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计
趁火打劫：乘对手危机乱中取胜
此计原文是：“敌之害大，就势取利，刚决柔也”。意思是说敌人的处境艰难，我方正好乘此有利时机出兵，坚决果断地打击敌人，以取得胜利。趁火打劫，正体现了兵法“乱而取之”的思想。此计成了军事家选择战机所采用的一种谋略。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善用“趁火打劫”之计，火候适度就果断出击，就势取利，从而能够准确地把握战机。
一、攻在对手疲惫之时
在战争中，“趁火打劫”之计也广为应用。这时，它表现为应用者机智、聪明的头脑和对机遇准确把握的胆识与智慧。
毛泽东少年时代六年私塾，主要必读书是“四书”和“五经”。他对五经中的《春秋左氏传》，十分喜爱。后来的战争岁月，毛泽东言谈话语之间，每每举出《左传》中的事例和典故。
1906年秋，毛泽东就读井湾里私塾，读的是《春秋》、《左传》。从此，他开始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与日俱增，到老都没有衰竭过。（《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页）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以春秋时期鲁齐之战为例，说明弱军如何战胜强军的：“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毛泽东接着分析道：“当时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3~204页）
齐鲁长勺之战，是春秋时期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鲁国虽然力量较弱，但却打败了齐国。
鲁国当时面对强大齐国威胁的局面，被迫进行了一些取信于民的战争准备工作，这是胜利的重要原因。战争中曹刿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态势，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同时，正确地选定了转入反攻的有利战场和时机，一举打败了齐军。（“齐鲁长勺之战”见《左传·庄公十年》）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大段原文引用《左传·庄公十年》记载的齐鲁长勺之战全过程，指出鲁军用兵得法，“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在《论持久战》中，他以《左传》记载的晋楚城濮之战，说明主观指导对战争的影响，阐述了出其不意战而胜之的道理。
1939年12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提出将政治反共为主改为军事反共为主的方针后，陇东各地顽军和国民党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钟竟成狼狈为奸，于12月10日、16日先后武力侵占镇原、宁县两座县城。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我军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进行了坚决而有节制的斗争。毛泽东在以萧劲光名义致程潜的一份电报中写道：“职意公平处理，撤兵为先，进占镇宁两城之兵不撤，即无以示城意而服人心。专员钟竟成实为肇祸之主谋，庆父不去，鲁难未已，施以撤惩，出自钧。”义正词严，字里行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以大局为重，忍让为怀和原则问题决不含糊的坚定立场。（《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255页）
毛泽东以春秋时期鲁齐之战为例，分析说明了弱军战胜强军关键是要把握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而且列举的中国战争史上，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战例。强调了正确地选定了转入反攻的有利战场和时机的趁火打击的重要性。
二、机遇来了就赶快抓住
在政治斡旋中，“趁火打劫”之计也广为应用。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出色地施展了这一计谋。采取了刚柔相济的手段，成功地把握了这次难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机会，趁势而为地签定了《双十协定》，完成了举世瞩目谈判，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45分，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在陪都重庆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毛泽东第一个走出机舱。随后，由周恩来向记者散发了毛泽东的书面谈话，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谈判方针：第一，中国要和平。第二，中国要民主。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历史进入新时期的惟一正确方针，是解决国共两党现存一切问题的基础。只有首先确立这个方针，具体问题的谈判才有可能达成协议。毛泽东下机伊始，便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谈判方针，这使嗅觉敏锐的记者们如获至宝，不少记者读毕“谈话”便飞身跳上汽车，一溜烟赶进城里抢发新闻去了。
当晚，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别墅设宴，为毛泽东一行洗尘。
欢迎宴会气氛热烈。据当时的《新华日报》报道说：“席间，蒋主席和毛泽东同志曾相继致词，并几次举杯互祝健康，空气甚为愉快。”但并没涉及任何实质性问题。
