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计
无中生有：从没有路的地方找出路

此计原文：“诳也，非诳也，实其所诳也。少阴、太阴、太阳。”此计的关键词“诳”是欺骗之意。古人说：“无而示有，诳也。诳不可久而易觉，故无可以终无。无中生有，则由诳而真，由虚而实矣。”意思是说：用假象去蒙骗敌人，但不是弄假到底，而是要巧妙地由假变真。在连续采用假的攻击造成敌人错觉之后，就要果敢地转为实际的攻击。毛泽东以虚实原则的另一种方式运用此计是：假戏真做，真戏假做，实中有虚，虚中有实，使敌人难以了解我方的实力和真实意图。从而在敌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出奇制胜。

一、“还是自己打一把伞更安全”

将“无中生有”之计引申到人生励志方面，就可以想到如何从无到有，怎样才能白手起家，在空棋盘上作文章，这就要靠眼光，靠思维，准确把握目标和机遇，然后全力出击，必有所获。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无中生有都是长期谋略、精心策划的结果。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这标志着核武器时代的来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以手握原子弹吓人，到处搞侵略扩张，干涉别国内政。毛泽东指出，原子弹并不可怕，是美国用来吓人的纸老虎。1955年1月，毛泽东对一位外国驻华大使说：我们的态度有两条，第一不怕核战争，第二如果有人侵略我们，我们就坚决予以回击。毛泽东对美国的核恐吓、核讹诈很蔑视，他说：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们有六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同时，毛泽东又看到核武器的确是一种常规武器无法比拟的威力极大、破坏性极强的武器，他从打破核垄断，破除核讹诈和保卫国防出发，提出发展原子能事业，建立独立自主的战略核力量的战略决策。

195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作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同时会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原子能发展的领导工作。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3月14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作出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重大决策。接着成立了以聂荣臻兼任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组织战略导弹的研制工作。中央作出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重大决策后，国防科技发展的重点开始转向突破“两弹”技术方面。根据国务院1956年批准的全国《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部署和要求，总参谋部1957年制订了全军《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十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七年）规划纲要》，《纲要》明确提出：军队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应以研究制造中程导弹和防空导弹及其裂变和聚变物质装料为中心，同时，根据中国的地理条件，开展陆、海、空军常规武器和战斗保障器材的科学研究工作，改进军队现有的武器装备，加强防护救治能力。

中央做出研制“两弹”的决策后，有关部门立即着手调集专门人才，成立科研和领导机构。1955年10月成立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谷景生任政治委员。1958年7月成立北京核武器研究所，李觉为负责人。由于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特别是研制“两弹”，需要集中全国许多地区和部门的力量协作攻关，为统一领导国防科技研究工作，有必要成立新的领导机构。1958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聂荣臻以中央军委名义上报的《关于改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为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报告》，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统一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聂荣臻兼主任，陈赓任副主任。50年代中后期，研制“两弹”的战略决策和相关机构的组建，为在60年代突破“两弹”技术创造了条件。

在中国进行建立自己核自卫力量的初期，苏联曾答应为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并于1957年10月同中国签订了有关协定。但是苏联于1959年6月20日片面撕毁了这些协定，原来苏联答应提供的技术被他们单方面取消了。苏联宣传其“火箭一核盾牌”不仅保障着苏联的安全，而且也保障着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安全，因此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发展自己的核力量。苏联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中国依赖其“核保护伞”，使中国成为听命于苏联这个“必不可少的保护人”。毛泽东可不是一个甘心听命于人的人，他认为还是自己打一把伞更安全。中国政府在1963年6月6日答复苏联政府的备忘录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苏联的那一套是要“保持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垄断地位”，“只许你们一家干，不许别的兄弟国家同你们一道干”，“要大家服从你一人，你一人控制大家”。中国政府声明：“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

