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
元朝建立之初,还是呈现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忽必烈参照汉人的典章,制定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架构。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推崇儒学,建立科举。
然而,忽必烈之后的历任元朝皇帝们,整体上却始终没有融入到汉地文化中去。他们呈现出更多的,是在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举棋不定、左右摇摆。虽然在之后的元仁宗和元英宗时代,曾经有过短暂的倡议“以儒治国”的口号,然而朝廷中的反汉化力量,则更加强大。元朝实行民族歧视的等级制,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
、汉人、南人(南方汉人)。从根子上讲,元朝的皇帝们对汉人以及汉人文化,无法提起更高的兴趣。反而,元代宫廷中流行蒙古语,流行八思巴文,流行信仰国教喇嘛教。
忽必烈去世后,从1294年到1368年,74年的时间,其间换了10个皇帝。如果把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在位35年)刨掉,元代用了39年的时间,换了9个皇帝。
很显然,这皇位有毒。
事实上,元代的大多数皇帝们,根本谈不上敬不敬业,因为他们压根没搞清楚“中原皇帝是什么”这个最基础的问题。他们与其说是把做皇帝当成一种职业,不如说是把皇帝当成一种皇室福利。皇帝这个位子,你爽几年,再换我爽几年,至于皇帝这个职业定位是什么,职业发展途径是什么,职位对个人能力的要求是什么,并没有几个人在意。
元代的皇帝们,对整个国家进行盘剥和搜刮的兴趣,远远大于他们对这个国家治理的兴趣。换句话讲,对于农业,他只管收公粮,不会在乎农民们有没有水灾、旱灾、虫灾;对于商业,他只管收交易税,他不会管你商业环境是否健康,国家对于整个商业环境是否有宏观调控。我虽然是这个国家的皇帝不假,但是这个国家跟我个人关系不大,只要到时候给我提供我需要的东西就好。正因为如此,跟大多数人的想象可能不太一样,实际上元代的老百姓非常自由,因为没人管。朝廷只是关注有没有人反抗,反正只要你反抗我就镇压你。而对于平时的社会如何发展,老百姓如何生活,不好意思,这事跟朝廷没多大关系。所以,自由自在的老百姓们,创造出了元杂剧这种反映自由主义的文学样式。
忽必烈本人虽然粗通汉语,但是他的大多数子孙们对于汉语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在元代朝廷,蒙汉翻译这份工作格外吃香,当然,也不排除中间有个别滥竽充数,两边糊弄的主。正因为不懂汉语,所以为了方便交流,皇帝身边的权臣,基本都是在蒙古贵族和色目贵族中挑选,汉人大儒则很难走近到皇帝身边。退一步说,即便是有汉人士大夫进入中央执政集团的法眼,也不会受到更多的尊敬。在大宋王朝那些“士可杀不可辱”的文人士大夫,在元代动不动就被皇帝打屁股。这种野蛮的“士可杀又可辱”的元代廷杖制度,甚至深深影响了后世汉人建立的大明王朝。
实际上,在当时蒙古贵族们的眼中,自己的根在草原上,至于在汉地做官,就相当于今天总部设在海外的外企常驻中国销售代表。汉语既然没用,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元代是没有科举的,或者说科举就像段誉的六脉神剑,时有时没有,完全看皇帝的心情。甚至皇帝的权臣们还会时不时搞几个“治理天下”的良策来供皇帝参考,比如有个叫伯颜的丞相,曾经给皇帝支招,为了方便管理汉人,可以杀光“张王李刘赵”这几个汉人大姓的帝国公民(“伯颜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帝不从。”《元史·本纪·卷三十九》)。很难想象,这些话,出自于一个已经入主中原半个多世纪以上的王朝的丞相之口。不得不承认,元代丞相很机智,很有创意……很扯淡。
元代皇帝们这样扯淡式的统治,被推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应该说,中国古代的老百姓,是一个忍耐力非常强的群体。比如在元朝,即便我是第三等人、第四等人,每天都有蒙古贵族和色目官员冲我白眼,说我低贱,我都没有在乎过。但是,至少你要满足我基本的生存权,你要让我吃得上饱饭,不至于饿死;在我吃饱饭的基础上,我希望能够养活我的家人,让他们也吃上饱饭;此外,在以上两条都满足的情况下,我要看得到希望,希望能够有一天脱离我的阶级,改变我的命运和我后人的命运。而在历朝历代的和平时代,改变自己命运的就是靠科举。
这些最基本的人权,在元代倒不是说没有保证,而是说压根就没人关心,老百姓属于自生自灭类型。那么在风调雨顺的时节,当然还好说。如果遇到大规模、大范围的天灾,而政府又没有帮助老百姓自救,也没有任何的所谓赈灾,那这就一定会成为农民起义、饥民造反的导火索。
公元1351年,在忽必烈去世后第五十七年,从因黄河水患而起的红巾军起义开始,农民军暴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元代的蒙古骑兵,仍然具备了很强的战斗属性,然而在饥民眼里,饿死和战死是一样的。其中,北方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同元政府军长期作战,几乎消耗光了大部分的政府军精锐。
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元顺帝,蒙文名字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说句良心话,元顺帝同他之前的很多任元代皇帝相比,是为数不多能说几句汉语的人。甚至,元顺帝还会作一些看起来文笔还算通顺的汉诗。然而,元朝到了元顺帝时代,已经积重难返,连续半个世纪的时间无法融入汉地文化,无法形成有效的行政体系。这样的政权,从根子上来说只是草原游牧文明的中原移植变异,而完全没有蜕变成为一个治理天下的古代中央政府。元顺帝即便有心去治理这个国家,也不会再有充足的时间。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线翻盘的机会,比如元顺帝的丞相脱脱就做了这种尝试。
脱脱,蒙古人,自小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教育,而且能书善画。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极深,他后来把“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元史·列传·卷二十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从政后,脱脱一度成为元顺帝的肱股之臣。在脱脱的主持之下,元代政府主编了《宋史》《辽史》《金史》,这三本书至今位列二十四史。脱脱政治上最重要的贡献,是恢复科举、整顿吏治,减轻政府对老百姓的盘剥。
在红巾军起义开始之后,脱脱成为剿灭红巾军的实际指挥者,并且很快就将红巾军的势头镇压下去。然而不久,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脱脱失去了元顺帝的信任。公元1355年,脱脱被朝廷革职,流放到云南,之后被迫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