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七年
淮西军变发生在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让我们记住这个年份,因为有很多围绕岳飞和赵构是非曲直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年。
首先,在这一年中,五大护军(韩世忠前护军、岳飞后护军、刘光世左护军、吴玠右护军、张俊中护军)中的左护军刘光世,因为厌倦战争,贪图享乐,被朝廷罢免。朝廷虽然拿下了刘光世,但是对于这支大军的归属,却产生了犹豫。赵构先是准备把刘光世所部王德、郦琼等兵马五万余人交给岳飞来带,但是最终却又反悔了。
反悔的原因很简单:淮西这块地方,几乎是掐着赵构命根子一样的存在。在赵构能够下决心交给可靠的继任者之前,他需要深思熟虑。
宋金的拉锯区域,大体上是沿着秦岭淮河一线进行的,而四川的吴阶相对比较独立,他所在的防区又具备蜀道天然的防守优势,面对金军的攻势,基本上能够自保,所以排除掉吴阶以及吴阶的防区。而战事最为激烈的区域,莫过于东部淮河以南的荆襄和江淮一带。而这块防区上的岳飞、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四个人,又被人称为南宋的“中兴四将”。到了刘光世主动交出兵权之后,岳飞、韩世忠、张俊三个人,又合称“三大将”。
岳飞在绍兴四年,也就是公元1134年,一举收复荆襄六郡(尤其襄阳)。从此坐镇鄂州(湖北武昌)长达七年之久,牢牢控制着这块战略要地。实际上,这块地区,也就是当年关公关二爷大意丢失的荆州地区(东汉十三州里的大荆州)。这块地区的地理位置非同小可(后文详述),北上出襄阳,可以走伊阙进入洛阳,也可以出伏牛山威胁中原,西北还可以走武关进关中,或者顺汉水到达汉中;向南隔长江,控制洞庭湖平原上的岳阳,长沙,西面则可以拒险抵御巴蜀,东出长江则可以顺流到达南宋朝廷腹地江南一带。
荆襄之地(见图1-4),居华夏之中,是西来东往,南下北上的通衢。荆襄地区和北面的南阳盆地摞在一起,恰好就是一个“宝葫芦”形状,而宝葫芦的上半部分南阳盆地,以及下半部分的荆襄地区之间的连接部,就是襄阳。因此“荆”和“襄”之间,荆楚是腹地,而襄阳则是面对北方的锁钥和门户。正因为如此,金庸小说里面郭靖死守襄阳,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的岳飞,如果由鄂州(吴汉)沿长江顺流过鄱阳湖平原边上的九江、安庆之后,第一站就会到达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大片区域,这里就是江淮平原的西部,俗称“淮西”。或许讲淮西太陌生,如果讲“淮右”,则亲切多了。明代的朱元璋发迹之后,动不动就自我标榜,当年自己是“淮右布衣”如何如何。所以朱元璋就是淮西人。
此时此刻,韩世忠和张俊的防区主要在江南,刘光世则主要驻扎在淮西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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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荆襄之地的重要性
淮西这块区域,从地图上看,几乎恰好处于富庶的江南地区的平行线上(见图1-5)。如果没有长江相隔,淮西实际上同江南地区就是同一块地理人口单元。所以,我们都被平面的历史书给骗了。我们在历史书和古代文学中无数次听到的所谓“江东”,或者叫作江南,江左,江表。和“江东”相对应,其实并不是“江西”,而是淮西。从淮西出发一直向东,过了长江就是江东。所以,太平天国时候讲保卫天京(南京),很多时候都是在保卫淮西在长江上的门户安庆。安庆一丢,下游的南京也就岌岌可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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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淮西的地理位置
我们再看一下详细一点的地形图(如图1-6),江南地区,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南山北水的封闭区域,是在长江以南较早开发的面积较大的平原地带。南边,是连绵的低矮小山,比如天目山、会稽山、闽浙丘陵等;北边,则是长江以及太湖等形成的北部水网区域。南京是这片区域的北部桥头堡,而杭州、宁波则居于这片开阔地的最南端。从宁波再往南一则又是群山,二则即便跨过群山,当时的福建开发程度也远远落后,不足以支撑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所以南宋朝廷看起来面积还算可以,但实际上太大的战略纵深无法提供,只有这块几乎半封闭的江南地区可供选择而已。因此,当年我们的“暴走天王”赵构一路狂奔到最后,从宁波往南没法再跑,只能沿着海边走温州或者干脆乘舟出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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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江南地形图
