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开除

学校没有对此次武斗作任何处理，仿佛是装聋作哑，而最终受到严厉处分的，竟然又是我这个循规蹈矩，从来不爱惹是生非的弱者。此事我至今仍然难以索解。

故事可能要从我与杨教官之间的关系说起。他是江苏人，出于地域情结，曾对我这个来自江南的幼稚学生给予关切，平时主动找我说说笑笑。有次上世界经济史课，刚下课他就跑进来拿起我的笔记本，当着杨荣国老师的面，表扬我听课最为认真，笔记详尽而且工整，号召全班向我学习。我最害怕被表扬，因为从来不愿成为众人目光关注的焦点。我低头保持沉默，唯恐他逐页翻阅我的笔记本。因为我听课并非十分专心，有时爱在课堂上画点漫画，其中就有杨老师的肖像，寥寥几笔，特征俱显，颇为传神。幸好教官随手就将笔记本交还，并且又着实夸奖一番，真使我受宠若惊，内心有愧。

但情况很快就急转直下，因为他每天早晨催我们起床，总是从女生宿舍开始，一边吹哨子，一边掀被子。有好事者通过几位女同学了解到，他最爱掀的就是一个江浙籍女生的被子，而且还有若干不雅言行。女生都讨厌他，但又不敢公开揭露。男生中间很快就传播开来，大家对他原来的好感顿时消失，认为他既是军人又是老师，品行却如此低劣。此事本来与我无关，因为自己情商发育较迟，尚不知恋爱究竟为何事，当然也不愿得罪直接管理学生的杨教官。但不知什么原因，也可能获知我在国立九中曾有前科，他对我的态度陡然转变，经常挑剔我的“毛病”。有次上早操，他巡视我们立正姿势，认为我双腿不够挺直，猛地从背后踹我一脚，用力很大，我毫无防备，几乎被踢倒在地。我极为愤怒，大骂他粗野蛮横，他又挥拳想打我，但被好些同学厉声喝止。我在气急之下公开指责他行为不端，根本不够教官资格。闻刚等好友也为我助威。双方愈吵愈烈，校方行政人员只能出面缓和紧张形势，草草结束早操。

此后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校方找我谈话，大家都以为此次事件已经不了了之，我仍然充分享受课余阅读、遨游之乐。但在五月中旬的某一天上午，大家都去上课，党、杨二位教官却把我留在寝室。等到只剩下我们三人时，党教官很严肃地向我宣布：“学校领导已经正式决定，开除你的学籍并且马上离开学校。”我问为什么要开除，他与杨教官同声回答：“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是外面派来的军事教官，只负责执行上级决定。”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可笑，我当时担心的并非开除学籍，而是离开学校马上就没有饭吃，真是无颜再见总是被我拖累的大哥。我试探性地问党教官：“听说王家坪有一个训练班，由叶青负责，是否可以把我转学到那里去？”我的回答出乎他们意料，原来他们最怕的是我赖着不走，等到下课同学们回来又会引发愤怒抗争，却未想到我竟这样爽快地答应离校，因此紧张的空气顿时松弛下来。党教官冷笑说：“你知道那是什么班吗？叶青是什么人？那就是集中营，不是你想去就可以去的。”杨教官还卖好说：“你不知道天高地厚，真把你送进去就出不来了。”并且催促我抓紧收拾几件换洗衣服，趁太阳没有落山回重庆投靠亲友，其他被褥、冬衣以后会派同学送来。我环顾四周，无其他人在场，知道两个教官是有备而来，反抗已无任何可能，只有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大步下山。

从青木关到重庆的途中，我在车上就打好主意，不能再回歌乐山麻烦大哥，只有去找九中要好同学帮忙。下车后我按照以前保留的几个地址，首先找到刘忠诚。他在九中毕业后，在重庆一个税务局担任基层工作，由于机关没有宿舍，暂时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住的是双人间，正好有一张空床。他问明我的来意后，非常高兴，大声说：“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咱兄弟俩正好团聚些日子，我有吃的你就有吃的。”暂时有了落脚地方，我心里就踏实一些，这些同学都是情同手足啊！过了几天，闻刚与秦邦文又专程送来我的被褥与衣物，同时还交给我十几块钱，说是同学们都很同情我的遭遇，自发为我捐献点生活费。这笔钱很多都是一角、两角钞票。同学们自己也很穷困啊！我从心底感到一股暖流正在汹涌。

