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

现今人们把上小学以前所受教育统称为学前教育。说来惭愧，我从未上过幼儿园，也未正式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但芜湖老家确实有过中西合璧的家塾，就设在曾祖父在世时接待外宾的那座小洋楼客厅的一侧，几位堂叔与大哥都曾在此就读。老师姓王，清末曾中举，因此颇有旧学根底，西学只能由他人任教。我四五岁时，父母让大哥带我去学认字，其时王老先生已经因病回家疗养，由他儿子代课，我们喊小王先生。小王先生学问如何，幼稚愚鲁如当时的我，自然不够资格评论，但他至少能够教我识字描红。但大孩子们都不喜欢他，说他比老王先生差得太远，实际上他们早已不甘就读于这种陈旧的家塾，渴望走出家门进新式学堂。很可能是由于某个大孩子的策划，我居然斗胆写了一张大逆不道的“反标”：“小王先生是乌龟。”“乌龟”两个字笔画多，我不会写，只好用类似原始象形文字涂鸦。小王先生发现后大发雷霆。不过毕竟已经是民国二十年（1931），虽是私塾也比过去文明得多，加上我的年龄太小，他不便使用戒尺敲打，便罚我跪在大厅正中“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前，直到父亲闻讯亲自前来反复道歉，才结束这场风波，幸好没有惊动祖父。这大概就是我出生后第一次参与“学潮”，在守旧老辈看来则是与生俱来的顽劣。

其实父亲早已不满这种落后的教育方式，因为他自己曾经深受其害，不愿弟弟们与长子继续耽误正常学业。二叔祖夫妇头脑较新，对此也担心已久，只是碍于传统伦理观念，不便直接批评乃兄而已。正好王老先生病危，小王先生急于回家照顾，父亲送他一笔丰厚礼金，然后征得祖父同意，写信把他辞退了。客观上家塾也难以为继，因为叔叔们先后都随自己父母迁往上海，而大哥和我也随父母前往武汉，从此已走的与未走的孩子都进入新式中小学。这就是芜湖章家来得太迟的“教育转型”。

我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武昌胭脂山小学。胭脂山是蛇山北麓的小山，以山岩呈丹霞色彩得名，离昙华林及阅马场不远，离我家更近，循青石板路走刻把钟就到了。姐姐读二年级，我读一年级，两人结伴而行。但因不在一个课室，进校后她就难以照顾我了。这个学校留给我的印象不大好，一是仍然盛行体罚，二是有些同学欺侮外地人。

与我同桌的是一个姓王的女生，她虽然娇小，但却非常刁蛮，总是不断扩张自己在课桌上的版图，侵占我应有的半边领地。如果稍有违抗，必定倒竖柳眉，圆瞪杏眼，继而便用尖利的指甲抓我的手背。因此我上课时只得紧缩躯体，以免惹她生气。本地男同学更厉害，一个个勇猛善斗，颇有三楚雄风。我是在旧式大家庭被管束得服服帖帖的孩子，加上发育不良，矮小瘦弱，哪里是他们的对手？曾经在山坡上被猛推滚下来，好半天喘不出气，连右臂都扭伤了，很难穿套头毛衣。回家还不敢声张，因为母亲性情刚强，会骂我没有出息。

因为上课时总是惴惴不安，期中考试成绩欠佳，所以得不到老师的关爱。特别是教语文的女老师（姓凤），爱用教鞭敲击，且出手颇重。有次在课堂上写毛笔字，同桌女生故意用臂膀撞我，以致墨汁溅上大字本，有些字又写出格，显得非常难看。凤老师收作业时发现，不问青红皂白，抓起我的手就用教鞭敲打，只两鞭手心就红肿起来。我痛极也不敢出声，否则还得多挨几鞭。此后每逢天寒手冻，我便学习其他同学经验，上课前把手心在课桌边角上摩擦得热乎乎的，以免冷手挨重鞭更吃不消。不过，看见这位中年女老师特大的黑眼眶，还有那蜡黄而瘦削的脸，我内心只有同情而无怨恨，常常为作业差错甚多而愧疚。

