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母亲姓徐，原名玉卿，结婚后父亲感到较俗，遂改名毓青。家谱上有关母亲只有二十一个字：“配徐氏，怀宁襄甫辅臣女，光绪辛丑三月二十七日生。”

襄甫是我的外祖父，安庆人，长期在赵尔巽兄弟下属任职。赵任四川总督时，他是比较受倚重的道员之一，曾奉委在打箭炉（今康定）经管造币厂多年。母亲的童年是在成都度过的，所以特别喜欢四川，能够说一口纯正的成都话。当年成都家中养过鹦鹉，每逢来客会拖腔带调地喊：“客来了，丫鬟倒茶。”除此以外，母亲还讲过一些成都岁月的有趣往事，如有名的小吃龙抄手、赖汤圆之类，但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外祖父有次审案，判决一囚犯死刑，但内心却感到不忍，连续几天都寝食不安。在我童年的心目中，外公大概是个清廉而又亲民的好官。

保路运动爆发时，外公正任四川江安巡防营统领。他带兵移驻泸州时，与时任泸州知府的刘朝望相遇。刘朝望是刘铭传之孙，与外公是安徽同乡。他们合计，与部下举旗反正，成立川南军政府，宣告泸州独立。然因局面复杂，他们无法驾驭，遂回安徽。由于长期从事过造币工作，又拥护共和，所以他先后在江南造币厂和安庆制造局任职，负责铸币等重要事务，其后不幸英年早逝。虽然多年从事造币工作，但始终两袖清风，身后萧条，连后事都是同事好友筹款办理的。因外公终身清廉，老家又无多少田产，外婆经常去当铺寄售首饰和字画，补助度日。但外婆很有头脑，能顺应时代潮流。一是较早为两个女儿放脚，当时把缠过的脚放开称为“解放脚”，女孩脚放得早就不至于变形，所以母亲和姨妈一辈子都感恩不尽。二是儿女平等对待，把两个女儿也送到安庆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因此姐妹俩都受过良好中学教育，并多多少少接受着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女师有请日本女教师讲授家政之类课程，母亲非常喜爱，所以也懂得插花之道，这是她人生中唯一的艺术享受，也使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若干美育的熏陶。

但是母亲未毕业就出嫁了，有可能是家贫难以继续维持她的学费。父母的婚姻完全是旧式包办婚姻，而且还是指腹为婚。决定这个婚姻的主事者女方当然是外公，而男方则是我的曾祖父，故事的源头必须追溯到他们两人的师生关系。曾祖父与外公素不相识，章、徐两家亦素无渊源。直到维藩公西征归来，以军功分发安徽任地方官，而且曾擢升为怀宁知县，这才出现两人结识的机缘。维藩公当时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而外公则是家庭贫穷，苦读并奋战于科举试场。有一年幸而考取秀才，维藩公则是主考官，外公循例递门生帖子，并且受到这位年轻地方官员的极度赏识与优渥接待，此后成为交往密切的亦师亦友知己。随后外公时来运转，青云直上，而维藩公则离开仕途，成为一般的商民。但两人亦师亦友的情谊依然如故，不知是哪一年，两人欣然相约，如果维藩公喜得孙儿，外公必以女儿嫁给章家为媳，反之也是如此。庚子年以后，维藩公喜得长孙（我父），而外公随后便有了长女（我母），因而正式决定共结良缘。

但外公远去四川以后，两家来往渐疏，加上外公英年猝死，家境趋于贫寒。外婆虽然是家庭妇女，但却颇有识见和风骨。她唯恐章家已经商暴富，或有门户悬隔之想，已在安庆暗中为长女物色出嫁对象。维藩公抱孙心切，又不忘往日与外公之情谊与约定，赶紧通知外婆履行外公遗愿。外婆深为维藩公的诚信感动，立即重申允诺这桩婚事。1918年，父亲与母亲正式结婚。

