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九中不仅有一个好校长，而且有一大批好老师。

九中的前身是1906年创立于安庆的安徽师范学堂，1927年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以后因省会易地改名为“省立第二中学”。抗战爆发后，省二中北迁桐城，并与桐城及邻县几所中学合并，共同组成安徽省临时第二中学。1938年辗转西迁，并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在江津建立国立安徽第二中学，随即又改名为“国立第九中学”。九中集聚了安徽中等教育的精英，其中还有好多位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在烽火连天颠沛流离的战争岁月，这些老师安于清贫，敬业乐教，以校为家，为我们这些难民学生的健康成长付出大量心血。

师恩难忘，但我已经难以一一介绍他们的姓名与业绩，只能寻拾若干零星而又粗略的印象。

在我的记忆中，高一分校的师资水平、图书资料与实验设备应属全校之冠，战争期间，地处乡村，能够维持这样完善的教学环境诚属不易。就读九中五年，有两位语文教师对我影响较深，他们都属高一分部。

一位是姚述隐先生，好像是河北人，教学深入浅出，声容并茂，讲元曲尤为精彩。他那抑扬顿挫的朗诵，顿时把我们引入“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之类意境，真是一种美的享受。我对中国文学史稍具常识，多半得益于述隐诸先生的循循善诱与引导有方。他对学生每篇作文都批改得非常认真，遇有佳句必用朱笔浓密圈点，挥洒飘逸，颇具豪气，学生亦以多得红圈为荣为乐。记得有次命学生以古文写李白小传，我的作文结尾是：“或曰白酒醉投江捞月而死，岂诗人之死亦须求一富于诗意之境欤？”姚师阅后大悦，密点频圈之余，批语曰：“出手不凡，天才横溢。”着实让我暗中乐滋滋好几天。有段时间我非常痴迷于李后主、李清照的词，也与老师朗诵的感染功力密切相关。我与姚老师没有私人接触，但每堂课我都能够从他那里汲取精神营养，从而增强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

另一位老师是朱金声（笔名朱彤），南京人，从复旦大学毕业未久，但在重庆地区已小有名气。他把《红楼梦》改编为话剧《郁雷》，并由中国青年话剧团在重庆公演，一时颇为轰动。邓校长非常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放手发挥资深骨干老师的作用，一方面又亲自抓年轻英才的引进，为学校带来新的活力。他亲自到江津码头迎接朱彤的到来。同时聘请的还有阮朴，他是武昌艺专的高材生，以后成为著名美术评论家，解放后曾与我一度成为同事与邻居（住在昙华林华师博育室原址）。这些年轻老师大多风度翩翩，朝气蓬勃，并且带来许多新的文化信息。朱彤的父亲在复旦大学任教甚久，邓季宣亦曾一度在该校任职，所以对朱了解最深，期望最殷。邓校长被迫辞职后转任白沙女中校长，朱彤也随同前往，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朱彤虽然成名很早，但待人非常谦和，特别是对学生满腔热情。他不仅认真教学，还注意课堂以外的假日有益活动，曾带领我们参观吴芳吉故居等历史遗址。但使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步行到远处参观一个私营的小煤窑。看到那些瘦骨嶙峋的工人在黑暗且积水的窑洞中匍匐着挖煤运煤，尤其有一位工人两目已经失明却仍然弯腰背煤，才知道这校外的世界还有如此众多比我们更为困苦的人群，他们每日每时都挣扎在人间地狱。朱老师不仅把我们的文学兴趣从古代引向现代，而且促使我们这些昧于世事的青少年日益同情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他本身就同情弱者，看到我身材瘦小发育不良，常常悄悄叫我去他宿舍加食，一般都是非常便宜的煮熟红苕，偶尔撒几颗桂花，更加香甜可口。当然，悄悄为我加食的还有一位胖乎乎的姚老师（可惜忘了名字），她为了奖励我化学考试得到97分，课后把我带到卧室品尝她亲手做的红烧牛肉。由于单身宿舍没有炉灶，只好用酒精灯、玻璃烧杯等实验器材耐心烹煮。在蒸汽缭绕中，老师似乎已经化身为慈母，斗室中充满温馨的亲子之情，我们似乎相互在对方身上寻求各自思念的远方亲人。

