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传位
赵光义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弟弟赵光美,侄子赵德昭、赵德芳早就撒手人寰,他也不用再去遵守所谓的“金匮之盟”。公元997年,宋太宗赵光义驾崩,皇太子赵恒登基为帝,赵恒就是宋真宗。
从宋太宗开始,北宋所有皇帝都是太宗一系,但是这个家族似乎血缘天生不够坚挺,中间有几次出现无子的情况,比如宋太宗的孙子宋仁宗,无子,只能选择仁宗的堂侄——宋英宗赵曙即位;宋英宗的孙子——宋哲宗,又是无子,只能选择自己的弟弟宋徽宗赵佶即位。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靖康之变之后,宋徽宗几乎所有的子孙,全部被俘虏到北国,只有康王赵构侥幸逃脱。
赵构,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在宋徽宗当时健在的二十多个儿子里面,赵构不是最年长的,也不是最优秀的,而且不是嫡出的。但在当时的宋徽宗眼里,赵构至少是个脑子够用的人,而且身体也足够健康,所以,赵构承担了很多其他儿子们不愿意做的工作。比如,去敌国做人质,或者去敌国做外交使节等。
在李纲、种师道领导的第一次东京保卫战期间,赵构和著名的“主和派”大臣张邦昌
(北宋灭亡后的伪楚皇帝),就曾经作为大宋的使者,被当作人质扣押在金军大帐里面。然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即便是有弟弟作为人质被关押在金军大营,依然挡不住宋钦宗派宋军在夜里对女真人实施偷营劫寨。宋钦宗派了他自认为得力的大将姚平仲偷袭金军,不宣而战的姚平仲居然还偷袭失败了。这样的笨贼作案,就等于是把在金营做人质的弟弟赵构和张邦昌逼上了一条死路。
不过事出意外。
当时女真人的东路军统帅完颜宗望,面对宋军夜里的偷营已经完全蒙圈了。蒙圈的原因,不是因为被宋军展示的强硬感到害怕或者恼火,而是他完全看不透宋钦宗的套路和逻辑,随即就起了疑心。完颜宗望判断,手上的这个康王赵构和张邦昌是两个冒牌货,或者至少是在大宋中央政府中的分量不够。否则,宋钦宗为啥会置自己亲弟弟的安危所不顾,半夜来偷袭呢?来自遥远北方的,刚刚由渔猎部落进入到文明社会的女真人完颜宗望,越想越是这么个理儿,最后自己就把自己说服了。如此一来,赵构两个人反而因祸得福。在女真人的压力之下,宋钦宗最后用肃王赵枢(宋徽宗的第五子)换回了康王赵构和张邦昌。
然而,说到底赵构还是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宋钦宗眼中的赵构,可有可无。每次看到这个貌似低调的弟弟,都嫌他死得不够快。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结束后不久,第二次东京保卫战还没有开打,金朝就要求大宋再派亲王去议和。出使金国去议和的,又是上次刚刚遭遇金人退货的——倒霉的康王赵构。
这一次,赵构刚刚走到河北磁州(今磁县),就遇到了老将宗泽
。
宗泽,北宋抗金名将。和种师道一样,宗泽当时也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臣。但和种师道不同的是,宗泽是科举进士出身,长期以来在北宋官僚系统中都是担任文官职务。而且都是一些鸡零狗碎不起眼的基层文官。在六十岁之前的仕途生涯中,宗泽的职务从一个知县做到了另外一个知县,别人的官场之路都是“之字形”发展或者“螺旋式”以至于“直线式”上升,而宗泽的职业生涯就是一条毫无起伏的直线。断案、治水、收税……基层工作中的脏活累活干了个七七八八。
公元1126年,在面临亡国的危急时刻,北宋朝廷病急乱投医,在山西与河北战场上不断试验有能力带兵、有勇气独当一面的人才。比如李纲,就是以文人的身份担任河东、河北宣抚使(一线作战总指挥)。而宗泽的情况类似,长期不受朝廷待见的他被破格提拔,做了河北抗金作战一线的基层将领。正因为出身背景与价值观的接近,此后的几年内,李纲和宗泽两个人一直都惺惺相惜。
当时的宗泽,正担任河北磁州知府(市长)。
