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计
围魏救赵：避实就虚变被动为主动

此计的原文是：“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意思是说与其集中力量去攻击敌军，还不如分散瓦解敌人的战斗力。与其正面迎击进攻强大的敌人，还不如迂回到敌人空虚的后方采取动作。此计出自战国时孙膑“围魏救赵”的故事。此计的特点是：以迂为直，避实就虚，攻敌所必救，以解除敌军的围困。毛泽东阅读了《智囊》中关于孙膑围魏救赵的故事之后，批注道：“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表达了他对孙膑所提出的围魏救赵之计的极度赞赏，并将围魏救赵的古代兵法运用到了革命战争之中，取得了实战的效果。

一、“内线作战，以寡敌众以弱胜强”

毛泽东阅读了《智囊》中关于孙膑围魏救赵的故事之后，在这一段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并批注道：“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表达了他对孙膑所提出的围魏救赵之计的极度赞赏。其实，毛泽东对于围魏救赵的故事早己十分熟悉，并在革命战争中运用了这一古代兵法。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当谈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问题时，就曾特别指示抗日部队可以借鉴古代历史上的战例，采用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法。他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就将围魏救赵的古代兵法运用到了革命战争之中，而且还作了详尽的解说，取得了实战的效果。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认为，外线、内线与进攻、防御、包围、被包围等概念具有相同的性质，“外线”是说的进攻或实施包围的范围，“内线”是说的防御或被包围的范围。毛泽东在谈到红军作战的特点时说：“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8~229页、236页）他在阐述抗日战争中的内线和外线概念时指出：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8、415、472页）。

然而，毛泽东对内线和外线这对军事范畴的认识，以及在战争实践中的灵活运用，远远高于刘或所进行战争的外线所包括的范围。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军事上的内线和外线的思想。毛泽东不仅看到了战略内线与外线的内在联系，而且更进一步深刻揭示了战略与战役战斗两个层面上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一著名论断。

内线和外线之分，是由双方力量对比的强弱及其所采取的进攻或防御的作战形式决定的。强者且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一方一般处于外线，弱者且采取战略防御方针的一方一般处于内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敌我力量的极端悬殊和敌人千方百计要消灭红军的企图，战争的特点表现为“围剿”与反“围剿”的长期反复。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必然在战略上处于外线地位，而我军则处于内线地位。内线与外线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种转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由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向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的转化。它主要表现为：主力部队在战役和战斗上进行的外线的进攻战；使用游击队于外线袭扰和牵制敌人，对敌形成反包围；在敌深入的情况下，部署部分主力部队转入外线作战，内外线配合，夹击敌人。第二，由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向战略上的外线作战的转化。在条件成熟时，以强大的主力部队突破敌之包围，打到外线，把战争引向敌人占领区域，从而实现由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进攻阶段的转化。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基础和条件，后者则是前者的必然趋势和结果。纵观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中采取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的方针是实现内线作战向外线作战转化的最根本的途径。毛泽东说：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4页）在一定的条件下，战略上的弱者，可以成为战役战斗上的强者；战略上的内线，可以成为战役战斗上的外线。这就是内线与外线的辩证法。中央红军的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采取了内线中的外线的作战方法。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战略，先是让数万红军分兵出击，后在被敌50万大军四面包围的情况下，面对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只讲内线作战不讲外线作战，没有适时地突进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以寻求战机歼灭敌人，因而长期打不破内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致使这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存在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等矛盾的因素，内线和外线的关系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复杂状况。毛泽东认为，日军虽强但数量少，我军虽弱但数量多，加之敌是侵略者、我是在本国反抗异族侵入这个条件，我军完全可以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然而，这种内线和外线的关系表现出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的某些特点。抗日战争从整体来看是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但从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来看，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深入敌后的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内外夹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也是如此，它们都是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就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内线和外线还直接地以包围和反包围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有两种情形，首先，从整个战争看来，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使进行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的中国处于敌之战略包围中。而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 进攻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分进之敌的一路或数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就形成了第一种包围与反包围。其次，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在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之中，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以及正规军的阵地联系起来，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如我山西的根据地三面包围同蒲、正太铁路，四面包围太原；河北的根据地四面包围石家庄；山东的根据地包围济南的胶济线，又三面包围青岛。这就形成了第二种包围与反包围。对于这种犬牙交错的包围与反包围的态势，毛泽东形象地比喻为“下围棋”：双方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根据地和我之根据地好似“做眼”。（《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1~472页）由于我们有许多的敌后根据地“作眼”，就使我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处于外线作战。特别是当我敌后根据地“眼眼”相联时，更是把敌人多方面包围起来，使之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坚持内线中的外线作战，关键仍然在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转换敌我力量对比。只有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法，才能使我军在局部形成外线作战，各个击破敌人，突破敌之包围，跳到外线，在运动中寻求战机歼敌。