我们还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英语教师赵宝初（赵朴初的堂兄弟），毕业于南开大学外语系，具有相当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不像朱彤那样激情奔放，课余与我们也没有任何交往（可能是因为住在校外），但课堂教学都是经过认真准备，精益求精。他的中西文学底蕴深厚，知识面较宽，讲课常能纵横比较，引人入胜。他的讲课仿佛缓缓流动的溪水，没有波澜，更没有潮汐，然而却能时时以知识清泉滋润着我们求知若渴的幼小心灵。正是由于他的循循善诱，我热衷于阅读英、法近代文学作品，增添了对于西方文学史的了解。课本中有许多名家的原著（有些是片段），如莎士比亚《李尔王》中主人公在高山上暴风雨中的愤世嫉俗自白等等，都曾使我们痴迷。英语不再仅仅是语言工具，已经逐渐变成美的追求，从意境直到结构、语句、节奏、韵律，处处都有无穷无尽的美值得探索。同时，他还经常教我们做语法图解练习，特别是着重解析比较复杂的句型，这几乎成为我课余不可缺少的消遣，使我以后虽在失学失业的流浪困境中仍然乐此不疲。这种练习不仅对于掌握英语很有好处，对于中文写作的句型改进也有所裨益。据说赵老师在南开求学时，曾是篮球校队“五虎将”之一，但在九中教书时已患胃病，身体渐形瘦弱，讲课与讲话都是低声细语。课余偶尔也哼几句京戏青衣，却是字正腔圆，曲折摇曳，后来才知道他的弟弟正是享誉已久的程派传人赵荣琛，兄弟两人都是由戏迷而成票友。不过弟弟因为痴迷难以自拔，遂干脆投身梨园，哥哥却只有向我们演示法语连绵音之美时才略显其歌喉音色。

在全校范围内，对学生关心最多，影响也最为广泛的，应数音乐老师瞿安华。他也是安庆人，瘦削然而精干，可能由于经常指挥养成习惯，头总是稍为左偏作倾听状。他不仅把抗日歌咏开展得如火如荼，还物色一批有音乐天分的男女学生组成合唱团。经过长时间强化训练，正式以四声部演唱赵元任的《海韵》，使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在江津城内也引起很大轰动。他最擅长的乐器是二胡，常在课余辅导我们练习，并指导我们自己动手制作简易二胡。好在满山都是竹林，琴筒、琴杆、琴弓的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琴筒外端需用蛇皮封闭，我们就捕蛇剥皮，蛇肉还可以加餐。弓弦需用马尾，我们就在附近歇息的运煤马屁股上摘取。摘取时又要仔细选择上好的马尾，又唯恐马儿惊觉蹽一后蹄，那真是够刺激的，而且多半会挨马夫一顿臭骂。从我读初二开始，校园内几乎是人手一琴，真正说得上是弦歌不绝，琴声盈耳。我对二胡也迷恋之至，刘天华的名曲，如《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乐谱已背得滚瓜烂熟，基本上可以上台演出，只是弓法尚有明显瑕疵，但积习难改，自娱自乐而已。

抗战时期的偏僻农村，连温饱都难以保证，怎能奢望广播、电影，只有群众性的自演自唱，为清贫而又单调的生活增添许多情趣与色彩。前些年已故的校友李德永（武大哲学系教授）曾为九中60周年校庆赋诗：“每到黄昏日已斜，琴声处处刘天华。《空山鸟语》今犹是，不见伊人叹落花。”堪称当年情景最佳写照。

离开九中后，我与瞿老师再无联络，但他那火一般的热情与对音乐及音乐教育的无限执着，都使我终身难忘。“文革”后，我曾在报上看到上海音乐学院招收研究生的广告，二胡演奏专业的导师就是瞿安华教授。我想这是他理所当然的归宿，好人终究平安。九中同学中也有若干音乐家产生，如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作曲兼指挥彭修文，已成为大师级的民族音乐家。此外还有中国电影乐团一级指挥金正平，总政歌舞团一级歌唱演员方应暄等。在他们的艺术成长过程中，应该都曾受过瞿老师的精心培养。