第二学期时已逐渐适应这个陌生的学习环境，学习成绩有所提高，期末居然名列全年级第一。学校发给我奖状，姐姐也得到一张卫生模范奖状。姐弟高高兴兴结伴回家，不料竟引发少数同学的忌妒，一出校门他们就呼朋引类围着刁难我，幸好姐姐大我三岁，个头又较高大，赶紧护着我一路小跑回家。可能正是因为这些不愉快的遭遇，我对武汉颇有偏见，甚至有希望永不再来武汉的心结，但老天爷真会开玩笑，居然安排我在武汉工作一辈子。

1934年回到芜湖，随着姑姑、姐姐、三哥，还有五弟和六弟读城里襄垣小学，一共有七八个孩子，每天清晨出门，结伴成队，沿着青石板路徐徐行进。沿途田野广阔，有几个很大的池塘，岸边野草丛生，水蓼开着一簇簇白色或紫红色小花。据说溺水者多半是被这些野草藤蔓绞绊住手脚，因此花蕊里藏着死者的魂灵。我对生死一无所知，因此没有什么惧怕，路过时常摘几朵花放在书包里，希望这些无依的精灵能够与我结交作伴。路上还可看见许多趁早进城的行人，有的挑担，有的提篮，还有的推着吱吱呀呀的独轮车。离家走出一里多，要穿过几座巍峨的石头大牌坊，还有许多手工业者聚集的砻坊（磨米面）、榨坊（榨油）、染坊、踹坊（布匹染色后，以元宝形大石头压平），等等。偶尔也有一两家供应行人早点的乡村小店，刚出锅的油条喷出香气，但我们是不准在外面买零食吃的，身上又没有零用钱，只能咽着口水投以羡慕的眼光。不过我们还是把上学视为赏心乐事，因为可以走出老宅的围墙，进入一个新鲜的比较开阔的世界。上学的路虽然很长，但说说笑笑，东张西望，一点也不觉得疲累，虽冒风霜雨雪却其乐陶陶。

襄垣小学建在孔庙旁边，据说早先是贡院且有考棚。小学的校园与孔庙相联结，我们经常举行纪念周的大礼堂，就是孔庙的明伦堂，而且这个匾额一直挂着，因为每年祭孔时还得利用它作为主会场。襄垣是芜湖的古地名，小学师资力量较强，在当地颇有名气，所以祖父“择校”把我们都送去。小学不仅环境好，学风好，而且文艺活动非常出色。校长张学诗是艺专毕业的画家，大礼堂讲台上的超大孙中山画像就是他的作品。教导主任姓程，是科班出身的音乐老师，除用心开展群众歌咏活动外，还尝试把京戏改编为现代歌剧。他创作的《三国演义》折子戏，如《打黄盖》《蒋干盗书》《草船借箭》等，曾在明伦堂公开演出，引起极大轰动，其中周瑜与蒋干两个主要角色都由我们班上同学扮演。这个学校还比较注意改进教学方法，比如语文课讲到西门豹治邺，为破除迷信陋习把装神弄鬼的巫婆投入河中，就安排学生在课间作为小品演出。我理所当然地演巫婆，并非因为演技好，而是因为最瘦小抛起来很省力气。这些所谓小品，非常幼稚粗糙，但或多或少还能引起学习兴趣并加深印象。所以这篇课文我至今记忆犹新。

章家这群孩子，上课时分散在各个年级，各有自己相好的学友在课余嬉戏。中午经校方同意，集中在一个教室进餐并休息。因为离家太远，来回需两三个小时，午饭是由工人张师傅挑来，一头是菜和汤，一头是米饭。我们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喜欢这位中年师傅，他身强体壮，行走如飞，虽然隔着好多里的路程，饭菜送来时竟然热气腾腾。我们吃得很香，当然菜比我们西院的平常午餐略好一些，这多少也体现了祖父对上学孩子的关怀。我们吃饭的时候，师傅坐在一边，叼着烟袋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据父母说，他在曾祖父生前就来我们家工作，有一个文雅的名字——张南轩，可能就是维藩公为他取的，因为老爷子好像有为人取名的习惯。他是芜湖人，家在工厂附近农村。我们全家老小都直呼其名，他丝毫也不见怪，总是乐呵呵地埋头干活，偶尔也哼几句芜湖民间小曲——南音。