不过,这还不是事实真相的全部。
还有个因素很重要。
北方的黄河,虽然也号称天险,但是黄河天险和长江天险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以我们又被平面的教科书给误导了。
首先,黄河的径流量远远小于长江,单论河面宽度以及水流的湍急程度,黄河根本和长江不是一个量级。在上游的青海甘肃地区,用羊皮筏子就可以泅渡。即便是在水流量较大的下游黄河地区,比如济南,放上几艘船,连成浮桥也就可以顺利渡河了;其次,长江所流经的地区,很多都是崇山峻岭,从长江两岸布阵和安排渡江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而黄河则不同,从中游到下游,黄河两岸大多是平坦的平原。选择在哪里集结,从哪里渡河,相对会有非常大的自由度。
最后,还有最最关键的一点。
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往往会选择在寒冷的冬春季节。而北方的大河无论在夏秋季节如何威武雄壮,到了冬天也会乖乖地冰冻三尺。比如黄河,年年结冰不说,到了冰河解冻的时候,还会发生“凌汛”。在华北尤其是东北地区,冬天的冰封河面,别说是走马匹辎重,就算是过坦克装甲车,也不在话下。正因为这个至关重要的气候因素,游牧民族南下,如果选择在冬季,很多时候黄河不仅成不了天险,反而会变成最大的通途。所以中国古代总在说长江天险,而很少有人提黄河是天险,就是这个道理。也正因如此,游牧民族南下,一路杀到淮河很容易,到了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就会遇到麻烦了。淮河以南,冬天河流是不结冰的。所以,淮西的群山、淮东的水网,就是南方政权克敌制胜的天然法宝。
不过,淮东这块地方,如今很没有存在感。
说淮东大家也比较陌生,因为历史上这块地方被称为“淮左”的时间更长些。这个地段的淮河靠南,长江又靠北,原本就是在地理上战略纵深不大的一块狭窄区域。然而,南宋之前的淮东发展水平还是很高的,当年淮东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扬州,在隋炀帝时代大红大紫。隋炀帝专门为扬州(江都)修建了大运河,并且最后也驾崩在扬州这个地方。大运河的修建,反过来又更加促进了扬州的发展。扬州东西方向有长江漕运
,南北方向有隋朝大运河漕运,这就相当于在冷兵器时代有两条高速公路在扬州交会,是一个江淮版本的“天下之中”的概念。来自江南地区“鱼米之乡”的各种生活用品,再加上扬州本地出产的海盐等,源源不断地被商人们从南方转运到北方。催生了扬州无数个盐商巨富,巩固了扬州的黄金城市地位。
尤其是对于南京来讲,扬州就是南京在北方的命门,如果从西部进攻南京,先夺安庆、马鞍山;如果从北部进攻南京,则先夺扬州、镇江。正因为扬州的重要地理位置,金人在历次南侵过程中(包括后来的蒙古和满清),对于扬州的征服是非常残酷的。比如南宋辛弃疾,在他著名的词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就曾专门提到:“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而同时期另外一个词人姜夔(kuí)对宋金战争的记述则更加直接——“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宋·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
所以,淮东的衰落,恰好始于宋金战争。
当年靖康之变的高潮期,两宋之际的宰相杜充,下令掘开了黄河口,用来抵御金兵南下,于是从大名府往下游几百里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黄泛区”。而到了公元1194年,也就是南宋宋光宗年间,黄河改道,夺淮入海,淮东地区更是变成黄河泥沙堆填的最理想的滩涂之地了。在此后的很多年中,常年的黄河(淮河)下游水患,动不动就波及此地。水患的增加以及战争的频繁带来了人口的大量减少,同时运河南北淤塞导致了经济活力下降。而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连同全国驰名的“淮盐”,也因为各种因素的交错作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在南宋之后,淮东这块地方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一直到今天为止,淮东地区都没有响当当的区域大城市存在。(见图1-7)
后来的历史中,无论单独提“淮左”或者“淮东”的名字都比较少见了,反倒是经常有“淮扬”的说法,比如“淮扬剧”,或者“淮扬菜”。尤其淮扬菜,不仅位列中国四大菜系,更是今天外交国宴上的代表菜系。所谓“淮扬”,也就是以长江下游在江苏这段水域的北岸淮东和南岸江南的并称。
