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名学海，字伯苏，生于1899年，卒于1963年。

这是一位安分守己、普普通通的父亲，但是也有两件怪事与他有关。一是因为祖父长寿，而且始终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长，所以父亲在芜湖老家一辈子都被称为“少爷”而非“老爷”。另一件更为古怪的事是，我们这些亲生子女从未喊过他“爸爸”，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喊“伯伯”。连母亲都讲惯了“你们的伯伯”，而不是“你们的爸爸”。

母亲很早就向我解释过，她于1919年生下大哥开平以后，两三年内连续生过两个男孩，但这两个哥哥不幸都先后夭折了。祖父有点迷信，唯恐保不住开平这个长房长孙，便把他在名义上过继给二叔祖的长子学濂。因此开平便改口喊父亲为“伯伯”，我们这些弟妹也跟着都喊他为伯伯。此事虽然有点荒唐，但祖父可能还自鸣得意，因为不仅开平健康成长，平安无事，此后出生的开明、开诚、开沅、开永、开运都无一夭折，说明“过继”确已生效。不过包括大哥在内，我们一直把母亲称为“妈妈”，从没有喊过“伯母”。其原因我至今都说不清楚。

父亲是在面粉厂创建之第三年出生的，家庭经济正处于上升时期。父亲是长房长孙，当时其他堂叔尚未出生，他便成为全家喜爱的独苗苗。《铁髯诗草》有《自题娱亲课子弄孙图》，诗云：“平生那有仓山福，况与文章少夙缘。一事应教袁老羡，抱孙甫届四旬年。”维藩公40岁抱孙，终得袁枚之福报。维藩公以归养侍亲为由辞官，其时老母（怡棠公之妻）尚健在，可谓四世同堂，因此更加意气发舒。

父亲的生母姓李，宗谱有简略记载：“（丹徒）安徽宁国府知府云门成鳌女。光绪戊寅十二月十七日生，光绪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卒。”高邮（丹徒）李家亦是官宦世家，云门公在安徽官场上可能与维藩公有同僚之雅，因此才成就这门儿女婚事。祖父与李氏祖母感情甚笃，就是在其身后也把妻兄当作最可信托的共事伙伴。但她似乎体弱多病，据说是患肺病早逝，临终时家人为怕传染不让父亲去看她，其内心的凄苦可想而知。父亲也一直怀念生母，在卧室门楣上悬挂着她的大幅遗像。她确实显露出江南水乡的灵秀，与家中来自大西北的老辈女性差别甚大，但可能是由于常年疾病缠绕，是林黛玉那种多愁善感的美。照片中的她，双眉微蹙，明目凝视，仿佛仍然在关心我们这些幼小骨肉之亲。舅爷爷（她的哥哥）每年去老家探亲，回来必定带来许多著名的高邮湖双黄蛋，而祖父也郑重其事地把大部分送到西院，仿佛是让我们分享亲生祖母的遗爱。

父亲从小是在维藩公身边长大的。清末民初，曾祖父为了企业发展，了解市场与原料的实际情况，经常奔走南北各地，而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北京和天津。但不管多么繁忙，总要把年幼的父亲带在身边。所以父亲自幼就见过世面，什么六国饭店、利顺德饭店他都住过，也听过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程砚秋的京戏，不像我们这群孩子，常年关在院墙之内，成为孤陋寡闻的乡巴佬。

父亲的面貌酷似生母，眉清目秀，身材也较矮小，不像祖父继承维藩公那样的高大身躯、浓眉大眼，一派关陇汉子的粗犷风貌。我的卧室（即原先父母的新房）一进门就可以看见一幅大型彩色戏服照片，维藩公身披盔甲，面如重枣，长髯拂胸，俨然云长再世。少年时代的父亲也身披小盔甲，手执大刀，侍立在旁，仿佛是尚未长大的关平。父亲很欢喜这幅照片，经常讲述在京、沪大戏园听名角演唱的故事。有时候情不自禁模仿某个流派唱上几句，倒也有板有眼，颇具韵味。

父亲其实很聪明，除懂得京戏以外，还会说上海、宁波、苏州等地方言，普通话也马马虎虎。家中几代人口音各异，曾祖父以上各代讲山西话，祖父兄弟是在安庆长大的，加上受乳母影响又带桐城口音。二房堂叔婶迁沪以后，又习惯于上海话。所以聚在一起只能讲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倒是直系亲属无人会讲芜湖话。父亲书法也还可以，循家庭惯例从小学赵孟頫，长大后间或也习颜、欧，所以逢年过节家中张贴大字（如福、禄、寿、喜等），都是父亲书写，而祖父只习惯于小字楷书。父亲的文字也较清顺，祖父的普通应酬函件与许多公司的正式文件，均出自父亲手笔。但维藩公的溺爱对父亲却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他既未受过严格系统的传统教育，更未受过新式学堂的正规培养，反而不如四位堂弟（二叔祖之子，即学濂、学涛、学浦、学澄），他们都读过大学并各有专长。

