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学王家坪

说来令人好笑，到重庆乘坐的轮船竟是我下乡以后再一次接触的现代文明。那些年，德感坝既不通火车，又没有公路，水上交通主要靠木船，陆路主要靠骡马、滑竿与鸡公车（即传说中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实际上就是手推独轮车），而更多的是靠人们两条腿跋山涉水。轮船到达重庆后，背着行李攀登朝天门码头长而且陡的石阶，一级一级爬上江岸，终于又看到重庆这座雄伟山城，对我来说，就是从落后的乡野回到现代文明。那绕山盘旋的马路，来往奔驰的汽车，令人目眩的霓虹灯，使我感觉仿佛闯进另外一个世界。

求生的紧迫，使我无暇从容欣赏这个城市，便匆匆挤上公交汽车前往歌乐山，大哥就读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就在此山深处。大哥原来随文矿师到贵州，曾在遵义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习画，由于父亲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继续提供学费与昂贵的绘画材料开支，再则将来就业也不容易，只好劝他及早改学一门谋职较易的专业。大哥从小就痴迷绘画，而且还很有天分，但深知长子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遂毅然考进药专制药专业。这是一所国立大学，沦陷区学生可以享受“贷金”待遇，而且高级药剂师又是比较稀缺的人才。这是大哥为我们这些弟妹所作的牺牲，从艺术专业转入理工专业需要克服何等困难！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唯一担心的是如何向大哥交代被开除的原因，因为大哥比我年长七岁，我从小就对他存有敬畏之心。不过见面后这种疑虑立刻就消失了，我与大哥分别六年，他已长成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男子汉，虽然已改学制药三年，但仍然保持着艺术家气质。大哥见我平安到达，感到非常高兴，不仅没有任何责难，反而温言开导。最奇怪的是，他一直没有问我被开除的原因，可能李老师与姐姐已经在信上做过说明，知道我的被迫辍学并非由于道德与学业方面的缺失，至少还不算辱及家门，因此便对这个顽劣幼弟免予追究吧。

但我的到来毕竟给大哥带来极大负担，因为他还差一年才能毕业，目前没有任何收入，而远在江西的父母也难以为我提供全部生活费用。幸好是暑假，大哥的同室级友徐国钧担任周太玄教授的助手，主动住进他的实验室，为我让出一张床。一日三餐在大食堂混食（现在叫作蹭饭）。药专的伙食比九中好得多，而且管理也不甚严，大哥的同学都很同情我，即使大哥出外，他们也会热心邀我一道用餐。当然也有尴尬之日。有个星期天食堂因修理炉灶停火一天，大家都各自设法分别到各种小餐馆进餐。大哥正好身上无钱，临时又找不到熟人可以借钱，只好带我捡梧桐树籽，用小电炉炒熟后聊以充饥。但捡到的桐籽不多，硬壳内的果仁很小，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下午幸好有本地回家的同学闻讯赶来，请我们各吃一碗热腾腾的汤面，这才混过艰难的一天。

在药专住了一个多月，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堂一样的生活。因为是新建的院校，宿舍教室宽敞明亮，电灯自来水一应俱全，进城还可以坐公共汽车。但我很少外出，因为前途茫茫，根本没有闲逛的兴致。大哥要我认真准备报考大学，但我有自己的难处：一是连高三上肄业证书都没有拿到，是个没有学籍的另类学生；二是没有高中课本可供复习，因为九中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提供借阅，学期结束时一律交回，而我自己又无钱购买课本。我自幼性格内向，虽然爱写点小文章，但却拙于语言，有难处也闷在心里，很少向别人求援。大哥由于准备毕业论文，整天都在实验室工作。此外，他还是学校话剧团的导演、演员与美工设计，连节日也难有余闲，所以也顾不上督促我认真备考。因此我每天待在空空荡荡的宿舍，不知如何复习，也干脆没有复习。幸好大哥有一架美术书刊可供消磨时光，其中有一套《中国绘画史》，印刷精美，插图丰富，引人入胜。我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一遍，从吴道子、顾恺之，到扬州八怪、岭南画派，都似懂非懂琢磨一番。宿舍后面是一大片菜地，每逢黄昏时分夕阳西下，我便去搜寻已经被厨工摘剩的小番茄，借以填充经常处于饥荒状态的肠胃。那些青色或黄色的没有成熟的果实，又酸又涩，吃多了就会反胃，有时甚至呕吐大滩黄水。以后很长时间我非常怕吃番茄，其根源就在于此。