婚礼之隆重，我无从躬逢其盛，但仍可从老宅楼上收藏的凤冠霞帔以及若干老照片中追寻当年这良辰美景的踪迹。据母亲的追述，包办婚姻免不了有一个艰难磨合的过程，特别是她从一个自由自在的中学生突然转变为禁锢在深宅大院中的旧式媳妇，必然会承受更多的痛苦煎熬。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周围的三代祖孙都是素不相识，包括自己的新婚丈夫也是一个陌生人。她出嫁以前似乎已有若干思想准备，所以随身带有几十条手帕，主要并非用以擦泪，而是烦闷与急躁时撕裂以发泄情绪。不知这个办法是他人传授，还是她自己想出来的。母亲性格外向而略显刚烈，她不像有些新妇那样忧郁哭泣，而是以这种简易动作表示对于包办婚姻的沉默抗议，因为她的亲人都远在安庆，身边又没有任何可以倾诉衷曲的闺蜜。幸亏这个大家族上上下下对她都很喜爱，因为她是全家都极为重视的长房长孙的妻子，而且还是芜湖乡间难得一见的洋学堂女学生。

这种磨合过程似乎并非很久，因为父亲性格比较温顺而又体贴，他的真诚逐渐化解了母亲的抵触情绪，逐渐相互了解而自然产生爱情，并且随着岁月的长久而日益醇厚。加之老公公（维藩）特别怜爱，生下大哥开平后，公公（朗熙）兄弟及其他家人都额手称庆，母亲在家中的地位也随之有所提升，而开平则成为全家的宠儿。

当我开始记事时，父母早已成为恩爱夫妻。由于当时不懂节制生育，母亲连续生育太多，仅存活者已有五男一女。及至妹妹七宝诞生，母亲突然血崩，长期严重贫血，心悸失眠，深度晕眩，处于健康全面崩溃的边缘。父亲怀着深沉的内疚，对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除请中西名医精心治疗外，自己也认真钻研中医书籍，积极配合治疗。下班后不仅亲自熬药煨汤，而且陪同母亲打坐入定（练习气功）。母亲病情有所好转，他便向公司请了长假，陪同母亲到苏州、南翔等地，借用亲友园林寓所静养。为免母亲思念子女，还把姐姐与我带在身边。在父亲这种无言身教下，我们从小就极为尊重并关心母亲，我又住在母亲隔壁卧室，从来不敢如同其他孩子一样大声嬉笑，连走路都是蹑手蹑脚，唯恐使母亲受到任何惊扰而加重病情。

母亲虽然体弱多病，但从未以弱者自居，反而在思想上有强势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父亲以后的人生道路。现在回想起来，她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不自觉的传播者，因而经常向旧礼教笼罩下的大家庭挑战，或许可以说这就是某种程度的潜在家庭革命，尽管她始终未能像娜拉那样出走。

首先是强调夫妻相互尊重与保持爱情专一。经常听到母亲说：“你们章家门风不好。”尽管感动于曾祖父的怜爱，曾向我回忆最初怀孕时，曾祖父每次出差回来，都要为她带酸味好吃的食品，但她仍然认为老爷子不该连续娶三个姨太太，在家里带了个坏头。她对祖父兄弟俩在民国成立以后还要娶妾，更不以为然。她俨然成为这个年深日久的深院大宅内的女权主义者，从根本上反对这种陋习。她并非孤立无援，而确确实实有一个志同道合者，那就是二叔祖的原配夫人，我们称之为二奶。她们两人都略具现代观念，而性格又倾向于直率敢言，所以一见如故，虽辈分有别，但情投意合，推心置腹。两人都属牛，相隔十二岁，人称“老牛”“小牛”，都有点牛脾气，连祖父兄弟对她俩都有所顾忌。不过“老牛”当年的战斗却是孤军作战，所以尽管言辞激烈，仍以失败告终。二叔祖很快就效法乃兄，娶了一个王姓姑娘为妾，不过没有住进上海主宅，是名副其实的侧室。二奶风闻我母亲婚后不久就敢批评“章家门风不好”，仿佛找到了知音，立刻结成“反纳妾联盟”，挽狂澜于既倒。她没能在上海家中有效阻止歪风，便转而不断向我父亲发布警示：“海儿，你将来如果娶妾，我就打断你的狗腿。”母亲经常引用这句豪言壮语，幸好父亲与母亲感情日笃，白头偕老，无需叔祖母举杖惩罚。在我的印象里，二奶虽然是厉声警告，但却是把“海儿”视若己出，而父亲则在婶婶那里获得真正的母爱。父亲毕竟是幸福的，他有两位牛一样倔犟的妇女经常关心与规劝，不仅获得家庭的幸福，而且至少在个人生活方面走的是光明大道。