父亲在结婚以前，仍是全家的宠儿。大家庭姑表亲眷中女孩子居多数，他尽管辈分较低，也曾在裙钗脂粉环绕中优哉游哉，完全没有学习与工作的压力，倒有几分近似大观园中的贾宝玉。但曾几何时，姑奶奶们多已长大成人，远嫁进入若干北洋系统的显赫门第。父亲既是独子，又无姐妹，自然感到失落与冷清。但他毕竟不是纨绔子弟，其实内心很想出外读书，然过早结婚并且连续生儿育女，使他不堪家室之累。加之母亲因为生育频密，产后失血过多，引发贫血、虚弱、心悸、失眠等一系列疾病，他不得不把为妻子治病疗养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结婚以后，特别是维藩公病故以后，祖父对他的要求渐趋严格，安排他在公司协助舅爷（经理）处理日常工作，每天与普通职工一样，很早就要上班，扎扎实实工作八九个小时，连中午也不能回家吃饭休息。这当然是为了企业接班而加强训练，但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个人的家庭生活，包括对妻子的关照与对子女的教育。据母亲以后回忆，在她未生病以前，每天清晨要专门为父亲准备一大碗蛋炒饭，父亲匆匆吃完就进入公司办公室，直到天黑才精疲力竭回来，连与母亲叙谈的时间都不多，还有多少精力来过问我们这一大群孩子的学习？

但父亲多少还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母亲是读过女子师范学堂的，对父亲的思想转变，起了较大促进作用。他俩卧室靠窗处有一书橱，里面放的多半是近代文艺作品，从林纾译述的西方文学名著，到“五四”以来鲁迅、茅盾、叶圣陶、冰心、丰子恺等人的畅销著作，以及《新青年》等流行刊物的零星收藏。其他则有为孩子们订阅的《小朋友》《中学生》等杂志。我至今还保存着几张父亲在凹山铁矿主持工作时的照片，其中一张是站在运矿石的轧车上照的，背面有他自己的题字：“劳工神圣。”这显然是受了蔡元培等思想家的影响，他与母亲都认为不应该靠祖先留下的产业吃饭，渴望走出这个大家庭，自食其力并且享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生活。母亲在抗战前常对我们说，她与父亲商量好了，很想远远离开这陈规陋矩束缚甚多的老屋，在外地找个较为稳定的职业，用自己的收入把我们兄弟姐妹抚养成人，然后便找个偏僻幽静的山林，盖几间茅屋安度晚年。这当然算不得什么雄心大志，然而却是一对相亲相爱的中年夫妻渴望冲破传统大家庭旧礼教的束缚，比较务实而又稍有浪漫色彩的人生追求。父亲30岁以后，似乎已经看透了大家庭内部的复杂关系与矫情虚伪，常对母亲说想写一部类似《红楼梦》那样的长篇小说，记录这个大家族盛衰荣辱的百年沧桑。可是为了恪尽人子与人父两方面的沉重义务，他仍然不得不每天按时到公司上班，做他不愿做而又不能不做的枯燥工作。

父亲究竟为了自立门户做过多少次努力？我因为出生较迟，只能从自己略为懂事时说起，而且多半还是来源于母亲不经意的闲聊。

首次创业的试验是办养鸡场。离公司大门西侧不远、靠近青弋江边，有一座林木环绕的小巧院落，其格局类似北方的四合院。那是曾祖父为顶头上司、曾任两江总督的周馥修建的别墅，当年称为周公馆或小公馆。所谓小，非指面积，而是指区别于“正室”的“侧室”，居住的女主人多半是年轻的姨太太。周老太爷于1907年告老还乡，这里就算是他在芜湖休闲的别业。据说面粉厂火灾损失惨重，周馥为帮助益新恢复生产曾在筹措资金方面鼎力支援，这座小院就算是维藩公对老上级的回报吧。又听人说，周馥在这里住的时候并不多，但因为总有个别小妾留住，所以还派兵守护。离此处不远有一所农业专科学校，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大学堂”，学生也比一般中学生年龄稍大，少数学生有好奇者前来窥视佳丽，常被护兵以很长的马鞭驱赶。周氏家大业大，而且主要住在天津，老太爷一死，小妾们风流云散，这座院落便闲置下来，成为益新公司偶尔接待远道来访的重要亲友的居所。有一年，父亲就利用这空空荡荡的小院养鸡，作为办养鸡场的试验。起初小鸡长得健壮可爱，但突然传染鸡瘟，小鸡很快都死光了。父亲创业受挫，祖父倒没说什么，因为并未动用面粉厂公款，但是大家庭人多口杂，有些闲言碎语讲得比较尖刻，父亲遂放弃了这种小打小闹的创业试验。