所以,即便是淮西淮东相提并论的话,淮西这块人口地理单元的战略意义,对于南宋政权来说依然是防守中的重中之重。
如果金军长期占有淮西这块地方,则随时都可以对南宋的江南腹地发起攻击。即便是这块土地不落在金国手上,如果落入一个心怀异志的军头手上,那么赵构的南宋小朝廷也会芒刺在背。所以,赵构犹豫是否将淮西军交给岳飞的问题,实质就是对岳飞的信任问题。根源不在于刘光世部队的兵力太多,或者战斗力太强,根源就在于淮西地区太过生死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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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从两宋至清的黄河改道图
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由于朝廷在划归这支部队给岳飞的问题上的摇摆不定和出尔反尔,最终导致了岳飞找借口离开一线到了后方的庐山,为逝去的母亲守孝去了。在朝廷的力劝之下,最终岳飞才回到了之前的原工作岗位。
但是,淮西部队并没有被军政明星岳飞接管。后来,朝廷提拔了郦琼原来的同事王德,由他来接替刘光世的位置。这件事情让郦琼很不服气,最终,郦琼率四万多士兵,并且裹挟了十万多淮西百姓一起叛变投敌。在淮西主力部队投敌之后,淮西这块大宋政府苦心经营的战略缓冲区,终于变成了真空。
淮西军变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这件事情之后,赵构对驻守在边境的武将更加无法给予充分的信任,转而开始逐步进行兵权收归枢密院和兵部的步伐。就北伐而言,在赵构心目中,用有能力有个性的军头北伐金人,就相当于训练了一群狼去咬一只老虎。在群狼能够咬到老虎的情况下,他想利用群狼与老虎进行周旋,以便自己从中获利。但群狼可以咬伤老虎但不能咬死老虎,因为如果无法完全掌控群狼的动向,则狼在咬死老虎之后,完全有可能反戈一击,回过头来咬自己。貌似强大的老虎虽然看起来很凶,但距离自己更近的其实是群狼。实际上通过“苗刘兵变”“淮西军变”和前些年已经有了僭越称帝实践的伪齐刘豫和伪楚张邦昌来看,虎在明处,狼在暗处。狼对自己的攻击更加隐蔽,而潜在威胁也更大一些。
所以,绍兴七年是一个转折年。从这一年开始,赵构坚定了自己以拖待变、以打促和的总战略方针,也就是说,打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打也只是点到为止,他不敢放手让当年的“屯驻大军”去光复中原,直捣黄龙。因为如果放任地方军头去北伐,那么打下来的江山还不一定是谁的,就像淮西军变的结果一样。更何况,赵构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宋金交兵的上百年间,大宋朝廷很多精兵良将纷纷投靠金国,比如此时此刻淮西军中的郦琼,又比如若干年后,四川抗金名将吴璘的孙子吴曦。这些平日里看起来忠义为先,胸脯拍得山响的军人们,到了电光石火的时刻,还不是整建制率部投金。这让南宋朝廷猝不及防,狼狈不堪。因此从绍兴七年开始,在向金人求和这件事情上,赵构是铁了心了。
其次,岳飞的出走庐山事件以及敦促赵构立储事件,让赵构对岳飞的印象差到了极点。赵构和岳飞之间的矛盾,到了绍兴七年之后,基本上就已经成为一件不可调和的事情,赵构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借口爆发而已。
前面一段,我们基本上是站在赵构的角度来看待当时的时局的。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站在岳飞的角度来理解发生的一切。
首先要讲清楚一点,岳飞的忠孝是始终如一的。
当年北宋同辽国对峙的时候,岳飞曾经从军抗辽(“宣和四年,真定宣抚刘韐(gé)募敢战士,飞应募”《宋史·列传·卷一百二十四》);后来靖康之变,连年的宋金战争,岳飞又是保宋抗金。从抗辽到抗金,岳飞的从军职业规划从来没有改变。
再来看绍兴七年发生的岳飞出走庐山,葬母守孝的问题。这件事情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发生,早在公元1122年,也就是宋徽宗时代,当时在军中抗辽的岳飞,就曾经因为要为刚刚死去的父亲守孝,而从军中辞职。守孝满三年,才又在1124年重新投身军旅生涯的。我们不要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待古人,古人对于“丁忧”
这件事情看得很重很重。守孝三年,对于很多官场上的公务员来说,是难以取消的一项道德必修课。尤其在理学甚嚣尘上的宋明时期,以道德伦理来影响、约束百姓生活甚至国家政治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比如明代嘉靖皇帝,就仅仅是为了给自己父亲争一个名分,闹出了一个“大礼议”的政治风波;又比如明代的张居正,因为坚持工作拒绝“丁忧”,而搞得满朝沸沸扬扬,甚至万历皇帝都要出来为他解释和力保。对于张居正这种坚持在工作岗位上而不回家守孝的行为,古代称之为“夺情”。“夺情”这个词本身,也在隐喻,这是不合情理的一件事情。
