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运粮船

这年我刚满18岁。前此六年，尽管远离父母，但始终是在校园之内；计政班的情况尽管比九中复杂，但毕竟还是未出教育圈子。现在我真正是穷困潦倒，孤身进入社会，面对一个完全陌生而又略带神秘色彩的新环境，内心自然有些惶惶不安。

押运员由粮食部重庆仓库派遣，负责运送两船大米前往上游的泸州仓库。当时国民政府为保证战时粮食供应，实行所谓的“田赋征实”政策，即农业税征收实物，把大批粮食集中由政府统一调配。因此，江上运粮任务繁忙，川江上来来往往的都是大木船，令人想起清朝兴盛多时的漕运。

木船很大，桅杆甚高，前有桡，设桡工；后有舵，设驾长（舵手）。一般用船工二十人左右，顺水划桨，逆水拉纤；其中有一个专门领喊号子的，实际等于是领班。驾长掌握前行的方向与航线，辨风雨，识水文，因关系到航期长短与全船安危，所以工资最高，为一般船工的四倍。前桡比一般船桨更为长大，必须身强力壮者任之，如拉纤逆水上行，全靠桡舵前后密切配合，而过险滩窄峡，桡工间或还得换用竹篙左右撑拨，劳作更为艰苦，所以工资为一般船工的三倍。喊号子的实为划桨与拉纤的劳动组织者，以音乐感或节奏感极强的号子，协调众人的动作并不断鼓舞情绪，其地位也比较重要，故工资为一般船工的两倍，水平特高者甚至是三倍。据说有位高手，其号子上下可达二十里，船主争相以高薪罗致，因为号子也直接影响船速与航期。

在重庆仓库所属船队，押运员相当于科员级别，每人率木船一至三条不等。我所在的船队，除船工外还雇了两位助手，一人司会计，主管粮食财务收支账目；另一人是押运员真正的副手，协助管理全程押运安全事务。后者姓王，身材粗壮，肤色黝黑，已至中年。据说年轻时曾当过土匪，所以多少仍带点匪气，之所以请他帮忙，主要是利用其袍哥背景。因为在川江上行船，几乎没有人未曾与帮会打过交道，就连一般的船工很多也参加袍哥组织，当然级别很低，即所谓老幺之类。老王倒很憨厚，并不讳言曾经落草山寨那段辉煌岁月。他一见面就握住我的手臂端详一番，笑着说：“哎呀，简直瘦得像根芦柴，随便一拧就会折断。”起初我确曾对他有几分畏惧，但相处久了倒觉得他很仗义，很同情我这样落魄的读书人。他与押运员同在一船，此船始终航行在前，乃是船队的指挥中心。我与会计一条船，紧紧跟在后面。川江航道狭窄，水流大多湍急而且河床地形复杂，两条船难以并排前行，只有晚间泊岸才停靠在一起，所以我日常交往的无非是会计与同船水手。

会计也像个文弱书生，谦虚谨慎，寡言少语，与老王正好形成鲜明对照。他并非会计科班出身，连新式簿记都不会，只是记个账而已，但忠于职守，工作勤奋，待人也比较平和，从不大声呵责。由于我仓促上船，未带任何行李，所以头天晚上睡觉就成问题。一班船工都赤身露体挤着睡在铺着草席的船板上，一件破烂不堪的外衣便充当被子。我当然很难适应这样的睡眠环境，但又不好明说。会计看到我在犯难，主动邀我睡在船上唯一的竹床上，并且共用他的简单被褥。我们两人都比较瘦小，所以有足够的空间抵足而眠。川江行船有许多古老而又严格的习惯与忌讳，如吃饭时筷子只能横放，象征顺风顺水；“吃饱了”只能说“吃老了”，以免联想到溺水把肚皮撑大；此外，最忌讳说沉、翻、死等不吉利的话语，如有违反都会引起极大反感，甚至挨揍。会计很细心，一一为我道来，像兄长一样引导与呵护我，使我比较顺利地适应这个完全陌生的群体。

我们船的驾长是个五十岁左右的老舵手，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古铜色的方脸蓄有八字胡，自然流露出庄严与威风。川江上的大木船，舵手是站在船尾舵桥上驾驭，因为必须登高才能望远，拥有较宽阔的视线。他必须随时看清前面的水纹变化，借以辨明河床地形并决定前行的航道。那时川江上的航标设施非常落后而且不完备，航道的判断完全靠驾长一双鹰隼般的锐眼，以及他脑袋中那幅以经验与记忆绘制而成的航线图。船舵既大又重，舵柄又很长，没有百把斤的臂力休想运作自如，如逢巨风骤雨，弄不好就是人坠船翻。老驾长知道自己的责任，更相信自己的能耐，手握舵柄巍然屹立于舵桥，目光炯炯专注于前方，真是威风凛凛，气度非凡。我在此次远航以后，才真正明白舵手二字的分量。

