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友

我在九中整整五年，由于入学较早，年龄较小，还有汪积威比我更小，所以我俩在班上处于弱势地位，成天形影相随，俨然异姓兄弟。幸好周围同学大多善良仗义，我俩不仅没有受过欺侮，反而得到许多好友的呵护与帮助。

初中期间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方英伦。起初三哥开诚与他结识并成为亲密朋友。后来三哥转入另一分校，临走时千叮万嘱，希望他继续关照我这个幼弟。正巧他又与我安排在同一寝室，因而在独立生活能力乃至文体活动方面都对我有多方面指点与督促。他不仅生活能够完全自理，还有若干特别擅长的手艺，如缝补衣服，洗涤被褥，利用廉价原料制作凉粉，等等。从初二上学期开始，他就教我把一块四方形的旧布，对折叠成三角形，稍缝几针便成为当时暑假流行的“三角裤”，类似现今的摩登泳装。还有锯两块大小长短相等的木板，稍加修削光滑，钉上皮带或布带，便成为简易耐磨的木屐（当时称为踏板）。每逢暑假或周末，不用衣着整齐进教室，我们就穿自制“三角裤”，脚踩木屐，成群结队跑到江边沙滩上泡一整天。方英伦与家庭尚有联系，多少有点零花钱，所以多半是他买点炒蚕豆（当地称胡豆，以升、合为单位出售，价格极为低廉），分给大家中午充饥。

沙滩上才好玩呢！蓝天白云，细沙如银，江风吹拂，空气清新，那就是我们的避暑胜地与特大游乐场。方英伦在班上年龄最大，孔武有力，因此便自然地成为我们的男一号。

男孩最爱摔跤，仿佛小公鸡相见必定猛斗一场。云庄祠门前那一大片荒坟是我们课余的角斗场，但远不如沙滩如此辽阔且无人干扰。柔软洁白的细沙，仿佛天然的海绵垫，摔得再重一点也不觉得痛，因而我们更加乐此不疲。方英伦学习不怎么样，但却颇有组织能力，虽然不是班长，但凭着热情仗义与豁达大度，颇能吸引若干较小的同学环绕在他周围，俨然成为一个主流以外的头头。

我们课外常在一起玩的有十人左右，虽是松散群体，却有排行顺序，不过并非按年龄为序，而是依照摔跤成绩。方英伦排在首位，因为谁也不是他的对手。老二姓高，由于幼时曾被金属锐端刺伤脸部，所以左腮严重凹陷，连带左眼也异样倾斜，加上面色白中带青，相貌显得有些邪恶（绰号“青面兽”）。其实他性格和善，非常合群，学习成绩也很好。他虽然没有方英伦那么壮实，但力气却特别大，我们都怕与他握手，只要他轻轻一捏就会使你非常疼痛，那显然是自幼磨练出来的劳动者双手。老三叫马肇新。他家虽然世世代代都住在安庆，但身躯瘦长，凹目隆鼻（即所谓鹰钩鼻），似乎有点西北少数民族血统。其父亲是安徽大学教授，因而他多少有点家学渊源，聪明伶俐，能言善辩，学习成绩优秀，属于高材生。有次分校举行演讲比赛，他的讲题是《吃蚕豆不要吐蚕豆皮》，虽然是一口安庆话，但吐字清楚，抑扬顿挫，说理清晰，一气呵成，最终荣获第二名，其实他得到的掌声比第一名还多。他平常斯文一脉，从来不爱打闹，但由于身躯高大且会用点巧力，除方、高两位外，我们都败在他手下。老四叫张国军，年龄与我相近，身高也相差无几，但他身体壮实，短小精干，貌似文静，却勇猛强悍，把我们剩余六人一个个摔倒在地，因此我们都甘拜下风。老五、老六、老七的名字与模样都记不清了，可能由于在一起玩的时候并不太多。老八姓程，是九中校本部程勉老师的儿子，其父抗战前曾任安徽某个中学的校长。他之所以沦为老八，并非由于身材矮小，而是因为过于善良。他比我高大有力，轻轻松松就能把我摔倒，还唯恐使我受伤。我就这样排名老九，为我垫底的名叫吴哲夫，很像学者的名字，而且确实勤奋好学。他患有小儿麻痹症，本来不想参加比赛，但被几位强人拉来凑成十人整数，这样才使我免于倒数第一。从这一点来说，我从来不敢把他视为手下败将，反而充满感激之情。