其次是强调自食其力，自力更生。母亲虽然生于官宦之家，但是也经历过一段清贫岁月。她毕竟接受过新式教育，而且理解“劳动神圣”的含义。她鄙视那些养尊处优、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认为应该靠自己的本事挣钱养家并享受独立自主的生活。她虽然支持父亲在公司起早贪黑上班，但反对长期依赖前辈余荫过活。她渴望与父亲一起走出芜湖老宅，在外面更为宽阔的天地里建立自己的新家。父亲自修函授课程与到武汉自谋职业，当然都是自己的明智抉择，但母亲的不断规劝与鼓励想必也起了促进作用。母亲又是一个极端务实与豁达的新式女性，她不像有些旧式妇女那样，总是指望丈夫很快就能做大官发大财。也有可能是由于历经沧桑安于清贫的外婆的影响，她颇能容忍父亲创业的失败，并且愿意共同承受多次严重挫折的痛苦，包括抗战期间那些艰难岁月的煎熬。

父亲首次创业（养鸡）全军覆没，几乎耗尽她多年积攒的私房钱，其中也包括我们兄弟姐妹的压岁钱。但她没有任何怨言，反而安慰父亲说：“风吹鸭蛋壳，财去人安乐。”这是安庆民间谚语，拖长当地腔调讲“壳”与“乐”两字尾音，才更能显示其豁达韵味。类似的民谚还有：“好个柏烈武，笑破不笑补。”说的是辛亥革命以后柏烈武（文蔚）当安徽都督，提倡节俭朴素，虽然是补过的衣服，只要整齐清洁也应受到尊重。只要是谋求独立自主的生活，她都给予父亲鼓励和支持。她这种淡泊俭朴而又豁达乐观的秉性，由于言谈身教浸润日久，可说是影响了我的一生。

最后是较能顺应时代前进潮流。北伐战争时期，我正处于襁褓之中，对大人们的事情一无所知。后来听母亲零星叙谈，才知道她的妹夫和妹妹都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北伐，他俩似乎就是在军旅中结识并相爱结婚的。北伐军进入皖北，姨父萧柏年曾担任亳县县长，并且动员父亲前往担任公安局局长。很难想象性格如此温顺的人怎样当公安局局长，也不知道他又是怎样离职回家的。只听母亲说过，国民革命军内部发生分裂，先是暗争，后是明斗，公开“清党”反共。姨爹姨妈都跑到我家躲起来，父亲想必是同他们一起逃跑的。芜湖老宅在乡下，又是深宅大院，与外界完全隔绝，而且职工来往人数又多，真是逃亡者绝佳隐蔽处所。其实姨爹姨妈并非共产党，可能也不算多么坚定鲜明的国民党左派，所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他们很快就离开芜湖，萧柏年还在南京政府谋得一个较高职位。这是由于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堂侄萧萱是国民党元老，曾把他带到日本留学并参加同盟会。母亲不大了解这段历史，但对国民革命军北伐还是同情的，曾多次对我们说：“五姨妈回来时，一身军服还穿马靴，大家都感到很稀奇”，眼中流露出羡慕的神情。她对父亲这次贸然卷进革命大潮也是支持的，家里珍藏着几件亳县之行的纪念品，一件黑色披风，一双带马刺的皮靴，还有一把精巧的小手枪。手枪就放在卧室窗边一张造型类似钢琴的书桌抽屉里，父亲高兴时曾拿出来给我玩过，也许还作为保家护院之用。

二十多年以后，我瞒着家人跑到解放区，她知道后也能理解与宽容，只是极为担心我的安全。我平时不爱写信，到解放区后更无法通信，直到芜湖解放以后好长一段时间，她都不知道我的下落与处境。据姐姐事后告诉我，每逢《白毛女》演出，看到大春穿着军装回家时，母亲总是泪流满面，连声问：“我们家的大春何时才能回家呢？”