蒋介石虽然再三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但他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直到8月28日中午，毛泽东等即将飞临重庆上空时，蒋介石才匆忙召开会议讨论谈判方针。蒋介石一锤定音，提出这次谈判的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第二天正式商谈一开始，双方的分歧立即显露出来。
蒋介石摆出一副极度宽容的姿态，对毛泽东、周恩来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毛泽东接过蒋介石的话头，诚恳地说：“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的和平能够实现……”毛泽东的话还没有说完，蒋介石便不耐烦地咕哝了一句：“中国没有内战。”毛泽东毫不客气批驳道：“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使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接着，毛泽东以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时期的大量事实，证明内战不但在中国存在，而且从来没有停止过。
第一次商谈便出现了尴尬的场面，预示着谈判不可能顺利进行。
以后，蒋介石又多次同毛泽东直接会谈，但多以讨论原则问题为主，各项具体问题则由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周恩来、王若飞同蒋介石的指定代表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去商谈。
8月29日，蒋介石向他的谈判代表指示三条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中共方面对谈判抱着极大的诚意。30日即拟好了具体的谈判提案，共11点。9月2日上午，毛泽东约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到桂园商谈，提出八项原则性意见，实际上是把中共提案的关键之处，预先向国民党方面作了通报和强调。当晚，蒋介石与毛泽东单独谈话，就中共意见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作出反应。9月3日下午，周恩来将稍作修改的11点意见作为中共正式提案交付国民党方面代表转交蒋介石。
中共的11点提案，既包括中共主张的原则立场和向国民党提出的条件，也包括为力争实现和平、民主向国民党所作的让步和为解决实质性问题而提的具体办法。整个提案的特点是，在政治方面坚定地提出和平、民主、团结方针，同时又作出很大的让步。其中最重要的让步是，中共不但放弃了抗战以来坚持多年的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只提参加政府，而且承认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中共开价比较高，但并未脱离现实。这个较高的要价既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保存人民在抗战中获得的胜利果实，也是为了以后谈判的需要，因为双方一定要讨价还价。
蒋介石在9月4日看到这个提案后，最初的反应是“脑筋深受刺激”。但又不得不认真加以对付。当天上午，蒋介石召集国民党方面的四位谈判代表开会，商量对策。随后，他把亲自拟定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的代表们，说这是他同毛泽东的谈话要点，要他们据此拟出针对中共提案的具体对策来。
一、军队问题。
毛泽东提出，中共的100多万军队至少应编为16个军48个师。蒋介石答复说，最多只能编12个师，并称这是“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
二、解放区问题。
毛泽东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政权，蒋介石一口拒绝：“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
三、政治问题。
毛泽东提出，应由各党各派派出代表参加中央政府，并立即对现有政府进行改组，使之民主化。蒋介石同样予以拒绝。他说，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暂不更动，须待国民大会开过之后，才可“依法接纳”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不过为引诱中共上钩，他表示：“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中央政府，中央亦可予以考虑。”
四、国民大会问题。
毛泽东要求，国民大会的代表应当根据民主原则重选，抗战前国民党单方面“选出”的代表应宣布无效；蒋介石则坚持已选出的国大代表仍应有效，中共方面如欲增选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根据蒋介石拟定的谈判要点，国民党方面在9月8日将“答复案”一件交给周恩来。“答复案”的特点是，以“军令政令之统一”为核心，试图最大限度地削减中共军队并取消解放区，同时，在形式上做出一些安排，以表示允许中共参加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
对蒋介石的顽固态度，毛泽东虽然很恼火，但却早已有思想准备。他的态度很明确，既要考虑大局，作出必要的让步，以换取谈判的成功；又要坚持原则，绝不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为中共代表团制定的谈判策略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据理力争”。
可以称得上谈判天才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王若飞，成功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方针。他们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坚韧不拔而又巧妙灵活地同国民党展开马拉松式的谈判斗争。