我们追逐嬉闹之余，便睡在沙滩上晒太阳；如果阳光太强，就互相帮助以沙掩盖身体，只把脸部露在外面。当时只知道享受日光浴，却不知道这也是沙浴。表面的沙晒得滚烫，背下的沙因为潮湿却是冰凉。因为那是上游高山冰雪融化流下的水。我们没有产生任何诗情画意，更不懂得附庸风雅，只是尽情享受这大家共有的大自然的光、热、蓝天白云与新鲜空气。睡醒了就成群结队跑到江边冲洗，由于有沙滩，江边的坡度不大，我们可以缓缓由浅入深，逐渐熟悉水性。过去由于家长管得太严，我一直不会游泳，只能在浅水处练习若干憋气、换气、划水、潜水等准备动作。看着大孩子们斩波劈浪在江中遨游，心中羡慕极了；但江流过于湍急，到处都是险恶的漩涡，而且江水深处又冰凉刺骨，我们确实不敢孟浪出游。

方英伦好像过去曾教过别人学习游泳，懂得一点循序渐进的道理。他先不要我们正式练习游泳，只鼓励我们在浅水处尽情玩耍。等到我们对水性已渐熟悉，并且产生迫切学游泳心愿时，才安排两个会游泳的大孩子，相隔大约两丈，分别站在两头，然后逐个把我们抛入深水处。开始当然会逐渐下沉，免不了挣扎一番，还要呛几口水。但一般会浮上水面，两臂双腿拼命挥舞拍打，顺着水势向下游漂流，等到无力挣扎又复下沉时，站在下游近处的大孩子就急忙把初学者抱起来，然后踩水拖着后者回到浅水处。最初确实有点害怕，胆小的孩子甚至吓得大喊大叫，但经过反复练习就逐渐适应了，时间一久遂无师自通。虽然是双脚扑通扑通打水的“狗扒式”，但毕竟可以顺着水势把头抬起来游较久时间，也许这就是原始人学游泳的初级阶段。只要经过一个暑假锻炼，人人都可以在江上悠游自在，不必大孩子在一旁监护。及至初中毕业，我们好多人都成为“浪里白条”，不仅学会蛙泳、仰泳与自由泳，而且还练就一身踩水技巧，依两脚蹬力可以把胸部露出水面，本事大的则可以露出肚脐。川江漩涡甚多，有时回流急漩会把你吸入涡底，只有会踩水的人，才能顺着水势由涡底浮上水面，然后再奋力摆脱漩涡。真可以说是艺高人胆大，而胆大又须艺高。

在九中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学会游泳，并且痴迷于游泳，从此才能在各处江河湖海碧波中充分享受遨游之乐。游泳也带来自救与救人能力，特别是在水灾严重关头发挥极大功效，但游泳亦曾给我带来终生难以弥补的遗憾，不过这都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江边长大的孩子固然以戏水为乐，但山林也不乏许多可供我们寻欢作乐的处所。德感坝周围虽无大山，但却有多处丘陵绵延。游泳只能限于暑假，而游山则四季皆宜。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山林给我的童年乐趣更多。