他应是属于马拉松类型的长跑选手，据说轻轻松松便能日行一百多里，颇似《水浒》神行太保戴宗。但戴宗需要乞灵于神符，他却全凭苦练出来两条神腿。他曾让我们观看并抚摸这双腿，肌肉坚实，青筋凸露，确实非同凡品；加上浓眉大眼，漆黑络腮胡，又很像《三国演义》里的张飞。他在我家身兼数职，除买菜、做饭、送饭外，还要用手工轧面机制作挂面，有时又为祖父到较远的地方递送急信，仿佛现今的特快专递，迅速而且可靠。他除了患腿部静脉曲张以外，别无其他疾病，加之性格温和开朗，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改组后面粉厂留用的最老工人，并很快被提拔为干部，与在北京从事面粉工艺研究的学澄叔仍然保持密切联系，据说还经常挂念已分散到各地的章家孩子。

由于学校环境良性变化，我已不再把上学视为畏途，但也只平平顺顺读了一年，学校内部便发生一场风波。原因是张校长惜才，颇为重用四位刚从大学毕业的新教师。他们很想有所作为，思想也比较激进，因此引起若干原有资深教师的妒忌。后者人数不多，但都是教学骨干，且个别人与县政府或党部官员声息相通，给张校长带来较大压力乃至冲击。我们这些小学生当然不会也不想了解这场风波的内幕，但父亲却非常尊重并关心张校长。也可能是因为校长名张学诗，自己名章学海吧？一向小心谨慎的父亲，居然说服了明哲保身的祖父，把正在风口浪尖的张校长请来任专职家教。想当年小学校长在县城里是有头有脸的人，但张校长正好可以借此辞去学校职务，摆脱各种无聊纷争，退居乡野韬光养晦，所以立即接受了父亲的盛情邀请。

教室仍然在小洋楼二楼正厅，右侧的西式大餐桌正好坐得下老师与七八个学生，便于进行不同程度的复式教学，宽阔的大厅及走廊有足够的空间让学生轮流听课、作业与游戏。客厅的左侧是一个很大的套间，外间是办公室，里间是卧室。张校长教学非常认真，除星期天回城里的家休息以外，每天从早到晚都为我们讲课并批改作业。一日三餐由厨房做好送来，无非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天冷则把汤改成火锅。父亲唯恐老师独自吃饭感到寂寞，特命三哥与我陪同共进午餐。午餐送来往往较迟，早上的稀饭就咸菜毫不顶事，我经常饿得大口直吐清水；加上张校长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我更把共进午餐的美差当作苦难。

张校长可能不了解我的苦衷，他好些年来最喜欢开诚这个好学生，据父亲说他之所以屈就家教，主要是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开诚。尽管当时已不兴包办婚姻，三哥又不到谈婚事的年龄，但校长还是向父亲表露了真诚的心愿。我不知道大我两岁的三哥是否已懂情爱，只知道他以后确曾与张校长有书信往来，长期保持亲密的师生情谊。但由于全面抗战爆发，颠沛流离，彼此相距甚远，终究未能成为校长的乘龙快婿。

张校长虽然是学艺术出身，但却不像许多艺术家那样浪漫而不拘形迹，平常总是衣冠整洁，穿一身合体西服，上课必系领带，颇有彬彬儒雅的绅士风度。讲课也是柔声细语，从不责骂学生，顶多只作委婉的规劝，但这种真挚的规劝往往比打骂更能深入人心。有次三哥写作文时把“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之类套语改成“时间比欧文思跑得还要快”，备受校长称赞。欧文思是当时美国黑人短跑健将，多次打破世界纪录，因而成为我们这些小学生的偶像。我特别羡慕三哥的神来之笔，每逢作文写到时间都照搬兄长名言。张校长深不以为然，皱着眉头规劝：“西方人有句话，第一个把漂亮女人比作月亮的是天才，第二个则是白痴。”至今我仍然找不到此语出处，但当时就感觉这句话分量很重，仿佛禅宗的当头棒喝，因此印象很深，终生难忘。我记不清张校长为我讲过哪些课，但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必须努力发明创造，模仿抄袭是没有出息的。

张校长在我家只教了一个学期，据三哥说是应聘到桂林一所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去了，从此我们再未能相遇。