时年六十六岁的宗泽,综合考虑了当时的时局,凭借极其丰富的从政经验和社会经验,他希望年轻的康王赵构,能够停下奔赴金营的脚步,静观其变,相时而动。在宗泽和百姓将士的强行阻拦之下,赵构再也没有前进半步。与此同时,东京汴梁二次被围,康王赵构被朝廷任命为兵马大元帅,宗泽任副元帅,在河北就地招兵买马,准备回师勤王。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宗泽和赵构这次偶然的相遇,居然保留了宋太宗赵光义一系的皇室血脉。很快,靖康之变,皇室贵族几千人被掳走,赵构成了硕果仅存的皇子。
如果说,提拔抗金名将岳飞是老将宗泽这辈子做得第二成功的事,那么第一成功的那件事,就是在磁州力阻康王赵构北上。
靖康之变后的同一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年仅二十岁的赵构在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登基自称皇帝,史称宋高宗。
宋高宗赵构这个皇帝位子,得来的太过侥幸,也太过意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赵构的内心深处,并不确认自己就是天命所归的皇帝。也正因为如此,在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的时候,赵构往往犹豫不决,又自相矛盾——尤其在他执政前期。
登位之初的赵构,心情非常不轻松。
首先,赵构最大的敌人,毋庸置疑是金朝,金人的铁骑几乎每隔两年就要跑到南方来大肆扫荡、杀戮和劫掠一番,这已经成为金朝对付大宋的固定戏码。赵构本人,包括赵构本人的重要幕僚秦桧,都在战时金军大营长时间体验过生活。他们深知金国军事动员能力之强大,并且对这一点非常恐惧。其次,赵构登基是自封的,不是父亲宋徽宗嫡传的,也不是宋钦宗临危任命的。虽然在东京城破前夕,赵构从朝廷捞了一个所谓的“兵马大元帅”的头衔,但是谁都知道,在河北沦陷区,名不副实的扣着大帽子的虚职简直满天飞。官场失意的宗泽、李纲,在河北战线哪个不是听起来名头震天响的主儿?古人讲究正统,不够正统的皇帝是不会得到别人的真心拥护的。况且赵构心里清楚,宋徽宗以及哥哥宋钦宗虽说已经被俘,但是生杀予夺的权力都在女真人手上,异国的蛮族们高兴了,也许明天就能把自己的父兄放回来;而且即便是他们不高兴了,把父亲和兄长杀掉,那么自己依然还有那么多在皇位继承权上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兄弟们在北国,随便放回来一个,也够自己尴尬的。
此外,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始,连续九代帝王苦心经营的禁军编制被金军摧毁。禁军中战斗力最强的西军,就在东京和太原两次大战中被完全击溃。而地方上的厢军和乡兵,更是作鸟兽散,大宋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军事体系被冲垮。
就在两宋之交这个军事体系空前混乱的当口,出现了一些地方上由亲族子弟、乡勇壮丁与地方政府武装相结合的新生事物——屯驻大军。比如岳飞的岳家军、韩世忠
的韩家军,最早都是屯驻大军。屯驻大军开始比较分散,后来慢慢地自发聚集在一起,在全国形成了五路大军——巴蜀地区的吴玠部队;江淮地区的岳家军;扎堆在长江下游地区,拱卫临安府(战时首都杭州)的韩世忠部队;张俊和刘光世的部队。这五路大军都属于“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狠角色。因此,他们既不隶属“三衙”,也不隶属“枢密院”,宋高宗赵构为了重新加强中央对地方军队的控制,将他们统统收编在一个新的中央军事部门——“御营司”来统一节制。从而,屯驻大军成为名义上归属于朝廷的职业正规军,取代了之前在北宋时期的禁军的角色,军饷粮草也是由新的大宋领导班子来统一调拨。
在赵构执政的前期,因为金军不断南下的冲击,这种带有半藩镇性质的屯驻大军,名义上奉赵构大宋朝廷为正朔,然而实际上无论军事调动和战争部署,都带有很强的自主性。对岳飞、韩世忠这些军头,赵构在刚开始的几年,基本上是信任的。虽然偶尔他也会觉得如鲠在喉,但是不指望这些人,他又能指望谁呢?