语文课本有《桃花源记》，引发我们许多奇妙幻想。我们常利用假日结伴漫游，循山间溪流逆向攀登，希望也能发现一座类似陶公神笔描述的另一个隐蔽洞穴。这种追寻自然是徒劳无功，但却可以充分领略初冬山间美景。色彩绚丽的落叶铺满林中小径，走在上面松软而又沙沙作响。小径曲折起伏蜿蜒，溪水清澈见底，时时有小小游鱼成群往来。我们脱掉鞋袜，卷起裤脚，在溪水中缓行。虽然已是初冬，但阳光普照而溪水又很浅，所以并无冰冷感觉。我们走走停停，时而捉蟹，时而摸虾，不知不觉已走到小溪尽头，但仍未见任何洞穴入口。桃花源依然是虚无缥缈的梦境，但现实的收获却是一袋米虾与小小的石蟹，此外还有一袋“地皮”（即地衣，类似木耳但较单薄）与野葱，回校以后稍加烹煮便成为难得一尝的美味。

四川农村民风淳厚，每年春季有“偷青”习俗，容许外人摘取自己地上的少许新鲜蔬菜，如包菜、豆苗之类。每逢深秋柑橘成熟，又规定几天开园时间，允许来客观赏并尝新。因此，我们这些贫穷而又嘴馋的孩子，自然不会放过这些良机。包菜产量最高且极为便宜，农家多用以养猪，我们可以一脚踢出一颗，带回煮熟充饥。鲜嫩的豌豆苗清香可口，生长极快，我们可以在田边“方便”时，随意摘取当零食吃。慷慨大度的菜地主人，一半出于同情，一半也是无奈，从未出来干预或责骂。好在“偷青”也只有这几天，对菜农生计并无大碍，甚至还图个人气与吉利，所以双方一直相安无事。

但开园旧俗，很快就被我们这些幼稚无知的“入侵者”破坏了。因为橘子比包菜好吃多了，而且可以随摘随剥随吃，可谓爽便之至。江津是著名橘乡，成熟的果实又大又红又甜，挂在青枝绿叶中特别诱人。开园之日园门大开，我们呼朋引类蜂拥而至，贪婪地吮吸着鲜橘甜美的汁液。但胃的容量毕竟有限，橘子吃过量就会呕酸水，甚至流鼻血。眼看摘下的大红橘吃不完又不允许带走，于是便出现了设法悄悄带走的盗窃行为。园主起初因为损失不大，而且又是幼童所为，并未当作严重问题。但后来学生愈来愈多，年长学生采摘量甚大，遂引起园主重视，并雇请邻近的荣军医院伤兵（已痊愈者）前来护园。这些伤兵实际上早已康复，因为作战负伤居功自傲，难免有个别不良分子为非作歹鱼肉乡里。有一伤兵就因为深夜奸淫农妇，被受害者亲属乱刀砍死，我们都曾亲眼看到他被抛弃在田边的破烂尸体。园主原本想利用丘八（旧时对兵痞的贬称）来吓退丘九（旧时对学生的谑称），不料却更增添了丘九的对抗情绪。偷橘子遂成为极富刺激性的惊险游戏，而策划与组织者则是九中的大龄学长。

有天我们利用午休时间出动，按照既定分工，入园后年幼者上树放哨，年长者负责采摘与运输，把摘下的橘子装进扎紧裤脚的裤子里送走。我与另一小同学在树上放哨，一边四面瞭望，一边品尝鲜橘，好不逍遥自在。由于橘园很大，游园者甚多，少数伤兵显然顾此失彼，所以我们的计划得以顺利进行。可是当最后一袋橘子即将运走时，我却发现有一伤兵持拐杖飞奔而来，连忙大声报警，大孩子们一哄而散，只剩下我们两个“哨兵”。刚下树，伤兵已经跑到近处，挥舞拐杖并破口大骂。我们四顾无援，只好拔腿就跑，又不敢往学校跑，而是朝另一个方向逃避。跑得精疲力竭，正想找个荫凉地方歇口气，回头一看，只见伤兵仍然穷追不舍，我们只好继续狂奔。不料前面横隔一条大沟，我的跳远成绩素差，但危急之时居然迸发神勇，纵身一跳，越过宽阔深沟。伤兵腿脚不便，只好绕道而行。我们稍得宽闲，便装作从容闲适的模样，回归云庄祠校区。正将走完一段田间小路临近校门时，背后突然传来一片喧哗并且夹杂着鼓掌的笑声，原来那伤兵骂骂咧咧一路紧追不舍。这正是下午即将上课的时间，田间小路上行人络绎不绝，伤兵为了擒获我们，推推搡搡时与过路学生发生冲突。学生人多势众，本来就对这些园主雇来的打手有气，于是故意把他挤倒跌入水田，陷在泥淖之中。伤兵在泥水中挣扎，继续挥舞拐杖怒骂，但失败已成定局，只能爬上小路灰溜溜地走了。