当我进小学读书时，父亲已变得相当务实，只想通过自学谋求一技之长，以便自己出外就业养家糊口。他瞒着母亲以外的所有家人，悄悄向潘序伦在上海创办的立信会计函授学校报名入学，通过这种方式认真学习新式簿记与会计专业。我至今还记得，他每晚督促我复习功课，同时也埋头做自己的函授作业。父子两人面对面坐着，各自阅读不同的教材。有时我打瞌睡，他便轻轻喊醒，让我回卧室睡觉，自己却继续埋头做簿记练习。五十多年以后，父亲已经病故好久，我从顾准的日记和文集中知道，年轻的顾准那时正好在立信当辅导老师，说不定他还批改过芜湖这个大龄函授生的作业呢。

父亲取得毕业证书后，便正式要求到外地谋求职业。1931年正好碰上长江严重水灾，面粉厂在粮食产地与市场销路两方面都蒙受很大挫折，所以祖父也同意父亲出外就业以减轻家中负担。可能是由于二叔祖与上海金融界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当徐继庄奉命筹建“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时，他就把父亲作为四名骨干人员之一一同带往汉口。这个农民银行就是作为“四行”之一的中国农民银行的前身，但草创时期规模较小，所以亦称为“四省农村金融管理处”。这所银行显然是为配合华中地区“剿共”军事行动成立的，所以与蒋介石的武汉行辕也有若干联系。筹建阶段工作比较顺手，父亲既受过新式会计专业训练，又有好多年面粉厂与宝兴铁矿的企业管理经验，特别是在文稿处理方面有自己的优长，加上他一贯谨慎务实，敬业乐群，所以颇得徐继庄的信任。母亲听别人说，徐继庄用人不大放手，他老是把父亲留在身边处理日常事务，如果放到汉口以外的地方，就有可能是分行行长，因为他在凹山铁矿主持工作时总揽全局，已经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大约是在1932年至1933年之间，父亲在银行工作比较稳定以后，便把母亲、大哥、姐姐和我接到汉口，在现今汉口南京路一个里弄租了几间房。这是一位退休洋行买办的私人楼房，比较宽大明亮，生活也很方便。房主人非常和蔼热情，他的二儿子每天早上骑摩托车买菜，顺便就把姐姐带去买菜，母亲几乎从未去过菜场。房东的儿女很多，大儿子和两个较大的女儿都已结婚，并且分居在外；仍然与他住在一起的，除尚未结婚的二儿子外，还有三个女儿，即五五、六六、七七。五五是个老姑娘，母亲死后由她全面料理家务，六六读高中，七七最小，还在读初中，但大城市的孩子已很懂事。主客两家人相处非常融洽，由于没有自己的母亲，几个女孩对我们的母亲特别亲。五五与我们母亲共用厨房，无事不谈；七七倚小卖小，成天往我们家跑。六六天生丽质，虽然只是高中生，已有许多追求者，而且似乎已与一位张姓民航驾驶员谈恋爱。那准女婿也把我们视若家人，颇有点爱屋及乌。他有一部小放映机，有时休假带来新片放映，必定把我们全家请去，大家在客厅一起观赏。

父母现在总算有自己的家，有独立的空间，一切可以自行安排。我们一日三餐不必再吃西院厨房那些单调乏味的饭菜，母亲无论做什么菜肴，我们都觉得味美可口。那时，徐继庄从上海带来的四位骨干，只有父亲一人携带家眷，其他都是独身来汉，有位吴先生似乎还是未婚的“王老五”。他们四人都讲上海话，而且在武汉又是人生地不熟，所以每逢周末便相约就近在我家聚会，打打麻将，喝酒聊天。他们每次必带一个十八九岁的练习生（类似学徒），大家都喊他“小苏州”，真实姓名反而忘记了。“小苏州”聪明伶俐，说一口吴侬软语，做事又勤快敏捷，所以大家都喜欢他。他经常被派往附近的五芳斋买下酒卤菜，而每次必定专门为我带回一块熏鱼头，那滋味真是鲜美之极。但是给我印象更深的却是那位吴先生，已逾而立之年尚未成家。他一表人才，戴金丝眼镜，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母亲和我们小孩特别欢喜他，因为他很随和，而且肚子里似乎有讲不完的趣闻轶事，连房东的几个女儿对他都有好感。有个星期天，吴先生正在我家做客，恰好逢上六六与驾驶员男友激烈争执，后者负气走了，六六大哭大闹，全家束手无策。只有吴先生自告奋勇，认为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一定可以平息这场风波。他径直前往六六闺房，不知道讲了多少慰藉话语，六六依然哭闹不已，最后忽然大喊：“我只要张，我不要吴。”吴先生无功而返，露出满脸的尴尬与无奈。农行同事都笑他“自作多情，自讨没趣”，他为此伤感了好久好久。母亲倒是给予同情，并且说大家不应该取笑吴先生。母亲一生都是这样直言不讳，热心快肠，不像父亲那样“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头”。

