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直接感受到祖父的炽热亲情，但似乎也只有这一次。旧礼教与不正常的家庭关系，仿佛是一座难以推倒的墙，始终阻隔着祖孙之间天然的亲情交流。去南京读大学后我很少回家，也很少写信，逢年过节也无非是礼貌性地向祖父祝贺问安而已，彼此不再有任何单独交流。

祖父晚年的心境想必不大愉快。宝兴铁矿由于沦陷期间被日军强占并继续开采，抗战胜利后又被国民党官员当作“敌产”接收，并由于向我家勒索大量金条未遂，虽经多方交涉也未能发还。益新面粉公司虽然继续经营，但因战乱频仍，市场滞销，负债累累，濒于破产。芜湖解放后，只得由粮食公司折价收购并改为国营。“支持危局原不易，常怀得失亦徒然。”祖父苦撑三十年的偌大家业终于荡然无存。《铁髯诗草》的诗句，竟成业已验证的预言。他自觉无颜继续留在芜湖，又厌倦上海的繁嚣，便与姨太太及其大女儿（学溶）一家迁居南京。此后，他与我父亲、大哥仍常有书信往来，在上海就业的大哥还就近利用节假日前往探视。他听说我已正式在师范学院任教，感到非常欣慰，并来信要我把自己编印的讲义寄给他看。我托父亲带去一本，作为他八十大寿的贺礼，并附上20元以示回报。那时我刚由供给制改为工薪制，但由于低薪制限制每月只有68元，其中一部分还要贴补父母生活费用。因此他对我这点微薄礼金看得较重，经常夸奖我好学懂事。不过20世纪50年代我们太革命化了，内心难免把他视为资产阶级化身，因此从未去南京看望过他，想必老人内心多少有点失落。

听说与他同住的大女儿在玄武湖公园卖门票，女婿仍在税务部门当小职员。有一天他偶然走进一条小巷，巷外一辆马车急驰撞倒墙壁，恰好把他压倒在地。祖父出生于大西北，身躯比较高大健壮，虽被压伤昏迷，但很快就被抢救过来，而且一切活动如常，除血压照常偏高外别无其他毛病。不过他的心情更趋压抑，给父亲信末常自署“恨再苏老人”。他与这个新社会始终格格不入，不像曾祖父在民国肇建时还能吟出趋新乐观的诗句：“曙色苍茫里，轻车出帝京。冻云涵大野，快雪喜初晴。改朔颁新历，谋生愧远行。遥知儿女辈，日日数归程。”（《铁髯诗草·新历元旦出都口占》）

曾祖父晚年乡情愈浓，曾有诗云：“我家昔住圣湖东，烽火频惊草阁空。愿构孤山三架屋，四时常作主人翁。”（《铁髯诗草·北固山人寄赠西湖图帐檐赋此以谢》）此外，他还刻有“苕溪渔隐”“苕溪章维藩”等闲章。但他毕竟未能实现回归故里之愿，只能安葬于杭州马家坞章家园，聊慰思乡未了之情。祖父1956年病逝于南京，却未能归葬于章家园，因为那座山早已改归国有，并由当地农民集体使用了（改为茶园）。祖父讣告寄来以后，只有父亲亲往南京奔丧，我们这些孙辈没有随同前往。并非因为工作太忙，而是我们都自以为是“资产阶级掘墓人”，自然不会为一个资产阶级老人的自然消亡公开悼念。呜呼哀哉！

我有两位祖母。一位是父亲的生母，姓李，早已过世多年。我能见到的是父亲的继母，与我们并无任何血缘关系。

继祖母姓陈，出生于南京一个书香门第，据说祖上曾任过翰林。她的兄弟很多，我们只见过她的三哥，称三舅爷，前清末年曾中过举，民国以后一直在南京政府财政部担任秘书，但无非是忙于一些日常文字工作，没有任何实权。祖母自幼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自然是知书达礼，文静贤淑。

在江南地区，丧妻的男人再娶，叫作续弦或填房，就是填充空着的卧室的意思。较有身份人家的小姐，一般不大愿意充当这种角色。但陈氏由于家道中落，生齿日繁，迟迟未能出嫁，所以接受了这桩姻缘。我不知道祖父与祖母结婚初期的情况，想必也是相敬如宾但缺少应有的爱情。她来我家时，父亲只有四五岁，曾祖父非常怜爱这个从小失去亲娘的长房长孙，舍不得交给继母抚养，所以留在身边另请奶妈哺育。父亲自幼跟随曾祖父走南闯北，经常来往于上海、北京，享尽人间荣华，但与祖父母的关系反而疏远了。