我们顺利回到教室，但对老师讲课一点也听不进去，唯恐那伤兵邀集同伙前来报复。第一堂课总算平安无事，第二堂正讲授时，突然有他班同学在窗外喊叫，说是另一橘园有四个同学被抓并绑在树上。我们满心想赶去救援，却被老师厉声喝止，这才避免一场更大的冲突。事后听说那四个被抓同学已由校方交涉索回，并且保证加强道德与纪律教育。事故虽然迅速化解，但开园的美风良俗难以为继，德感场的老人在茶馆里大发感慨：“人心不古啊！”

我们在初二分校还遇到一次更大的风波，不过那完全是由高一分部个别学长引发的，我们这些幼小者亦成被殃及的池鱼。

起因是高一分校少数同学过江时与渡船工人发生争执，互不相让竟至出现肢体冲突。学生多为身高体壮的运动高手，个别船工自然不是对手，而且还受了若干轻伤。但川江船工大多与袍哥（帮会）有密切联系，因此邀集数百人游行示威，并且打算包围学校。我没有看到现场，听说这些人带有棍棒武器，并且敲锣高呼：“我们上游民族（指四川人）团结起来，把下游民族（指外地难民）赶出去。”喊口号用的是浓重江津乡音，“上”字和“下”字拖得很长，而“游”字和“族”字则略显急促，意在严格区分“上游”和“下游”。声音有点滑稽，我们不禁暗暗发笑。但形势确实非常危急，幸好邓校长等领导人与当地有头有脸的绅粮平素私交甚笃，加之九中已经开始招收本地学生，他们也有子女在九中就读，彼此都不愿一次偶发争执演变成流血惨剧，所以及时出面进行必要的疏通与调解，并且向受伤船工赔礼道歉，给予少许医药补偿。这场带有地域情结，甚至反映地方与中央矛盾的爆炸性冲突总算和平了结。

事发当天，云庄祠由于离德感场最近，可以说是首当其冲。初二分部学生全部集中于祠堂里面，大门紧闭，警卫森严。班主任吕老师整天守护我们，叫我们不要害怕。其实我们根本不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害怕，甚至觉得示威的人好像在演戏，很想出去看看。风波平息以后，吕老师仍然跟着我们，絮絮叨叨，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尽管老马言之谆谆，小马们却一哄而散。

一切都复归平静，德感场作为古老的经济文化中心，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极大吸引力，每逢赶场之日，我们只要得空必定会去逛逛。

其实德感场可逛之处，也只有一条沿江的大街——德感街；其他少数分岔的大街小巷，没有多少有趣的事物。这条大街由于离码头较近，茶馆饭店较多，还有大大小小的店铺与少数有声望的住宅，每逢赶场之日，各处人群蜂拥而至，或挑担，或背篓，或推车，或牵马，熙熙攘攘，把整个街道都填满了，连茶馆、店铺也是拥挤不堪。我们只能在人群中挤来挤去，闲逛几乎类似挣扎，但我们游兴丝毫未减，因为这一天饮食业生意特别兴隆。尽管店铺规模很小，至多也只有几张桌子，一般都近似摊点，顾客只能就着柜台吃或边走边吃，但品种倒很繁多，如豆花饭、担担面、红油抄手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粉蒸牛肉、排骨、杂碎之类，一律都用小型蒸笼，一层一层摆得很高，热气蒸腾，香味扑鼻。迷你蒸笼对一般赶集者亦属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味佳肴，只有较为富有的阶层才能尽情品尝，我们这些难民学生只能是大饱眼福、鼻福，而不是口福。