在小洋楼读书期间，还有一位老人给我印象很深。他不是一般工人，而是相当于这栋楼房的管家，我们都尊敬地称“杨老爷”。他原来是曾祖父当地方官时的部属，曾带过一艘小兵船（炮艇之类）。曾祖父辞官下海，他因仕途无望，也跟着来到芜湖，从一开始就负责管理这幢小楼，照料重要客人的饮食起居，相当于现时的小型“外招”。曾祖父死后他不忍离去，反正自己儿女均已成家立业，没有任何牵挂。他仍然管理这座小楼，尽管其功能已经多次变更。早先手下还有几个工人分头任事，及至改为家塾以后，由于接待任务很少，只剩下他一人照管。附近有座小花园，另有公司员工管理，无需他操心。尽管职权范围缩小，但依然极端认真，窗明几净，陈设井然有序，一如曾祖父生前。他比祖父年龄略长，所以大家喊他杨老爷，他也坦然应之，并不感觉是什么抬举。他是桐城人，由于长期在江上工作，皮肤呈古铜色，躯干魁梧，长方脸，八字胡，颇有几分武官气概。但又毫无架子，事必躬亲，勤勤恳恳，整座楼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地毯都是历久如新。他也有生活情趣，忙里偷闲，养了一只花猫与几只黄雀，是他朝夕的伴侣，也是我们喜爱的宠物。他的生活非常俭朴，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连豆腐乳都省着吃。他的筷子是特制的，筷头削得极尖，很像日本人家常用的筷子，以免吃豆腐乳时夹得太多。我最欢喜坐在旁边看他吃饭，他也不以为忤，仍然吃得很香，偶尔对我点头示意而已。他的待遇比较丰厚，听说钱都节省下来寄回家买地盖屋去了。

二楼有间很大的储藏室，收藏很多过时报刊，以及其他来往信札、照相底片等，可能都是曾祖父在世时交他保管的。因为是老上级的遗物，他看得非常珍贵。十几年的各种报纸都按月装订成册，并且依照年代顺序置放，很便于查找。我曾经征得他的同意进去参观，记得数量最多的是《申报》，因为曾祖父死后，祖父仍然继续订阅，每天阅毕仍交他保管。我最感兴趣的是好多木箱装的玻璃照相底片和若干亲友来往信函，其中有些是五爷爷出国考察寄回的明信片，上面有许多国家的风景，文字后来记不得了，只记得那时把“纽约”写成“牛约”。现在想起来，这一屋子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可惜卖厂之后，家人搬得过于匆促，后来我到处打听都没找到这批文物的下落。

我是杨老爷比较宠爱的孩子，只要有空我就会溜进去看那些富有吸引力的东西，兴趣盎然，流连忘返。老人家对我非常宽容，好像为我还能看祖上的遗物而感到欣慰。但他管理非常严格，绝不容许乱翻乱放，更不能容忍有任何污损。回想起来，是杨老爷最先培养我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我一辈子进中外图书馆或档案馆时，都是恪守规则，严于律己，小心翼翼，唯恐对馆藏书刊文献有所污损。

小洋楼东侧有座小花园，把它与厂区隔开。本来是供寄宿宾客休息之用，但已安排有专职花匠经管，无需老人家亲自操劳。我们在小洋楼读书时，花园大体上仍保持原有格局，有稀疏的树木和大片草坪，花圃种有不同季节开放的花儿。我最感兴趣的是那长长的紫藤架，每逢春天就吊满一串串紫色的和白色的花朵。我们喜欢坐在那粗壮的藤蔓上，当作秋千摇摇晃晃，顺便还可以带回几串刚开不久的紫藤花，央求母亲用鸡蛋、面粉调拌，蒸着或油炸着吃，那清香可口的滋味至今仍使我留恋。