我在九中读的是春节始业班，所以我在1943年暑假只读完高中三年级上学期，即便不开除也拿不到毕业证书。我的同班级有好些人为了尽早就业，都办了肄业证书到重庆报考大学。他们没有忘记我，常有人远道赶来歌乐山看望我，有时也邀我到他们家中吃饭，这样就稍微消解若干寂寞与无聊。夏国彦同学还为我多办了一张他自己的肄业证书，换上我的照片，以便我冒名顶替报考。但我始终没有使用，因为如果这样做，我的姓名、籍贯永远都改换了。我受旧小说的影响太深，认为大丈夫必须坐不改姓立不改名，但对他这种深情厚谊，我至今仍然十分感激。

我的高考是无学业证明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加上没有任何准备，考试成绩很差，所以几所报考的大学发榜时都名落孙山。大哥也无可奈何，但他没有任何埋怨与斥责。后来不知道他找到哪位稍有地位的亲友长辈，为我办理一张沦陷区流亡学生的证明，报考直属教育部沦陷区学校救济委员会主办的“计政人员专修班”，两年学制，相当于职业专科。此类学校以救济与就业为主，分数线较低，我居然被录取了。大哥非常高兴，因为这不仅解决了我的食宿问题，而且将来还可以谋求一个银行或邮局之类待遇优厚而稳定的职业。考试的日子，他亲自送我进考场，唯恐我出什么差错，但我去计政班报到入学却是独自前往，因为路太远，车费较贵。

报到那天，我一上公共汽车就出了差错，因为人太挤，我又站在车门边，车门一关就夹住我的行李，车太旧，门又关不拢，行李就掉下去了。我急得大声呼唤，同车的大人也帮着叫停。好心的司机发觉后立即停车，让我下车把行李取回。行李虽然取回，但我已跑得满身大汗，幸好车上的热心长者为我让出一个座位，因为这是长途车，我要到青木关终点站。

坐定以后，车已走过了几站，车上的乘客也减少甚多，大家都有座位。我的心神略为松弛，便开始观察同车乘客。乘客男女老少都有，高矮胖瘦与贫富差别很大，我不知道他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可能是由于得到他们的同情与帮助，觉得人人都是慈眉善目，使我感到非常温暖，甚至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汽车永远不停，让我长期生活在这个群体之中该有多好。”我竟然产生幸福感，并沉浸于这个幻觉之中，这就是当年我的虚幻世界——昼梦。

但车终于停在终点站青木关，站牌这三个大字赫然入目，直到人都下完了，我才提着行李慢慢离开我曾经暂时栖息的“和谐号”公交车。王家坪与青木关相距三十里。这是我第一次孤身步行这么远的山路。沿途风景秀美，但我哪有心思观赏风景，一路急行终于到达我的另一个栖息地——计政班。

王家坪是高山上的一块平坝，早晨甚至整个上午都有朵朵白云缭绕，行走在林间小路仿佛是仙境漫游。山脚有一条较大的溪河，清澈见底的溪水围绕着大山缓缓流淌。溪上还有一座古老的石桥，从山顶石寨下去，走过石桥，便是一家小小的所谓餐馆，实际就是一间破旧的茅棚，里面摆着少许桌椅，卖点胡豆、白酒与汤面之类的食品，此乃本地唯一的商业中心，也是唯一可供消费的休闲场所。原来可能只有偶尔路过的人进来歇息，现在却不时有计政班的师生光顾，喝点小酒或吃碗清汤寡水的阳春面。