我们的享受，无非是三五好友结伴，买几个铜板的炒胡豆，到茶馆里买碗“玻璃”（开水，不加茶叶），穷聊看街或打扑克。出售炒胡豆的小摊贩随处可见，胡豆炒得又香又脆又耐嚼，两三个铜板就可以买一大把，是价廉物美的最佳消闲食品，同时也可以充饥。四川乡镇茶馆一般都比较宽敞透气，里面摆着一排排方桌与条凳，靠墙处则有简易的竹制桌椅与茶几，但绝大多数草鞋客宁可围着方桌亲密聚谈。我最喜欢听那些“幺师”（下江人称茶房或茶博士）拖长腔调吆喝：“沱茶四碗，菊花两碗，外带两碗‘玻璃’。”特别是“玻璃”二字喊得昂扬飘逸，仿佛川剧中的高腔。这戏剧性的传唤似乎有些调侃“玻璃”客的吝啬，但四川茶馆毕竟宽宏大度，奢俭由人，平等看待，一碗“玻璃”（只要付一个铜板）可以尽情享受滚烫的开水而不受任何时间限制。客人中途出去办事，只要把茶碗盖翻过来置于碗上，即可代为保留座位，哪怕是一整天，直到打烊，随时都可以续接水（茶）缘。我真佩服四川乡亲的这份厚道。

就是在茶馆这样慷慨提供的有限空间，我们在独立人生旅途的初始，接触到许多社会底层千姿百态的众生相。

最初的赏心乐事，是欣赏“幺师”们娴熟而又略带诡异的服务技巧。他们续水不是站在客人身边，而是隔着几张桌子伸过来极长的铜壶嘴，自上而下向客人杯中挹注。那水的流动，讲究的是高度，是涓涓细流，是点滴入碗，不得稍有溅洒。现今有些大酒店也有这种大茶壶表演，尽管服装与器具美轮美奂，但演技比当年四川乡间“幺师”差多了，至少就缺少那种情趣与乡土韵味。还有那“幺师”递烟的烟杆也特别长，往往有意隔很远把烟嘴送到客人面前，烟锅里已经装满黄澄澄的烟丝，只要把“纸媒”吹着就可以美美地吸上几口。“纸媒”的火焰，袅袅的烟雾，还有更多的“幺师”与茶客之间的谐趣互动，都显示出若干闲适情调，尽管整个茶馆是那样拥挤与喧哗。

进茶馆的次数多了，慢慢就可以从邻近茶桌上了解茶馆的多种功能。多数人进茶馆是为了休息与消闲，然而在品茗与叙谈中也不乏思想与情感的交流。新派谈情说爱者大有人在，比较隆重的是梳妆打扮衣冠整齐的旧式相亲，男女双方都显得拘谨而略带羞涩，倒是陪伴的家长与媒人谈笑风生，喧宾夺主。茶馆也是商场交易之所，四川乡间买卖双方进入正式讨价还价阶段，反而转变为沉默无语，彼此在对方的衣襟下或袖管中以手语成交。不过茶馆中的商业行为主要还是靠口语沟通，或轻言细语，或大声呼叫，仿佛街边叫卖，茶馆因而成为市场的延续。

