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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建国初期的沉寂
一、解析林彪拒受出兵朝鲜帅印之因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插足中国的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6月30日,又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给美国及其所纠集的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任命美国驻远东军队的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进一步扩大侵朝战争。
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柴军武,直接向中国方面提出关于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请求。同日,以金日成和朴宪永名义致函毛泽东,请求中国出兵援朝。信中写道: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1950年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火从鸭绿江边烧到中国东北,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
以麦克阿瑟将军为代表的美国好战势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公然宣称鸭绿江不是中国和朝鲜的国界,也不是美军推进的终点,企图将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
面对这样的紧急局势,是否出兵,共和国领导人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打,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将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况且对手是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国。1950年,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十分悬殊:美国钢产量八千七百七十二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二千八百亿美元,中国的钢产量只有六十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一百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还相当落后,海、空军还处于初创阶段。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的直接对峙?美国轰炸重工业基地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问题,稍有疏忽,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而一旦坐视不管,朝鲜将很快沦亡,新中国的东北门户将会面临着美国的直接威胁。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于1950年10月初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对是否出兵,多数人持慎重意见。
在1950年10月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大多不赞成出兵或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存在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
另一种意见是积极主张出兵援助朝鲜。理由是,我们准备不够,帝国主义集团的准备也是不够的。他们想以打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借以争取一些动摇的国家。如果我们不积极出兵支援朝鲜,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就会高涨起来,亲美派就会更加活跃。如果让美国侵占朝鲜,对我们就是一个直接威胁,它就会把兵力转向越南、缅甸,到处搞鬼,我国就将陷于被动,国防、边防都处于不利的地位。三五年以后再打,让我们松口气,当然好,但三五年以后再打,我们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一点工业,到那时还会被打得稀烂。那时美国可能把日本、西德都武装起来了,这样制止侵略更不容易。
“两害相衡取其轻”,出兵还是利大于弊。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因为朝鲜的存亡和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出兵朝鲜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而是事关中国切身利益的自卫必要性所决定的。毛泽东思之再三,煞费苦心。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中国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毛泽东最后拍板决定出兵,得到了政治局的同意。
1950年10月6日,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因事未到会),林彪发言说:“打仗打仗,我们打了几十年仗了,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人心思和啊。现在再去出兵打仗,可是不得人心啊。国家刚解放,国内经济这么个烂摊子,军队的破枪旧炮还没有改装,还有土匪在活动,自己顾得过来吗?还要出去打。再说,对国民党作战我们有把握,打美国的现代化,还有原子弹,我们行吗?我看中央还是要慎重考虑,稳妥行事。”