在武汉从事银行工作的日子，可以视为父亲一生心情最为舒畅的岁月。他开始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银行的待遇比较丰厚，一家五口过着中等以上的生活，还可以资助八舅（母亲的小弟）徐叙贤上大学。父亲在这里才真正成为一家之主，不必像在芜湖老宅，事事都必须听命于祖父。家里有张照片，是从上海同来的四位好友的合影，大家坐成一排，都是西装革履，笑容满面，颇有点春风得意的样子。但同事来往密切，情意深浓，却难免影响儿女的学习。我们住在汉口闹市，本来就是一个吃喝玩乐的中心，离民众乐园（当时好像叫作“新市场”）与五芳斋、四季美、老通城都很近，因而这一带的中小学风气都不好。这倒是父亲首先察觉的严重问题，八舅也为此深感忧虑。特别是大哥已经十四五岁，还只在家塾中学习过，没有上过正规中学。家中三位大人商定尽快迁居武昌，因为汉口是商业中心，武昌才是真正的文化教育中心。父亲为了儿女受到良好教育，宁愿自己每天来往渡江奔波。

八舅当时为了追随余家菊教授，已经考入武汉大学教育系，但因武大教学大楼与学生宿舍还未竣工，暂时在城内中华大学借读，并且在一家姓喻的民宅租房居住。当时粮道街有很多深宅大院都把多余的房屋出租给学生或有学生的家庭，因为昙华林这一带从小学到大学学风都比较淳朴，学生不像汉口那些学校高中就谈恋爱，特别是教会女子中学下午放学时，门口都挤满男友或准男友迎候（当时被笑称为“站班”）。八舅在粮道街为我们也租了几间房，自己也搬过来合住，一方面是为节省开支，一方面是为便于他辅导大哥补习算学课程。大哥就读于一所教会中学（好像是文华中学），我和姐姐读胭脂山小学，她读二年级，我读一年级。八舅自幼俭朴自律，勤奋好学，虽然家贫，然而却严于律己，从不向两个姐姐的富裕家庭要求接济。他一直在安庆长大，一同来武昌的还有两位中学好友，都是学教育而且仰慕余家菊，堪称志同道合。父亲与母亲都很关心而又尊重这位大学生，从不轻言接济以免损害他的自尊心，合住一屋也无非为他节省一点食宿开支而已，其他学杂费都靠他卖文自筹。父亲每天忙于公务，早出晚归，只有周末假日，郎舅俩必定把酒畅叙，有时还合唱《苏三起解》《四郎探母》一类京戏，多半是由八舅唱须生而父亲反串青衣。尽管他们唱得有板有眼，回肠荡气，我们却毫无兴趣。

由于当时渡江只有小木船，汉口、武昌之间来往甚为不便，农行同事就很少来我们家了，汉口房东家只有五五带着七七礼貌性来访一次，从此再未见过面。但是，又有一批新客人常来我家，他们都是湖北省女子高中的学生。原来八舅租房的那家房东只有孤儿寡母两人，女儿喻耕葆就在省女高读书。耕葆品学兼优，篮球又打得很好，是华中地区运动会湖北女篮的主力队员之一。她此前已看中八舅的人品与学问，所以八舅虽然已经迁出，她仍旧时常前来探访，而且还把她的同窗好友成批带来玩耍。母亲很像外婆，都是典型的安庆人性格，热情爽朗，殷勤好客，所以这些女学生很快混熟了，有事没事都会自行来访，无须耕葆带领。当时我年龄很小，不懂恋爱婚姻为何物，但父母心里是明白的，因为关系到八舅未来成家问题，所以从来不厌其烦，满腔热情接待这些不速之客。好在她们自己的课业很重，不会影响我们家孩子的学习。