说得直白一点,在即位最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赵构内外交困,他就像一只心灵受到创伤的惴惴不安的兔子。他立足未稳,也无法掌控内外局势,他最擅长的就是逃跑,当危险来临,第一个反应也是溜之大吉,因为这是他求生的本能。所以当战事来袭,赵构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跑。最开始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打不过就跑;后来发展到,即使打得过也跑。“你们谁打得过?你们打先,我跑先。”就这样,赵构从一开始即位的应天府,跑到了扬州,又从扬州跑镇江,镇江跑杭州。后来金兵兵临城下,赵构又从杭州跑越州(今浙江绍兴),越州跑明州(今浙江宁波),明州跑定海(今浙江舟山),最后从定海跑到温州。
得位不正的“逃跑皇帝”赵构,尽失民心几乎是可以预见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苗刘兵变”。
公元1129年,也就是赵构从镇江逃杭州的节骨眼上,士兵哗变,职位并不显赫的两位军人苗傅和刘正彦利用了士兵的哗变情绪,公开宣布宋高宗得位不正,要求并胁迫宋高宗赵构退位。之后,苗刘两个人,立宋高宗三岁的儿子赵旉(fū)为帝,赵构被奉为太上皇。这次兵变本身不是一件大事,而且不到一个月,兵变就被以韩世忠为首的几位大臣平定。然而,这次兵变却留下了三个不可逆转的后果。
后果之一,从“苗刘兵变”开始,政局的险恶逼迫着赵构迅速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赵构开始从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变成一个头脑清醒的官场政客。他有意重用值得信赖的官僚士大夫来重组政府,同时他收紧军权,开始防备并且有计划地打压拥兵自重的军人,哪怕这些人是抗金的全民偶像。像岳飞和韩世忠这些人,在赵构眼里,变成了可以杀人也可以自戕的双刃剑。靖康之变后的第八年,也就是公元1135年,赵构重组屯驻大军,韩世忠为前护军,岳飞为后护军,刘光世为左护军,吴玠为右护军,张俊为中护军。在取消御营司的基础上,各军统一收归枢密院管辖,从形式上恢复了当年赵匡胤控制军队的祖制。
后果之二,在兵变过程中,赵构得知了在大批基层士兵眼里,自己的皇位根本就是来路不正。换句话讲,谁是正统这件事,每个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万一朝廷有事,赵构振臂一呼,到底是应者云集还是被群起而攻之,结果也未可知。所以,“迎回二圣”这种偏感性的抗金口号,最早从懵懂少年赵构嘴里喊出来,又最早被赵构弃如敝屣。直到赵构慢慢坐稳龙椅之后,“迎回二圣”这种不切实际的军事浪漫主义口号,基本就算是绝迹了。
后果之三,这是最让人感到遗憾的。赵构的儿子赵旉在这次兵变中惊吓过度,早早就离开人世。更雪上加霜的是,在连续几年惊弓之鸟一样的颠沛逃亡中,赵构丧失了生育能力,再也没能够生出孩子。
总之,“苗刘兵变”之后,在赵构眼中,金人不可信任,家臣不可信任,父兄也不可信任,能够相信的只有自己的直觉和权威。此外,丧子之痛和丧失生育能力的打击,让赵构再也无法振作起来。从此以后,“光复中原,直捣黄龙”作为口号,沦为了赵构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公元1132年,对生育能力已经产生极大怀疑的赵构,在民间选择了两位赵氏宗室入宫,五岁的赵伯琮(cóng)和两岁的赵伯璩(qú),赵构将两个孩童封为皇子。两人是赵匡胤的七世孙,也是赵德芳的六世孙。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一点:在高宗立储这件事情上,名将岳飞也被牵扯其中。岳飞在1137年,也就是绍兴七年的时候,曾经向赵构建言,希望能够从赵伯琮和赵伯璩两个养子中间,抓紧找一个合适的立为太子,岳飞推荐的人选是赵伯琮。岳飞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出于公心。当时的宋金两国连年交兵,从1125年开始,宋金战争一直持续了接近四十年。一直到公元1164年的宋孝宗时代,战事才有所缓和。当时是宋金交兵最为激烈的年代,如果迟迟无法明确立储问题,那么万一皇帝本人有个意外怎么办?但凡金国有熟读史书的明白人,到时从俘虏之中,释放或者直接拥立一个赵光义的宗室后人为帝继承皇位,怎么办?因为拥立敌国宗室夺位,从而名正言顺地干涉敌国内政的烂剧本,早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就被玩烂了。当时既有北朝扶植南朝宗室的案例(比如南梁萧渊明),也有南朝扶植北朝宗室的案例(比如北魏元颢)。各种条件成熟,很快就会发生挟洋自重、自称正统等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的危机。这种敌国配合宗室夺位的政变、对外战争,所动摇的必然是整个大宋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乃至于正统或者国本问题。