毛泽东把2000多年前孙膑“围魏救赵”的兵法运用到人民战争，并进行了详尽的解说，取得了实战的效果。当战争的硝烟已经消失后，毛泽东在晚年再读这一战例时，仍然由衷地称赞孙膑所采取的这一兵法是“千古高手”。

二、“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捏”

对于古代“围魏救赵”的战法，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战争中，对古代“围魏救赵”的战法，大大扩充了它的内涵，赋予了许多新的内容，给予了极大的发展。

从前，井冈山地区有个朱聋子（朱孔阳），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的山大王，官府一直拿他没办法。因为他充分利用了井冈山复杂的地理优势，官府一派兵进山，他就跟官府兵转圈子。因而，他总是宣传说：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子。

红军在井冈山搞武装割据，敌强我弱，仗怎么打？大家心里都没底。毛泽东汲取了朱聋子的经验，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打法，叫“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强而避之，弱而击之。他说：不能硬拼，要来个战术思想的转变，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敌人来了就先领他转圈子，把敌人转晕了转疲了，就要狠狠地打他们，打得要有收获，打得干净利落，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在战略上，我们要以少胜多；在战术上，我们要以多胜少。

有一次，毛泽东给红军官兵讲战术，他说：朱聋子同官军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只是消极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它一下就对了，就是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敌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打圈是为了避实，打仗就要击虚。这一退，敌人不知我们的去向，就得重新侦察。我们先领他兜几个圈子，把他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了，我们就来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捏，打他个干净利落，要缴到枪，抓到人。打仗要像做买卖一样，赚钱的就来，蚀本的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时我叫你打不着，我打你时一定要把你吃掉。

1928年6月，在蒋介石的密令下，江西敌军调集第九师、第二十七师共5个团，以第九师师长杨生池为总指挥，由吉安向永新推进，再次对井冈山根据地举行“进剿”。湖南敌军第八军第二师也由平江调到攸县，由茶陵、酃县向宁冈推进，威胁井冈山根据地西侧。赣湘两敌企图以优势兵力，分进合击，一举摧毁井冈山红色根据地。

毛泽东根据敌情，制定了“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的方针。因为湖南敌人战斗力较强，江西的敌人弱些，打败赣敌，同时派兵看住湘敌，使其不能动弹援救。这叫避强打弱，按左挟右，毛泽东戏称为“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他毅然将红军主力从永新城撤回宁冈，并命令红三十一团佯攻湖南酃县，虚晃一枪，给敌人造成错觉，然后迅速退回宁冈，准备集中力量打击江西敌军。

当赣敌进驻永新城后，毛泽东就组织赤卫队、暴动队不断袭扰永新之敌。同时红三十一团佯攻酃县的行动一箭双雕，湖南敌军吓得立即龟缩起来，而江西敌军却以为朱毛红军主力西出了湖南，机会难得。于是，急忙下令由永新进犯井冈山，一个团经烟阁、四教、龙源口进攻新七溪岭；两个团经墩上、白口进攻老七溪岭；一个团和总指挥部守备永新县城；一个团在永新至新、老七溪岭之间待命。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的前敌指挥所设在白口。

针对敌人的行动部署，毛泽东巧布兵力，准备在龙源口一带歼灭敌军：由朱德、陈毅率红二十九团、红三十一团一营在新七溪岭抗击敌一个团；红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抗击敌两个团；红三十二团小分队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岭上配合作战；永新和宁冈两县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溪岭附近的山头上参战。新、老七溪岭，相距不足10里，紧靠龙源口拔地而起，地势险要，像两扇大门守卫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大本营宁冈。赣敌遂以3个团分两路进犯宁冈，于6月22日分别进至龙源口和白口。23日上午，红二十九团、红三十一团一营，在朱德、陈毅指挥下，守住新七溪岭要地，打退敌左路一个团的多次进攻；红二十八团则向进占老七溪岭制高点的敌右路军两个团多次发起猛攻，直至击溃该敌，接着转入追击，在白口歼敌一部，随后直插龙源口，切断左路敌军退路，进而协同井冈山主力部队聚歼左路敌军于龙源口地区，并乘胜攻进了永新城，胜利粉碎了敌人第四次“进剿”。