我有幸很快成为驾长的忘年交。木船行驶时他很少讲话，因为必须高度集中心志，目不转睛注视前方江面。他与船头的桡工都是老把式，配合非常默契，一个手势甚至一个眼神即可传递重要信息，因此也很少话语交流。只有在晚间停泊以后，酒醉饭饱，沐浴已毕，老驾长悠然自得地吸一袋烟，这才招呼我过去陪他摆龙门阵，共度这川江上的月夜良宵。他已看出我不习惯与会计挤在一床，干脆建议会计匀出一条旧线毯，让我睡在后舱甲板上与他作伴。我上船时非常仓促，忘记带几本书，也没带纸笔之类文具，这对于一个读书作文成癖的少年来说，真是莫大的痛苦。船上除会计的账本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文字载体，我唯一能阅读的是两张不知是谁遗弃的旧报。这就是我整个航程中仅有的休闲读物，从正面看到反面，从新闻看到广告，反反复复不知看过多少遍，终于再也不想看它，这才交给伙夫作为引火之用。因此，与老驾长的舵桥夜话，不仅使我解除了寂寞，而且增长了许多社会生活知识，老驾长遂成为供我阅读的一本极为厚重的大书。晚间船工或者上岸寻求各自的乐趣，或者聚集在舱内抽烟、喝酒、打纸牌，只有我们一老一少坐在或者躺在船尾甲板上海阔天空地交谈。

其实也很难说是什么交谈，因为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他说我听。驾长见多识广，拥有讲不完的各地风光、人情世故和趣闻轶事，间或也不经意地为我传授如何闯荡江湖的经验。他知道我两度被学校开除，便劝我以后千万要小心谨慎，尽量避免出头露面充好汉，那样容易引火烧身，甚至被小人利用或暗算。他告诫我，川江上怪事多，必须见怪不怪，才能避祸消灾。比如看见江上飘来一张床板，上面有人被捆在板上，甚至两手两脚伸开并被钉牢，千万不能前往救援。因为这人多半是严重触犯堂规，如出卖堂兄弟或与同伙的妻子通奸等，所以受到严刑处罚。如果有谁多管闲事给予救援，连自己都会遭受血光之灾。我通过读书从小就懂得应该伸张并维护正义，却不知道社会并非时时、事事、人人都容许你伸张正义。我不完全同意驾长的诚恳规劝，却为他所描述的社会深层的阴暗与险恶感到极端震惊。

逐渐相知以后，驾长也主动讲自己的故事。他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由于缺田少地而又家大口阔，很小就到川江上当船工。因身强力壮，聪明伶俐，很快便成为船主们争相雇用的船工，以后又从划桨、拉纤的一般船工，晋升为颇具身份的运舵高手。川江险恶，事故频发，船沉人亡之祸经常威胁着终年生活在江上的船工。船与江之间只隔着一层薄板，生死之间也只隔着一层纸，这就形成水手特殊的性格与心态。他们越是生活得艰辛，就越是珍惜生活的乐趣：白天划桨背纤，晚上酗酒赌博，乃至吸毒买春，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许多船工到死只拥有一件破长袍，乃是补丁加补丁名副其实的百衲衣。因为他们经常赤身露体劳动，原本不需要缝制新衣。青年时代的驾长，过的也是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直到幸运地遇到一位女船老板。这个女人的丈夫不幸早年病故，她就成为船主，独立支撑家业。她慕名高薪雇用了驾长，通过暗中观察，逐渐了解这位年轻驾长的才能与品质。两人在长期共事中滋生了爱情，并且隆重举办了婚礼。婚后的生活充满欢乐，虽然妻子比他大七八岁，但常年浪荡江湖的单身汉渴望一个家，需要年长的妻子如同母亲或姐姐那样贴心地疼爱。故事好像已有美好的结局，仿佛有些章回小说描述的那样，这对夫妻恩恩爱爱终将白头偕老。不料有天江上突然狂风暴雨，由于逆风逆水又正值驶入险滩，连纤绳都崩断了，船随急流撞沉在岩石边。夫妻两人都掉入江中并被湍流卷走。驾长凭着好水性从漩涡中心踩水挣扎出来，但妻子已被江水冲得很远很远。驾长眼睁睁地看着她挣扎，看着她无助地沉没在江底，连尸体都未能打捞出来。一个美丽而又浪漫的川江爱情故事，就这样以悲剧的结局告终。老驾长叹息一声便陷入了沉默。毕竟是多年以前的往事，讲述者略带感伤却无强烈的悲痛，川江上这样的悲惨往事太多太多。这是一个天高云淡的秋夜，满天星斗浓密处乃是银河，依稀可以辨认出牛郎织女的星座，但哪里是鹊桥呢，这辽阔而又神秘的天上人间！已是深秋季节，江风渐有凉意，这一晚我睡得不怎么踏实。

但是在我那个年龄，感伤并不是主旋律，老驾长的故事顶多只是引发了我对于“人生聚散无常”一语的共鸣。作为一个刚刚离开学校的孟浪少年，我对粮船上的一切都充满好奇。我已经食宿无虞，暂无饿殍之忧，闲暇又无书可读，只有睁大眼睛观赏周围的形形色色。