然而,这件事情不管与公与私,都犯了宋高宗赵构的大忌。
首先一点,当时的赵构只有三十岁,春秋正盛、血气方刚。这个年龄的男人,即便是自己确实失去了生育能力,也不会轻易认怂。就算放在今天的一个寻常百姓人家,生育能力也事关一个男人最基本的生理尊严。不到万不得已,即便是亲朋好友都不能够随便把男人最最隐私的事情拿出来讲,就算是拿出来讲,一个男人年纪轻轻,至少在嘴上也不会承认自己确实不行了。因为毕竟来日方长,保不齐哪天睡狮猛醒,生育能力就恢复了。
岳飞催促赵构立储,如果站在赵构的立场进一步解读,这不仅仅是一个施政建议,同时也是对赵构男性基本生理功能的一种质疑。即使退一步讲,对于大宋的国体传统而言,开国皇帝赵匡胤并没有像后世的朱元璋一样在《皇明祖训》里面确立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什么时候立,甚至是立不立太子,在宋代根本也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和赵构一样,前朝皇帝中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也一直没有儿子。但是宋仁宗也不立太子,反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在后宫辛勤耕耘劳作,寄希望于生出一个自己亲生的皇位继承人。
有宋仁宗的旧事在前,到了赵构这里,不立太子就不行了?
此外还有一点,也犯了赵构的忌讳,那就是立储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皇帝的家事。大宋开国从赵匡胤开始,一直就有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官场潜规则。然而这句话本身就是个悖论,在封建王权时代,明规则和潜规则固然重要,但是皇帝的个人意志更加重要。前朝的枢密使童贯,还有太尉高俅,也是广义的武将范畴,但童贯和高俅就不仅仅是干涉朝政的问题了,他们还和宋徽宗赵佶是艺术道路上的同路人。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岳飞和赵构两个人本来就心有嫌隙。这就好比在职场上,你和你的部门领导关系不好,那么他总能找到各种借口给你穿小鞋,这种借口可能是公司政策,也可能是道德伦理,总之只要他愿意,一点点小事就可以上纲上线。
那么岳飞和赵构矛盾的根因又在哪里呢?
岳飞、赵构,还有秦桧这三个人的历史公案,从古至今,通过正史、评书、演义、影视娱乐等各种手段,使得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耳熟能详。这段公案在古代封建王权时期是一个铁案,因为宣传“精忠报国”的价值观,在政治上的风险总是好过于宣传屈膝投降。然而,时间走到了今天,很多居心叵测的读书人为了名利,不惜一切代价搏出位、吸引眼球,搞了很多历史歪批和历史翻案的风潮出来。其中,也不乏很多文化名人参与其中。在很多所谓读书人搅浑水的情况下,至少看起来,岳飞这件事还无法完全定案。甚至岳飞这个人,也还无法完全定性。
中国的文人最擅长清谈,往往会把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如果跟他们较真你就输了。他们会穷尽所能,把一个很明显的实际问题巧妙地转化成立场和意识形态之争。然后运用自己生平所学,挖掘大量故纸堆里面的连篇累牍的文字,让一个务实的你,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同他们进行专业性的论战。最后,文人们再运用偷换概念或者以偏概全的诡辩之术,在这个他们最擅长的领域将你搞得无话可说。这也算了,他还能够站在辩论胜者的立场上俯视众生,用荒唐的结论,去影响更多更广泛的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文人的清谈放在好死不死的魏晋六朝,是一种风度。但放在明末,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国家悲剧。在朝堂上辩论的时候,一个个士大夫都立场坚定、口水横飞,似乎人人都可以为国慷慨赴死。私下里,广置田产、结党营私,完全丧失了读书人的气节。明亡,实亡于东林,这句话很有道理。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会陷入和黑心文人们的诡辩之中,我们用最简单的分析,来重新审视这段公案。