计政班是当地最高学府，就设在古老的山寨里，一色的竹篱茅舍，倒显出几分古朴幽雅。该校名义上分为会计、统计两个专业，但由于师资与图书设备不足，实际上只有一个课堂“一锅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读过的课程有会计学、货币学、簿计、统计与世界经济史，也许第二年还要学若干专业会计、统计，并出外实习。住校的专任老师极少，除几个青年助教（兼图书室工作）以外，只有一位杨荣国教授。不过当时他不教哲学，而是教世界经济史，也没有解放后那么出名。他教学非常认真，课余也很关心学生与学校事务，因此很受尊敬。其余的兼任老师上完课就回去了，课余很难见到。杨老师的家也在重庆市区，但他经常住在学校简陋的宿舍里，并且在学生食堂买饭回去吃。每逢周末，步行三十里到青木关乘公共汽车回家，星期一清晨又循同样的路线回校。他的教学任务不算很重，课余与学生接触也不多，可能主要为潜心治学与写作。他随身还带有一个四五岁的儿子，可爱而又顽皮，好像是靠那几位年轻女助教代为照料。小孩还经常爬到我的床上（双人床上层）淘气，死乞白赖不肯回去。由于交通不便，杨老师并非每周都带他进城，就把孩子留在校园，好在大家都很喜欢他。

班主任是教育部一位官员兼任，河南口音，典型的国民党公务员派头，常常穿一套蓝布中山服，前额头发打理得干干净净。他似乎不常来校，偶尔来校也不与学生交谈，显得神秘兮兮。学生管理主要靠两位军训教官，一姓党，山西人；一姓杨，江苏人。党教官年龄较大，军衔也较高，人如其姓，满脸严肃，寡言少语，城府甚深。杨教官刚从军校毕业，由于年轻，比较热情活泼，欢喜与学生聊天，具有较多亲和力。我不知道这两位教官如何分工，反正杨教官出头露面时多，早晨起床号一响，他必定快步巡视各个寝室，大声催促学生起床集合做早操。上课时他也经常进课堂巡视，督促学生认真听讲。晚上9时再次巡视寝室，催促学生熄灯就寝。至于党教官整天干些什么，大家不清楚，也没人想打听。

学生成分复杂，有不少是颇有社会经验的成年人，大多为混口饭谋个职而来。真正从中学转来而又有志于升学的并不多，而我又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可能由于班主任是河南人，所以豫籍学生人数最多而且很自然地抱成一团，仿佛有点优越感，成为学校中的主流派。有少数北方省籍（如天津、山东）学生，也与河南学生气味相投，结成一帮。其他南方省籍的学生，分别来自江、浙、皖、赣、鄂等省，人数都很少，很难形成像豫籍学生那样的地域群体。不过由于河南学生的强势专横，他们也很自然地增强了彼此联系，声息相通，互相关切，隐约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因而很容易产生大大小小的摩擦与冲突。也许班主任正需要这样的局面，以便于他的党化教育与思想统治。不过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此类政治问题。

由于省籍的原因，我自然归属于南派，在该校期间，很少与河南同学交谈，当然他们也从未主动找我聊天。他们大部分都住在一起，与我同寝室的则是河南以外省籍的人。南派人数不多，但其中藏龙卧虎，虽不如北方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却也不乏智勇兼备不畏强敌的豪杰。记得有位名叫罗翔的湖北人，原本是航校学员，且已进入单飞阶段，却由于毕业前想在女友面前露一手而毁了“翔程”。在一次飞行训练中，事先约定女友乘某班轮船渡江，观看他驾驶飞机从轮船侧面低飞掠过，满心指望女友可以近距离观赏其翱翔的英姿，却不料因角度有误，连人带机一头栽进江中。幸好他比较灵活，迅速爬出机舱，得以保全性命，但最终还是遭到开除军籍的严重处分。罗翔英姿飒爽，热心快肠，所以无形中成为南派头面人物。南派中可以与罗翔相提并论的还有两位，一位是罗翔的老乡，两人亲如手足。名字我早忘了，只记得他身材修长，仪态潇洒，社会阅历比较丰富，常常高谈阔论，显示见多识广。虽然不如罗翔那样沉稳大气，但常能以妙趣横生的胡侃吸引众多听众。其最大特点是放言无忌，因为已先后进过几次所谓“培训班”（即变相集中营，以“感化”思想偏激青年为主的拘留所），而且又确实查不出任何“异党”背景，随抓随放，反而破罐子破摔。另一位是上海人，只记得姓裔，因为这个姓少见，反而记住了。他原先是银行职员，着装整洁，浓眉大眼，一表人才。下巴总是刮得青青的，颇有西方绅士风度。因为口音相近，他常常爱找我闲聊，主要是谈京剧唱腔。我自幼受父亲影响，稍微能够听懂，因此成为裔兄的知音。他不仅是戏迷，而且还曾花钱拜师成为票友，最常吟唱的是《还珠吟》中那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程派唱腔摇曳婉转，特别富有感染力。