母亲的一生，是一个家庭主妇普普通通的一生。她不满于大宅院内优裕安定的生活，鼓励父亲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20世纪30年代，父亲在汉口农民银行工作，她曾经过了一段舒心日子。但不幸父亲被捕入狱，又曾经度过一段担惊受怕、经济窘困的艰难日子。记得父亲入狱进入司法诉讼程序时，案子迟迟未结，而工资已被冻结。三个孩子上学，还有房租水电，使原有积蓄很快就所剩无几。她很坚强，不愿再向芜湖老家要钱，宁可典当自己的首饰与皮衣。她有好几次悄悄带着我走进当铺，我当时还体会不了她内心的苦楚，很好奇那阴森森的大厅和特别高的柜台，以及那些朝奉（职员）拖腔拉调的吆喝声。但母亲外表仍然镇静如常，并且常常安慰我们：“天无绝人之路。”当然，这也可能是她的自我安慰，因为我们太小，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慰她。后来父亲平安出狱，她也没有任何埋怨和责难，还是平平淡淡一句话：“我说过的，天无绝人之路吧！”

抗战期间，母亲仍然以这样的豁达对待颠沛流离、缺衣少食、生离死别等等更为深重的苦难。抗战胜利后，又扶持已患哮喘、身体衰弱的父亲长途跋涉，回到芜湖老家。母亲虽然只读过中等师范，没有多深的学问，也没有干过大事，但却具有开阔的胸襟、乐观的性格与较强的承受能力，特别是性格刚烈，同情弱者，勇于伸张正义。这大概是多数中国母亲共有的美德吧。正是这些数以亿万计的母亲，既承受了民族的苦难，又维系了民族的繁衍，哺育教养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共同谱写了民族血脉赓续绵延的伟大史诗。

抗战胜利以后，父母亲一直住在芜湖老宅，父亲忙于协助祖父支撑面粉厂危局，家中已是一片破败景象。母亲依然豁达如故，因为她已经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兄弟四人身上。开平已经先后在芜湖、上海谋得药剂师的很好职业，大嫂亦参加工作并生了长孙泽民，三哥与我在南京读大学，五弟开永亦在芜湖补读高中。母亲对自己的小家似乎信心满满，1946年秋季开学时，她还为开诚与我两个大学生各做一套较为有型的哔叽中山服，并且笑着说，这是用你们好些年积累的压岁钱做的。1947年暑假以后，我逐渐热衷于进步学运，并且希望得到父母的理解与包容，从此很少回家。我特意从南京带回高尔基的《母亲》，一本是英译袖珍版，我随身带着阅读以便掌握英语；一本是中译版，留给开永看，并且请父母也当闲书阅读，临走时我还特意向他们介绍了主人公伯威尔母亲苦难而又英勇的一生。母亲似乎有所触动，但并无任何表态话语，当然在当时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有些话也确实不宜明讲。但暑假我与开永乘木船到青弋江对岸，密访一位中共地下党组织烈士（就是开永同学兼挚友的父亲）的故居及其遗属，借回若干“禁书”回来阅读，母亲也是亲眼看见的，并没有对我们进行任何警示或劝诫。

1948年秋，我回南京金大不久便毅然北上进入中原解放区，临行前不敢给家里写信或打电话，只托在南京药专读书的三哥开诚寒假回家带个告别的口信。后来听姐姐说，她对我的不告而别不仅没有丝毫怨言，反而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对我的理解与支持。芜湖解放前夕，她把我留在家中的进步书籍，借给正在安徽学院读书的内侄芮某阅读。此事直到1955年我才知道。北京某中央机关（似为“经委”）为肃反审干派人来汉调查芮某的历史情况，其时他已担任中央经济委员会领导干部机要秘书，所以审查特别细致严密。前来调查者共三人，均为经验比较丰富的中年人事干部。他们登门拜会我的父母，问了一些芮某在芜湖的相关情况，随后又邀我到宾馆单独谈话。其实芮某虽然是我表弟，但素未谋面，一无所知，他却在交代历史时强调解放前接受过我的进步影响。我如实回答说不清楚，因为母亲从来没有向我说过芮某这个亲戚。调查组问：“你是否留有什么进步书籍？芮某已上交给相关组织，上面有你的签名。”我回答说对此亦记不住了。调查组要我当面亲笔签名以供验证，我随即按老习惯签下自己的名字。他们仔细传阅并认真讨论后笑着对我说：“果然是如此签名，他的交代基本属实。”我这才知道母亲有此善举，所以他们对我父母非常客气。因为怀疑面很宽，我自己的社会关系原本已很复杂，所以唯恐这位从未见过面的表弟有什么严重政治问题会连累我，却不料竟然如此圆满地结束调查。北京来人可能就是芮某的同事，所以他们请我吃饭，并且闲谈许久才兴辞回京。