起碇之前，首先是粮食装舱。这无需船工出力，自有码头工人挑着一担一担的大米，灵巧地踏着狭窄的跳板陆续运上船来。但装舱大有学问，必须由富有经验的运粮老手亲临指挥，先从中舱码起，然后再均匀有序地往前后两头铺满堆高。据说，如码得不好，受到强大水力或风力的压迫，木船就容易倾翻乃至断裂。后来我在重庆仓库帮忙抄公文，常常看到“打炮”这样的字眼，指的就是沉船事故，而装舱不当常为海损事故的主要缘由。

粮船出发前，必定以香烛敬神并放鞭炮，祈求一路平安。“同船共渡皆是缘”，船上的人们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一般都能和睦相处，虽偶尔也有争吵乃至斗殴，但终究不会伤和气。船工的性格比较直率爽朗，很少小心眼或生闷气。因为船工劳动强度特大，而粮船利润又很丰厚，所以老板显得比较大方，船上的伙食比国立九中好得多，一日三餐都是敞开管饱，菜的油水也较充分。过险滩或因故必须加速航行时，每天增为五次进餐，并且有大笼粉蒸肉供应，称之为“牙祭”。这样的伙食，对于我这样穷困潦倒的流浪者来说，真像在天堂一般幸福。我一上船就赶上开船大吉，虽然只有三餐饭，但午餐就供应了粉蒸肉，大碗添饭，大块吃肉，把我撑得胃满腹胀，连续几天都有点怕闻蒸饭气味。晚餐有酒供应，由于背纤常常跋涉于冰冷的江水之中，因此必须以酒水驱逐寒气并舒展筋骨。饮酒不用杯碗，而是在酒缸封口处插入几根芦管，大家轮流吮吸，那豪气真不亚于梁山好汉。不过酒精度并不甚高，浅量如我也能略饮几口，勉强凑凑热闹。

川江水流湍急，上水船主要靠拉纤逆水前行。纤绳不同于下江通用的棕绳，而是用粗篾绞成的竹缆，极为坚韧耐磨。纤工各自把厚实的背带系在缆上，相互之间保持均匀的距离。他们多半是在岸上行走，身躯前倾，两脚后蹬以便发力。有时江边无路，只能在崎岖的岩壁上匍匐前进，而有时又必须在齐腰的江水中奋力挣扎。川江夏季汛期从上流下来的水，大多来自高山上的融化冰雪，因此特别寒冷刺骨。拉纤的人们往往冻得嘴唇发乌，腿脚抽筋，这时能够抚慰受苦人心灵并且稍许可以缓释其劳累的，唯有那跌宕起伏的号子。喊号子的领班不仅要有清亮的嗓音，劳动的节奏感，还要有较多说唱艺术的天赋。一般情况是领班先唱一句，纤工们集体“杭哟”一声应和，然后大家一齐猛地往前迈进一步。领班唱的或是传统的戏曲小调，或是调节步伐、力度乃至队形的号令，或是触景生情的即兴咏叹。第三类号子最能体现领唱者的才艺水平。每当遇见岸边有两三位女性洗衣净菜而江流又比较平缓时，领唱者更加才思横溢，挑逗性的诙谐唱词脱口而出。这时纤工们的集体应和不再是“杭哟”，而代之以轻佻的“连锁儿”。这“连锁儿”一词我至今仍未弄清其真实含义，或许就是男女之间“心肝”“宝贝”之类挑逗性称呼吧！只有四川话的铿锵有力腔调——“连”字拖得较长，“锁儿”两字急促，才能充分体现调侃者的欢乐。四川话表情之丰富与语调之幽默堪称各省乡音之冠。“干人儿”（穷光蛋）无论处境多么困顿，都不会失去语言的滋润。

但是，川江的航行，特别是重庆到泸州这一段，大部分时间并非如此平顺欢悦。特别是过险滩遇风暴时，怪石突兀，江涛怒号，那号子便失去平常的韵味与谐和，发出的只是人们在与大自然威力生死搏斗时的悲怆吼叫，那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惨烈，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味。我们的粮船刚航行过半路程时就曾发生一次极大险情。那是一个晴好的下午，虽然逆水，却是顺风，船上升起满帆，纤工们省了许多力气，号子声舒缓而愉悦。不料风云突变，驾长还来不及发出紧急号令，风向即已逆转。留在船上的人赶紧合力降帆，然而为时已晚，帆还未降一半，狂风猛卷，帆布竟把桅杆折断。更加危险的是纤绳由于绷得太紧也突然断裂，纤工们全部跌倒在地，断缆犹如巨蟒一样扭曲蜿蜒，滑入江中，船体迅急打横并随着江水向下游流淌。驾长与桡工合力好不容易才矫正了船体，暂时避免倾覆沉没之祸，却又面临更为艰难的“寡妇槽”闯关之险。那“寡妇槽”是一座横亘江中的巨大岩石，为便于来往船只循航道通行，不知何年何月已在岩石中部凿开一个缺口，因而呈凹字形，很像一个槽沟，是此次航行船工们最害怕的一处险滩。由于缺口狭窄而江流特急，稍一不慎就会船毁人亡。因为此处多有船工伤亡，所以民间称之为“寡妇槽”，寓意为死者已矣，留下寡妇孤儿依闾伫望。此时此刻，老驾长自然不敢掉以轻心，直挺挺地站立在舵桥上，紧握舵柄，调正船头，顺流而下直闯“寡妇槽”。由于槽口狭窄，船头大桡施展不开，桡工只有换用粗大并包有铁头的撑篙，或左或右奋力撑持，以免船身被坚硬而锋利的岩壁撞裂。船上的人几乎是屏止呼吸，直到船尾驶过槽口才喘过气来。驾长铁青的脸逐渐恢复血色，终于从紧闭已久的嘴唇中迸出铿锵有力的一句话：“格老子，险哇！”

