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阔台的心结
契丹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游牧民族,契丹人在公元907年建立了辽朝,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然而在公元1125年,辽被同样是马上民族的金所灭。
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取代了辽朝的历史地位,它也创造了不朽的功勋。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金军打到了秦岭和淮河一线,和南宋陷入长期的对峙之中,并雄踞北方。
然而,100年以后,蒙古的成吉思汗称霸草原,虎视北方,成为了金朝巨大的威胁。
公元1227年,靖康之变之后的第一百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去世。三年前,他刚刚结束了第一次蒙古西征,蒙古铁骑的兵锋已经到达了中亚里海和南亚印度河流域。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疆域空前辽阔的军事化蒙古汗国。此外,成吉思汗还留下了许多继承自己战斗基因的子孙,他们将沿着成吉思汗生前制定的战略,推进对于更多周边政权的军事征服。
成吉思汗嫡出的儿子有四个——长子术赤(当时已经去世),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这四个人各有特点,所以,成吉思汗生前,曾经在继承人问题上反复考虑。长子术赤,虽然性格敦厚、老成持重,但因为长期被怀疑不是成吉思汗亲生,早早淡出了接班人的阵容;次子察合台雷厉风行,但性格暴躁,他也不是汗位的合适人选;三子窝阔台善于权谋、性格稳重,是成吉思汗经过权衡,定下来的法定继承人;而四子拖雷,能征善战、做事干练,是成吉思汗生前最喜欢的儿子。此外,按照蒙古人“幼子守灶” 的传统,拖雷后来继承了成吉思汗大部分的领地、军队和牛羊。这四个儿子,成为成吉思汗死后,蒙古汗国的四个主要政治派系。
老三窝阔台虽然被成吉思汗指定为继承人,但当时的窝阔台,还需要通过库里勒台大会的正式法定程序,才可以正式即位。所谓库里勒台大会,相当于当时蒙古人的一种民主代表大会制度,只有当蒙古人掌权的各派势力都在场的情况下,经过共同决议,窝阔台才可以合理又合法地登上蒙古大汗的宝座。然而,成吉思汗死后,库里勒台大会一直都没有组织成功,这里面除了有征战中的诸位王子王孙们无暇出席之外,不可忽视的就是政治因素。老大术赤生前和老四拖雷关系很好,这种关系又从上一代延续到了下一代。后来术赤的继承人——他的次子拔都,同术赤一样支持拖雷以及拖雷后代的“拖雷系”。老三窝阔台的即位,则是术赤家族不想看到的。所以对于术赤家族来讲,慢慢磨洋工,库里勒台大会能拖一天是一天;而老二察合台,因为素来和术赤脾气相冲,所以坚定地同窝阔台站在了一起,希望窝阔台能够早日即位。在等待库里勒台大会召开的那段日子里,拖雷作为“幼子守灶”的唯一人选,代替死去的成吉思汗监国。
拖雷这一监国,就监了两年多。
在这两年多中间,窝阔台和拖雷两兄弟心中的心结,不断地生长和发酵。
公元1229年秋天,克鲁伦河畔(如图2-1,发源于蒙古国肯特山,向东流入内蒙古呼伦湖),在蒙古各方政治势力的博弈之下,库里勒台大会终于顺利召开了。这个时候,术赤已经去世,而术赤家族的拔都年纪尚轻,战场上也还没有树立起绝对的威望。所以,这次大会上,发言权重最高的,依然是老一辈的三兄弟,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在大会开始后的四十多天里,各利益方进行了非常艰苦的讨论与争执。最后,在察合台的力挺,以及拖雷的让步下,窝阔台终于顺利继承了蒙古大汗的位置。
客观地评价,如果单纯作为一位政治领导人来讲,窝阔台之后的表现是基本合格的。尤其是他重用耶律楚材,让窝阔台在广大汉地占领区,为蒙古人赢得了不少的民心。
