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计
借刀杀人：制造、利用矛盾并从中渔利

本计的原文是：“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意思是说敌方的情况已经明确，而盟友的态度却一时尚未确定，这时应设法诱使盟友去攻打敌人，而无须自己出力。本计的主要特点是：自己不出面，挑拨或利用矛盾，借敌人的力量，削弱或消灭敌对势力。毛泽东的“借刀杀人”高明之计，利用敌人的力量去攻击敌人，亦即巧妙地利用敌方内部的矛盾以及敌方与盟友的矛盾进行离间，逼使对方从内部崩溃，而不动一兵一卒坐收渔利，可见他的运计之妙。

一、借力使力不费力

“借刀杀人”这一计借的是“刀”，这“刀”在斗争中，可以引申为一个过程，一种场合，或是一种手段。下面的这个故事足以说明毛泽东使用“借刀杀人”之计的微妙之处。

1936年9月8日，毛泽东致信朱绍良，信中引证《战国策·燕策二》中的话。借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劝国民党军政要员“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毛泽东书信集》，第58页）

毛泽东的话告诫国民党人，应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抗击共同的敌人，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是指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军事统一战线是这个总的统一战线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曾说过：“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3页）分化敌军，争取友军的工作是军事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与整个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相一致，军事统一战线既要强调联合的原则，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又要对统一战线中具有反共倾向的顽固派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之初，就开始注意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士兵的工作。在1928年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和1929年《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等文件中，中共中央就强调了做好兵运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秘密的党组织和群众性组织，在兵变条件成熟时组织起义。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率领下发动了宁都起义。这次起义是共产党多年兵运工作的重要成果，著名的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都曾在二十六路军中做过工作。起义军被及时改编为红五军团，壮大了红军队伍，对粉碎国民党“围剿”起了重大作用。这是我们党在早期军事统一战线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但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权长期为“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所把持，他们在军事统一战线中也贯彻了一条“左”倾的关门主义路线，即只要求敌军起义，不争取同盟军，把所谓“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最典型的事例是，拒绝与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举起“抗日反蒋”旗帜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合作。1933年11月，正在前线参与“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等联合一批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了“抗日反蒋”的口号，并要求与红军合作，从事反蒋斗争。可是，中共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无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错误地认为从国民党内分化出来的爱国将领的行动是“欺骗人民”，“以此来维持整个国民党的统治”；（《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说他们的“狡猾并不亚于蒋介石”，并据此提出了“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与一切国民党的派别”的口号。（《与十九路军士兵谈话记录》，载《红旗周报》第35期）最终，为蒋介石集中兵力打垮“福建政府”，然后再将红军逼出中央根据地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后来曾就此事尖锐指出：“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无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授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57页）毛泽东痛斥那种排斥友军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为“孤家寡人的策略”，它“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可争取的力量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了，这就“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与国民党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教训，我们党在军事统一战线问题上成熟起来。毛泽东为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友军的合作问题制定了正确的方法与原则。他要求与友军接洽的同志以“谦逊的态度”对待友军，向友军“请教各种情况”，指出：“为达到扩大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与各统一战线的地方工作当局协商。群众工作的进行，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一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30页）在对待配属八路军指挥的国民党友军的问题上，毛泽东又提出：“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0页）

上述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军事统一战线中对友军工作的联合原则。毛泽东不仅强调了对友军谦逊友好的态度，而且详细指示了与友军合作中的具体方法，其诚挚团结的愿望溢于言表。也正是在这种发自内心的联合行动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合作中产生了许多团结抗日、感人至深的战争场面。1937年10月，国民党军在太原保卫战正面战场浴血奋战，八路军则全力突击日军侧翼与后方，配合友军作战。第一一五师继平型关战役以后，向察南、冀西之敌展开进攻，多次袭击日军后方运输部队，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第一二O师则向进攻太原日军的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一度切断了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线；第一二九师先头部队七六九团在忻口会战中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24架，使日军空中优势一时受损。忻口、太原作战历时1个多月，国共两军密切协作，歼敌2万余人，对抗日战争的整个战局产生了深远影响。1938年初，在国民党组织徐州保卫战期间，朱德、彭德怀作为国民党第二战区东路军总、副指挥，率领八路军一部和配属其指挥的国民党友军在华北一带积极活动，就在国民党与日军进行台儿庄大战前后，朱德、彭德怀率领我华北部队集中力量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坚决拖住华北日军，不使南下支援徐州敌军。因此，国民党高级官员陈诚在总结台儿庄胜利原因时指出：山西境内我20万军队有力牵制华北日军，使日军5个师团不敢远离同蒲路沿线一步，所以，台儿庄之胜利，“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在军事统一战线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他说：“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从前人说：读诸葛亮出师表面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44页）

即使少数国民党顽固派在国共统一战线内部制造磨擦挑起军事冲突时，毛泽东仍然强调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下，尽力争取中立者，孤立少数顽固派。他在苏北新四军反磨擦斗争中指出：“凡阻碍抗日进步势力发展并向我攻击之反动势力与顽固派，我必须坚决反击之，对于这种人，原则上决不能丝毫让步。而我应极力争取并与之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乃是进步的与比较进步的势力。对于中间努力如于学忠李明杨等。我应采取中立他们的政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10页）在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发动了大规模屠杀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以后，当日寇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时，毛泽东仍然提出了“以德报怨”，“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的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29页）

总之，军事统一战线的基本要求是联合，即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中国革命战争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在敌人营垒中，应当充分利用矛盾，分化与瓦解敌军，扩大我们的统一战线。在争取友军的工作中，应当区分各种情况，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制定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与政策。对于少数敌对分子，应采取孤立打击政策，但是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原则。

毛泽东的“借刀杀人”高明之计，利用敌人的力量去攻击敌人，亦即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经济力量乃至敌人的智谋等进行离间，逼使对方从内部崩溃，而不动一兵一卒而坐收渔利，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可见他的谋略之妙。

二、借别人的手实现自己的目的

“借刀杀人”是自己不动手而利用矛盾，借助第三者的力量，攻击敌人，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没有比它更高明的做法了。

1935年秋冬，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抗日大局，为了实现西北地区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停火，毛泽东几次派汪锋等人前往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谈判，利用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

为了让汪锋掌握与对手谈判的方针和技巧，毛泽东就如何利用矛盾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等问题，与汪锋进行了多次谈话。毛泽东指出：敌人的阵营中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这就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国内政策就要作适当的调整，我们要改变限期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开明绅士，要争取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要争取地方势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不要往后看，对过去他们干的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看他们生活怎样腐化，只要现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

在具体分析西北军与东北军的现状时，毛泽东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地方势力，是受蒋介石排斥和打击的，蒋介石让其打红军，为的是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这些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是不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军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运用“利用矛盾”策略，积极开展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工作，促使他们最终转变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结果。

打败对手不一定要去硬拼，要学会借力，只要借的恰当，他人之力更具有杀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