我们的船终于平安到达泸州。停靠码头后稍事休息，便开始向仓库交卸粮食。交接方法相当落后，竟然是一斗一斗地验收，因此仓库派来的斗工便成为最显赫的贵宾，除了好烟好酒款待，还悄悄塞给红包。其中有位斗工声望甚高，据说只要他手下留情，倒进斗内的米粒都可以站立起来，以少充多；如果有所得罪，他只要轻轻一摇，斗里的米便全部睡倒，必须再增添一两升米才能满斗。这一立一倒便是交接中做手脚的大文章，因为量器用的是斛，每斛是两斗五升，进出之间差距就可多可少，有较大的伸缩空间。我曾慕名看他验收，只见他眼手腰腿动作协调，堪称运斛如飞，但米粒是站立抑或睡倒，却始终看不明白。此人修长精瘦，面黄微髭，两目炯炯有神，使我想起梁山好汉病关索杨雄。

没想到我也成为泸州仓库热情款待的人物，因为他们正在做季度账目上报，而我这个计政班出身的准会计正好派上用场。其实这些报表对于稍具会计簿记常识的人，简直是小菜一碟，但泸州仓库却连这样的职员都找不到，才让我意外风光一阵。仓库主任姓张，也是江浙一带迁川人士，所以对我特别亲热，亲自陪我吃午饭。泸州大曲虽然闻名遐迩，可惜我毫无酒量，只有那鱼香肉丝与油炸花生非常可口，比船上的大锅菜精致多了。但是他没有给我任何劳务费，我也没有这样的念头，因为摆明是作为押运员白送的人情。至于作为船老板的押运员获取何种回报，账目报表上那些数字是否准确可靠，我都一无可知，也没有任何追根究底的好奇。这是我被计政班开除以后，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会计业务实践，而且还受到仓库主任的称赞，已经心满意足。

圆满完成运粮任务，我们高高兴兴地走向归程。由于是顺流而下，虽逆风亦可借助划桨增速，顶多是遇有回流才下船拉纤，这样便大大减轻一般船工的劳动强度，船上的气氛也转为轻松活泼。喊号子揶揄岸边洗衣妇女的歌声明显增多，其中还夹杂若干船工的粗犷呼啸，似乎他们已经不屑于仅用“连锁儿”应和，早已不满于领班嗓音的轻柔绵软。晚间酒缸露底更快，上岸寻求乐趣者更多。因为粮食进仓完毕以后，押运员已经向船工发放一半工资，所以增添了他们寻欢作乐的豪兴。我不属正式船工，原先已说好只管吃住，所以依旧身无分文。上水航行时，我每晚都随驾长志愿守船，所以对沿途船工上岸的夜生活一无所知，但返程中却偶然得到一次参观机会。那恰好是路过江津的一个夜晚。

虽然在江津生活五年，但我对江津的历史与地理却知之甚少。过去我所熟悉的川江，实际上只是九中高一分校附近的那一小段，我此前常常回忆的“游到对岸”，无非是被称为“中坝”的一个面积较大的江心洲，与江津县城仍然有一水之隔。校友李德永的遗诗云：“不怕山高水流急，纵身好作少年游。顺流而下沙滩卧，日久天长晒黑头。”讲的就是同一个沙滩，沙滩的另一边还是川江，而江津县城的所在地才是我们德感坝真正的对岸。此时船过江津，应属旧地重游，文人雅士照例会感慨万千，且有即兴诗作。但当时我已被船工生活吸引，而前途依旧茫茫，所以对母校故地几乎毫无感觉，好像这一切已经与自己无关。