但是我们不久又搬家了，因为武大学生宿舍已经竣工，八舅与他那两位同乡好友都搬到学校合住在一间房，每天就不必长途跋涉了。我们之所以搬家，是因为粮道街的老宅太阴暗，不利于儿童视力，加上房东的独女患有肺病，唯恐传染。我们搬到涵三宫双柏庙，那是一家新式两层楼房，分内外两个院落，房东全家住内院，我们租的是外院一楼两大间卧室，楼上两间由一税务局局长与其姨太太租用。房东的母亲独住在楼下一间侧室，而且是自己开伙。老太太对我们多所关照，使我们颇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她的住房后门通向后院简易的花园，因为比较宽敞，便成为夏天房东家几位女仆露宿之处，这当然比睡在大街旁边好得多。晚间凉风习习，劳碌了一整天的女仆们难得如此消闲，她们为我讲一些世代流传的古老传说与民间故事。这些有意或无意的教诲，也成为滋育我成长的无字读物。楼上那家与我家都是外来户，而且行业又不搭界，所以始终没有任何交往。只有他家那位厨师有时来向我母亲请教江淮厨艺，母亲夸奖他手艺好，炒的菜好吃。他却信口胡说：“好吃？因为我是用洗澡水给他们做菜。”他对自己的东家似乎非常不满，说他当税务局局长捞很多钱，现在伴随他的太太是花钱从评剧班子买来的。这样就更使我们对楼上的芳邻敬而远之。

因为八舅远住珞珈山，当时公交非常不便，因此很少回来，准舅母和她的省女高同学也很少来了，所以家里清净多了，我们的学习也更专心了。这学期期末，我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姐姐也被评为全校卫生模范，我们这才尝到了孟母三迁的甜头。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个破坏我们家庭幸福生活的灾难正在逼近。大约是1934年春天，父亲突然被诬告，出差到老河口返回汉口，一下飞机就被宪兵抓走。因为当时我年龄太小，弄不清出事的原因，即使多年以后父亲也不愿意多讲。现在我的看法是，农行的筹建本来就有特殊的政治背景，虽属中央政府体制，但毕竟是初来乍到的外来户，与当地各派势力集团之间难免有利益纠葛。父亲长期在自家的私人企业做具体行政事务工作，与外界的直接交往较少，自然很难理解与因应农行这样复杂的人事关系。我始终不相信父亲当真会犯什么罪，因为他一贯是那么忠厚老实，谨小慎微。但这场横祸来临时，父亲与外界完全隔绝，最焦急最痛苦的还是母亲。本来夫妇两人决心走出老家在外面自行创业，却不料刚刚开始就遭受如此沉重挫折，而且还只能依靠祖父亲自出面排难解忧。

祖父闻讯立即到上海与二叔祖商议对策，很快就偕公司法律顾问来汉，住在花楼街萃仁旅馆益新面粉厂常年包租的一套房间。在这样紧急关头，我才发现一个与在家中完全不同的祖父。毕竟是历经世变的企业家，处变不惊，坦然自若，而且对我们显得更多几分温厚。与家人见面时，他没有指责父亲，只是对母亲有所慰藉，嘱咐我们照常上学，一切由他委托律师按法律程序处理。这场官司怎样打的？法庭如何审理？我们都不清楚。因为年龄毕竟太小，即使大人说过我们也听不明白。情况显然是已经明朗且逐渐好转，因为祖父没几天就回到芜湖，似乎已无必要留在汉口亲自操劳。又隔了些时日，母亲获准带我们到监狱（或拘留所，因为一直未判过刑）探望父亲。父亲被关在政治犯牢房，生活条件较好，也没有吃过什么苦头，所谓劳动惩罚无非是为监狱刻刻钢板油印文件，因为他在这里书法堪称上乘，颇得好评。他的容貌神情一如往常，似乎心中已经有底。与他同住一室的另一嫌疑犯是贾伯涛，黄埔早期毕业，已有少将军阶，不知为何也遭此牢狱之灾。他参加过东征北伐，虽然是职业军人，但言谈举止儒雅，毫无官场习气。可能因为出身于以民风强悍著称的大冶（湖北黄石附近）世家，有些恃才傲物，又不善于奔走钻营，所以金色领章上一直只有一颗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被关进来，倒是与父亲年相若也，并且一见如故，两人竟在狱中结成金兰之好，是名副其实的难兄难弟。所以此后父亲一直改以“伯苏”之号为名，与“伯涛”显示异姓兄弟情谊。贾伯涛有自己的人脉资源，所以对入狱看得很寻常，似乎已了解其背景与结局。果然，他与父亲几乎是同时被宣布无罪释放了。

父亲出狱后，把母亲与大哥、姐姐及我送回芜湖，自己仍留在武汉。不过农行的职务早已被他人取代，自己也无意重回是非之地，转而与贾伯涛联手下海，打算开采大冶一带的石棉矿。石棉属军用物资，据说需要量很大。伯涛负责筹集资金，组建公司；伯苏有新式开采铁矿经验，所以负责勘察地质并经管此后的生产流程。记得是在1936年深秋，父亲风尘仆仆回到芜湖，随身带来一批勘察工具与矿石样品，堆满西院客厅。他大概经常亲自督率技术人员跋涉于荒山野岭，皮肤晒得漆黑，但精神倒是很好，并未因那场官司而消磨意气。但是此次大规模创业计划也是生不逢辰，因为不久就发生西安事变，时局动荡不安，投资者举棋不定。第二年全家逃难西迁，开采石棉的壮志宏图又复成为泡影。