经过几天商谈，双方都摸清了彼此的底牌。双方都认为对方缺乏诚意，提出的条件与原来的期望相距甚远。到9月15日，谈判终于陷入僵局。因为国民党代表宣布，中共所提军队数目与中央规定相去太远，无法再谈；而解放区问题，中央之主张已不能再有变更。
为了迫使中共屈服，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马，向毛泽东施加压力。在一次会见中，蒋介石不可一世地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第二天，毛泽东在见到蒋介石时，巧妙而又毫不含糊地回击了蒋介石的挑衅：“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双方都是深谙此道的政治家，此时，谁都不愿意把已经绷得很紧的弓弦拉断。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制约着他们所能采取的行动。这样，便有了9月17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和赫尔利共进午餐，并一起讨论军事问题的举动。随后，赫尔利又分别约见国共两党代表，劝说双方妥协。
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根据预先拟定的草案，率先作出让步，以打破僵局，争取主动。毛泽东提出，关于军队数目，中共仅要达到全国军队总数的1/7，即国民党现有263个师，中共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国民党军队缩编，中共军队亦依上述比例递减，如国民党军队编为120个师，中共军队应有20个师；国民党军队编为60个师，中共军队可减至10个师。毛泽东还决定，中共可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八个地区的军队撤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
国民党代表对毛泽东提出的让步方案，仅表示可以允许中共增加数个补充师，但至多不超过5个军16个师。同时，国民党代表又提出，军队驻地与所谓“解放区”不可混淆，中共可提出堪任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的人选名单，送请中央量才任用，但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这意味着国民党不但有权任免中共干部，而且有权随意调遣。中共当然不能同意这个建议。
这时，尽管国共双方都作出了让步，事实上接近了双方各自拟定的底限，但僵局还是没有打破。
谈判斗争往往要通过迂回的方式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达不成协议，谈判停顿，双方则展开幕后活动，调动各方面因素，促成协议的达成。由于国内外各方面因素的作用，有关人物的斡旋，国共和谈又得以继续进行。蒋介石意识到，如继续施加高压，无法使毛泽东屈服；而这次谈判为举世瞩目，如果破裂或无结果而散，他将无法向国内外交待。形势的发展迫使他不得不改变原先拟定的“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的方针，决定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问题待以后再谈。这样，后期的谈判比前一阶段顺利多了。双方又经过四次会谈，终于达成了《会谈纪要》。
这份由周恩来起草的《会谈纪要》写得很有特色，不仅把双方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并且对没有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的看法。这份《纪要》的全称叫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10月10日下午，签字仪式在桂园举行。毛泽东出席了签字仪式。国共双方的六名谈判代表先后在协定上签字。仪式完毕，两党代表频频举杯，互致祝贺。第二天，毛泽东飞返延安。
至此，为时43天的国共两党最高级谈判落下帷幕。
谈判的结果，对蒋介石来说是沮丧的。蒋介石原想用“和平”的办法，将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统一”在他的“军令政令”之下。他甚至向上帝祷告：“愿毛共之能悔悟，使国家真能和平统一也。”但是，毛泽东软中带硬，坚持原则立场，不肯就范，使他只得到象征性的中共对国民政府法统及对他领导地位的承认。在军队问题上，蒋介石拟定的整编中共军队的数量一再被突破。在解放区问题上，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这意味着除军事手段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遏制解放区的发展。蒋介石一心想通过重庆谈判削弱共产党，结果他未能朝这个方向挪前一步。然而，协议刚刚达成，便使用武力，无论从哪方面看，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都是不利的。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便在日记中罗织“中共历年之罪行”，并咬牙切齿地发誓，一定要“惩治”中共这个“害国殃民，勾敌构乱之第一罪魁祸首”。然而，历史无情，“惩治”的结果只能是自己被惩治。因为内战违背了人民的根本愿望。
谈判的结果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毛泽东趁火打劫地抓住这次机会，经过同蒋介石面对面的、刚柔相济的谈判斗争，把“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牢牢抓到了自己手里，迫使蒋介石承认了共产党的地位，承认了各民主党派的地位，承认了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