不知是哪一年，可能由于继祖母迟迟未能生育，而祖父又唯恐一线单传，便娶了扬州一位姓张的女子为妾，仆工尊称为姨太太，而家人多叫她“钱姑娘”，也许钱是她原先的艺名吧。她来我家以后，一连串生了三个女儿与一个儿子，所以很得祖父宠幸。祖父与她及其子女住在东院，平常又很少到以祖母为中心的西院来，仿佛是另一家人。从名分上来说，继祖母是明媒正娶的续配夫人，但事实上却未能继续拥有丈夫的爱情。加上她自己又未生儿女，与我们也只是名义上的祖孙，其内心的寂寞痛楚可想而知。但章、陈两方都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那些年月妇女受旧礼教毒害仍深，祖母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离婚。她需要这个流于形式的名分，不仅是维护自己的颜面，而且也是维护陈家的颜面。她只有独自默默地咽下这个不幸的包办婚姻的苦果，并且继续恪守大家庭主妇的职责，按照传统礼仪无止无休地扮演这种悲剧角色。她那白净的脸上很少露出笑容，平时也是喜怒不形于色，把内心活动隐藏得极深。她待人接物都很得体，细声细语，文质彬彬，但所有这些礼貌与谦恭却缺少真实的感情内涵。用母亲的快人快语来评论，就是“太假”。

她有洁癖，卧室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也容不得周围环境的半点污秽。据说南京陈家的女孩在室内必须脱掉鞋子，终日坐在床上穿针引线或闭目养神，很少下地劳作与走动，她们金莲之纤巧也是南京城内有名的。我不知道祖母对自己的小脚是引以为荣还是引以为恨，像她那样的旧式大家闺秀，似乎仍然认为当年被缠小脚乃是天经地义。我们这些顽童自然不会关心祖母的小脚，但有天下午我找弟弟玩，走过祖母的卧室正好碰上她洗脚，我本能地掉头想跑，却被她喊住。祖母此时的心情似乎十分愉悦，柔声说：“四宝别走，看奶奶洗脚。”我不敢违抗，只好傻头傻脑站在旁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女性原生态的小脚。她洗脚不用自己动手，坐在靠椅上任由贴身女仆张妈代劳。张妈是个身材高挑的中年妇女，反应敏捷，手脚麻利，堪称祖母的心腹。张妈首先为她脱下布袜，然后缓缓解开一层又一层裹得严严实实的长布条，终于露出那双小得出奇的畸形双脚。脚趾与脚掌似乎已经合为一体，很像细皮白肉的粽子。张妈小心翼翼地把这双小脚轻轻放进红漆高脚木盆中，慢条斯理地揉搓擦洗，祖母显得非常舒适，半闭着眼睛与张妈闲聊琐事。我却突然产生一种恐惧的感觉，又好像有些恶心，乘她们不注意时溜出卧室。此事我从未告诉别人，唯恐父母骂我有失礼仪，但却在幼小的心灵留下若干近似尴尬的回忆。

可能正是由于脚小难以承重，祖母平时很少离开卧室，更谈不上走出户外，只有一日三餐必须到客厅来与我们一起吃饭。她日常的生活单调而又略显繁琐。早上起床由张妈伺候她漱洗化妆，发髻梳得油光水滑一丝不乱。上午的必修功课是反复诵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左手捻动一串佛珠，右手偶尔翻动经页，声音轻柔得似断似续，但神情凝重，若有所思，仿佛已进入另一个世界。诵经拜佛之余，我不知道她如何打发时光，但经常可以看到她悠闲地嗑瓜子或吃点什么零食。除张妈外，她很少与家人谈话，好像我们都不存在。