江津古称几江，以河道曲折如“几”字得名。《西渡漫记》有很形象的描述：“长江自江津县龙门镇脚下奔腾向东，咆哮着一路翻滚到五峰沱。抵此后水势陡然折而朝北，它浩浩荡荡地流过德感场到二沱，又滔滔不绝地旋转至东面，并从隔江对峙的县城和中渡街（似即中坝）之间一泻而过。然而，它又拐上一个直角大弯，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往正南。到了贾坝沱，这才掉过头来，沉雄地东逝而去。长江这一段昼夜不停、几经曲折的旅程，恰似一个‘几’，故而称之为‘几江’，受几江三面包围的县城，被称为‘几江镇’。”船工群体似乎不耐烦作如此繁琐的解析，他们简单明了地称之为“三抛河”，意即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必须大角度地拐三个弯，才能重新恢复“大江东去”的千古常态。据我当时的实际观察，这样或左或右的航行大拐弯，主要是由于川江走势使然，但也还有河床地形复杂而形成较大回流的影响。旧式木船不像机动轮船，对回流只能积极顺应而难以正面对抗，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航行难度。所以对船工来说，这一段江流的景色雄奇，反而意味着更为艰苦的冒险犯难，千百年来蕴含着多少悲惨与辛酸！

好不容易渡过“三抛河”，已是日落西山，夜色陡袭。当时川江船只一般不敢夜行，只能就近在一个偏僻的乡镇码头停泊，同时停泊的还有五六条船，排列成一字形。江边异常冷清，但船工们游兴仍浓，成群结队上岸玩耍，并热情邀请我同游，只留下驾长与老王守船。夜色甚浓，大家没有手电筒，也没有灯笼，都是就地取材，每人手执一段干枯竹缆，作为简易火把照明。这种火把不仅无需花钱，而且很好使用，即使全被风吹灭，摇晃几下又会冒出火焰。我们鱼贯而行，上岸后只见一座废圮已久的庙宇，门前正好有草台班唱戏。演员大多脸带烟色，嗓音嘶哑，戏服也破旧不堪，连锣鼓也打得有气无力。尽管有一盏煤气灯照明，仍然显得比较昏暗，台下的观众为数寥寥，仿佛兴趣索然。我稍为伫立观看，实在“惨不忍睹”，便随着同伴进入庙内，大殿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僧尼，更没有什么香火供奉，只有几座破烂菩萨在昏暗中孤零零地站立着。在浓密的夜色中，烟民横七竖八躺在草席上吞云吐雾。孤灯如豆，瘦躯横陈，真不知人间何世！我实在不愿在这里逗留，但又不敢独自摸黑回船，幸好邀我同行的船工已看出我的无奈，也说不该带我到这么倒霉的地方，于是两人结伴摸黑回船。

上船后，老王神色凝重地告诫我们：“晚上只管瞌睡，不管船外有任何响动，都不要吭声。”夜间我睡得很香甜，所以未听见任何响动。次日清晨走上码头，只见其他的船都划走了，只剩下我们这两条船并排停泊。我正疑惑不解，驾长轻声说：“昨晚出事了，那几条船都遭土匪抢劫，所以早早离岸回去了。我们的船由于有老王坐镇，而且事先已与码头上的袍哥有所联络，所以才平安无事。”原来此处码头虽小，但由于三抛河航行耗费时间甚多，许多船只只有在这里停泊过夜。盗匪熟悉航船规律，潜伏附近乘夜抢劫，因当地没有任何治安人员，不法之徒可为所欲为，直到此时我才真正了解老王的价值。

我们终于平安回到朝天门码头，船工们有几天休假，纷纷上岸探亲访友。我也随他们下船，刚走下跳板却被三哥开诚喊住。我从未想到竟然与他在这种尴尬状况下重逢。原来他已从九中毕业并考进药专，是大哥特地派他来寻找我的。我当时年轻混沌，从未想过自己悄然出走会使家人多么揪心，又会给在渝亲友带来多少麻烦。想必是大哥先找到刘忠诚，再去找周承超，最后才找到马肇新，从而获知我已去泸州并且落实了这条粮船回到朝天门码头的确切时间。我与三哥关系最为亲密，但两人已有多年未见，因为我在高一分校，他在高三分校，两个校区相隔甚远，平常就难得一遇，而我离开九中时也未曾向他告别。现在他已经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大学生，而我却是一个头发脏乱、衣衫褴褛的流浪儿。我已记不清自己当时的落魄形象，因为从来也没有照过镜子，也没有镜子可照。季节已入深秋，我却依然穿着破烂汗衫，一条短裤连膝盖都遮不住。三哥见到我又高兴又难过，劝我先随他到药专，以后的事情听从大哥的安排。虽说是出门靠朋友，但终究还是兄弟亲，我顺从地随着三哥再次爬上那既高又陡的朝天门码头。当时我不通人情世故，下船时竟未想到需要向押运员道谢告辞，倒是他发现后气喘吁吁地追赶过来，并且塞给我几张崭新的一元钞票。他很诚恳地对我们说：“一路上照顾不周，出差费尚未向仓库报销，身上现钱不多，只能送点小意思。”我心中倒是千恩万谢，因为如果没有他的仗义相助，自己早已流落街头，而且上船前又说好不拿工资，但这些话我却说不出口。

