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计
以逸待劳：养精蓄锐以争取主动

此计原文：“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意思是说，要努力压住对敌人有利的战争形势，可以采取“拖而不战”的战略战术。这样就可以磨去敌人的锐气，积蓄自己的反击力量。也就是说，让敌方处于困难局面，而让我方掌握主动权，待机而动。用简单控制复杂，用不变对付变化，时机一到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人，迅速取胜。毛泽东在战争力量弱小时，最善于采取“以逸待劳”之计，来积蓄力量，待机出动，战胜敌人。

一、不该出手时决不出手

“以逸待劳”之计，就是一种养精蓄税的策略。在自己的兵力尚不足以击败敌人时，要尽量避免与敌直接交战，在退守中扩充力量，一旦抓住有利时机，便英勇出击。

毛泽东在开辟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认识并运用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等文章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战略思想。

所谓“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利用当时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和军阀混战给中国造成的分裂局面，抓住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受到削弱的时机，在敌人力量所难及或无暇顾及的地方，举行工农武装起义，而后各据一方，建立红色区域，发展武装，壮大自己，与敌人形成割据的局面。

毛泽东认为，“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有很好的工农群众；有很好的党；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的军队；有利于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正是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在当时中国黑暗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红色的堡垒，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直至彻底战胜敌人，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战略思想的高明之处在于：首先，它选准了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基本发展方向——广大的农村。近代中国，农村虽在政治上受城市的统治，但在经济上却可以不完全依赖城市而生存和发展，加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斗导致军阀间的分裂和斗争，大大削弱了白色政权对乡村政治上的统治，使广大乡村成为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而把基本打击方向指向农村，就可使力量还很弱的红军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避开敌之战略上的“强点”——中心城市而去攻击敌之战略上的“弱点”——广大乡村。

其次，这一战略思想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形式——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战略上把基本打击方向从城市转向乡村，在战争的基本形式上则意味着从城市武装起义向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的转变。如果说城市武装起义注重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举粉碎白色政权，目的在于直接夺取全国政权而非消灭敌人的军队，那么，农村游击战争则是为了在强敌进攻面前，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通过消灭敌人的军队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最后，这一战略思想还解决了进行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问题。“工农武装割据”战略汲取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中的合理成分，并在绿林好汉们占山为王的旧形式中增添了全新的内容，把与敌人作战与自身的生存发展结合起来，通过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起了中国革命战争赖以执行战略任务，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以“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发端，使完全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仅仅用军队战胜对手的思想得以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并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撼的战争形式——人民战争。

毛泽东善于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战略，采取“以逸待劳”之计，在敌兵势盛时就主动后退，养精蓄锐，状大实力，等待时机成熟便迅猛出击，扭转战局。

二、该软就软，该硬就硬

军事上的“以逸待劳”之计也就是以守为攻的策略。有时防守是为了准备更大的进攻，有时防守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进攻方式，这时的“不战”便是战，战便是不战。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在特殊情况下，积极主动自守的不战策略，对敌人力量的消耗，斗志的消磨，甚至比刀枪相拼的效果更好。

1945年4月，对于蒋介石的磨擦，毛泽东说了三条原则。第一条出自《老子》，“不为天下先”，就是要后发制人，不先发制人。第二条出自《左传》，“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你打边区，我们就退几十里再说。第三条出自《礼记》，“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做是有理、有利、有节，结果支持了八年抗战。

“退避三舍”也就是“以逸待劳”之计的应用，在战争指导上反映了以守为攻，后发制人的战争思想。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把积极防御战略作为其核心内容，后发制人也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又一基本特性。毛泽东历来认为，我们进行的战争是自卫性的正义战争，从不去侵略别人。因此，在战略上，我们主张的是后发制人而不是先发制人。这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基本原则贯穿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始终和各个方面。当然，强调后发制人，并不排斥在敌人首先挑起战争的情况下，我们采取先机制敌的进攻行动。只要敌人发起战争，我们就有采取任何方式给予还击的权利。根据战争情况的不同，可以是先防后攻，也可以直接采取攻势行动，这同后发制人的原则是一致的。