茶馆中比较严肃而又略显斯文的，多半是涉及民间诉讼之类的沟通或调解，其结果有不欢而散者，亦有达成协议以一方补偿或赔礼而和平了结者。此类现象涉及曲折情节与复杂原因，而且还或多或少夹杂若干法律话语，自然不属吾侪顽童关心与理解的范围。我们较感兴趣的是那些江湖人士，以茶碗摆成阵势，以暗号隐语接头或交流信息。我们只敢远远偷窥，唯恐引起他们猜疑，招惹杀身之祸。不过，抗战期间四川袍哥的神秘性已经逐渐消退。在茶馆门前书摊上，还有卖《三字经》《圣谕广训》之类石印旧书的小贩，都出售竹纸石印的《江湖海底》之类江湖秘笈经典，其中包括许多帮会内部的组织结构、等级称号，乃至规矩、纪律、暗语、手势等等。与这些民间秘密结社内部资料相映成趣的则是《圣谕广训》之类帝王时代官话连篇的教化书籍，仿佛与现实的时代潮流相隔太远。时间在这个古老乡镇似乎停滞了，甚至是倒退了。人们随时可以听见由远而近的威权宣示性吆喝“鸣锣通知，××有令……”云云，那也是拖长了的川腔川调，于张扬处尽显地方势力的威权。

德感场的茶馆自然不如成都望江楼那样风雅，既无说唱助兴，更没有文士雅集。也不像唐德刚回忆的沙坪坝茶馆，那主要是为大学生服务的，所以略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我们所熟悉的德感场茶馆纯属农村范畴，农民乃是茶客的主体，只有在这里才可以展示农民的风情画卷，并且感受泥土与草根的气息。

泡完茶馆到街上闲逛也自有其市井情趣。正街入口处有一家专门修理马具的小店铺，店主是一位孔武有力的中年男子，不过外表倒显得比较沉稳。我最喜欢看他钉马掌，任何高头大马经他抚摸几下都会变得服服帖帖，很快就把蹄铁钉得非常熨帖。他很喜欢我们这些小观众，仿佛现今歌星之笼络粉丝，偶尔情绪特好时还会顺手拔几根上好马尾悄悄塞在我们手中，供更新二胡弓弦之用。他在镇上堪称一位头面人物，不过并未听说有任何霸道行为。有一段时间他突然停业了，左臂用绷带吊着，露出白皙而健壮的肩膀，据说是被弟弟用刀砍伤了。兄弟二人都还未曾结婚，爱上同一位妇女，因争风吃醋而自相殴斗，以屠宰为业的弟弟盛怒之下用屠刀砍伤哥哥肘部，好在尚无大碍。弟弟害怕报复逃到外地，哥哥却显得特别宽容，托人带信要弟弟回来重操旧业。听说兄弟二人此后仍然和睦相处，并且维持着类似“共妻”的古怪关系，但镇上人并无任何道德方面的评说，我也仍然把他看作好像《水浒》中的豪杰之士。

我们那时自然很难理解农村此类情爱故事，但赶集时仍然时时观赏他的钉掌绝活，不过此后我们的兴趣又转向另一种削甘蔗皮的游戏。首先将一根甘蔗竖立，然后挥刀自上而下削皮。削皮的时候不能用另一只手扶直甘蔗，因此有一定难度。最后按削皮的长度分得相应的甘蔗，多少有点比赛的味道。当然事先要给摊主付几个铜板才能削一次，如一次不能削到底，则须另付一两个铜板才能续削一次，直至削到尽头为止。这是商业心理学的初级利用，即引发儿童的贪玩与好胜来兜售甘蔗，与现今麦当劳利用玩具奖品吸引儿童光顾是一个道理。方英伦是削蔗能手，常能一刀削净到底，以最低廉的价格赚来一根很长的甘蔗。我们技术水平太低，加上又无零用钱，只能充当热心看客，并且分享学长的胜利果实。

读初中时还有若干比较特殊的级友给我印象较深。一位是北大名教授许德珩的侄儿，年纪比我们大一截，相貌更显得苍老，所以大家喊他“老鬼”，把真实名字反而忘记了。他勤奋好学，知识面较宽，待我们如兄弟，深得大家喜欢。但他见多识广，已有某些成年气质，所以很难与我们玩到一起，多少显得有些寂寞与失落。他的堂姐许鹿希在九中女生分部，以后成为邓稼先（邓校长的侄儿）夫人。