耶律楚材,汉化的契丹人,祖上是辽国贵族。耶律楚材在窝阔台时期的一些为政举措,直接影响到了后世元朝在汉人故地的统治策略。耶律楚材执政期间,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战乱时期草原游牧文明对于汉地儒家文明的负面冲击。耶律楚材在他近三十年的为政生涯中,抢救儒家经典、传播儒家思想、保护儒家人才,同时修缮了孔庙,提醒蒙古统治者善待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此外,他还不遗余力地推进蒙古上层统治者和贵族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历朝历代,不管世事艰辛、战乱频仍,正是有了耶律楚材这样的人,我们的文化才能够生生不息地流传到今天。
图2-1 克鲁伦河
耶律楚材也为窝阔台登上汗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比如,耶律楚材创造性地将汉人皇帝的加冕仪式,运用到了库里勒台大会上。当时以察合台、拖雷为首的所有蒙古贵族,集体向新任蒙古大汗窝阔台行跪拜礼。用这种跪拜的外在形式,彻底改变了之前蒙古部落自然形成的相对平等和原始的加冕仪式,这也是蒙古人用汉制改变蒙古传统政权形式的开端。
从监国位置上退下来的拖雷,在窝阔台继承汗位之后,表现出了对窝阔台的完全效忠,甘于做窝阔台的左膀右臂。然而,窝阔台却并没有像拖雷这样释然,在他心目中,拖雷始终还是那个最得成吉思汗欣赏的小儿子,也是自己大汗宝座最大的威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窝阔台都没有放拖雷回到自己的领地,而是放在自己的身边听用。与之相对的是察合台,察合台早早就回到了自己的封地(察合台汗国,今天的新疆、中亚一带),做了一个天高皇帝远的逍遥大汗。当然,当时的窝阔台也没有找到太好的借口来对拖雷进行政治迫害。
直到有一天,窝阔台准备继承成吉思汗的遗志,彻底灭掉金国。
其实早在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蒙古人就十几年如一日不断侵蚀着金国的边防线。到成吉思汗去世时为止,蒙金战争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六年之久。在初生的蒙古与老迈的金国之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军事上的差距被成倍地放大。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老话题。
如果单从军事角度而言,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优势显而易见。
第一,农耕民族在明,游牧民族在暗。
如果仅仅看土地面积的话,游牧民族的疆域往往都大得惊人。然而实际情况是,来自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的水土往往无法养育更多的人口,单位面积土地的利用率有限。而同等面积的农耕民族区域,往往会足以养育十倍,乃至于百倍于游牧地区的人口。所以,游牧民族往往“逐水草而居”,而无法形成长期性的定居点;农耕民族则恰好相反,由于男耕女织,种桑养蚕,从而形成了大小不等的聚居村落,村落的基础上又有城镇,城镇的基础上形成带有城郭的巨大城市。
所以,游牧民族清楚地知道农耕民族的坐标在哪里,他们进攻是有方向的。农耕民族在城市与村落所积攒的海量财富,对于游牧民族又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诱惑着一代又一代游牧民族不惜铤而走险迈向战争的边缘。
农耕民族则恰恰相反,不想打仗的时候敌人来了,想反击的时候又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好不容易探听到敌人的行踪了,远征大漠舟车劳顿,到了集结地又发现敌人跑了(比如,“马邑之战”)。而像以前提到的,李陵偏师远征遇到匈奴主力的情况,只能说是偶然。匈奴人在情报渠道畅通的情况下,主力也不会轻易就暴露在汉军将士跟前。也就是说,当农耕民族奋起反抗,磨刀霍霍准备战略决战的时候,往往因为找不到游牧民族的主力而计划落空。
第二,农耕民族善守,游牧民族善攻。