由于苏联援助的取消，中国的尖端武器的发展事业面临严重困难，此时又恰逢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因此有人主张放慢核武器的发展速度，还有人主张停止搞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毛泽东强调尖端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1962年他坚持要把核武器的发展摆在战略位置上，争取在1964年或1965年上半年实现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计划”。1962年11月，为了加强对核武器等尖端武器研制工作的领导，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以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经过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中国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地进行了氢弹爆炸试验。同时，中近程导弹和远程导弹的研制也进展顺利。1964年6月，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试验成功。1966年6月，中国地地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建立。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战略核力量。

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撑起了核保护伞，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成为核俱乐部的成员，这就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使自己的国防能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提高。1969年发生中苏边境武装冲突时，苏联国防部领导人公开炫耀其核力量，扬言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的打击。苏联曾说可以给中国提供核保护伞，现在却不仅不能提供保护，反而要把中国作为核打击的对象。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依赖于别国的核保护，发展自己独立自主的核力量是极有远见的。

“无中生有”都是长期谋略、精心策划的结果。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毛泽东靠眼光、靠思维、靠胆略，准确把握目标和机遇，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使自己的国防能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提高。

二、假象背后的意图

无中生有的“无”是迷惑对手的假象，“有”则是假象掩盖下的真实企图，此计在军事战争中常常被采用，让对手以假为真，出其不意地实现自己的意图。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即成功地运用了这一计谋以假示真，不损一兵一卒，打了一场大胜仗。达到了以最小的代价换取大的回报，显示了非同一般的军事才能。

1917年，护法战争开始，湖南长沙城四周秩序大乱。北洋军阀的溃兵三五成群，四处奸淫掳掠。毛泽东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被选为学友会部务。足智多谋、浑身是胆的毛泽东协助学校当局护校。

学校为了躲避兵祸，通知全校师生集体到长沙城东面的阿弥岭暂时躲一下。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匆匆来到校长室，恳切地对校长说：“外面战事混乱，外出躲避恐怕凶多吉少，莫不如利用学校墙高宅深的优势，加上学生的护卫，保护学校不受败兵打劫，可使全校师生免受侵犯。”校方觉得有道理，决定采纳毛泽东的主张。

毛泽东率领学生采用湖南农民护院的老办法，将嫩竹削成十分锐利的锋尖，插到校园墙头上，这样如果败兵翻墙，就会被刺伤；同时组织全校学生志愿军，夜间值勤巡逻，没有武器，就拿起上操用的木枪，没有防御工事，就把桌椅统统搬出来，垒作障碍物，准备作战。起初，有一些溃兵散勇陆续行经第一师范学校门口，见校内学生布岗，刀枪林立，戒备森严，就不敢造次。

不久，北洋军阀第八师大部由湘潭、株州向长沙溃退。这些溃兵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市民闻讯后十分担忧，纷纷逃离。有4000多溃兵因不知长沙城里的虚实，在距第一师范几里外的猴子石附近的河边徘徊，并到附近农家抢饭吃。这消息顿时使全校陷入紧张慌乱之中。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亲自到猴子石附近探听了实情。溃兵为什么仅在城外徘徊而不入城？毛泽东分析后认为，这些既惊慌又疲惫不堪的溃兵并不知道桂军尚未进城，正如惊弓之鸟，可以设法将他们赶走，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们一旦探知长沙原是一座空城，就会大胆闯进城内，烧杀抢掠，为所欲为，长沙城内就会遭受到一场浩劫。几十万人民的生死安危系于旦夕，毛泽东下决心，宁可冒天大的危险，也要设法赶走这群溃兵。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后，毛泽东决定采取“以假示真、以弱示强”的办法，赶走这群溃兵。他带领一部分同学立即去城南警察所借人、借枪。

傍晚，第一师范的学生志愿军一律穿上平日操练时的军服，整齐地集合在操场上，借来的20多个警察也背上枪，站在中间，看起来就跟正规军一样。毛泽东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之后，就按照既定的战斗部署，分三路出发了，绕道埋伏于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岗，对溃兵形成居高临下、分进合围之势。