祖母也有可以显示其全家主妇身份的时机。一是每月分发各房例费（相当于生活补贴或零花钱），尽管金额由祖父确定，然而必经祖母之手交由张妈分送各房。二是有时督率全家成年妇女缝制面粉袋。祖父可能是想保持传统的耕读家风，每逢面粉畅销而面袋紧缺之时，便命男仆从公司领回若干匹细白棉布，由祖母分发各房妇女合力缝制。祖母也有自己的任务定额，但主要是由张妈代为完成，她自己无非是吩咐一下，或偶尔起身看看窗外缝制场景。在那些时日，屋檐下摆出一大排缝纫机，家族成年妇女与女仆一律上阵，随着机声轧轧，一条条面粉袋迅速堆积成山，再由男仆运交公司。这是有偿劳动，而且是计件付酬，所以参与者积极性很高，主仆关系也特别融洽，欢声笑语暂时驱散了两个大院的冷清寂静。三是每月初一、十五或已故先辈生辰、忌日，督率西院女眷、女仆折叠祭奠用的锡箔元宝，通常是金银两色并用。这项工作祖母必定亲自参加，她心灵手巧，折得又快又好，赢得赞声不绝。但不公平的是，她们制作这么多精美的冥币，却不能经由她们亲手焚化。祭奠时间多半是在午餐之前，祖父和父亲必定穿长袍马褂，还要戴瓜皮帽，率领我们这群男孩子，整整齐齐排成两行，在香烟缭绕中南向揖拜，行礼如仪。锡箔元宝置于天井中心一个大铁罐中，由一二男仆专司焚化。我们平时看神怪小说太多，在不断升腾缥缈的烟雾中似乎看到若干幻影，仿佛是祖先们正在笑纳子孙的孝敬。我虽然能够参与祭祀，但却丝毫没有大男子主义的优越感，反而为祖母、母亲、奶妈、姐姐抱屈。因为那已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何况还是在一个现代企业主家庭。

祖母显得更为神采焕发的时候，多半是在为旧历春节作准备的那些日日夜夜，她亲自督率男工女仆制作各种节令食品与祭祀供品。每年年底，大天井中摆着许多大缸，男女仆人在祖母指点下腌制大块猪肉与各种咸菜。当然，孩子们最欢喜参与的还是做年糕。男仆挑来大筐大筐热气腾腾的糯米粉团，祖母带领我们围着客厅那个大圆桌坐得整整齐齐，用形状、大小各不相同的若干模具压制出形形色色的年糕，那情景很像北方人家过年集体包饺子。在兄弟姐妹当中我的手艺最差，所以只能承担最简单的活儿，即用毛笔在已制成的年糕上点红，或用刻有各种图案的木板为年糕增添喜庆色彩。我们还可以随意品尝多余的年糕残料，又热又香又甜，比做成的年糕还要可口。这些时刻祖母显得特别宽容，不仅不呵责我们，有时还命厨房送来准备做“利市”（“送灶”前商家例行的节庆活动）之用刚出锅的油炸豆腐给我们尝新。那豆腐黄澄澄的，外焦内嫩，又烫又香，又酸又甜，好吃极了。这个时刻，也只有这个时刻，祖母忽然变了，在我们心目中她变成一个慈祥、温和、可亲的奶奶。只是可惜一年也只有这几天啊！

抗战期间，她随祖父蛰居上海金神父路旧宅，不知道她怎样度过如此漫长、艰难而更寂寞的岁月。我们毕竟是每天都追随她周围的“嫡系部队”，离开我们她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抗战胜利后，她随祖父回到芜湖，回到她以前曾住过二十多年的卧室。我从重庆复员回家，就是在这间房与祖父亲切晤谈。令我不胜惊讶的是，这间卧室依然保持着抗战以前的旧貌，而将近九年的岁月沧桑似乎也没有给祖母增多印痕。头发依然是那么乌黑，脸上未见有明显的皱纹，而神情仍旧是那么淡漠，仿佛永远戴着一副面具，显示不出任何表情的变化。我不知道她对我这个最后归来的孙儿是高兴还是不悦，很难窥测其喜怒哀乐。

复员回家以后，我的住房有了变化。原先的卧室已成大哥夫妇的新房，我只好与五弟合住在祖母的隔壁（三哥已在南京国立药专住读）。祖母的生活流程一如往昔，从诵经礼佛到闲嗑瓜子，刻板而又单一，时光的流转似乎在她的卧室中已经停驻。只有贴身女仆张妈已换成新的朱妈，年纪稍大，没有当年张妈那么干练麻利，但是带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小珠子，帮助做些杂事，也包括为我们兄弟两人洗衣。因此，父母和兄嫂的生活就基本自理，不再另请女仆。但一日三餐仍由东院厨房送来，祖母端坐正中，大家围坐一圈埋头吃与抗战前一模一样的饭菜。