1937年深秋，沪宁地区战事吃紧，芜湖城乡人心惶惶。祖父命我父母带领姐姐、三哥以及我和五弟、六弟，还有已是古稀之年的外婆，长途跋涉，逃亡重庆。因为姨父萧柏年（母亲的妹夫，我们称为五姨爹，母亲在大家族中排行第四，妹妹徐呈五排行第五，弟弟徐叙贤排行第八）前此一年已奉命入川，并在重庆委员长行辕挂名参议闲职，不仅为我们事先租好住宅，还介绍父亲到一个补充团当军需，所以我们的逃难比那些流离失所、举目无亲的难民要幸运得多。补充团的任务是征集壮丁，经过短期训练及时送往前线补充部队缺额。军需虽系文职，但因人员交接涉及财务核算，所以也必须随部队往返于前线与后方之间。一般军需工资很低，又无法照顾家庭，所以父亲非常苦恼。恰巧贾伯涛有心报国，重返军旅，出任赣南师管区司令，并及时来信邀约父亲前往效力。父亲非常高兴，把身边几个儿女统统送到江津国立九中就读，然后与母亲轻装前往赣南师管区就职，虽仍然是军需工作，但级别有所提升，收入也略有增加。再加上四个孩子读国立中学，主要靠政府“贷金”维持，父亲身上的担子减轻大半。

两位盟兄弟能在一起工作，自然非常融洽。但是，赣南师管区不同于野战军，属于后方预备役工作，未能进入战斗序列。贾伯涛感到不受重视，也不符合自己上战场杀敌的愿望，再加上他的同窗好友酆悌因“长沙大火”事件被处死刑，他认为是替人受过，实系政治牺牲品，因此牢骚满腹，又萌生脱离军伍念头。父亲并非现役军人，来赣南无非是感激盟兄盛情，而现在却不能不为自己谋求新的去路。但说来也真是巧遇，原来曾在凹山铁矿担任过工程师的程义法，正好也在赣南，并且担任资源委员会钨矿管理处处长要职。他听说父亲正在谋求新职，立刻将父亲调去担任秘书，因为他深知父亲略有矿山管理经验，尤擅于文字起草工作。时过境迁，原来的宾主关系，现在变为上下级关系。但程义法正派忠厚，父亲深得信任，工作又相对稳定，因而心情比较舒畅。母亲热情好客如故，据说那些年轻单身工程师节假日经常来“蹭饭”，欢聚叙谈，家庭气氛非常温馨，多少消解若干对远方子女的思念之情。所以每逢假日，母亲都会主动邀请这些年轻同事（以技术人员居多），并且以大庾（今江西大余县）话、安庆话、普通话相混杂，高声说一句“杭巴郎一齐都来”，三个词都是一个意思，而且发音颇有风趣，因此好客之名不胫而广泛流传。

但是这样平顺美好的生活也未能维持多久。因为钨矿是国际市场珍贵而又稀缺的战略物资，也是重庆政府岁收的大宗之一，抗战末期日军疯狂挣扎，突然占领大庾。父母只好带着正在家中休学养病的姐姐，随着大批难民仓皇逃走。由于路途遥远且交通断绝，已无可能重回四川，只好与同乡难友结伴，翻山越岭，循小路历经艰险，终于回到芜湖老家。其时日本业已投降，祖父与众多家人陆续归来。益新面粉厂收回后，堂叔学澄等家族成员与众多工人骨干齐心协力，把全部机器重新检修调整，并且迅速恢复生产，父亲回来后也参与工厂复工事宜。对于父母这些年工作与生活的具体情况，我知道甚少，因为相距太远，而且又很少通信。