美术老师孙澍兰教学效果很好，对我们影响亦大。他的书画俱佳，但用的是左手，据说是因幼时在农村被扇谷风车击伤右手致残，但当时我们都以为是小儿麻痹症的恶果。由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着重教我们铅笔素描，课余则教我们利用旧砚台练习雕刻。由于他因地制宜，循循善诱，我们全班大多数人都曾热衷于绘画或雕刻。我就曾为自己画了一幅漫画像，并且刻在旧砚台盖上，标题是：“章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没有想到以后在金陵大学时期竟因此童稚拙劣的作品引出祸殃。当时班上画得最好的是段开源，由于名字相近（谐音），我俩关系颇为亲密。孙老师经常夸奖他的习作，他也向九中附近的武昌艺专大学生学习，把头发留得长长的，经常披着宽大的外套，颇有画家派头。前些年听说他在暨南大学教书，但遍查美术等系教工名录都没有发现他的大名。最后竟然是从附属医院（后改为暨大医学院）找到他本人。当年我们一直认为他会成为大画家，却未想到他因婚姻与家庭关系转而习医。他的妻子是北伐名将张发奎的女儿。张发奎病故后，夫人滞留香港，小两口儿一直随侍在侧，并成为两岸争相欢迎老夫人定居养老的游说对象。孙老师如果生前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为之嗟叹不已。两个开源（开沅）半个多世纪以后重逢，畅述九中往昔，竟至忘记老之已至耄耋，真像是白头宫女共话天宝遗事。

还有一位教过我们语文的沈大荒老师也是书法名家。他在课余曾单独邀我到家里小坐，那是租住的一座江边独立小院，虽然也是竹篱茅舍，但由于主人的巧于布置，颇有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情趣。他除以茶点招待外，还出示一本装帧精美的篆刻作品结集。我自然不够资格给予评论，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卷首陈立夫的题词：“有雨漏迹，无斧凿痕。”作品与题词确实琳琅满目，唯独能牢记至今的只有这八个字，因为我对文学艺术也是崇尚自然，厌恶虚华。沈老师曾在教育部任职，居住条件与生活水平略优于其他老师，不知是否利用业余时间刻图章稍获补贴。但临别时，他却换个话题大谈武侠小说，并说曾经亲眼看到有一位武功高手，在轮船已离岸两三丈时猛然一跳便上了船。对此我当然颇感兴趣，但不知是否略有夸张。沈老师只教过我们一个学期，但他却使我增添了对于艺术的爱好。

除此以外，还有几位老师也给我留下较深印象。

我到九中首先进初二分校，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吴惕生。他经常穿一件半旧绸衫，讲话慢条斯理，对人和蔼可亲。他课堂上不大说笑，但偶尔也幽默几句引发哄堂大笑，如说有人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上句加上“和尚”，下句加上“状元”等改诗的故事。课余也是这样，有次带领全班在山坡上种蚕豆，休息时我直起腰来，背着双手慢慢迈开僵直的双腿，仿佛是老派人物踱方步。吴老师笑眯眯地瞧着我说：“章开沅，你还真有点像个学者哇！”引起同学一片大笑，我却羞得满脸通红。我当时还不知道“学者”是何含义，是夸奖还是批评，这句话却牢牢记在心中。至少使我每逢体力劳动时自我警惕，千万别“像个学者”。升入高一分校后，我再未见过吴老师，只是听说邓校长被迫辞职就是由于他的陷害。还有人说九中教师分为安庆、合肥两派，吴老师是合肥派的头头，他很想当九中校长云云。但是这些大人们之间的是非恩怨，我们当时还不理解，也并不十分在意。我当然同情邓校长的不幸遭遇，但我也难忘启蒙老师两年半的抚育恩情。我12岁就离家住读，独立生活能力很差，能够经常受到这些师长的呵护与培育，确实是极大的幸福。