适合人类长期生存的区域,只要能够开垦出耕地,具备水源、光照与温度等基本条件,这些区域往往被农耕民族一点点占领,即便无法直接占领,也可以用成千上百年的时间“切香肠”,慢慢地变成农耕区。于是,留给游牧民族的区域,就只剩下了自然条件恶劣的苦寒之地。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民族,先天性格中带有很强的对自然的适应性。也就是说,论单兵作战能力,游牧民族往往高于农耕民族,尤其是骑兵。
对于骑兵来讲,最适合的作战方式就是野战和运动战。农耕民族如果在坚固的城郭中待着还好,如果出城进行硬碰硬的兵阵对冲,这个胜负就非常难说了。更不用说,农耕民族往往更加擅长的是步兵,而不是骑兵。
在生活习惯上,游牧民族往往在迁徙的时候能够拖家带口,老弱妇孺都可以在马背上生活,跟着大部队一起进行军事迂回。所以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其在机动性上的巨大优势。而农耕文明的生活特点,决定了农耕民族很难做到举家迁徙。所谓“安土重迁”和“故土难离”,都是留恋农村庄园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因此一旦边境有事,农耕民族的男人们,往往需要“万里赴戎机”,留在家里的就是女人和孩子。这样的战争形态,也就决定了农耕文明必须做好自己的防守。古代不仅仅是大城市有城有郭,即便是小的村落,很多也都有“墙围子”,以及村民自发形成的团练组织。这种村落防御的最高形式,就是福建的“土楼”。
农耕文明当然也可以选择主动进攻,但后勤就是个大问题。
农耕民族的军人们杀进游牧文明区,往往被千里运粮的窘迫所困,一次两次扑空之后,只能被迫撤军;而一旦游牧民族骑兵南下,杀进农耕文明区,他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处处劫掠,处处补给。打到哪里就驻扎在哪里,根本不用考虑后勤的问题。尤其是千里沃野的黄淮海平原,在历史记载中,经常有北方草原骑兵在战斗间隙,跑到庄稼地里放牧喂马的记录。
第三,农耕民族有套路,游牧民族无约束。
很多时候,农耕民族经过千年的教化,往往会在一些最基本的军事问题上发生观念与道德上的自我拷问。军事的实质就是丛林法则,目的就是要让敌人屈服,虽然战争已经脱离了最低级的黑社会斗殴的性质,但万变不离其宗。一场战争落实到了每一个具体的冲锋,每一次鲜活的打斗,就是你死我活。
然而,受到文明教化的农耕民族,往往会被很多问题所牵绊。选择战还是和,选择前进还是撤退,选择气节还是妥协。此外,还有大量所谓军事常识做理论基础,比如“击鼓鸣金”“杀降不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等等。其实,这些问题在游牧民族看来尤其觉得滑稽,特别是早期崛起中的游牧政权。
草原或者渔猎文明来源于部落文明,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打斗往往具备很强的原始属性。套路在这里是吃不开的,你打我一拳,我就要还你两拳;你杀我一个,我杀你一窝。如果两个部落械斗,要么我赢了,杀你全部落;要么我输了,被团灭。这是一件愿赌服输,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什么残忍不残忍,血腥不血腥的问题,因为这是丛林法则。正因为如此,几千年以来,北方的草原文明和渔猎文明,名号换了一批又一批,种族被团灭了一个又一个。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的胜出者,一旦杀出草原,他们的嗜血与杀戮属性,在初期是温文尔雅的农耕民族所无法承受的。屠城只是起步价,灭族也只是考虑人口可利用价值情况下的一个备用选项。战争的形式也不会受道德或伦理的约束。用利刃在后,逼迫异族军人做攻坚的炮灰,驱使异族军人再去攻打别的异族,让敌人双双团灭,也是游牧民族对外征服中的常用手段。
如上,主要讲游牧民族在军事上的优势,当然也有劣势。
