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警号

一只不大的火轮船上，挤满了五百多个士兵和一些黄鱼 。我和华心、庞瑚，当然成了黄鱼中的一部分。船上的舱位，被小军官和他们的眷属占满。我们这一群黄鱼都拥挤在甲板上。

燥热的风吹着，夏天的阳光晒着，吃的东西买不到，连喝的水也没法弄到。我们整整地饿了一天半，直到船停泊在奉节的时候。在夜里，好不容易找到一小块隙地，把一张折椅放开，让华心睡在上面。我和庞瑚抱着膝头坐在甲板上，背倚着船边的栏杆。有时看着天上的繁星，有时注视急湍的江流。偶然打个盹，常常被过往的人碰醒。

船上的士兵，是奉命开到秭归，要驻守大巴山，防御由襄樊入川的解放军。他们终日在船上叫嚣、打骂。一次，我们忽然听到后舱响起连续的枪声和士兵的喊打声，后来打听到他们在和一个排长冲突，排长就开枪了。

船上最高的指挥官——行船司令——是个营长，有好些次，我看到他在船上巡视，一个瘦小的家伙，三十来岁，勾着背，一颗骷髅似的脑袋压在暴着青筋的细脖子上，枯黄的脸皮象秋天干瘪了的丝瓜，左颊上有一条深黑的疤痕使他的下颏歪到一边，两只凶狠高傲的小眼睛不时向上翻动。说话的时候，露出满口深黄色的狼齿。士兵见了他，很不自然地立起来，等他走过去，便指着他的背骂起来：“龟儿子，摆啥威风，等到前线上，看老子们和你算帐。”

船开到宜昌就“卸货”了。我们只好在这里换船，整整等了两个星期，才搭上一只货船到了汉口。在汉口又等了一个星期，最后还是乘着难民船到了南京。

长江上下游的轮船，都征作军运，这是全国性大规模内战的前奏。在汉口的时候，江岸上排满了十八军的士兵和美式的装甲车、坦克车、炮车。十八军是陈诚的基本队伍，全部新装备。听说三天后开到了河南兰封，没到半天功夫就全军覆没了。

我在七月底离开重庆，八月二十日才到了南京。船是清晨到的，当天下午我去看冯玉祥先生。在说完了我北上的计划之后，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你到北方去，要十分小心。尤其和人说话的时候。”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好象在想什么，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一个月以前，我和李任潮先生商量怎样策动陇海路上的刘、冯部队的事，不到一个星期，特务的秘密情报上，就一字不差地写出来，在座的除李之外，只有朱××和王××。你看糟不糟，危险不危险！因此你要到刘、冯那里去的打算，暂且搁一搁，这几天那里会有人来。”

过了两天，李任潮先生也从庐山回来了。他听到了这机密泄漏的消息，感到异常地惊讶。因为他的庐山之行，更清楚了蒋介石决心进行内战，已是不可挽救的事实。“今后我们唯一的做法，只有加紧地去实现我们最初的计划。但这样地不能保守机密，会使全盘的打算归于失败。”他很沉痛地对我这样说。

随后，张克侠从徐州防地来了。他要在冯先生出国以前，商量一下北方的军事做法。我们曾作过两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告诉我：“驻防陇海线上的西北军将领们，反蒋的意识都有，只是还抱着观望态度。他们有点两边怕的心理。”说着他叹了一口气：“在这些朋友中间，工作是困难的，但不管怎样困难，也得做去。”

这样，我就放弃了我的陇海线上的旅行计划。因为张去策动他们，会比我做得能更实际、更深入而有效。我们把配合的做法和联系的办法决定了之后，他就回去了。

关于全面的做法，我们在南京，也作了最后的决定。冯先生去美国以后，国内的反蒋军事策动，由李任潮先生领导。西南各省由龙志舟先生负责。我以北平为工作基地。朱蕴山驻上海，联系各方面。

为了机密，我在南京、上海，除了和冯、李、龙、朱及李一平保持接触外，其他朋友，都不见面。许多民主运动方面的朋友，有的以为我过分神秘，有的认为我不能坦白开诚，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一说真话，就可能弄出大乱子来。

离开南京的前一日，我去看冯先生，他正在休息，我留下一张辞行的纸条就走了。等到我回家的时候，他派人送了一封信来。“要与仿鲁 在经济上有个切实打算”。这是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我明白“经济”两个字是指着什么说的。我和冯先生就这样分开了。

当天晚上，我和龙云先生见了面。他住在离鼓楼不远的一条街上。是李一平陪着我去的。门口有两个宪兵守卫，进门以前，我戴上一副眼镜，并且把帽沿往下拉了一下。院子很大，中间竖着一座洋楼。屋子里的设置很精致，一平告诉我：“这是冈村宁次 的官邸。”这一次，我和龙谈话的时间很长，我们从政局的分析，谈到今后工作的方向，临别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互相道了声“再见”。

从此，我们都分手了。我去北平，冯先生出国，李先生赴港，龙先生留宁，朱蕴山和李一平驻沪。

一年以后，我被捕了，冯先生遇难，龙先生传奇式出走，李先生组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