直到1946年秋复员回家，我才重新见到父亲。他已经没有过去那么胖，但面貌并无多大改变，改变最大的是他的心境。年龄虽然还不到50岁，但已经略显衰暮颓唐，多少有些像鲁迅《在酒楼上》所描绘的失意回乡者，仿佛一只苍蝇飞了几圈终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而背影则更像朱自清笔下的那个父亲，略有发福且已微驼。益新面粉厂表面上非常繁忙，生机再萌，但因内战业已爆发，整个环境日趋恶劣，家族内部的纷争也有增无减。对面粉厂复工贡献最大的是亲自回来担任工程师的学澄，他是我父母最喜爱的最小一个堂弟，比开平只大两岁，可以说两人是一起长大。他在抗战中期毕业于金陵大学农艺系（副修电机），曾在从上海迁往西北地区的较大面粉厂任职，后来又担任汉口荣家福新面粉厂高级工程师。他不仅学识丰厚，经验丰富，而且吃苦耐劳，为益新老旧机器的检修、调整、更新作出极大贡献，使产品在数量与质量两方面都比过去大有改进。学澄虽然深受全厂职工爱戴，但厂里行政与经营大权却交给与学澄年纪相若的三叔祖向荣，这是祖父与二叔祖共同做出的决定。据说向荣与学澄之间颇多摩擦，有些是生产部门与经营部门之间的意见分歧，有些则可能是由于互不服气，因为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祖父由于年迈已不再过问具体事务，父亲虽然同情学澄的艰难处境，但由于生性比较懦弱，从来不敢顶撞任何尊长，哪怕是比他年轻得多的长辈。他在公司扮演的仍然是秘书兼总务之类打杂的助手，无权也不想参与公司的最高决策。他每天依然按时上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来不发什么牢骚，也从未与他人有所争吵。但工厂经营日益走下坡路，他当然也有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大家族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他应该最了解，然而却无力改变，作为长房长子，在强势的长辈健在之时，他只能处处忍让，有委屈也只能自己化解。

据大哥最近回忆，抗战胜利后，由于程义法的关照，资源委员会曾经同意父亲复职，并且安排了比较优厚的专员职务。那时从大后方回到沦陷区的许多政府官员自认为抗战有功，可以趁机大捞一把。父亲曾经到资源委员会相关部门报到上班，但不久就感到难以顺应潮流，连我们家自己的祖传企业凹山铁矿也变成“敌伪产业”，必须缴纳高达数十根金条的巨额贿赂才可以收回。父亲虽然是从大后方回来的公职人员，却无法索回自家应有的权益，又因在良心上还有道德底线，更无豪气公然去“劫收”他人的财产。他借口体弱多病（确实哮喘比较严重），还是回到芜湖家内帮助祖父应付杂七杂八的事务。但是像父亲这样的老实人，往往被他人瞧不起，认为是无用且没有出息。

及至1947年，市场日趋萧条，面粉厂实在无法继续支撑，只好出租给其他投资者经营。开始是财力比较雄厚、双方有世交情谊的上海荣家福新公司派人来继续开工，但不久也因财力支绌离开芜湖。后来听说张治中的长子张一真也曾前来租赁经营，似乎还未开工，就因淮海战役国民党大势已去而一走了之。

1949年5月芜湖解放，人民政府鉴于益新公司已是产不抵债，如长期停产将会影响数百工人及其亲属的生计，在征得资方同意后经由中粮公司折价收购，改为国营企业，抓紧恢复生产以满足广大人民生活需要。直到这个时候，这个大家族终于正式解体，祖父三兄弟各自分得一份财产，相继离开已经聚居四代人的祖屋。父亲由于已无公职，在祖父处领取一笔为数不多的生活补贴（也可以看作遣散费，因为他抗战胜利后一直在公司承担繁重工作）。其他已有职业的堂叔和我们这一代堂兄弟，都没有在这最后的分家中获得任何钱财，因为大家都想变成无产阶级，自然必须得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父母在20世纪50年代初，又复前往重庆住在姐姐家里。开明已经结婚，并陆续有了三个子女。他们夫妻都在二野，姐夫在部队基层工作，曾经参与若干战役，姐姐则在西南军区总部任图书管理员，住在风景如画的北碚。因此父母倒也过了几年舒坦的日子，含饴弄孙，其乐融融。直到1954年以后，他们想念上海的三个孙儿女，又焦急已近三十岁的我尚未成家，因此或住大哥家，或住我们学校临时租赁的街道民房。在那个铁饭碗大锅饭的年头，生活虽然不算优裕，但毕竟衣食不愁，可算安度晚年。

但父亲晚年也确实遭遇许多不幸，有些还可能是他的终生遗憾。

首先是1949年芜湖解放之际，由于战后一切尚未恢复正常，加之青弋江又复决堤泛滥，交通阻隔，医药短缺，肺病复发的五弟竟活生生地在家中吐血病逝。开永与我关系最为密切，受我影响也最深，因此满心欢迎共产党的到来与新中国的成立。这年他高中即将毕业，本来也可以像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参军参干（姐夫与三哥都是此时随二野进军大西南），但他却只能困居被大水包围的阴暗老宅，每天遭受病痛的折磨。当时他是留在父母身边唯一的儿子，但由于连电话都打不通，父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子无助地走向死亡。据说开永倒是相当平静地等待生命的结束，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临终时还要求起床解溲，然后躺下缓缓对父母说：“现在我可以走了。”随即言终气绝，果然是无声无息地悄悄走了。他留下一本日记，父亲随身珍藏且曾让我看过，日记如实地记载着这个沉默寡言的中学生内心的丰富隐秘，并且模仿普希金事先为自己草拟了墓志铭，第一句就是：“这里埋葬着一个无用的人章开永。”父母强忍着悲痛把他埋葬于赭山，并且尊重其遗愿将墓志铭刻在石碑背面。我曾经为此写过一篇悼念文章，但报纸编辑却未能发表，甚至连信都未回（后来我才知道他竟是我熟识的一位著名作家）。这当然可以理解，在热火朝天、欢欣鼓舞的激情岁月，官方媒体怎么可能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中学生的死亡发表悼念文章，他毕竟不是烈士，更不是英雄。