毛泽东带领一支南路军，由妙高峰下去，穿过铁路，然后迂回到北洋军的正面，准备去阻挡敌人的进路。其他两路也迅速地包抄了敌人的后路和东路，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对北洋军的包围圈，那20多个警察扼守在学校背后的妙高峰上。沿途，一些被学生发动起来的农民和工人夜校的学员，早已拿着木棒、铜锣和大鼓在路旁等候着，陆续加入了队伍。

过了一会儿，在与湘江平行的粤汉铁路上，影影绰绰的溃兵，像一条大黑蛇，在惶惶不安地向北蠕动。当他们行至离学生志愿军伏击地不远时，毛泽东随即下令埋伏在山头上的警察鸣枪三响。霎时间，写有“桂”字、“湘”字、“粤”字的灯笼一起点燃了，满山遍野，一片灯火。接着便是一阵排枪，山那边又吹起了军号。随后就是鞭炮放在洋油桶里的爆炸声，活像无数机关枪打响了，一场“激战”就这样开始了。

溃军听见枪响，吓得晕头转向，拚命向两旁逃跑，没有一个开枪还击的。打了一阵排枪，毛泽东命令停止，让两个同学用桂林话高喊：“傅佐良逃走了，南军已经进城，你们投降吧！”“投降不杀，缴枪发钱，放你们回家！”敌人听说桂军进了城，以为碰上敌方的大部队，闻风丧胆，不一会儿便打出了白衬衫。毛泽东见状，派人前去交涉，全部缴了枪。毛泽东组织同学们将所缴获的枪枝和其他武器，抬到了学校。当晚部队露宿在学校前坪，第二天由商会出款遣散了事。

学校保住了，长沙城区也避免了溃军骚扰。事后，全校师生都夸毛泽东浑身是胆，果断勇敢，取外号叫他“毛奇”。当有同学问毛泽东：“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归，只得困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就这样，毛泽东以假示真，不损一兵一卒，打了一场大胜仗。多年以后，毛泽东还在闲谈中提到此事，说他搞军事，那才真是第一次哩！

抗战期间，毛泽东计退胡宗南大军，是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又一个杰作。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英国被卷入了同日本的战争。

消息传来，重庆一片欢腾。蒋介石更是笑逐颜开，在他看来，从此可以把抗日的重担推到美英身上，自己则可以腾出手来处理“内政”——消灭共产党，剪除异己了。毛泽东对美英参战后蒋介石可能的反共活动保持着高度警惕，并对国共关系的状况作出了基本估计。1942年2月20日，毛泽东在一份内部情况通报上加了这样一段话：“设想日苏战争发生后的各种情势及我党任务，估计在国民党盼望已久之日苏战争爆发时，彼方很可能对我加强压力，迫我北上，我应准备对付此种局面。但滇缅路不久将断，英美援华物资必经苏联，国民党亦更困难，对我决裂是不会的。”也就是说，国民党不会放弃有利时机从事反共活动；但其反共活动受制于客观条件，不能超出一定限度。

到了4月中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数十万大军又开始积极准备进攻边区。毛泽东告诫全党，对国民党不要放松警惕，把事情放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准备它来打，一方面争取它不来打。”为防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毛泽东一面下令成立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联防司令部，加强了对边区的防卫部署。一面以朱总司令的名义给胡宗南写信一封。5月19日，这封信送到了西安胡宗南手里。信的抬头很客气，称“西安胡总司令宗南兄勋鉴”，信中说：“据报贵部正在积极动员进攻边区，采取袭击办法一举夺取延安……实属骇人听闻，大敌当前岂堪有此，致电奉询，即祈示复。”以质询方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警告，可谓巧妙至极，胡宗南见边区已有防备，只好放弃了进攻边区的念头。

短短一封信，吓退百万兵。这是毛泽东“无中生有”的又一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