首先来看,岳飞和秦桧的问题,实际上是“主战派”和“主和派”的问题。
搞政治的人都会有政见之分,如果搞政治没有立场,会死得很快。比如我们前文提到的唐高宗一朝的“废王立武”的废后问题,以长孙无忌和许敬宗为代表,居然能够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前朝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体面的文化人,为了新政实施问题不惜撕破脸,各自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互相倾轧。而宋高宗时代,当时的宋金两国连年交兵,因此在大宋政治生活中,绝大部分人都选择站队“主战”或者“主和”。当然,随风倒的骑墙派不能说没有,但是和稀泥本身也是一种境界,因为政客除了有务虚的立场之外,还得有务实的施政,只要是施政就必然体现自己的施政色彩与施政立场。作为一个合格的政客,天天和稀泥也能安然度过各种政治风波和危机的,确实属于凤毛麟角。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比较主战与主和。普通围观群众一个最自然的选择,就是选择主战,因为在宋金世仇的情况下,来自于民间或者朝堂的左派呼声是最高的。选择主战不用有心理负担,但是如果选择主和则必须要付出很高的道德和良心风险。换句话讲,喊出“主战”的,几乎闭着眼睛喊,都不用担心立场错误;但喊出“主和”两个字,则必须有对时局更加透彻的分析,还要有勇于承担压力的勇气。比如明末,崇祯皇帝时期就是左派当道,别说讲出“和谈”两个字,甚至提议迁都南京的,都要把心提到嗓子眼儿。因此,在当时两宋之交的局势下,勇于喊出“主和”这两个字的大臣们,他们所承受的舆论压力,理论上要远高于李纲、宗泽这些主战派。
然而一件咄咄怪事就是,宋高宗时代的主和派却大行其道。前有汪伯彦、黄潜善,后有秦桧、张俊,主和派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还是朝堂上号召力比较大的一群人。这件事情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实际上当时的皇帝赵构才是最大的主和派。有皇帝坐镇后方,冲锋在前的大臣们是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负担的。比如职场上一个部门中,领导不方便说的话,可以通过下属们的嘴说出来;领导不方便做的事,也可以通过下属们的手做出来。甚至对于一个忠心耿耿的下属而言,还可以帮助领导玩角色扮演。比如《水浒传》中,宋江最忠心的小弟李逵,就可以公开反对招安,并带头喊:“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之后宋江再枪打出头鸟,两人配合上演一场“辕门斩子”的好戏。既然宋江连自己的嫡系李逵都可以杀(当然不会真杀),这样的剧本一经上演,梁山上的其他英雄,就是傻子也都不敢再跳脚了。
我们分析到这里,就绕开秦桧的个人问题,他的个人私德是好是坏,跟我们的结论没关系。作为职场上政见相反的两个人,岳飞和秦桧各占各的立场,本身就没毛病。所以,问题还是横亘在岳飞和赵构之间。
赵构是最大的主和派,那么赵构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第一点,赵构的求和投降路线是有渊源的。
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就是宋高宗赵构的出身就是“专业求和专家”。我们前文已经讲到,第一次东京保卫战期间,赵构作为使者到金营求和;而第二次东京保卫战还没打,赵构就已经收拾行囊,北上金国求和了。亲王做使节或者人质,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当时年轻气盛的赵构,表现出的态度是意料之中,而又义无反顾(“钦宗召帝谕指,帝(赵构)慷慨请行。”《宋史·卷二十四》)。我们注意到了“慷慨”二字,所以甚至可以不妨大胆假设一件事情——史上生育能力最强的宋徽宗,因为儿子众多,所以不同的儿子从小就进行了不同的职场规划。比如宋钦宗就培养成专业的皇太子,而端王赵枢和康王赵构,身体好、口才好,同时又是从小爹妈不爱的主儿,就走“求和谈判专家”路线。