时隔未久，三哥开诚也病故于严重的胃溃疡。他是药师，随野战军工作，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与我们很少联络，因此临死都来不及与家人相见一面，至今也不知埋葬于何处。开诚与我一样，抗战末期也曾投笔从戎，但未能与日寇决战于疆场。解放战争时期他倒是随二野进军大西南，令我羡慕不已。他路经武汉时曾与我匆匆晤谈，显得朝气蓬勃，盼望有所作为，未想到结果还是亡故于后方的病床之上。我家曾经是个多子女家庭，母亲先后生下十个孩子，可是经过抗日战争，也只剩下五个子女，而新中国成立不过两三年，又死去五分之二，只剩下三个孩子了。父母内心有怎样的失落？怎样的隐痛？他们一直都未曾向我们述说，可能都是在努力顺应革命乐观主义的主旋律吧。

1956年，正当全国热烈欢迎“双百”方针的发布并努力“向科学进军”之时，我家直系亲属又有两人辞世。夏季是祖父病故，父亲与大哥代表我们长房长孙前往奔丧。由于祖父已年逾八十，应属高寿，平顺死亡，所以这位“恨再苏老人”的离去未曾引发多少情感波澜。但是正逢中秋佳节，母亲猝发脑出血逝世，还不到60岁，却使父亲与我们子女为之悲痛不已。当然，最悲痛的莫过于父亲，这是他精神上蒙受的最沉重的打击。他俩虽然是指腹为婚，但结婚之后相亲之笃与相爱之深，无法用文字表达。早年是母亲多病，父亲看医书，求良方，照顾得无微不至。晚岁是父亲苦于高血压加哮喘，母亲全心全意伺候，多少年如一日。其间还经历了八年抗战颠沛流离和解放后大家族的最终离散。他们的一生，既有美好的回忆，也有许多的危难与挫折；年轻时也曾有若干美好理想，但始终未能实现，譬如母亲经常挂在嘴边并且期望成真的美梦“结庐归隐于山林”，就成为终生最大的遗憾。父亲是个内敛而寡言的人，他只有把这些隐痛深藏于心底，以免在这个伟大的革命年代与公众情绪相抵触。由于我的影响，他在解放前夕也曾经向往并期待这个革命，革命也确实决定性地促使他走出芜湖的老家，而且是一去再不回头，但革命又使他这样的旧职员成为社会主流之外的闲散者。他始终未能了解这个狂飙突起的大革命，更难以理解那些纷至沓来、变幻无穷的政治运动。他爱看书读报听新闻，未尝不想为新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但由于年龄限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除身体状况尚佳时做点公益工作外，始终未能获得正式的工作岗位。

现在想起来，也许他还是不离开芜湖为好。实际上当时的人民政府未尝不想利用这个大家族的影响，并且发挥其个人的聪明才智，已经公选他为工商界的市人大代表。但他终究还是与祖父兄弟保持一致，彻底离开了芜湖，因而失去这唯一的就业机遇。我想其所以如此抉择，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不愿充当剥削阶级代表，二是害怕共产党政策有变。因为我们最亲密的亲戚五姨妈和她的丈夫萧柏年，抗战胜利以后全部辞去军政公职，回到湖北均县老家。经过芜湖时，父母曾劝他们留在南京或芜湖，因为萧家是当地财势最大的家族，与其他家族难免有历史上的恩怨，树大招风，容易成为地方势力的攻击对象。但五姨爹留恋丰厚祖业，夫妇两人还是带着小女儿回均县了，只把小儿子泰生留在芜湖读中学，正好与开永作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五姨爹萧柏年未随蒋介石逃亡台湾，均县人民政府还把他作为统战对象，作为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的开明人士选为人大代表。但1951年开展土地改革，群众斗争进入高潮，加之中南局又坚决纠正所谓“和平土改”，萧柏年遂成为“杀一儆百”的土豪劣绅，妻子亦被划为地主成分。这是我父母讳莫如深的一件惨痛变故，给他们的打击很大。他们只能偶尔寄点钱去略微贴补姨妈母女家用。

父亲性格温和，留给我们子女的印象是“严母慈父”。他总是那么关切、体贴、帮助我们及我们的子女，默默奉献而从不要求任何回报，所以他永远是我们的好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