此外，我还听姐姐说过，解放大军渡江前夕，面粉厂早已停工，成为国民党江防某部的临时驻地。有一天，一个国民党士兵匆匆忙忙从侧门溜进我家西院，索取一身便服换下军衣逃跑。母亲爽快答应了，把我留在家中的一身衣服给他替换，随即让他从另一比较僻静的通道逃跑。渡江战役打响以后，父母都密切关心战局发展，并且为解放军顺利渡江并解放芜湖而欢欣鼓舞。很难说母亲对共产党与革命有什么深切认识，她与众多普通老百姓一样，对腐朽透顶的国民党统治已经深恶痛绝，热切期望共产党能够带来和平、安定与繁荣。当然，由于自己最宠爱的儿子已经参加了革命队伍，可能更加增进了她对共产党的亲近感。

20世纪50年代初，她终于离开那个早已想离开而又离不开的芜湖老宅，那个充满陈腐气息的大家庭。这座老屋本来就不属于她，而她从来也不愿属于这所老屋。从这个意义来说，新中国的成立对于她自己来说，确实也是一种解放，即从此告别这座老宅乃至它的阴影。当时，姐姐由于在西南军区图书馆工作，正好住在景色如画的重庆北温泉附近。作为光荣军属的父母，也理所当然地分享了革命胜利的喜悦。随后又到上海大哥家住了一段时间，与三个可爱的孙儿女团聚，加上远在四川的三个外孙儿女，他们已经拥有六个第三代了。他们理应心满意足，但又未能完全心满意足，因为在幸存的三个儿女中间，还有我仍然未能成家。他们怕我单身寂寞，又从上海来到武昌。由于学校迅速扩大，还来不及建筑足够的家属宿舍，我们这些单身教工都住在学生宿舍，所以我只好为父母在街道上租民宅居住。地点就在他们过去非常熟悉的涵三宫，离华中师院很近。母亲和父亲是1954年春天来的，从此我也有了一个家，每天中晚两餐回家吃母亲做的可口饭菜，共享亲子重聚的家庭温馨。但这样惬意的家庭生活也只过了一年。1955年暑假以后，我随历史系搬到南湖新校区，仍然是住学生宿舍，过集体生活。新校区与粮道街相距甚远，公共交通非常短缺，加上学校工作极为繁忙，我只有周末才能进城探视父母。有时一连数周都不能回家，与父母的关系逐渐疏远起来。即使回去也像招待客人，隆重然而显得有些隔膜。这当然主要是由于我过分热衷于教学科研，对父母缺少应有的关照。同时，也因为我仍然没有成婚，成为父母想说又不好挑明的一块心病。

这些年我发现父母的心情不完全一样。父亲过去是工作忙惯了的人，现在由于离开芜湖已久，遂成为无所事事的赋闲居民，因而有较多的失落感。母亲本来就是家庭妇女，现在仍然是老本行，而由于已经完全摆脱旧式大家庭阴影，简直是兴高采烈地融入新的社会生活。对她来说，社会就是她居住的这条街道与邻人。她一直善于处理邻里关系，急公好义，乐于助人，所以很快就赢得众多好评。她有中等以上的文化程度，又没有任何繁重家务，因此被一致推选为卫生委员。这是她年过半百以后第一次担任“公职”，尽管没有什么干部身份，却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她尽心尽力与邻里一起维护街道的清洁卫生，首先是要求全家做出表率。过去几十年，由于有父亲可以依赖，她几乎没有写什么字，可现在她却特地买了小学生用的格子本，一笔一画地练起字来，说是为学习文件或开会做记录，以便向大家传达。她热爱这个社会和这种生活，这个没有娼妓，没有流氓，没有花天酒地的应酬，而且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新社会。她满心期待将有更为美好的未来，而离群索居、高山结庐的夙愿似乎早已忘在一边了。