药专在歌乐山高处，公共汽车不能直达，必须爬既陡又长的山路。途中遭逢大雨，我们又无雨伞，浑身湿透，冷得发抖。到药专后未见到大哥，因为他已经在城内找到一份临时工作，每天都要上班。三哥赶紧安排我洗澡、换衣、理发，晚上就睡在大哥的床上。自从上船以后，我从未睡过正式的床，盖过正式的被，这一夜睡眠的香甜，真是难以言说。

第二天上午，太阳已照进寝室，三哥才把我叫醒，要我立刻下山前往朝天门码头重庆仓库，说是大哥与小爷爷（祖父同父异母兄弟）在那里等我。于是我们又匆匆忙忙回朝天门，并且很快就找到粮食部的重庆仓库，因为当年主要利用长江航运，仓库总是与码头相邻。

我忐忑不安地与小爷爷、大哥见面。小爷爷与我已分别有六七年了。他比大哥只年长两岁，原来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今年因病辍学，在重庆一个汽车站工作并治疗。章家逃难到西南地区的四个男性成员，就是在这样奇特的情况下重新团聚，而祖父、父母等多数家人仍然分散在上海、大庾、芜湖等地，大家真有点悲喜交集。小爷爷与大哥曾经为我失踪而非常焦急，但会面时却没有任何斥责，只是反复劝我要改变火暴脾气，学会谦和忍耐，千万不要到处惹事；如果有什么难处，一定要及时告知他俩，千万不要独自在外面闯荡。好多年都未曾听见亲人这样诚挚的关切话语，我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小爷爷在汽车站收入比较丰厚，所以请我们到重庆市区比较有名的大三元餐厅吃饭，共庆首次团圆。为了让祖父母与父母安心，又到照相馆合影留念。我与开诚穿的是小爷爷的旧西服，所以显得相当宽大；因为没有像样的衬衣，便用他的羊毛围巾遮掩。那天特别暖和，只有我一人戴围巾，显得非常不合时宜。这张照片小爷爷非常珍惜，在他逝世前一年特地加洗一张寄给我，成为难得的抗战岁月记忆。

他们已为我谋得一份工作，无非是顶替大哥的位置，在粮食部重庆仓库当临时雇员（编外），从事公文抄写工作。小爷爷年岁稍大，辈分也比我们高，所以他来重庆后能够联络一些原在芜湖比较熟的亲友。大哥的假期打工，就是靠一位叫谢永存的长辈帮忙。此人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原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任，青岛沦陷后逃来重庆，被安排为政校校友会干事长闲职，但却可以支配一栋类似招待所的楼房，小爷爷就免费借住此处，吃住都很方便。大哥到重庆仓库，就是他托一位姓寿的政府要员介绍的，所以仓库主任对大哥与我都特别关切，每月都有一石米折算工资，这在当时来说已很难得。

大哥随即带我进入重庆仓库的大办公室，那是一个面积相当于足球场的特大房间，实即粮食仓库的底层，里面摆着一列列长方形办公桌，大约有一百余张，显得相当拥挤。大哥把我带到他原来的座位，桌上已经摆着好大一摞公文稿，指导我如何抄写。周围的职员好像都已知道大哥的工作将由我接手，而我又还是个小孩，所以只点头或微笑示意，没有任何人前来寒暄。也许仓库主任的大办公桌正好面对整个办公室，并且与我们这排办公桌同靠一面墙，使他随时可以观察每个职工的勤惰，所以大家不便在上班时间交谈吧。

从流浪川江到抄写公文，自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我却比较容易适应，因为抄写公文本身并不复杂，无非要求毛笔楷书，端正整齐，不得涂改。至于公文程式，原稿业已严格遵循，必须率由旧章，不必别出心裁。大哥从小就在祖父亲自督教下练习书法，他那笔赵（孟頫）体字用来抄公文真是有点大材小用。幸亏我在“爰居”随周承超练过几个月毛笔字，否则就会因为书法落差太大被炒鱿鱼。与川江运粮相比，仓库抄写真如一步登天，既无繁重体力劳动，又无船沉人亡的危险。但临时雇员也有自己的苦楚，因为这是地位很低的非正式职员，实际上是介乎职员与工友之间，所以仓库中任何正式职员都可以随时使唤你，而当时又没有任何劳动法与合同可以维护自身权益。大哥因为是临近毕业的大学生，而且仪表与才华均属上乘，所以同事不敢轻易欺侮。可是我却毫无社会经验，外貌与举止仍像一个少不更事的中学生，自然容易受到周围个别刁滑之徒的愚弄，而此人就坐在我的邻桌，每天都由他向我布置具体抄写任务，俨然成为我的顶头上司。