第二点我们要强调的,职场上的岳飞,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岳飞前后有几任业务上的领导,早期有宗泽这样的名帅,后期有张浚(注意,是浚,不是俊)这样的抗金宰相。而在具体业务问题上,岳飞甚至曾经同这两个主战派的朝廷大员,都发生过一些争执。
在岳飞抗金的早期,曾经奉宗泽的命令,同太行山地区的八字军领袖王彦一起开展工作,岳飞因为和王彦的工作配合问题,负气离开一线,回到宗泽身边。但宽厚的宗泽作为部门领导,是一个爱才的人,最终他原谅了岳飞的年轻气盛;又比如和张浚的争执,则是因为岳飞反击金军,出击中原的具体业务执行问题。两个人红脸的事情,在南宋的很多史料里面,都有所记载。要知道,当时张浚的身份是当朝宰相,在身份和级别上本身就要高于岳飞。而岳飞并没有因为这一层关系,就在业务问题上轻易松动自己的立场。
第三点我们需要说明的,岳飞的业务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四川的吴阶之外,岳飞在中兴四将中的功劳是首屈一指的。韩世忠打了个黄天荡,差点活捉金兀术,但是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战役中,岳飞光复了建康府(南京),只是这件事情少有人大鸣大放而已。收复建康的意义不在于战斗本身,而是在于建康府对于抗金全局的意义(后文详谈南京的问题)。岳飞在绍兴四年到绍兴十一年,收复并苦心经营了荆襄地区,使得南宋政权夯实了江汉平原这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并使南宋的版图大大扩张。正是因为岳飞收回南京以及经营荆襄地区这两件事情的存在,南方地区政权的两个拳头——东边的南京和西边的襄阳,才得以产生合力。南京和襄阳,分别成为出击江淮与中原的军事桥头堡(后文会用到数学建模的方式,详细讲解这两个区域对于南方政权的重要战略价值)。此外,在历次中原大战中,岳飞的军队表现优异,打出了军威国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军纪——“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这在当时的乱世之交,尤其弥足珍贵。
很多人用反传统的历史观点来解读这一时期的岳飞,说岳飞的北伐严重消耗了国库,是罔顾经济账的一场无知的豪赌。持这个观点的人,让人感到这些人是纯粹为了反对而反对。利用大家不熟悉的领域,进行浑水摸鱼的工作。很多人喜欢到故纸堆里翻书,用纯文字技术进行考据和推理,所以基于这个立场,他们往往也会恶意地揣测古人。但是显然,这事对岳飞是不成立的,岳飞是一个军事实战出身的职业军人。十九岁从军的岳飞,从少年时代就在军事一线摸爬滚打,后来又长期在一线担任军事指挥官的职责。很多人认为岳飞就是个只会打仗的武夫,说这些话的人,往往是真正不懂军事,也不懂经济的酸腐文人。
这里,我们不引用数字,也不陷入读书人设置的文字游戏和逻辑陷阱中去,我们仅从常识判断。
战争有三大要素——人、武器、后勤。而三要素中间,后勤又是重中之重的东西。比如当年的卫青霍去病,远征大漠,他就只管带兵,而不管骡马能不能够运粮到前线吗?去大漠吃土吗?比如近代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他们事先不考虑后勤,进大别山喝西北风去?为了远征岭南,秦始皇不惜代价开凿了灵渠;更不用说,隋炀帝为了远征高句丽,陆路十万民夫运粮,水路工匠造船三百,最后把隋帝国直接搞崩盘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打仗就是在打后勤,尤其是冷兵器时代。单纯的兵法斗阵水平之高或者战略战术之英明,并不能有效解决军队吃喝拉撒睡等最基本的问题。后勤跟不上,也不用谈什么盔明甲亮,什么马挂銮铃,那只是评书演义或者小说家言而已。历朝历代的农民军,大多都是打仗砍人一时爽,穷途末路变流寇。奥秘就是俩字——后勤。
一句话,打仗不是耍帅,因为战端一起,首先就是比拼背后的综合硬实力。
也即是说,一个能够百战百胜的将领,说他不懂经济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合格的古代将领,天天盘算自己手里有多少兵可以用,养活这些兵需要多少粮食,维持这支部队需要多少军费开支,这是基本功也是必修课;就算是一个不合格的将领,也会盘算着如何吃空饷,骗朝廷的兵马钱粮。这还不算,古代大量的儒将带兵的情况,很多人出身就是搞经济的(后几本书里还会讲到司马懿,以及经济决定战争走向)。而一个出色的战场指挥官,懂兵法布阵,懂天文地理,更要懂钱粮度支,否则根本就做不到成竹在胸。
更何况,当年的大宋朝廷鼓励军队经商,各个战区的军头们,有一个是一个,都是赚钱的高手。以商养战,在经济繁荣的宋帝国本身就是一件蔚然成风的事情。退一万步讲,从靖康之变一直到岳飞被冤杀的绍兴十一年,长达十五年时间。期间,宋高宗已经有无数的文臣武将加入辅佐,从最开始无政府状态的一穷二白,一直到在南方站稳脚跟。南宋朝廷无论经济、军事都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当初大子儿没有一个,朝廷只知道逃跑的时候能够抗金,到了要雨得雨、要风得风的时候,怎么可能反而没有钱来抗金了?