在己方兵力不足以强大到可以全面出击时，设法稳住一部分敌人，使其不好动弹，而集中全力打败另一部分敌人，而且这部分敌人是其中较弱的，这种谋略叫避强击弱、按左挟右。毛泽东采取这一谋略，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达到了“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的奇妙效果。

后来，毛泽东指挥红军不断取得胜利，并在作战过程中不断完善战略战术，形成了以十六字诀为核心的游击战术。他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不了我们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这是“围魏救赵”谋略运用的新创造。其要旨在于，“强而避之”，在强敌进攻“围剿”的情况下，发动群众，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趋利避害，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三、高明的人总能牵着别人的鼻子走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毛泽东再次出色地运用“围魏救赵”之计的又一典范。

1947年6、7月间，解放战争已进行一年有余，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和重点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抓住战机，决定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直插蒋介石统治的心脏，开始战略进攻。

毛泽东决定要把进攻的矛头选在大别山地区，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解放战争打响以后，国民党在南线发动的重点进攻所造成的哑铃形战略态势，重点主要是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如何减轻两个战场对解放军的压力？毛泽东采用的就是“围魏救赵”战术，他决定用这种战术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调到黄河以南。他选择了大别山。因为大别山是国民党战略上最敏感也是最薄弱的地区。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控制中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来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样就能达到缓解陕北和山东战争压力的目的。

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经略中原的战备计划，毛主席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是除由刘伯承、邓小平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突破直趋大别山以外，还由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由陈赓、谢富治率太岳兵团为右后一军，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三军在江（长江）、淮（淮河）、河（黄河）、汉（汉水）之间可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以陕北我军进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山东人民解放军在胶东半岛展开攻势，继续把进攻山东的敌人引向海边，便利前述三军的行动。这样就可牢牢地牵着敌人的鼻子，让他乖乖地按着我们的“设计”行动。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4个纵队突破黄河天险分三路秘密南下，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当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南下逃窜，待刘邓大军神速到达黄泛区，大军顺利地渡过了沙河、洪河，直指大别山的时候，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慌忙调集了3万多人赶到汝河南岸，企图挡住刘邓大军的去路。刘邓大军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同敌军展开了激战。经过几天的急行军，刘邓大军进入到大别山东麓的潢川等地区。经过二十多天的连续行军，刘邓大军粉碎了敌人的前堵后追的梦想，终于到达大别山，胜利地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

挺进大别山的重要目的就是对敌人造成一种牵制，解放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上对我军构成的压力。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牵制了20多个旅的敌人，西部野战军也将胡宗南主力控制在了西北，此时陕南、豫西地区非常空虚，毛泽东决定奇兵出击，杀向豫西山地，创建鄂豫陕根据地。1947年7月19日，毛泽东会见了陈赓，指示陈庚和谢富治率太岳兵团挺进豫西，配合刘邓大军经略中原。并进一步指出，豫西敌人兵力空虚，是个空子，挺进豫西要机动作战，大量歼敌，开辟根据地，这样可以迫使胡宗南军南调，配合陕北我军，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间接地配合刘邓的军事行动。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8月22日陈庚等率部队在垣曲渡过黄河，迅速占领洛宁、新安等地，进逼洛阳城郊，蒋介石慌忙从尾追刘邓大军的部队中抽调整第三师等，加上其他部队，组成第五兵团和陕东兵团，企图打通陇海路，突击太岳兵团。这时，毛泽东又指示陈谢“避开强固设防据、专打守备薄弱据点，并力求运动战，力达机动迅速、广占敌区，多歼敌人的目的”；陈赓部经过三个月的作战，歼敌4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推进鲁西南地区。在菏泽地区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迫使敌人从大别山和山东战场抽兵增援，对刘邓大军和山东战场的人民解放军起了强有力的配合作用。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后，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分别进入大别山，在中原大地形成了呈“品”字形结构，相互配合，使敌军后方变为人民解放军的前进基地。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围魏救赵”之计的成功运用，毛泽东等能够正确地分析战争形势，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巧妙地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敌人搞得天旋地转，阵营混乱。这是中国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部杰作。可见毛泽东运用“围魏救赵”之计已臻炉火纯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