我所从属的是秘书室，最高负责人为主任秘书，相当于仓库主任的秘书长。其下属有科长、副科长和几位科员。每天给我下达任务的就是其中一位科员，大约三十岁，白净面孔，斯文一脉，对人也比较温和。起初，他可能低估了我的抄写能力，每天布置的任务我都能从容完成，稍后他不断增加抄写数量，使我从上班到下班必须不断地抄写，晚上还经常需要加班。我逐渐有点纳闷，因为其他科员们也有抄写任务，为什么偏偏拿这么多公文稿交给我抄？由于初来乍到，又不是正式职员，我不敢突然提出疑问，只是暗中观察而已。没过几天就发现一个秘密，原来他们下班时桌上总会留一摞未抄完的文件稿，我这才明白大哥临走时为什么也留下一摞未抄完的文件。仓库的考勤只计时不计量，只要我桌面上没有待抄的文稿，他们就会迅速“移交任务”，把未经别人抄写的文件搬到我的桌上。正因如此，我从早到黑不能停歇，有时连方便一下的时间都不可得，而他们却可以优哉游哉地喝茶、抽烟，或随意翻阅若干文件。有个装束入时的女职员，经常慢条斯理地修指甲，或左顾右盼卖弄风情。这大概就是所谓花瓶，可以装点门面，调剂气氛，故而能够得到更多的宽容。此后我也学得聪明一些，逐渐放慢抄写速度，除非特急件或急件，抄不完就压在办公桌上，决不晚上加班抄写。这样，我上班时也可以偶尔歇口气，喝杯茶，乃至舒展一下筋骨。

不过，这位“顶头上司”给我留下的恶劣印象并非布置任务的不公平，而是存心蒙骗我的工资。当我第一次领取工资时，满心欢喜打算买点换洗内衣与鞋袜。可是他却愁容满面地对我说，家里老人得了重病，要借点钱求医买药。我在困难时经常得到他人接济，因此认为人际互助乃是天经地义，所以爽快地答应了。他也毫不客气，只给我留点零花钱，便把我的大部分工资拿走了。他原说过了一个月便还，但到期并无归还之意。我面皮太薄，不好意思催问，他却若无其事只字不提，这才使我感到受了欺骗。

因此，我很害怕与这些年长同事来往，觉得不如与那些贫苦船工相处更加舒坦。反正上班时就埋头抄写，等于是练习书法，下班后回到宿舍看书作文，倒也自由自在。现在回想起来，到仓库工作以后，个人生活确实大有改善，每月工资以一石大米折算，当时粮价飞涨，粮食部门的薪津得天独厚。因为无家可归，我一日三餐吃包伙，由于像我这样的单身职工极少，往往只有一两桌人进餐，中晚两餐均有四菜一汤，不仅有鱼有肉，而且米饭洁白喷香，更胜粮船一筹。虽说远离亲人，但却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那就是仓库为我免费提供的简易宿舍。宿舍是竹木结构，类似湘鄂西土家族民居的吊脚楼，悬空建立在江边崖壁上。楼上有四间大卧室，但是只有我一人独住。我的卧室窗户正好临江，可以看见对岸的山峦与来往的船只，还可以听到熟悉的号子声。卧室内有两张竹床和一张简易桌子。由于另一张床空着，正好放置衣物、书报及其他生活用品。吊脚楼简陋至极，黄土糊的墙壁难以遮蔽风雨，江风略大时整个竹楼都摇摇晃晃，仿佛仍然睡在船上。但最大的优点是有电灯和自来水，正好让我静心读书写作。

我的业余兴趣仍然偏好文学，觉得自己的少年时代有点像高尔基，因此写一些川江流浪的见闻与感触。我有一个日记本，所记除根据记忆重写的几篇高中时期的得意作文（如《春的礼赞》）外，大多是离开学校以后的经历，并且取了一个略显苍老的名字——《昼梦录》。因为几经挫折以后产生了悲观情绪——一是觉得社会上的丑恶与不公平太多，与书上写的、与我所想象的美好世界相距甚远；二是觉得抗战前途不明，胜利遥遥无期；三是觉得自己软弱无力，难以掌握命运——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很像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而且还远远不及罗亭。罗亭诚然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我却连话都说不好，更没有他那样崇高的理想与非凡的个人魅力。罗亭最后终于参加巴黎公社起义，手执红旗战死在弹雨丛集的街垒，而我却从来不敢公开向反动权势挑战。我开始怀疑自己生存的意义，甚至自认为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此外，我自幼体弱多病，性格乖僻，亲友长辈多有不祥预感，有些人甚至断言我活不到二十岁。市人言虎，众口铄金，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心理压力，自己也预感必将夭折。我在九中时曾写过一首长诗，自喻为一颗无名的小流星，愿以生命的陨落划破天空的黑暗。