“退避三舍”在战争指导问题上，也反映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军事斗争艺术。抗日战争时期，寇深祸亟，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改变了国共两党原有的斗争格局。国共之间已不再是剑拔弩张的军事斗争关系，而是共同对付日本侵略的伙伴关系。但是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国共之间的斗争仍然存在，只是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更加尖锐，军事斗争则由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全面的军事围剿改变为局部的武装冲突。

为了正确对待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在不破裂与国民党的联盟关系又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前提下，解决好与国民党的军事冲突，毛泽东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总策略。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5页）

在统一战线中，军事冲突的主要对象是坚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顽固派具有抗日和反共两重性，“他们在全国普遍地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不实行革命三民主义这个共同纲领，还坚决反对我们实行这个纲领，坚决反对我们超越他们所许可的范围，即只让我们同他们一样实行消极抗战，并且企图同化我们，否则就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压迫，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8页）

同时毛泽东又强调指出，同顽固派的斗争是有原则的，无限制的斗争，就会破坏统一战线，只对日本侵略者有利。这个对顽固派斗争的原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毛泽东提出：“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9页）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斗争中实行正确的军事策略，达到了既教训顽固派的无理进攻，又维护统一战线的基本目的。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对我陕甘宁边区、晋西抗日决死队和太行区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同时发动军事进攻。我们党针对三个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斗争策略。对原来和共产党合作的阎锡山，一方面号召八路军和全体人民在自卫原则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一切从抗日阵线背后袭击的进攻者；一方面提出“拥阎讨逆”的口号，分化顽固派内部。对真正通敌实行反动者坚决武力解决之，对尚能合作者则联络之。在晋西北的旧军溃败后，我们又立即提出使双方军事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以巩固自己的力量，争取中间派的同情。毛泽东还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亲笔信，申述共产党、八路军关于新旧军团结抗日的主张，最后终于达成和平协议，使进步力量得到了大发展。对于胡宗南对陕甘宁的进攻，我们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胡宗南的军队占领了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县，中央军委下令一二O师主力由冀中返回晋西北，第三五九旅由恒山地区返回陕甘宁边区，并动员地方部队，发动群众，保卫边区。在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袭击我河防部队时，我军展开反击，乘胜肃清了绥德地区五个县的反共顽固势力，在那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我们党发动全国的政治舆论攻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使得胡宗南在军事进攻中既没占到便宜，又不敢再轻举妄动。对于向太行区域进攻的朱怀冰等部，我们党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于坚决反共的朱怀冰部采取坚决打击政策，对于冀察战区的鹿钟麟部则采取争取其中立的政策。对朱怀冰，也是“先礼后兵”，先跟他交涉，他不理，于是就按照毛泽东“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的政策，把华北主要部队集中起来打，一下子击溃他三个师。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后，八路军立即主动表示友谊，恢复感情，推动时局好转。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我们党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决定采取“政治上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一方面在全国广大群众中，在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国共以外的各党派中揭露蒋介石的罪行，一方面利用英美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动员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处于政治上极端不利的地位，从而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让步，在国民参政会上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在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毛泽东指出：“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同时，毛泽东又强调：“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2页）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从顾全抗战大局出发，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实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把反顽斗争的坚定性与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联合与斗争结合起来，既维护了统一战线，又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我们党在同顽固派的军事斗争中始终处于政治上有利的地位，并且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国际力量的同情，极大地制约着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战争中妥协动摇倾向，粉碎了他们企图在抗战中削弱我党我军力量的阴谋。

军事上“以逸待劳”之计，在战争指导上反映了以守为攻的一种特殊的进攻方式，在战争指导上反映了后发制人的战争思想。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把积极防御战略作为其核心内容，也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又一基本特性。既维护了统一战线，又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我们党在同顽固派的军事斗争中始终处于政治上有利的地位，并且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国际力量的同情，从而赢得了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