杨老爷独居小楼，很少出外与人交往，但也有两位偶尔前来叙旧的挚友，系曾祖父以前的部属，不过都是幕僚之类的文士。他俩一人姓金，一人姓钱，都是随着曾祖父到芜湖的，曾经在面粉厂做过文员。曾祖父死后，他们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没有回家养老，也许本来就无家可回，便结伴仍然留在芜湖。他们住在我家后面石板路边一座小屋里，好像公司定期给予若干生活补贴。他们为消磨时间，也可能是想多挣点钱，常在房前摆着桌椅，为过往行人代写书信、契约乃至讼状，附带也干些算命看相之类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儿。芜湖当年没有可通汽车的马路，这连贯城乡的漫长石板路便号称“十里长街”，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而附近不识字的农民又居多数，所以他们的生意不错，更加决心终老于此地。他们晚上得空时偶尔会来探望杨老爷，这三人有长期同僚之雅，许多往事可以共同回忆，所以友情老而弥笃。不过文人与武人在性格上有所差异，每逢旧历大年初一，金、钱两位必定抢在众人前面来我家拜年，以姓氏显示吉利的寓意，使我们全家老小为之高兴不已。由于他们是曾祖父用过的老人，所以祖父必定赶来西院亲自迎接，并且赠给厚重的红包，父亲也随侍在侧。我们小孩只能躲在房门边观礼，因为如果出去就要向他们磕头拜年，两老还得破费给我们压岁钱。相较之下杨老爷较少客套，平时很少来内宅，拜年也是选在末尾，匆匆赶来与祖父相互作揖而已。有些亲友认为他太呆板，不够殷勤热情，但祖父和父亲对他倒是更为尊敬。

直到抗战爆发，杨老爷始终留在我家。及至1946年我复员回家，已经看不见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听父母说是在芜湖沦陷前被子女接回桐城老家，以后就再未回过芜湖。

张校长离去以后，我又回襄垣小学，但却莫名其妙地跳了一级，与姑姑、姐姐、三哥一起读五年级。其实我的成绩并不好，除语文还差强人意外，数学几乎跟不上班。不过班主任冉老师对我颇为关怀，无非是因我在班上年龄最小。班上最大的同学20岁，比我大整整十岁，且已结婚生子，是一家商店老板的儿子，芜湖人称为“小开”，我们也都喊他“小开”。“小开”像大哥哥一样，对我们非常宽容，从不生气打斗，而且学习非常认真。冉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好像还没有毕业就随着华北学生救亡团体南下请愿并宣传抗日，于是留在芜湖教书。他家在河北农村，读的又是师范学校，不像有些南方年轻教师那样讲究穿着，一年到头都是那件旧蓝布长衫。不过课讲得确实很好，教学方法颇多创新，特别是充满爱国激情，作文题目经常跟抗日救亡有关，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向华北抗战前线战士致敬信》之类。正是由于这些年轻老师注入新的活力，校园才充满爱国救亡气氛。记得有一次在明伦堂讲坛上演出一个街道剧，其中有社会各界人士到医院慰问抗战伤兵的场面。这次我算是正式登上舞台，不过是演一个护士，没有任何台词，无非跟着大家高喊抗日口号而已。我们这些群众演员都很兴奋，仿佛当真在为抗战出力。但冉老师并非只热衷于做抗日宣传，他对我们的学业基础与品德修养也非常重视。他经常夸奖我的作文，记得有次我模仿某个作家写了一篇《马的故事》，冉老师竟推荐到《皖江日报》上发表。这或许可以算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尽管是那么幼稚而又简短，但家里人都很高兴。唯独父亲不以为然，认为这无非是照葫芦画瓢，与张校长批评我滥用“时间比欧文思跑得还快”一样，因此我在家中没有得到任何犒赏。

我的另外一篇作文虽属独自创作，并且再次得到冉老师的好评，却几乎引起一场家庭风波。作文题目是《我的爷爷》，大意说我们这个大家庭原本非常和睦美满，自从祖父娶了姨太太以后，人际关系变得很复杂，亲情反而变得疏远了。冉老师又推荐给《皖江日报》，母亲大为高兴，认为我是她的代言人，但父亲惶惶不可终日，唯恐被祖父看见大发雷霆，立即跑到报纸编辑部把这篇作文要回来了。热心推动社会进步的冉老师当然有些失望，但也能理解父亲的难处，他鼓励我继续学习鲁迅，关心现实，批评邪恶，伸张正义。