听了林彪的发言,周恩来严正地指出: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当周恩来把林彪在会上的意见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气愤地说:“他有他的一千条道理,一万条道理,驳不倒我们的一条道理,那就是我国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唇亡齿寒,不论就国际主义来说,还是爱国主义来说,我们都不能见死不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个光荣传统和美德,即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我们应该发扬它。”当听说林彪对美国的原子弹有些顾虑时,毛泽东说:“美国有原子弹,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它打它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们坚决相信,我们的手榴弹,最后一定可以打败美国的原子弹。有些人只看到美国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厉害,不懂得它在广岛的爆炸毁灭的也是它自己,归根结底不是原子弹消灭人民,而是人民消灭原子弹。我相信原子弹无非是个纸老虎。”
中央决定出兵,谁来执掌帅印?毛泽东准备派林彪带兵出征。当时林彪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建东北边防军时抽调的大多是原第四野战军的军队,由他指挥比较顺当。志愿军将来的后方东北地区又是解放战争时期第四野战军的老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林彪都比较熟悉。在各战略区指挥员中林彪年纪又最轻,当时只有44岁,又善于打硬仗、大仗,毛泽东曾赞赏说:林彪打仗又狠又刁。
然而,关键时刻,林彪托病推辞了。他说自己近来身体很不好,恐怕担负不了统帅大军的重任,请求毛泽东派一名比他更健康、指挥能力更强的同志去。或者先让别人去指挥,等他治疗一个时期,身体稍有好转后,立即赴朝。同时,林彪推荐了彭德怀。
相比之下,彭德怀对出兵朝鲜,态度鲜明而坚决,他在10月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出兵援朝是完全必要的。打烂了,无非是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重兵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经毛泽东提议,政治局会议通过,彭德怀临危受命,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而当时彭德怀的身体并不很好,胃病、关节炎、痔疮折磨着他。他因事前毫无准备,北方已是寒风刺骨,他仍然身着从西安穿来的单衣,四处奔波,直到渡过鸭绿江,才换上朝鲜人民军送来的军装。
毛泽东对自己非常器重的林彪打退堂鼓很不满。当彭德怀问毛泽东:“主席,林彪现在怎么样?”毛泽东大手一挥:“不谈他,不谈他。他这个人打起仗来,谨慎有余,胆量不足,不谈他。”
毛泽东事后又反复提到:给林彪发转业费,让彭德怀管国防部。
长期以来,人们对林彪拒绝毛泽东提出让他统帅志愿军一事一直迷惑不解,有人认为他是重病在身,不便戎行;也有人怀疑他是贪生怕死,不敢挂帅。这些判断未免片面、简单。林彪身体不好是实情,但也没有病到不可出征,这显然不是充分的理由。1953年,党中央派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賞给林彪看病,傅连賞组织了名医,给林彪会诊。经全面检查,诊断结果未发现重要器官发生严重器质性病变,林彪怕风、怕光、怕水等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也与他使用吗啡有联系。毛泽东批评林彪将自己的病看得太重了:“别的事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
从老同志的分析来看,林彪拒受帅印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林彪反对出兵朝鲜,存在着畏难心理,对中朝两国力量估计不足,害怕引火烧身。
林彪在是否出兵援朝问题上一直唱低调。他认为当时国内战争刚结束,各方面都还没有就绪,美国是最强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林彪是反对出兵朝鲜的。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奇怪得很,过去我们在一起共事,还没有看到他害怕到这个程度。”
“九一三”事件后,邓小平在给毛泽东信中,谈到林彪拒绝到朝鲜作战:“从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
其二,更重要的原因是,林彪对出兵援朝信心不足,担心打败了,影响自己的名望和威信,半世英名付流水。况且,到朝鲜作战条件十分艰苦。就是打胜,自己也被折腾苦了。从个人的利益考虑,林彪不愿执掌帅印。从林彪的这一表现可以看出,这时的林彪已经不同于战争时期了。
二、高饶事件中的林彪
林彪拒受抗美援朝帅印后,虽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但没有做多少工作,一直在养病。1953年,党内发生了高岗
、饶漱石
的严重事件。林彪也卷入其中。
1952年前后,为了加强中央领导层的力量,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来。担任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于1952年底被调进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有“经济内阁”之称,和政务院平行,是个非同小可的单位。在高岗前后调入北京的还有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的第一书记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的第三书记邓子恢(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北局的第二书记习仲勋(主管政务院文教卫生工作)。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的主要负责人均已调到中央工作,当时政界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一马”自然就是指地位显赫的高岗了。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已取得胜利,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等民主改革措施也已取得预期效果,一切表明,新中国已牢牢站稳脚跟,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曾考虑国家体制是否采用苏联的部长会议体制,中共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和总书记。毛泽东还曾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主张。高岗、饶漱石的政治权欲和野心急剧膨胀起来,认为这是进行权力再分配的好机会。