同年级的还有几位从重庆保育院转来的学生。他们由于院方的关爱，衣服与被褥都是崭新的，而言谈举止又显得较有教养。但是我们不大欢喜他们，也许是出于对他们获得优厚待遇的嫉妒，但更多的是看不惯他们不经意间显示出的对“党国”的感恩与驯服。我们倚小卖小，有时故意怪腔怪调地唱什么“我们的爸爸蒋委员长，我们的妈妈宋美龄”。不过他们并未恼怒，反而感到有几分得意。其中有一位想与我拉近乎，强拉着我去摸他的枕头与棉被，都洁白而厚实，并且还有点香水气味，与我们那破旧而又单薄的被褥相差很大。我与他们很难深交，总觉得他们有些娘娘腔。

1941年春初中毕业，经甄别考试升入高一分校。高一分校是九中的“北极”，位于德感场北口外的海螺村，在山坡上由三座坐北朝南的大祠堂组成。山顶为四术祠，是本部之所在；山腰为三共祠，山脚为竹贤祠，都是学生宿舍。随着年级的递升，这三座祠堂我都住过，但印象最深的却是竹贤祠，因为与我有关的若干偶发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升入高中以后，朋友圈有所变化。对我如兄长一样的方英伦分往别的分校，从此极少来往。原来经常在一起的初中同窗好友，好像只有马肇新、汪积威等少数几个人一起搬进竹贤祠。在高一分校期间，与我私交最笃至今尚记得姓名的有周承超、马肇新、汪积威等，其次是夏国彦与潘祖禹、潘祖舜兄弟等，无法一一列举了。

对我来说，此时周承超完全取代了方英伦的地位。他也是一个具有领袖魅力的学生，能够迅速在自己周围聚拢若干知心朋友。但两人有所不同，后者的优势在于喜爱户外运动与野性豪爽，而承超的特点则是勤奋苦学与志趣高远。

周承超是合肥人，中等身材，脸色红润，剑眉隆鼻，英气显露。他是随叔父彦龙（亦作砚农）来到四川的，叔父是蒙藏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忠信的机要秘书，以后曾任《新疆日报》社社长，可算是学者型官员。蒙藏委员会表面上是中央重要部门，实际上是个比较闲散的清水衙门，并无多大实权，边疆自有当地军政要员掌控。这就正好为彦龙读书养性并教育子弟提供较多余暇。他命承超与其子承铮书法习颜体，行书则学谭延闿。我、承超、汪积威常年同一卧室，所以他也鼓励我们一起练习写字。那时我们哪里买得起白纸，只能到处搜集旧报纸及其他可以利用的废纸，而且是反复利用书写。由于热衷于练字，初中阶段的绘画、刻字等爱好就丢在一边，但字却始终未能练好，这是我的终生遗憾。

可能是由于叔父家风影响，承超也讲究若干风雅，用颜体楷书写“爰居”二字贴在宿舍门楣上。“爰居”为古代某种海鸟，不知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名称。我们当时只是感觉已经分享风雅，从未深究其微言大义。后来才知道，其依据是《国语·鲁语》的一则故事：“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结果引起展禽（柳下惠）的批评，认为爰居系逃避海上灾难而来，并非代表什么神异，“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不过我们当时丝毫无意议论时政，可能仅仅是以爰居自寓，像避难的鸟儿一样暂时栖止于江津乡村吧！再则‘爰居’一词又避开什么庐呀、斋呀、楼呀之类俗套，多少有点标新立异的追求。