由于子女过多而又忙于公司事务，父亲一般对我们的学习未作具体干预，至少是在客观上容许我们自由发展，特别是大哥，简直随心所欲。他爱画国画，就买上好宣纸和毛笔；他爱练武，就请师父并锻造武器；后来想考空军，也未遭任何阻挠。他对我们这些小萝卜头，表面似乎有点马虎，但绝非漠不关心。父母为我们订阅《小朋友》杂志，还买了很多开明书局出版的儿童读物，如冰心的许多作品，乃至《鲁滨逊漂流记》《伊索寓言》《爱的教育》的中译本，让我们幼小的心灵得到爱、善、美的滋育。我由于住在父母隔壁，近水楼台先得月，把他们卧室书橱上的休闲书籍全部都翻阅一遍。最感兴趣的是林纾译述的外国小说，如《三剑客》《茶花女》等等，虽然不能全懂，但许多情节都使我入迷。鲁迅的《故事新编》《呐喊》《彷徨》，我看过好多遍，对我此后的性格、文风都有些影响。当然，坦率地说，我最入迷的还是小爷爷与大哥的私下藏书，他们两人住在东院楼上，享有更大的空间。爷爷从不上楼，父亲也懒得去，所以他们可以买许多武侠、神话书籍，如《彭公案》《施公案》《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火烧红莲寺》《封神榜》《西游记》等等，这些我都曾借来独自阅读，尽管也是似懂非懂。有段时间我经常沉溺于幻想之中，羡慕土行孙的土遁，更羡慕剑侠们的剑遁，一道白光就可以来去自如，上天入地，到任何自己乐意去的地方而不被家人发觉。当然最好是拥有孙悟空那样的筋斗云，一个跟头可以飞十万八千里。我也曾暗中“修炼”，干过一些荒诞不经的傻事，如磨碎铅笔成粉吞服“炼丹”，以为炼成以后可以口吐红光随风飘游；也曾把橄榄核含在口中睡觉，幻想能练成什么克敌制胜的神秘武器。幸好这些傻事没有酿成任何恶果，否则真会使父母遗憾终身。

相较之下，母亲尽管体弱多病，但对我学习的关心比父亲多一些，因为她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多些。只要她的精神较好，就会教我练习写字或诵读一些浅显的诗词，如“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之类。到我年岁渐长，她就指导我背诵一些深一点的诗词，如杜甫、李白的诗，苏东坡、辛弃疾的词。我练字的字帖名《星录小楷》，全部是赵体，这是章氏家人的故乡情结，上面写的都是流传甚广的词，如李后主、李清照比较深沉委婉的作品，经过反复接触，也就自然而然地浸润于心灵。母亲有便秘的毛病，每逢坐马桶太久觉得无聊，就把我喊去背诵古典诗词，所以我暗中取笑为“马桶边的文化休闲”。但有些诗词就是这样逐渐融化成为我早年的文化积淀，尽管是那么浅薄。

小学时期，我是个非常内向的儿童，并且在文体活动方面显得十分低能。荡秋千我有惧高症，荡到半截就慌忙下来；毽子顶多只能踢十几个，不像哥哥姐姐那样偷、跳、环、剪，灵活自如，变化多端。其他如赛跑、跳高等，都比同龄人相差甚远，所以便逐渐失去应有的自信，产生比较严重的自卑感，而这种失落却在许多美梦中得到虚幻的弥补。这种病态的心理围绕我很久，直到成年以后还有若干潜在的影响。

三哥开诚虽然只比我大一岁多，却显得比较自信也懂事得多，并且还有一定的交际才能。我们同上六年级时，他居然与十来个同学自发地组织一个读书会，每隔两三周必在我家聚会，交流读书心得，地点仍是那座小洋楼的大餐间。他们慷慨地让我忝陪末座，但我总是耽溺在自己荒诞的幻想之中，已记不清他们究竟讨论什么问题。只记得最后一次聚会时，作为主席的老大哥程懋勤——那位扮演周瑜出尽风头的小帅哥，黯然神伤地说：“毕业以后，你们马上就要读中学，我却只能到商店当学徒。”原因很简单，家庭贫寒，难以供应孩子继续升学。他是多么优秀，德智体全面发展，是襄垣小学的骄傲，也是我心目中的偶像，竟没有升读中学的机会。大家都为之惋惜，会场顿时陷于沉寂。我由此隐隐约约感到贫富差别，以及世道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