养活几万军队,总比年年交岁币强吧?
说到底,岳飞就好像职场上的一个销售业务骨干,而赵构就相当于是经营大宋这家刚刚破产重组之后的新公司的董事长。岳飞和赵构的问题,实质是一个有能力、有个性且心直口快的业务骨干,同公司董事长的市场经营,存在严重的理念与战略冲突的问题。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职场上,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立场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去指责任何一方,而只能说现实让人非常遗憾。极其悲情的一点是,岳飞这种人,在这样的职场氛围中纵然过得并不开心,但是他忠于国家,坚守儒家操守,所以他无论受了多大的委屈,他也没有像郦琼和吴曦那样跳槽到金国。
这是一件说起来让人无限伤感的事情。
绍兴十一年,赵构借秦桧等人之手除掉岳飞,在他自己看来,并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效法前辈宋太祖赵匡胤,搞了一次沾了人血的“杯酒释兵权”而已。此事之前和之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几个当年的“屯驻大军”的军头们,都先后交出了兵权。从而在军事上,由当年暂时的“战时共产主义”,平滑地过渡到了大宋最为常见的“枢密院+兵部”二元军制上来。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岳飞不幸成为了政治牺牲品。一石二鸟的地方在于,岳飞的“人血馒头”,换来了更多的“主和派”们同金人谈判的筹码。因为我们知道,赵构心里并没有什么幽云十六州,求和才是他的基本国策。
曾经建言赵构早立太子的岳飞死了,赵构不服归不服,然而男人行还是不行,是需要用事实说话的,而不是靠一张嘴死撑,或者杀几个人泄泄愤就能解决问题。又过了二十多年,到公元1162年,时年五十五岁的宋高宗赵构,彻底放弃了自己求子的渺茫希望,立岳飞当年曾经力挺过的赵伯琮为皇太子,改名赵昚(shèn)。同年,赵昚登基,奉赵构为太上皇,赵昚就是宋孝宗。
这样,经过了将近两百年的风云变幻,赵光义一支的皇位,终于又回到了赵匡胤后人手中。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多年后,宋孝宗赵昚的孙子宋宁宗赵扩也没有子嗣。最后,赵扩经过慎重考虑,效法宋高宗赵构,从宗室子弟中寻找继承人进行培养。然而阴差阳错的是,宁宗病危期间,宰相史弥远为了便于弄权,趋利而避害,矫诏并拥立了宗室远亲赵昀(yún)作为宋宁宗的接班人,而赵昀则是赵德昭(当年赵匡胤的长子)的九世孙。从宋理宗赵昀开始,一直到南宋灭亡,一共五位皇帝,都是出自赵德昭一系。换句话讲,南宋的皇位,不仅轮转到了赵匡胤后人手中,而且其中既有赵德昭子孙,也有赵德芳子孙。当年“烛影斧声”之前,赵匡胤的两个也许本该荣登大宝的短命儿子,分别由自己的后人们来得享国祚。
大宋王朝,共享国祚319年,中间历经了十八个皇帝。北宋和南宋,各有九个皇帝。北宋的皇帝中,除了赵匡胤,其余八个都是赵光义后人;南宋的皇帝,除了赵构是赵光义一系,其余八个都是赵匡胤后人。
整个大宋王朝,终于完成了烛影斧声以来的、历经三百年的轮回。
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变,算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在这个悲剧的背景下,后世几百年,冥冥之中演绎着一段段苍凉的历史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