“爰居”的文化氛围带有复古守旧色彩，因为承超兄弟从家中带来《四书》，而高中语文课本又加重了古文分量。我们不仅似懂非懂地认真阅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而且还着重体验格物致知、慎独内省等儒学精义。我想这些影响的源头，主要还是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周大叔，而更深一层的背景则是蒋介石、陈立夫等将儒学意识形态化，借以遏制进步社会思潮。其实国立九中在邓季宣校长任内从未提倡过读经复古，他历来都是在学校提倡三种精神——民族精神、科学精神、法治精神，而且又是以“我行我素，我办我学”自豪，或多或少具有五四新文化的优良传统。不过由于学校僻处乡野，虽不能说是与世隔绝，但外界的政治纷扰与财色诱惑在一段时间内对学校干扰甚少，的确是客观事实，这就给我们在“爰居”之内潜心自行儒学启蒙提供了比较宁静的环境。

但我的年龄与个性，毕竟难以坚持每日三省吾身的修炼，过不多久就转而沉溺于古典旧诗词。起初是受姚述隐、张耀祖等老师诱导与抗战现实的影响，比较喜爱陆游与辛弃疾的诗词，但很快又为陈后主、李清照所吸引。尽管我仍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龄，但已经能够感受“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苍凉意境。后来姐姐在家信中把这个情况告诉父母，父亲千里之外迅速写信对我进行规劝，说是对于这些凄婉诗词可以学习鉴赏，但千万不能痴迷沉溺，否则将会消磨意志乃至影响性格健康发展。父亲很少批评我们，所以我十分尊重他的警示，从此便自觉减退了对旧诗词的热爱。

“爰居”在楼上，房间很小，记得好像只住三四个人，除周承超与我以外，还有同班年龄最小的汪积威。积威与我从初一下到高三上都在一起，前后整整五年。由于我们在班上都属于“小不点”范畴，所以形影相随，关系相当亲密。加上他的哥哥积畬和我的哥哥开诚以后都转入其他分校，我们更加互助友爱，正如他在我们七十多年离别重逢之后所说“亲如手足”。我们的性格都比较内向，课余爱好均为读书，志趣比较相投。不过他的兴趣侧重数理，我则更爱好文史，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不同的师友圈。再就是我离开芜湖老家以后，仿佛小鸟从笼中逃逸一般，充分享受自由飞翔，所以课余我更爱亲近大自然，在山林、江上、河滩游玩，而积威相较之下更为潜心攻读，成为班上成绩最为优异者之一。

除了“爰居”密友以外，由于一个同样爱好文学的姓潘的同学介绍，我与上一年级的若干同学也有所交往。这个年级比我们班更加活跃，体育、文娱、课外社团活动，在全校都很有名气。潘同学是无锡人，在这个年级有几个同乡，而且都爱演话剧（特别是擅长反串女角），所以熟人很多。我不敢演戏，只是为他们办的大型墙报写过几篇科普性的短文，还画有几幅漫画。但是我最崇拜的还是年长同学中的体育尖子，在篮球、体操、田径上都有不俗表现，现在记得清楚的只有“老乡亲”篮球队（曾获全校冠军）。还有陆子豪，北京人，个头虽不甚高，但结实匀称，特别是三角肌与腹肌轮廓鲜明，其专长为吊环与单双杠，颇有正规运动员的风范。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我除热爱游泳以外，还经常练习单双杠与吊环。吊环悬挂在一棵大黄桷树上，学长们可以做很多高难度动作，我因身矮体弱，只能意思意思而已，三角肌与腹肌始终未能突出。

学长中还有一位从东北进关的流亡学生，名字叫刘忠诚，人如其名，名如其人，忠厚老实极了。他年纪较大，入学前曾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有点零用钱。也许是出于对我们这些学弟的同情，每逢天气寒冷时必定匆匆跑进我们卧室，每人发几颗廉价糖果，还不断叮嘱：“吃颗糖，热乎热乎。”他不善于言辞，但那淳朴的东北乡音却温暖着我们的心。此后我在极端困窘之际，也曾多次得到他的及时援助。

朱金声老师对这个年级也特别重视，不仅评价甚高而且课余联系亦多。正是在这些师生共同影响下，我从古典文学沉迷中逐渐解脱出来，转而热爱近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同时又相应地更为关心现实与批判邪恶，并因此而付出沉重代价，整个地改变了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