但与我关系更为密切的却是另外三个人，一是闻刚，南京人；一是秦邦文，四川人，冒籍沦陷区；另一个姓孙，江西人，名字忘了，年龄似乎已近三十。

闻刚与秦邦文结识在前，很快与我成为密友，可能因为年龄相近，又都来自中学，思想都比较单纯因而投缘吧。我们不仅上课时坐在一起，课余也常结伴休闲。闻刚个头比较高，是个英俊少年，由于父亲是国民党高官的司机，家庭经济情况稍佳，多少还有点零花钱，着装也比较整洁。我们经常在山林里夜游，一边散步，一边聊天，海阔天空，自得其乐。有时月光皎好，我们就坐在赭红色的石头寨墙上，由我演奏二胡，为秦邦文唱歌伴奏，而闻刚便成为唯一的听众。山林在银色的月光下特别幽静，没有犬吠，没有虫鸣，仿佛整个王家坪都沉睡了，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杜鹃凄楚的啼鸣。那漫山遍野的白色蔷薇与红色杜鹃花，在月光照耀下如同锦绣。我们充分享受这山林秀丽的夜色，很晚才回寝室。

山寨边缘有一座破旧古庙，由于位置偏僻而附近又没有什么人家，香火早已极为冷落。庙里只有两位年事已高的僧人，一人右腿已残，走路时总是先迈左腿，站稳后再抬起右脚，悬空环绕一圈后才能落地。每次看到他我就想起阿基米德，仿佛他正在画几何图形，这个荒唐的想法，总也挥之不去，一直残留至今。两位老僧由于无力下山寻求布施，所以除早晚诵经拜佛外，还摆个小摊，卖点炒胡豆、米花糖之类廉价小吃，附带也为行人提供点茶水，借此维持生计。所谓茶水，其实就是四川乡镇常见的“老鹰茶”（谐音），用的并非真正的茶叶，而是以某种树叶晒制的代用品，一枚铜圆可以买一大碗，还可以续添开水。我们三人常来庙里小坐，一边嚼胡豆，一边漫无边际地胡聊，两位僧人一般都不应答，仿佛入定似的闭目养神，但双手照样捻动着佛珠。我们不知他们来自何处，更难想象他们未来的归宿，只看见他们已经在为自己准备棺木，白天偶尔还可以听见他们挥斧伐木的声音。但僧人圆寂应是无需棺木，他们为什么要在生命的终点回归世俗呢？

也许正是从老僧那里获得若干人生感悟，我开始思考生命的原始、归宿与人生的意义，而在此以前根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曾亲眼看见死亡，外婆还有两个弟弟都是在我面前缓缓死去，总觉得他们无非是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某一天又会回来，有时甚至做过与他们重新聚会的甜美的梦。在九中读书期间，每年暑假都会有同学在江中游泳不幸溺水而死，有一年一次溺死四人，尸体置于高一分校路边，我们游泳归来正好目睹惨景，但从未想过死亡也有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直到最后一个暑假，离开九中之前曾经独自到江中游泳，仰卧顺水漂流时，忽然听见岸上有啼哭声，原来是一对夫妻为溺水的儿子烧纸悼亡。我的心猛地一震，这才想起如果我也不幸淹死，爸妈将如何悲伤，因而奋力划过险恶的湍流，慌忙登岸回校。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自己也会死亡，想到战争给多少人带来死亡，乃至人们生老病死的痛苦与悲伤，终于追问自己为什么要活着。但这样深奥的问题绝非一个幼稚少年所能给出解释，也许这些想法与当时的年龄原本就太不相称，不想这些问题可能活得更加轻松。正因为如此，在被开除以后虽然依旧得到家人和同学的关切与照顾，但自己内心仍然潜藏着孤寂与苦闷。只有书籍可以解忧，阅读使我的求知欲得到某些满足，使我忘记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幸与困惑，把我引进一个虚幻但毕竟存在的精神世界中，让我充分享受思想自由飞翔的愉悦。