游牧民族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一般不敢和农耕民族进行战略决战,尤其是面对坚城利炮的大城市。所以,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文明区边缘城镇的劫掠,经常成为发展初期的一种常态,缺吃少穿,或者缺人畜马匹了,就来掠夺,抢了就跑,而不会长期占领农耕民族的城市。比如几百年之后的后金,皇太极就经常派人毁掉长城边墙入关,抓住明军不敢出城野战的心理。绕开明帝国的心脏北京,而把北京周边的无数的小城市和小村庄搞的十室九空、赤地千里。最后打劫结束,就进行“三光政策”,劫掠大量金银布帛,以及人口、牲畜入关北归后金。
此外,相比游牧民族的刚猛,农耕民族具备较高的文化信仰、人口储备以及政治经济自我修复能力,因此具备更大更深远的战争潜力。即便是在初期遭遇战争失败,只要给农耕文明足够的时间休整,来做好战争的动员工作,往往反击的能量也非常大。前文讲到长达几十年的宋金战争,虽然帝国在初期被女真人揍得狼狈不堪。但靖康之变之后,北方的太行山区、河北地区遍地烽火,南方的南宋朝廷赢得喘息机会后,不断调兵遣将。最终,南北双方僵持在了秦岭淮河一线,谁也无法前进一步。
总而言之,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军事对抗,实质上是一场非对称战争。像这样的战争模式是由客观条件的差异决定的,而和尚武精神高低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更不是“某图腾”所杜撰的——农耕民族性格软弱使然。游牧和农耕,双方一旦开打,战争初期走向总是有利于游牧民族,这个时间大概会持续几十年。而战争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威武雄壮的汉子们,套马才是主业,谁也不能天天靠砍人为生。别人不嫌你膈应人,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埋汰。人类总是天生向往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衣冠华夏、峨冠博带、物质丰富、精神富足。而一旦游牧民族下决心安定下来,就必然放弃原来游牧民族生活方式,也就必然出现军事实力上的渐变。
游牧民族在蓬勃发展期,对于农耕文明的进攻,就如同一只撒着欢儿的公牛闯进了瓷器店。他来得快、走得也快。你跟他动手,就要损坏自己的瓷器,不动手,则会眼睁睁看着他毁掉整个店铺。女真人早期灭辽灭北宋,就像是一只年轻的公牛,脸上挂着半斤荷尔蒙,肆意地发泄着自己旺盛的精力。然而即便是公牛,也不可能天天靠荷尔蒙活着。如今时过境迁,当年的公牛变成了瓷器店掌柜,坐拥北方偌大个瓷器店。面对初生的蒙古汗国,投鼠忌器的金国人再也没有了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与张力。
在长达十几年的连续拉锯中,蒙古人根本没有给女真人喘息的机会。西起关中平原,跨越幽云十六州,东边一直到辽东,蒙古人在三个方向上挤压女真人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幽云十六州方向上,居庸关、太行八陉的紫荆关,处处都是蒙金交手的热点地区。在蒙古人长达七十多年的亚欧大陆对外征战中,就作战意志而言,女真人仅次于后来南方的宋帝国。女真人的狠劲上来,甚至一度采用了熔铁水浇门和遍洒铁蒺藜的方式,彻底封死居庸关。然而,凡此种种,也终究扛不住正处于上升期、如日中天的蒙古骑兵。
公元1214年,在蒙古人的连年打击之下,金宣宗完颜珣(xún)被迫将首都从中都(北京)迁到南京(河南开封)。
最开始的蒙古人,每到一地就屠城,留个空城就北归。就这样一年一年,耗光了金国人的家底。一直到最后,金国人根本没有办法守住靠反扑夺回来的一座座空城。而且,受压迫而奋起反抗的汉人起义队伍,也力量有限,最后只能眼看着蒙古人一天天羽翼丰满,最终强大到可以派出有效的行政团队管理占领区,在常年战乱的中国北方站稳脚跟。
到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时为止,金国人的防线已经大大后撤,金帝国的疆域也大大缩水。国境线的最西边从萧关退到了潼关,而北边则从幽云十六州退到了黄河一线,关中、河东、河北、辽西、辽东则全部成为蒙古人的势力范围。而南方,则还是秦岭淮河一线,宋帝国始终寸土不让,在前排围观中。
实际上,女真人这个瓷器店大掌柜,他拥有的瓷器店已经被别人占了一半。