启蒙老师中还有数学老师吕能兴，他在初二分校也曾经担任过我的班主任。他与吴惕生老师个性差别很大，吴老师虽然爱护学生，但见面时很少交谈，面上表情也很少有变化，正如其名含义，使人有城府较深之感。吕老师则快人快语，一见学生就拉住问长问短，但又有点流于唠叨。我生性孤僻内向，最怕被他拉住交谈。他一开口总是“我是一匹老马呀，你们都是小马”，接着就恨不得把他的人生感悟全部灌输给我们。因此，我们偷偷给他取了一个绰号“老马”。他大约已经知道这个秘密，有个别同学在课堂上提问，竟把他喊作“马老师”，他也不以为忤，一笑置之。《西渡漫记》作者1945年才进入九中，他也回忆起吕老师这段故事，可见流传之广。及至我年岁渐长，为人师已久，“老马”一词的谐谑意味愈益淡化，崇敬的成分愈益增显。晚年的我也常爱向青年学生喋喋不休，苦口婆心，口干舌燥，大谈什么治学之道与为人处事，年轻人大多礼貌微笑听着，他们是否也有点厌烦我的啰嗦呢？“老马”的基因似乎已经遗传给我了。

有些老师虽然已经形象模糊，但个别特别精彩的课堂瞬间仍然永远定格在我心中。如教地理的张耀祖老师，长身玉立，江浙乡音，板书与绘图挥洒自如，大气磅礴。有次讲到华北某个地区，因为已经沦陷，他突然提高声调吟诵陆游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边吟诵边板书，吟毕书竟，龙飞凤舞，一气呵成！我的身材矮小，坐在最前排正中间，所以对于这一精彩瞬间全景摄入。课堂肃然无声，只见张老师略为间歇，端起按老习惯随身携带的大茶壶，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目光如炬，脸赤如火。这样的课堂教学，只有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才有可能出现。现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寻觅抗战老兵给以奖励并妥善安置，固属应有之举。但也不能忘记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一个普通中学教师在偏僻山村竹篱茅舍教室中，倾尽心血以如此激情感染学生。中国不可侮！中国不会亡！张老师的讲课仿佛岳母刺字一样，把“抗日救亡”四个大字刻在我们的心中，也成为我以后决心投笔从戎光复神州的前奏。

九中还有一位我虽无缘一见但却敬仰已久的老师，这就是颇有传奇色彩的国立九中总务处主任潘赞化，电视剧《画魂》传主潘玉良的丈夫。潘老师出生于官宦世家，安徽桐城人，1901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在东京期间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在陆军小学教授日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杀，潘亦逃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兽医。辛亥革命爆发后赶回安庆，在皖督柏文蔚部新军任教官，1912年出任芜湖海关监督。随后曾相继参与“二次革命”与讨袁战争，北伐期间任柏文蔚部副师长。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转任实业部专员。抗战爆发后避难入川，弃政从教，毅然以收容培育沦陷区流亡学生为己任。由此可见，他不仅是革命元老，而且志趣高洁，淡泊名利，是老朋友邓季宣主持九中校务最亲密的助手。

潘老师在芜湖海关任职期间，结识并迎娶名妓潘玉良，随即又送玉良先后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法国习画。玉良有绘画天赋且勤奋学习，很快便成为国际知名画家，而夫妻之间始终保持真挚爱情。这早已成为上海、芜湖等地广为流传的佳话，但我此前却一无所知。潘老师全心全意做好全校师生员工的后勤工作，但也曾在初一分校兼点语文课，可惜与我们初二分校相距甚远，未能亲见他的风采并聆听他的教诲。他对陈独秀父子的照顾也是有口皆碑，与邓氏兄弟共同关照这位落魄政治家，直至最后安葬并开追悼会，在当时那样复杂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这种摒弃势利的古道热肠难能可贵，对广大学生更有示范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潘赞化与邓季宣均曾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但邓季宣在1957年被错划右派。潘赞化目睹老友蒙难而无从相助，其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1959年因病逝世。

此前，潘玉良由于抗战爆发滞留法国，赞化辗转入川且僻居农村，两人长期音信隔绝，直至1951年才经由上海美专老校长刘海粟帮助恢复联系。赞化鼓励玉良回国服务，玉良也积极作回国准备。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历经各种政治运动与政治审查，所谓“海外关系”亦属极大忌讳，像赞化这样历史复杂的长者，处境更为困难，遂逐渐减少给玉良写信。而玉良也因为很难知悉丈夫真实情况而犹豫不决，迟迟未能成行。直到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玉良向中国驻法使馆陈情求助，这才知道自己多年朝思暮想的夫君早已去世。

潘张 之间的悲欢离合，已经成为流传海内外的又一“啼笑因缘”，但绝大多数人可能还不知道这个凄美的故事与国立九中有所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