计政班的图书不多，大都是配合课程的教材与相关专著，但中外文学名著却为数不少，听说是由于杨荣国老师的建议，因为山间缺乏应有的文娱活动，休闲只能依靠阅读。但学生借阅图书者为数甚少，他们大多缺乏阅读习惯，得空宁可打扑克、闲聊、喝酒，甚至躲到偏僻的地方打麻将。所以我得以随意借阅自己喜欢的书籍，而且没有任何时间限制。我看得较多的是俄罗斯19世纪的文学名著，如《战争与和平》《死魂灵》《猎人日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乃至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等。我之所以能够从容阅读长篇小说，是因为课程负担不重而教学管理甚松，老师上完课就走，而学生很多只是混张就业的文凭。计政班虽然在乡下，但毕竟属于重庆郊区，晚上有电灯照明，这就比在九中时优越多了。直到晚年我都常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们这代人是俄罗斯19世纪古典文学乳汁哺育长大的”，指的就是这大半年颇能使我感到满足与幸福的乡居时光。

与我有相同阅读兴趣的是那位姓孙的同学。我一直无法弄清他的实际年龄，由于面容比较苍老，看起来至少有二十七八岁。他似乎历经沧桑，早已不复幼稚与浮浅。他很少与别人交往，总是埋头读书或处理生活杂务。但不知为什么他唯独主动与我交好，可能由于我年龄在班上最小，他出于兄长情结而自然流露出关切，也可能因为我俩同样是班上仅有的虽隆冬仍穿草鞋的最贫寒的学生。他教我缝补衣服鞋袜，一个人如何独立洗涤、晒干直至上好棉被等生活技能。只要是温度不算太低的月夜，他必定邀我，而且也只邀我一人，前往山脚小溪游泳。他游泳技术很好，蛙泳很少溅出水花，有节奏地舒展手足徐徐前行。我虽然在江津江中游过好几年，自认为经历过许多风浪艰险，但姿势、速度、耐力都不及他。我特别欣赏他那悠然自得的神态，仿佛已与两岸山林及潺潺溪流融为一体。他从不停下来等我，也从不催促我紧跟，但自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力量，促使我始终不敢懈怠，坚持尾随他作漫长的遨游。我们往往游一两个小时，这是我们一天最快乐的时间，仿佛这星空，这明月，这山林，这溪流，乃至这宁静的夜晚，全都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很少讲话，只有他偶尔低声吟唱江西民间小调，几乎每句都以“哎呀来”开头。他的声音略带嘶哑，但曲调幽美且流露若干深沉的柔情。相知渐深以后，我才知道他来自赣南苏区，但却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政治倾向。当时我对政治也没有任何感悟与兴趣，虽曾听他偶尔讲过若干苏区社会生活情况，但也如同东风过马耳，并未对我产生任何影响。

我几乎同时保持与他以及闻刚、秦邦文的亲密友谊，但他与闻、秦却无任何交往，相遇如同陌生路人。闻、秦与南派许多同学关系比较亲密，而我与孙大哥都是若即若离的边缘人物。也幸好是这样，我俩才没有卷入南北两派之间的一场大型武斗。

那是在1944年年初寒假期间的一个晚上，不知为什么两派由口角而动起武来，开头只有少数人参与，继而双方都有十余人介入，而且打斗相当激烈。幸好尚未使用器械，只限于拳打脚踢，总算未酿成流血事件。北方同学虽然孔武有力，但南方颇多久经战阵的打斗老手，罗翔更有一身过硬的擒拿武术，一人可以对付好几个人。闻刚由于身材高大，自然成为主力，就连平常斯文一脉的裔同学，由于学习京剧练过武功，也大显一番身手。总的来说，双方旗鼓相当，都没有吃好多亏，也没有占什么便宜。战场在食堂，离宿舍较远，所以躺在床上沉迷于看长篇小说的孙大哥与我当时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天吃早餐时，才听见闻刚与秦邦文谈论此事。这些斗士也真拿得起放得下，颇有江湖好汉风度。第二天居然风平浪静，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两派之间的嫌隙也没有从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