祖母就这样继续孤寂而又刻板地生活在空空荡荡的西院。不久，大哥为了上班方便，搬到城里有了自己的小家，姐姐早已嫁到外地，我与三哥在南京住读，只有老五开永一人留在芜湖读中学。家中人口更加减少，加上经济状况更加困窘，面粉厂已经靠出租经营勉强维持，祖母的心境可能更加凄凉。但她脸上仍未流露出任何异常表情，就像某些中国画中的传统妇女一样，身材娇小，眉清目秀，然而总使人感到呆板与木然。母亲十年以前的评语依然适用：“太假！”

1948年春节期间，祖母可能由于吃了什么油炸糯米糕点，引发胃溃疡急性发作，连续大口喷血。虽经多位中西名医来家会诊抢救，但还是很快逝世。她病故那天，我还未去南京，因此得以随侍在侧。那白净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似乎没有痛苦也没有悲伤，倒增添了几分罕见的安详。她曾经几十年如一日寂寞地活着，终于以死亡结束了这种寂寞而默默离去，这未尝不是一种彻底的解脱。前来吊唁的亲友满口称羡：“老太太福气好，儿孙满堂，病故既快又无痛苦。”死者无言，她紧闭双眼，听由他人各种由衷的或礼貌性的评说。其间，最令人感动的还是祖父在盖棺前赶过来，含泪轻轻抚摸祖母那颇为安详的脸，盖棺后又扑在棺上嚎啕大哭，哭声中也许包含许多内疚与追悔，这大概就是所谓抚棺大恸吧。但祖父很快便回到东院自己的卧室闭门谢客，据说写了好几首情文并茂的悼亡诗。只留下我们这些虽属嫡亲但却毫无血缘关系的孙儿肃立在棺木两旁，协助父亲接待陆续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与厂内职工。

祖母死时正逢时局不宁，人心惶惶，所以南京娘家只有三舅爷前来行礼如仪。临别前，他神情肃穆地对祖父说：“现在有件事不能不向你们讲清楚，当年舍妹嫁过来实际年龄比你大两岁，所以卒年应是74岁而非72岁，神主与墓碑上的生辰八字都应改正过来，否则怕对府上后世子孙不利。”祖父毫无思想准备，所以为之愕然，颇觉尴尬但又无可奈何。不过当时他最焦急的还是如何因应时局的急转直下，维持濒于破产的工厂以及筹措全家老小的生计，其他家人对于此事也不大关心。三舅爷似乎是传统礼教的化身，当年隐瞒妹妹真实年龄与现在的据实相告，乃至抗战中期挪用祖父寄给我们回上海的巨额旅费，大概在经书上都可以找到依据吧！只有母亲叹息说：“你们的奶奶一辈子都是太假。”但这“假”是孰令致之，孰以为之？她没有说，可能也没有为此认真思索过。

祖母比祖父幸运，因为她没有看到整个祖业折价出售，并且全家离开芜湖的情状。她死前没有经受多少疾病的痛苦，而且死后还得以风风光光出殡，把棺木隆重运回杭州，安葬于章家园曾祖父坟墓的附近。安葬前祖父曾请著名风水师选择方位，并带回地下水样品。我亲眼看见此水异常清澈，置于碗中水平面可以突起而不外溢，但这对于保护棺木与遗骸有何好处，似乎也讲不出多少科学道理。安葬时我正在上课，未能参加正式葬礼，稍后才利用春假前往祖母墓前祭拜。章家园凭山临湖，风景绝佳，而且与保俶塔下的家庵“上善庵”相距不远，便于家人祭扫。所以在老辈人看来，这都是祖母的福气。

但祖母的婚姻毕竟是不幸的，生前数十年连与丈夫“同床异梦”的格局都未能保持，死后又未能与祖父合葬。不过相对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这些惊天动地的革命伟业，一对商人老年夫妻不幸婚姻的结束毕竟太渺小了，当时的中国谁都未曾注意。只有像我这样平庸的历史学者，才有可能在晚年记忆中发掘出这个业已模糊不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