公元1231年,窝阔台策划分三路攻击金国。
东路,由皇叔斡陈那颜率领,出山东济南,主要作用是牵制金军主力,负责围城打援和抄后路的工作;中路,由窝阔台本人亲自率领,绕开潼关,由河内地区渡黄河,从正面进攻金国首都汴梁;西路最为凶险,由拖雷率领。出凤翔(今陕西凤翔),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南,川陕门户)。绕道大宋疆土汉中,过天险饶凤关(今陕西石泉西),在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北渡汉水,进兵河南腹地,从侧后方威逼东京汴梁。
实际上,早在成吉思汗死前,这个三路攻金的计划就已经出炉了。只是这个计划实施起来的难度太大,成吉思汗死后三年都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不过在一次御前军事会议上,讨论伐金最后一战。拖雷终于按捺不住,把这个计划说出来了。当拖雷的发言结束之后,窝阔台马上反应道:“昔太祖尝有志此举,今拖雷能言之,真赛因也。” 窝阔台的反应,让人感觉他实在是等这句话等了好久了,而且窝阔台确实也不含糊,大家都知道,这个计划的西路是最难实现,但既然拖雷你自己说出来了,那你行你上吧。
这个计划初看起来问题不大,但仔细分析一下,东路基本上是负责打酱油的偏师;窝阔台从中路出击,从关中走河内再到河南,这条路是“崤函通道”在黄河北面的坦途大路,如果说困难,也就是南渡黄河会是一道坎而已。
我们再来仔细看看拖雷部队的预定行军路线,如图2-2。
首先,从地缘上讲,从蒙古境内到大宋境内,从大宋借道再进入金国。宋军究竟是放行还是阻击,如果阻击,那阻击的程度多高,这些都是未知。其次,从气候上讲,这一路上有温带,有亚热带,有高山气候也有盆地气候。拖雷的部队要带够衣物,还要及时更换。最后,从地形上讲,拖雷要从关中平原,跨越秦岭,进入汉中,又从汉中盆地,翻过大巴山进入安康,然后走汉江水路到十堰,从十堰再过汉江进入南阳盆地,从南阳盆地出伏牛山进入中原……
图2-2 拖雷进攻路线图
大迂回深入敌后这种战略部署,其在军事上的突然性,我们毫不怀疑。然而,蒙古部队的强项在于骑兵闪电作战,并不擅长翻山越岭、跋山涉水。退一步讲,即便这些士兵以汉人士兵为主,丢弃了大量马匹辎重。拖雷的四万大军,在大迂回中的后勤补给问题也很头痛。即便是漫长而曲折的后勤补给线不被切断,顺利到达大平原地区之后的拖雷部队,十有八九也是一支疲惫之师。这样的部队,仓促之间万一遇到金国以逸待劳的伏兵,将又是一场典型的平原伏击战。
这次大进军,我们怎么看都像是窝阔台刻意为之。
无论拖雷成败,最后的赢家都是窝阔台。胜了,则直接将金国釜底抽薪,腹背受敌的金国也活不了几天了;败了,则拖雷不仅威风扫地,甚至可能命丧沙场,窝阔台在政治上,也就少了一个最强大的潜在对手。这就相当于,兄弟两人围着一锅滚烫的王八汤,两个人都想吃王八,但是苦于汤太热,短时间内喝不到嘴里;想吃肉,又没有合适的工具到锅里捞王八。于是,窝阔台开始忽悠拖雷赤手空拳捞王八。捞上来,兄弟俩就一起分享;如果捞不上来,拖雷的胳膊,保不齐也会被滚烫的汤汁烫“秃噜皮”。
南宋一方,实际上也已经察觉了蒙古部队的异动。打金国怎么打都可以,但是借我道打金国却不行,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而且拖雷派出的使者与大宋商量借道,也被南宋方面严词拒绝了。谈判不成,拖雷只能硬着头皮强行借道。但让人非常遗憾的是,南宋四川守军对情报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偏差,始终也没有完全掌握拖雷轻骑兵的计划行军线路,整个过程中一直在被拖雷控制节奏。所以跟拖雷遭遇的,都是一些非主力宋军。几次遭遇战之后,拖雷就迅速甩开了宋军的追赶,沿汉水顺流东出南阳盆地。
再说中路的窝阔台。三哥的路虽然好走,却走得不紧不慢。不是因为窝阔台的部队腿脚不好行动不便,而是他的部队开拔之后,索性在潼关脚下原地待命休息了四个月。一直到探马来报,拖雷的部队已经穿插到了南阳盆地。金国人的部队精锐,全部南下会战拖雷的时候,窝阔台的人马,才开始急匆匆赶往开封,参与最后的大会师。
下山摘桃子的时刻,终于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