但是这个纯真的美好的梦却不幸过早地破灭了。她病故于1956年中秋节的下午，死于猝然脑出血，享年仅56岁。

那些年月，万象更新，欣欣向荣，几乎人人都是工作狂，加上政治学习与各种运动又多，即使是星期天我也很少回家。因为如果回家过多，就会被讥评为“家庭观念太重”。偶尔忙里偷闲，周末悄悄回家吃晚饭，父母总是特别高兴，晚上在仅有的一间卧室的方桌上架个木板留给我过夜。我睡得特别香甜，仿佛又回到依偎在父母身边的童年时代。他们平时省吃俭用，星期天必定到菜场买上好鱼虾，精心烹调，即便是普通蔬菜，也制作得精致可口，慰劳我一周工作的辛苦。为了弥补过去长期别离的缺憾，只要星期天有空，我必定会陪二老到汉口看场电影，逛逛商店或到公园散步。每逢这种难得的时光，母亲总是谈笑风生，叙说街道上各种有趣见闻。

1956年中秋节前一天，母亲很早就到胭脂路大菜场买好菜，煨一罐很浓的鸡汤，并且把卧室与公用的客厅打扫得干干净净。可能是过于疲劳，晚间一上床就睡得很熟，而且还打起呼噜。次日凌晨，父亲察觉鼾声有异，开灯察看母亲已是昏迷不醒，赶紧与邻居一起把她送到附近的湖北医院，然而多方抢救也未能苏醒。父亲慌张打电话通知，我立即乘车赶往医院，只见母亲紧闭双眼躺在床上，满脸异常潮红，头上压着冰袋，呼噜之声依然不断。我连连大声呼唤，她都毫无反应，连眼皮都未动一下。我与父亲恳求医生用一切方法抢救，医院也确实尽了最大努力，但毕竟回天乏术，母亲就这样出乎意料地猝然离开人世。

中秋之夜，月光洒满卧室，我与父亲睡在母亲刚睡过的床上，久久相对无言。父亲从此失去近四十年相依相伴的爱妻，我则失去了整整三十年来时时刻刻都在关心呵护我的慈母。就在这家家户户都在团聚欢度中秋之夜，我们父子两人无声无泪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悲痛之中。但父母都是有科学知识的通达之人，很早就赞成火化，反对铺张浪费的葬礼，所以第二天我们未惊动任何他人，将母亲的遗体送往宝通禅寺。母亲是信佛的，所以便按照佛教仪式，让她盘腿坐在木柴堆上，在僧众虔诚诵经声中，伴着袅袅青烟随风而逝。

我不知道母亲临终前是否还有知觉，但母亲的遗容是那样的慈善安详，似乎没有任何痛苦并且带着幸福的感觉进入彼岸。她最大的遗憾可能仍然是未能亲眼看见我结婚成家，必定是怀着对父亲和子孙无尽的眷恋离开人间的。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美好的一年，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家家户户都过着并不富裕却也不算缺衣少食的平顺生活。她是在这样比较和谐的气氛中，有最亲爱的丈夫与儿子随侍在侧，带着对新社会的美好憧憬离去的。

从此以后，我最害怕听的歌就是：“小白菜呀，满地黄呀，两岁三岁，死了娘呀！”每逢听见这童稚而又凄婉的歌声，我就不禁泪如泉涌，久久难以平静。我最害怕过的节日是中秋，每逢各家团聚赏月时，我却只有仰望明月思念母亲，独自咀嚼那无边无际的悲痛。只有明月永恒地挂在天上，仿佛母亲慈祥而又美丽的脸庞，她与世界上其他亿万母亲一样，把慈爱与银色的月光一并洒满人间！

1993年春，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讲授古典中文课程，有天正好讲到《韩诗外传》中的名句：“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我不禁哽咽失声。在那高山上教学楼第9层的教室讲坛上，透过宽大的落地玻璃窗，眺望着蓝色的浩淼无垠的太平洋，突然感到这不就是伟大母爱的海洋吗？……听课的美国学生迷惑不解，默默地望着我，他们能够窥测到我的内心世界吗？

永远安息吧，亲爱的妈妈。愿天下为人子者都能珍惜母爱，善待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