但我从来没想过自杀，并非由于怕死，而是因为亲情难舍。想到父母远在赣南，必定经常依闾期望游子归来，想到世间有众多好人对我的同情与关爱，我确实不忍薄情离他们而去。我仍然热爱这个祖国，热爱现实生活，至少我还可以在阅读中徜徉于一个高尚而美好的精神世界，那个世界的真善美如同春天的雨露一样不断滋润着我的枯萎心灵。离仓库不远有一座新开的大书店，我常利用晚间和整个星期天前往看书，当时并没有任何预订目标与计划，无非是随兴所之的闲阅，在阅读中享受几分闲适与若干情趣。由于工资自给有余，我也曾买几本新书回去从容品尝，如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等。除文学书籍外，我在计政班又养成阅读社会科学书籍的习惯，在书店也曾站着翻阅过若干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河上肇等人的著作，尽管是似懂非懂，但也觉兴味盎然。年轻人的求知欲总是无止无尽，而兴趣也是多方面的，也许求知本身就是一种愉悦。独居吊楼，夜深人静，江月入窗，一卷在手，细品慢咽，快何如之！

社会本身就是一本大书，一本无字然而更为丰富且纷繁的大书。粮船是个小世界，仓库是个稍大一点的世界，两者都是当时中国粮食运转流程中的小小环节。最先引发我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在粮船和仓库吃的都是上好白米，而先前在九中吃的却是霉变的“八宝饭”？在粮船上，我亲眼看见最初入舱的确实是纯净的白米，而在运输途中也未曾发现有任何人往米中掺杂砂石稻壳之类。但令我惊讶的是负责运输者见雨则喜，并且不大注意防雨防潮。到达泸州后，交粮时发现受潮米体积有所增大，经过斗工巧妙操作，粒粒都可“站立”起来，仅此一项就可以让押运员获得很多好处。当然押运员都是这个行当的老手，深知米的湿度应保持一定限度，否则就会在舱内发热乃至霉变，明显影响大米成色。所以在运输途中，遇有晴好天气还得翻晒通风。在泸州交接过程中，双方可能有一定默契。当时检验大米质量全靠经手者的感觉，包括眼观、鼻嗅、牙咬、舌舔、手摸等等，舞弊的空间虽大，但至少尚需顾全双方的颜面。及至泸州仓库再出售给粮商，中间环节更多，几经周转不可避免要发生霉变，掺和砂石杂物亦属司空见惯。

历史也真是这样巧合，半个世纪以后，在南京参加一个民国史的国际研讨会，有位学者专门研究国民政府抗战期间的“田赋征实”政策，引用大量官方档案，溢美之词甚多，我则不以为然，指出不应完全以政府文件为依据。试问，在当时社会风气极坏而官方又极腐败的情势下，先把各地粮食逐级收上来集中管理，然后又逐级分送下去，然后再进入粮食市场，中间环节太多，手续又层次繁杂，严重影响粮食流通效率，又怎么可能避免弊窦丛生？回想粮食部重庆仓库偌大办公室那黑压压一大片职员，也使人叹为观止。因为仓库主任之下分设各处、室，各处、室有处长或主任，其下又有许多科长、科员，当然要满满当当坐一大屋子。每办一件公文，或上呈或下达，都需要逐级循序流传，旧式公文中“等因奉此”一词每多反复出现，有多至七八处乃至十多处者，正反映出这种官僚机构的层次繁杂与重叠。作为一个小小的临时雇员，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这种周而复始的公文旅行流程。在计政班时，我只能从报纸与他人议论中得知政府的腐败无能，到重庆仓库以后才从亲身经历中得到验证。

然而这种平顺而舒适的日子也没有延续多久。有天黄昏，一个瘦瘦长长的男孩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起初我以为是乞丐，因为他衣衫褴褛，连那双布鞋都露出脚趾。但他突然喊“四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五弟开永，依然瘦长的脸，小眼睛，黝黑的皮肤。我们进九中时，他因为年纪小，未能与我们一起入学。后来父母去大庾，怕耽误他读书，便送来德感坝读九中女子分部的附小。我离开九中时，他已进入初中，但不久姐姐因为患哮喘，远去大庾疗养，三哥开诚又来重庆读药专，只有他孤零零地留在德感坝，真正举目无亲。他个头长得快，棉衣紧绷得无法再穿，连鞋袜都破烂不堪。好心的李玉屏老师也感到爱莫能助，因为她的工资微薄，还要供给两个儿女读书，只有买了一张船票要他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找我。他比我更拙于言辞，兄弟久别重逢，悲喜交集而又默默相对。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难童啊！我赶紧照顾他洗澡、换衣、吃饭，并向仓库借了一条棉被，正好睡我卧室那张空床。夜间看着他那瘦削而又疲乏的脸，在月光映照下垂覆的黑长的睫毛，我眼泪只能向肚内流，因为我已经开始明确兄长应尽的责任，正如大哥两次对我的及时援助。

弟弟与我一起吃仓库的包伙，比九中的饭菜自然改进甚多，不久脸色就逐渐增添了红润，心情也明显开朗一些。我还为他添置了内衣和鞋袜，但实在无钱购买冬衣。天气一天一天转冷，由于雾气潮湿，重庆的冬天也特别难熬。宿舍里的棉被非常单薄，又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江边寒风凛冽，弟弟常常冷得瑟瑟发抖，我们夜间往往冻得难以入睡。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度过这个寒冬，因为这点工资确实难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其时连我自己的棉袍也小得不能再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