高岗了解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与刘少奇有不同的看法,他错误地估计刘少奇已经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的工作,高岗知道由于“新税制”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因而高岗错误地认为周恩来总理已不被毛泽东信任。
在这种错误的估计下,高岗、饶漱石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妄图取而代之,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在1953年夏的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会外,他们散布流言,污蔑刘少奇有“圈圈”,周恩来有“摊摊”,并扬言要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高岗还散布所谓“军党论”,将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且把他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是掌握在所谓“白区的党”的人们手中,因此应当“改组”中央。高岗搜罗了刘少奇的一些讲话,集中起来作为攻击的炮弹,说刘少奇犯有对资产阶级、富农投降的原则错误,是路线斗争。他指名道姓地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并不成熟。12月,毛泽东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
高岗、饶漱石还抓住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大做文章。其实,这个名单是在高岗向安子文转达了毛泽东同他的谈话内容,说中央政治局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的背景下草拟的。安子文将草拟的名单给高岗看过,也向饶漱石谈过。但高岗疑神疑鬼,认为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向他进行试探的。高岗在高级干部中就这个名单有意进行挑拨,本来名单既写有薄一波,又有林彪,他却编造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连朱德也没有,企图在高级干部中制造不和。
高岗觉得实现自己的目的还得争取实力派的支持。他认为全国六大行政区,东北区和华东区已有把握。中南区、西南区的林彪、邓小平,举足轻重,应极力争取;陈云长期主管组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管财经,也应拉拢。
高岗首先找到林彪。
林彪与高岗曾经有过共事关系。就党内和国家领导职务来看,高岗都高于林彪。高岗是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而林彪不是。但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高岗却是林彪的副手。因为战争的需要,中央对林彪采取了极为信任的特殊任命:东北局第一书记由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林彪担任,而政治局委员彭真、高岗、陈云却只是东北局的常委。新中国成立后,高岗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林彪只是个委员,从国家领导职务上看,高岗就远在林彪之上了。
1953年林彪在北京、杭州养病期间,和高岗往来密切。1953年10月,高岗特地到杭州和林彪商量中央人选名单,军队八大代表团名单等。叶群也常代林彪到高岗住处谈政治问题。林彪吹捧高岗政治上很强,将来是党内了不起的人。高岗吹嘘林彪是常胜将军,在军内外、党内外有崇高威望,可以担当重任,甚至还提出准备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11月末,林彪交给高岗妻子一封信,要她亲自交给高岗,不要丢了,也不要和其他人讲。
高饶事件被揭发后,到1962年叶群又对高岗妻子编造说:那封信是林彪批评高岗搞地下活动是危险的,不让别人知道是想让高岗偷偷改了。说高岗当年在杭州给林彪看中央人选名单,林当时曾批评高岗说这是非法的活动。实际是叶群怕中央追查高、林关系,而授意高岗妻子统一口径,编造情况欺骗中央,掩盖林彪参与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事实。
党中央对林彪参与高岗某些活动也有所察觉,并派陈云去做林彪的工作。毛泽东让陈云转告林彪:“不要再支持高岗了,否则,我们就和你决裂!”
后来的事实表明,林彪听取了陈云的意见,没有公开支持高岗。林彪向党隐瞒了许多和高岗勾结的重要情节,高岗自杀后又死无对证,中央未予深究。
1954年3月15日,毛泽东和陈毅谈到高、饶时,毛泽东讲“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
毛泽东在这里是否指林彪,不得而知。林彪参与高岗的阴谋活动,暴露出他是有政治野心的。
“九一三”事件后,在对林彪的揭发批判中,林彪和高岗的关系问题被提了出来。1972年6月6日提审彭德怀,审讯林彪和高岗的关系问题,并要彭德怀写揭发材料。专案组走后,彭德怀对人说:“他们要我写林彪和高岗的材料。我不清楚。”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被批判为“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分子”。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讲到这一问题,他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
高饶事件被揭露后,林彪有所收敛。从这时起,林彪就小病大养、“琢磨政治”了。这期间,由于养病赋闲,林彪读书涉猎面很广。他很注意历代开国功臣们的命运,他以阴暗的眼光来看待党内的政治生活,在笔记中摘录了“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的史评。他曾想到偏僻的贵州当个省长,以避开政治漩涡。他在读一本有关曹操的小册子,书中说到曹操当丞相后,自认为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时,在旁边批注一句话:“不要轻易骑上去”
。这不能说明林彪不想骑上去,也许是告诫自己不要轻易骑上去。这一时期他的处世哲学可以说是明哲保身。但从另一方面看,当时林彪的心态似乎也没有平静,他曾抄录过《三国演义》中赞扬刘备困处曹营“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的诗句。这似乎又意味着他只是在韬光养晦,以待时机。