虽然吃住稍有着落，但毕竟前途茫茫，忠诚独自从东北流亡入关，没有任何亲友可以求助，我实在不忍心老拖累他。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大哥突然闻讯找来了，他对我没有任何责备，只是为我今后的前途发愁。经过与忠诚短暂商议后，决定暂时仍住在这里，因为药专已经没有空床可以睡了，食堂管理更加严格，蹭饭也难以实现。大哥要我继续报考升学，并且留下两元钞票供我零用。其实，我既无中学教材可以复习，又没有任何学历证明，以同等学力报考等于是白费力气。但由于实在没有其他出路，也只有硬着头皮再试一次。正好闻刚与秦邦文也不愿在计政班继续学习，他们找到在三青团中央干校工作的同乡，邀我一起报考该校经济系。但因我不是三青团员，又无正式学历证书，未能报考。闻刚与秦邦文是用计政班肄业证书报的，那个熟人还给他们办了一个临时三青团员证明，其实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三青团的任何活动。发榜结果，只有秦邦文被录取，闻刚只有回计政班读到毕业。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就这样各奔前程，但我们的友谊是终生的，虽然曾经相互隔绝将近半个世纪，但是终于在晚年亲密交往如故。

正是在盲目报考的过程中，我又出现一次很大的差错。记得是在一个酷热的夏日，我独自参加重庆一个高校的招生考试。考场拥挤不堪，又无任何饮水供应，我又干又渴，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完成考试程序的。下午出了考场，人也轻松半截。正好那学校有个很大的游泳池，水非常干净，又是免费开放，大家争先恐后地跳下泳池，我干脆独自到深水区尽情享受游泳的愉悦。自从离开计政班以后，一直没有游泳的机会，也没有寻找游泳场所的心情。这时我一下水就忘记了其他，游泳就是我的一切。不知不觉太阳就落山了，游泳池也只剩下两三个人，我这才想起外衣还留在更衣室，赶紧上岸去更衣室。这才发现更衣室已经是空空荡荡，我的唯一短裤也被人拿走了，荷包里还有大哥留给我的两元钱。我顿时感到天昏地黑，不知如何是好。回到旅舍，忠诚仍然一如既往，劝我想开一些，不要急坏身体，或者又出什么新的意外差错。晚上睡了一觉之后，我逐渐冷静下来，对忠诚说：“这旅舍我不能再住了，我怕大哥又来找我，因为他正在赶写毕业论文，我应该自己寻找出路。”随后，我就告别忠诚，去找我在九中最亲密的好友周承超。承超在1943年暑假与我同时被开除，但由于冯玉祥到国立九中讲演为前方将士募捐，并且顺便对校方说了几句为承超求情的好话（这可能是受承超叔父之托），学校随即取消了开除的决定。但承超去意已决，他在九中拿到了高三肄业证书，而且就在这年暑假考取了中央大学中文系。承超一直关心我，有空就来看我，知道我再次被开除以后，多次邀我到他家寄住。他的叔父周彦龙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机要秘书，必须随时协助首长处理紧要公务，因此便经常住在机关里，妻子也陪同照料他的日常生活。他租住的一幢楼房只有承超与堂弟承铮同住，叔父还留下一袋米、一袋面和一笔菜钱，让他们暑假闭门读书，一日三餐也由他们自理。

我很快就找到周宅，弟兄俩一见我便非常高兴，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我的处境狼狈不堪。他们满口承诺让我与他们一起食宿，我也坦然接受他们的慷慨援助。于是我们又像当年在“爰居”那样，每天读书、练字、交流学习心得。承超在中文系得到章黄学派大师们的教诲，自然可谈许多学问之道，但我却难以消除前途茫然之感。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那一袋米、一袋面眼看就要吃完了，而那一笔菜钱由于临时增加一个人也所剩无几。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暑假即将结束，周氏兄弟必须分别前往沙坪坝与江津上学，我自己将何去何从？

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母亲的话似乎永远与我相伴。正在我愁眉不展之际，九中另一要好同学马肇新突然来访，听说我正在为生计谋划，慨然允诺设法找朋友帮忙。肇新缺少承超那样的接待条件，但却同样真诚助人，热心快肠，而且口才与交际能力比承超有过之无不及。他从九中毕业以后，在社会上确实结交不少朋友，其中也不乏乐于为他人排难解忧的侠义之士。没过几天，他就带我到朝天门码头会见一位粮船押运员，此人正要率领两条大木船把粮食运往泸州仓库，便让我在船上打杂并协助看管粮食。押运员是湖北人，身高体壮，性格豪爽。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不仅及时收容我，还给予温言慰解，劝我想开一些，安心在船上干活，慢慢等待升学或正式就业的机会。

我就这样上了粮船，这是我此生进入社会并自谋生计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