更何况,无论立国的军制和舆论导向,大宋本身就不是一个尚武的朝代。赵匡胤凭借着柴荣时代留下的老家底,尚能南征北讨,建功立业。但到了宋太宗时代,军事上的成就已经惨不忍睹了。到了宋徽宗这里,国家长期和平发展,带来了经济进步和艺术繁荣。从皇帝到平民,都在追求享受大宋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包括宋高宗本人,无论琴棋书画,都有很深的造诣。
第二点,赵构的投降路线,跟他在金营的经历有关系。
第一次东京保卫战期间,赵构曾经被扣押在金营中很长时间。那是一段不堪的往事,甚至在姚平仲劫营之后,完颜宗望还一度对赵构动过杀心。最关键的是,在此期间,赵构亲眼见证了金国军队这支虎狼之师到底有多强悍。相对应的,北宋耗尽百年打造的虎狼之师——西军,在东京保卫战和太原保卫战之后,被女真人完全击溃。虽然西军的失败,政治因素要大于军事因素,但这件事情对赵构触动很大。
第三点,赵构的投降是一贯的。
靖康之耻发生前夕,也就是东京城破之前,赵构在干什么呢?前文说了,当时的宋钦宗,给了赵构一个“兵马大元帅”的名号(“钦宗遣阁门祗候秦仔持蜡诏至相,拜帝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宋史·卷二十四》)。我们且不论这个兵马大元帅是掌管天下兵马还是河北兵马,宋钦宗的本意是让赵构抓紧时间招兵勤王,回师东京。而且当时赵构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好,赵构被宗泽拦住,是在河北磁州。河北磁州就在之前我们所提到的古邺城(临漳)的正西面,背靠太行,虎视平原。而之后的赵构,就到了相州。我们知道,这个相州实际上就是当年郭威起兵杀回东京汴梁的邺城(新邺城,也就是安阳)。
有郭威的旧事在前,赵构一可以选择北上围魏救赵,二可以南下像郭威那样直奔东京勤王(见图1-2中虚线,赵构可能的南下路线)。但是赵构却出人意料地选择向东出发,到了永济渠(隋朝大运河)旁边的大名府。之后还不过瘾,为了躲避金军锋芒,又完全不顾宗泽的阻拦,毅然从大名府继续向东,到了山东腹地的东平府(“汪伯彦等皆信和议,惟宗泽请直趋澶渊为壁,次第解京城之围。伯彦、南仲请移军东平。帝遂遣泽以万人进屯澶渊,扬言帝在军中。自是泽不复预府中谋议。帝决意趋东平”《宋史·卷二十四》)。从地图上看,如果赵构再往东,都可以机智地躲进沂蒙打游击了。
![016-01](https://book.img.zhangyue01.com/group61/M00/F9/A9/CmQUOWJP_E-EFEq9AAAAAJ61CfY168638271.jpg?v=Kd35FB9D&t=CmQUOWJP_E8.)
图1-2 赵构可能的南下路线
从相州到大名,从大名到东平,这是一条自西向东的逃跑路线。这条路线,恰好就是所谓的黄淮海平原的“脖子”,陆路大交通中最狭窄的部分(见图1-3)。
在第二次东京保卫战期间,赵构面对在京城苦苦抵抗的父兄见死不救,是因为他不想引火烧身、玉石俱焚。但是,无缘无故退缩到黄淮海大平原的边缘地带,放弃在交通要道上阻击金军,则是一件不可饶恕的战略失误。但这件事情,也只是“暴走天王”赵构整个大逃跑计划的一个序曲而已。
应该这样讲,赵构对于“靖康之耻”是负有连带责任的。
第四点,就是我们前文曾经讲过的,苗刘兵变。
苗刘兵变之前,赵构不管是被大臣道德绑架,还是自身的政治觉悟较高,对于积极北伐和励精图治这两件事情,都还是持正面态度的。虽然他本人一直在逃跑,但是他至少没有对大宋朝内部抗金势力的发展予以压制。但是苗刘兵变之后,赵构的心态变得非常复杂,他逐步模仿赵匡胤旧制,一点一点地收回分散在各大军头手中的兵权,也加大了对于朝廷内部局面的掌控力度。
最后一点,是足以改变赵构对整个宋金战争认识的一件事情——发生在绍兴七年的淮西军变。
![016-01](https://book.img.zhangyue01.com/group61/M00/F9/A9/CmQUOWJP_E-ED9Z0AAAAAJSQ9Zg860554611.jpg?v=4NCL_Zn4&t=CmQUOWJP_E8.)
图1-3 黄淮海平原的最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